寻找一个“君子儒” | 书同

梅光迪（1890—1945）留美时期照片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个人。这个人，他终生只做了两件事，读书和教书。他从乡村私塾，一直读到省城，再读到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继而漂洋过海，先后就读于美国的三所大学。计算下来，他的五十五年人生，差不多一半时间，都在做苦学生、穷学生。剩下的将近一半时间，他都在做另一件事：教书，从初设立的私立南开大学，到刚由南京高等师范转型组建的东南大学，继而又应聘到曾经就读过的哈佛大学，最后执教于国立浙江大学。临终前两个多月，他还在住所带病为学生讲课。

这样一个苦学生，一个穷教书匠，他却不看重物质，竟说过“让有一人非为金钱而来美”的极度清高的话；他也不稀罕所谓名誉，一生读书、教书，却不轻易落笔写书，到死也没发表过几篇文章。他的友人称他是“大的小孩子”；他的美国弟子引孔子的话，称他为“君子儒”。

这个人，就是第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现代教育家，“《学衡》派”创始人之一梅光迪。

《论语·雍也第六》记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大概这是“君子儒”一词最早的记载。对于“君子儒”，通常的解释是“高尚的儒者”。但也有各种别的解释。纵观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多种表述，如“君子不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还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可见释“君子”为“高尚的人”，大体不错。我在考订、撰写《君子儒梅光迪》一书时，大体上遵循上述关于“君子”的释义，努力还原一个“高尚的儒者”形象。

光绪十六年（1890年）农历正月初二，梅光迪出生于安徽宣城。他出生时，正赶上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朝末年，其一生之幸以此，不幸也以此。1910年，他与胡适、竺可桢等一同参加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试，因理科成绩不佳落榜。第二年继续奋斗，终于被录取。

《学衡》创刊号

因为创办《学衡》，以及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言之争，梅光迪被视为“顽固”“守旧”。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他重视国粹，但并不排斥西方文化（文明）。而他的重视国粹，实际上主要是偏爱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文思想。他曾作《孔子的风度》一文，赞孔子的人品为“极则”。据他研究，孔子最恨三种人：一为贪官蠹吏；二为自命放达、玩世不恭，而实一无所长者；三为乡愿，即所谓“德之贼”。他又引述英国大儒狄更生的话，分人为两种：一为禀性狷洁，专与众人立于反对地位，自取失败，自蹈祸机，一事之来，则左右顾虑，无实行能力，而于实行家之言动，则吹毛求疵，引起其热烈反感。自古大宗教家、大革命家、大思想家、大文艺家，皆属此种。另一种人，和光同尘、随时俯仰，以成功为其准则，故生于尚武时代，则为军人，生于宗教时代，则为僧尼，生于拜金之现代美国，则为银行家，为巨商。这第二种人，即中国所谓“乡愿”。

无疑，在做人立场上，他向孔子看齐，唾弃乡愿，一生要努力做一个重精神轻物质、重独立不附和的“正人君子”。

梅光迪全家福

1913年7月3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迪谓古今大人物为人类造福者，皆悲观哲学家，皆积极悲观哲学家。何则？彼皆不满意于其所处之世界，寻出种种缺点，诋之不遗余力，而立新说以改造之。孔、老、墨、佛、耶、路得、卢骚、托尔斯泰及今之社会党、无政府党人皆此一流。”还说，尚有一种消极悲观哲学家，以人世为痛苦场，为逆旅，而以嬉笑怒骂或逍遥快乐了之，如杨朱、Epicurus（伊壁鸠鲁——编辑注）及吾国之文人皆属此流。

但他的思想之新，还不仅于此。他说：“有悲观而后有进化。西洋人见人生有种种痛苦，思所以排除之，故与专制战，与教会战；见人生之疾病死亡，遂专力于医学；见火山之爆裂，遂究地质；见天灾之流行，遂研天学及理化。此皆积极悲观，因有今日之进化。吾国数千年来，见人生之种种痛苦，归之于天，徒知叹息愁苦而不思所以克之，此纯属消极悲观，所以无进化也。同一悲观，一为积极，一为消极，收效相反至于如是。明于此，即可知中西文明与人生哲学之区别矣。”还意犹未尽地说：“今人多谓西洋人生哲学为乐观，东洋人生哲学为悲观，而不知皆为悲观，特有积极消极之不同。此迪所独得之见。”

我1994年第一次走进梅光迪的故乡，那是皖南青弋江畔，一个叫西梅村的极普通的小村落。后来又沿着他求学、工作的足迹，去安庆，去上海，去南京，去杭州，去贵阳，去遵义，去美国，每一次探访，都似乎更走近他一步。2015年春，为纪念梅光迪逝世70周年，我写了《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一文，发表在文汇报“笔会”上。文章被在福州的老同学孙汉生兄读到，他建议我用这种体例和笔法，写一本梅光迪的小书，由他们来出版。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2017年夏，《君子儒梅光迪》书稿完成后，我来到遵义，见到梅光迪当年房东李筱荃的孙女李永颐。老太太已八十六岁，但思维敏捷，耳聪目明。她说：“梅光迪长得很帅，是个美男子，爷爷叫我们喊他‘光迪伯’，喊竺可桢‘竺爷爷’。”我说：“梅光迪与竺可桢是同年，都是1890年出生，为什么一个叫伯伯，一个叫爷爷？”她爽朗地笑着说：“我也不晓得噻。”

贵阳黔灵公园是梅光迪的长眠之地。墓地被一丛矮灌木遮蔽着，无声无息，如果无人指引，颇难发现。梅光迪的名字刻在一方石碑上，碑前放着几枝残菊。站在墓旁，我不禁想起竺可桢所撰挽梅光迪的对联：李杜文章陶明气节公自大名垂宇宙，黔山埋骨湘水招魂我来万里哭朋俦。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更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因为梅光迪，我有幸结识许多朋友，包括最早提议我写梅光迪传记的段怀清兄，编著梅光迪研究资料最多的眉睫老弟，帮助查阅《学衡》等资料的沈卫威教授，协助搜寻梅光迪藏书的李杭春先生，帮助联系梅光迪房东后人的周远德兄，等等，不能一一述及。在这些师友中，梅光迪宗亲梅铁山老师，梅光迪长孙梅务虚先生，给予鼓励帮助尤著。当我那天把《君子儒梅光迪》样书送到务虚先生手上时，一向不善交际的他，坚请我“一起去小馆子坐坐”，几天之后又电话告诉我说：“你把事情都讲清楚了。”这些点点滴滴，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让我时时想起梅光迪的“君子之风”。

“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这是梅光迪一贯坚持的“人学主义”的观点。他在1916年12月28日给胡适的信中说：

孔子之言曰，君子修其身，而后能齐其家，齐其家而后能治其国……欲改良社会，非由个人修其身，其道安由？……吾国之文化乃“人学主义的”（Humanistic），故重养成个人。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成君子（即西方之Gentleman and scholar or humanist也）。养成君子之法，在克去人性中固有之私欲，而以教育学力发达其德慧智术。君子者，难为者也。故无论何时，社会中只有少数君子。其多数乃流俗（The profane vulgar）而已。弟窃谓吾国今后文化之目的尚须在养成君子。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

浙大校刊纪念梅光迪专辑

这些话，是正当“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多数人以作政客为荣、以成富商为能的时代，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但其可贵处，也许正在此。他去世后，老同学、老同事竺可桢慨叹道：“目今贪污之风盛行，欲求名利而不孳孳以求已属上乘，而何况不要名乎？但因陈义过高，故曲高和寡。”忘年交贺昌群说：迪生人品狷洁高华，而不失可爱，是一个“大的小孩子”。他具有政治家的胸襟，而绝不想也不宜做一个政客，做政客，必具三条件：一要身体好，个人的时间精神乃至饮食起居，都不由得自己支配；二要有口辩，临机应变，应对如流，内容尽管空疏，甚至无中生有亦可；三不可有学问，有学问必辨是非真伪，不能寡廉鲜耻。而此三者，迪生无一具备。

哲人已逝久矣！行文至此，我的耳畔似乎再次传来百年前那个声音：君子愈多，社会愈良；君子愈多，社会愈良。

                     2019年11月7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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