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的第16个中文译本 | 冯玮

文汇报记者叶辰亮摄于上海博物馆“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

  “术业有专攻”。外文的专业学术论著最好由专业人士翻译，是学界共识。但学界还有种说法：专业人士做翻译，无异于做“慈善”。因为，学术评价体系和稿酬制度，明显有“鄙视”译著之嫌。所以，自2008年翻译出版了《昭和时代见证录》后，无论英文和日文，我都再没有翻译片言只字。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邀我重译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简称《菊与刀》）。他们认为，我通晓英语和日语，长年研究日本，是承担这项工作的“绝佳人选”。经过考虑，我接受了这项邀约。

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1948年由东北大学英语课教授长谷川松治译成了日文，并在1967年进行了修订。1974年，黄道琳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繁体字版《菊花与剑》，由中国台湾华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87年，由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合译的该书第一本中文简体字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迄今为止，《菊与刀》已有15个中文译本。中文译本是按照原著还是日文译本翻译的？为什么我要再次重译？理由很简单：原先的译本存在诸多错讹。这些错讹既影响读者理解原著，也影响读者了解日本。我作为日本的专业研究者（编注：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有责任进行匡正。

一、《菊与刀》及其现实意义

《菊与刀》这本由外国人撰写、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的著作，1946年问世后即引起广泛关注，迄今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1948年，日本东北大学长谷川松治教授将此书译成日文，由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1951年，《菊与刀》被收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1967年，《菊与刀》由长谷川松治修订后再版。迄今为止，该译本已重印95次。

日本《民族学杂志》1950年第5期，专门制作了《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给我们的启示》特辑。日本各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给予了《菊与刀》高度赞扬。法学家、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认为：“本书作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尽管作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之多和如此重要的事实，并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此外，绫部恒雄在《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序言里写道，“本尼迪克特是文化模式论的创始者，同时也是该学说唯一的推动者和促进者”。南博在《日本人论：从明治维新到现代》一书中指出，“本尼迪克特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剖析了连日本人自己也没注意的地方。可以认为《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是外国人写的日本人论中最杰出的一本”。 

当然，《菊与刀》也遭到了一些日本著名学者的批评。川岛宣武在赞赏的同时也指出，“《菊与刀》在试图结构性地把握日本文化的特质方面值得肯定。然而，她过于偏向‘静态考察’，缺乏‘动态考察’”。虽然这一批评相当中肯，但我认为，日本文化具有顽强的韧性，本尼迪克特的“静态考察”，对我们认识和了解今天的日本，仍不无裨益——

例如，她指出日本文化属于“耻的文化”，即人们很看重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而西方文化属于“罪的文化”，强调内省和自律。直到今天，“不给他人添麻烦”以免遭他人侧目，仍是日本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例如，《菊与刀》第三章的标题就是“各得其所”，即强调每个人的言行与地位、身份相符。今天的日本社会依然是“纵向社会”，“等级意识”在日本社会须臾不可忽略。日本人见面递名片，主要就是为了明确彼此的身份即“等级”。

例如，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有时循规蹈矩，有时放浪形骸。今天的日本人不依然如此？例如，日本人在战时拼死相搏，战后却对占领军顺从配合，令盟军感到意外。究其原因，除了天皇的威望，更因为日本人有“迷途知返”的国民性。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和魂”始终不变。“和魂”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以强者为师，与强者为伍”。

二、原著中的讹误

1961年6月，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在题为《〈菊与刀〉的国家：论外国人的日本观》一文中指出，“由于本尼迪克特毫无批判和鉴别地运用资料，因此在许多地方造成讹误”。他指出，“八纮一宇是军部利用明治之前的国学，进行对外扩张的妄想，而本尼迪克特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本尼迪克特是否真那么“无知”，我不敢妄断。但《菊与刀》存在一些错讹，属不争事实。我作为一名专业研究人员，可以依赖专业知识纠正原著中的讹误。这是我重译《菊与刀》的重要原因。以下试举几例原著的错讹：

作者写道，“1862年，日本拉开了结束封建锁国时代的帷幕。一个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藩（鹿儿岛县）被杀”。实际上，这起事件于1862年9月14日发生在横滨生麦村，史称“生麦事件”。当时，四名骑马的英国人遇上萨摩藩实权人物岛津贵久的仪仗队，不仅没有下马，而且有匹马受惊闯入仪仗队，令本已愤怒的武士挥刀砍杀，造成一死二伤。因为是萨摩藩武士砍死了理查森，本尼迪克特误以为发生在萨摩藩。本尼迪克特说，“‘生麦事件’就是英国为惩罚萨摩藩而炮轰鹿儿岛港”，也不确切。英国为惩罚萨摩藩而炮轰其港口街道，史称“萨英战争”。

作者写道，“明治的政治家们非常清楚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当时遇到的问题征询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然而，木户孝允1877年5月26日去世，1880年怎么可能被派赴欧洲？实际上，当时被派赴英国的是金子坚太郎子爵，而且是1889年。这一年他携《大日本帝国宪法》英文未定稿前往欧洲，会见了斯宾塞。

作者写道，“‘仁’在日本被排斥在整个伦理体系之外，完全不享有‘仁’在中国伦理体系中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的读音是jin，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必具有‘仁’的品格‘施仁政’或‘行仁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七世纪初圣德太子推行改革，建立“冠位十二阶”，即用六种深浅不一的帽子颜色划定官员级别，就是以“德仁义礼智信”命名。第56代惟仁天皇以后，天皇的名字大都带有仁字。第100代干仁天皇以后，除第109代是女天皇兴子、第117代是女天皇智子，其余天皇的名字都是“×仁”，直至当今第126代天皇德仁。怎么能说，“‘仁’在日本被排斥在整个伦理体系之外”？

作者写道，“妓女都住在合法经营的妓院”。实际上，从1528年公娼制正式建立到1958年《卖春防止法》实施，卖淫在日本虽然合法，但限于规定区域——“游廓”。大多数妓院都以“茶水屋”等“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经营。作为私娼卖淫场所的“江户四宿”，即新宿、板桥、品川、千住，也属非法经营。称“妓女都住在合法经营的妓院”，显然是错误的。

三、日译本的讹误

《菊与刀》的原型，是本尼迪克特1944年应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撰写的报告，题为“日本人的行动方式”。1946年，本尼迪克特对这份报告进行修改后，以《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的书名发表。2012年，《日本人的行动方式》日文本译者福井七子撰文称，“中文译本大多数参考了1948年长谷川松治的日文译本，而且无视原文，随意添加删减处颇多”。由于中文译本仅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注明“本书据美国波士顿河畔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英文版和东京社会思想社1967年出版的长谷川松治译日文版译出”，其余版本均未见版权说明，福井七子的指责是否属实，难以判定。但我注意到，中文译本的一些错讹和日文译本的错讹完全一致。可以认为，日文译本是中文译本错讹的源头。本着“言必有据”的原则，试举两例。

“忠犬八公”的真实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八公”是一条秋田犬，1924年被他的主人上野秀三郎教授带到了东京。有着狗“忠诚”秉性的八公，每天早晨目送主人上班，傍晚跑到涩谷车站等候主人回家。一天，上野秀三郎在学校里突然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但“八公”依然每天去涩谷车站等候主人……后来，八公也去世了，人们在涩谷车站为它塑了一尊雕像。这座雕像今天依然矗立在涩谷车站的入口处。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第五章中叙述了这个故事。她写道，“日本小学二年级课本有一个小故事，题目叫‘不忘恩’，就表达了这个意思。Hachi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它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1935年12月发行的日本普通小学教养课教材第2册，确实有这个故事。“八公”日文发音是Hachico，但没有去过日本、不懂日文的本尼迪克特，却错写成了Hachi，而长谷川松治教授则未加匡正地译为ハチ（Hachi），以致很多中文本译者以讹传讹译为“哈奇”或“哈齐”。 错译的只是一条小狗的名字，反映的却是对日本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

原著第八章标题是“Cleaning One’s Name”，长谷川松治教授译为“污名をすすぐ”（“洗刷污名”）。或因为受日译本的影响，中文译本该章的标题也均与“洗刷”有关。例如，国内S出版社的译本是“洗清名声”；T出版社的译本是“洗刷名誉”；Z出版社的译本是“澄清名声”。但是，本尼迪克特在本章开宗明义写道，Cleaning One’s Name，“就是使自己的名誉不受玷污的责任”。应该怎么做？作者写道，“一个自尊的日本人必须坚忍不拔和自我克制。”例如，“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面对痛苦和危险时必须镇定自若”。很显然，“Cleaning One’s Name”的本义是对名誉的“维护”，不是或不仅是名誉遭损后的“洗刷”。因此，我译为“名誉保洁”。 

原著第九章的标题是“The Circle of Human Feeling”。英语feeling主要有两个义项，一是感受，二是感情。作感情解是复数feelings。长谷川教授显然忽略了这个细节，将该章标题译为“人情の世界”。或受日文译本影响，所有中文译本均大同小异地将“human feeling”译为“人情”。例如，F出版社的译本是“人情世界”；M出版社的译本是“谨遵的人情世故”，S出版社的译本是“人之常情”；T出版社的译本是“人类情感的圈子”；Z出版社的译本是“情感天地”。  

必须指出，“人情”一词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意为人之常情、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情面等。原著作者在该章中论述的，显然不是“人的感情”，而是包括“享受”和“忍受”两方面的“人的感受”。她写道，“日本人在生活中相当重视洗热水澡，视之为享受”。“按照日本人的看法，非自愿的绝食——断食，能够考验一个人意志是否足够坚强”。“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感官享受。”因此，我将这一章的标题译为“人的感官世界”。

四、不可或缺的译注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翻译标准，即“信、达、雅”，得到广泛认同。但我认为，除此之外，辅以必要的译注，也是衡量译著优劣的标准。

日文译本和中文译本，均有很多词不达意之处。例如，原著第十一章标题是“Self-Discipline”，日译本为“修养”。中译本没有跑偏，均译为“自我修炼”或“自我训练”。但该章有一个关乎日本人“自我训练”方式的关键词“expertness”，日文译本和中文译本大都未能通俗易懂地表达原义。原文是，“在以培养‘能力’为目标的自我训练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境界叫expertness。日本著述者在论述expertness时，没有向西方读者解释清楚何谓expertness。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西方学者，则往往对其不够重视”。

Expertness这个词，长谷川松治教授译为“练达”。M出版社和S出版社等中文译本，也译为“练达”。F、J、S、T等多家出版社的译本译为“圆熟”；另有一家出版社的译本译为“当行”，等等。何谓“练达”？中文释义是“指阅历丰富，通晓人情世故”。但是，本尼迪克特所谓的expertness，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完全贯通，毫无阻隔’的体验，犹如正极直接导向负极的电流。没有达到expertness境界的人，意志与行动之间存在像绝缘板一样的障碍物”。因此，我将该词译为“通达”。至于译为“圆熟”“当行”是否正确，留待读者诸君判断。

《菊与刀》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作者引用了一些西方典故。但是，这些西方的著名典故，可能使中国读者不知所云。例如，作者在第十章引用了两个《圣经·新约》中的典故。其一，他写道，“谈论复仇必要性的人说，‘复仇须自重’，并不是说‘在敌人头上堆起了燃烧的木炭’”。我为此加了译注：“在敌人头上堆起燃烧的木炭”，典出《圣经·新约》保罗致罗马人书：“你的敌人若饿了，请给他吃。若他渴了，请给他喝。这样，你就在他头上堆起了燃烧的木炭”，意谓“以德报怨”。其二，作者写道，“按照我们的经验，人是‘依其秉性’行动的。我们区分绵羊和山羊，是根据其诚恳还是奸诈，喜欢集思广益还是固执己见”。我也加了译注：“我们区分绵羊和山羊”，典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称与牧羊人区分绵羊和山羊类似，耶稣将聚集在他面前的民众，分为应该称赞的人和应该诅咒的人。之后，人们常藉此形容对不同的人的区分。

同样，有些日本社会文化知识，很多中国读者也可能陌生。例如，作者在第十一章中写道，“日本佛教各宗派中，最世俗化的宗派的僧侣也娶妻生子，享受天伦之乐”。我为此加了译注：“‘最世俗化的宗派’是日本独创的净土真宗。净土真宗的始祖亲鸾主张‘僧俗一如’，即僧和俗不必划分得那么清楚，遵守那么多清规戒律，可以‘肉食带妻’即吃肉娶妻。”再如，作者在第十二章“儿童教养”中写道，“小学高年级孩子有时会在家里‘谨慎’，反省”。文中“谨慎”一词，用的是日语发音“kinshin”。我为此加了译注：“‘谨慎’是日本独特的一种处罚，类似于禁闭。按照规定，‘谨慎’期间不得外出，白天不得开门。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也曾受过这种处分。”

另外有些词，虽然是汉字，但在汉语中没有对应词。例如，作者详尽论述了日本人的“義理”。她这么写道，“日本人常说，‘义理最难承受’。如同一个人必须尽‘义务’一样，他也必须尽‘义理’。”她用的是“義理”的音译Giri。她解释道，“英语中不存在与义理相同的词”。何谓“义理”？《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言论或文章的内容和道理”。《广辞苑》关于“義理”的释义，一是“为人处世的正确行为”，二是“即便不悦也不得不采取的行为”。所以，我认为如F出版社的中译本，将第八章的标题生拉硬拽地意译为“对名誉的情义”，是错的。但是照搬“义理”这两个汉字，也容易产生歧义。我的做法是依然使用“义理”二字，辅以《广辞苑》中的释义。为什么这么做？我举个例子：日本人称岳父岳母或公公婆婆为“義理の父”“義理の母”，即便不悦也不得不孝敬。和《广辞苑》关于“義理”的释义相符。我重译的第16个中文版《菊与刀》，共有108个译注。我认为，这些译注对读者理解原著和了解日本社会文化，是不可或缺的。

一些中文译本的确存在不少低级错误。例如，S出版社的中英文对照本，居然将第三章中的Barbarian-subduing Generalissimo，即“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译为“征服野蛮人的大元帅”。F出版社的译本将第十一章中的Swamis，译为“印度教牧师”，殊不知“牧师”是新教神职人员，原意是“牧羊人”。印度教的Swamis含义很广，可以是专家学者或先知贤哲，但肯定不是“牧师”。我的处理办法是音译并加译注：“斯瓦米（Swami），在梵文中的原意是‘出家人’，是对学者、专家等的一种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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