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王智量先生 | 陈晓兰
新年的第二日的夜晚，传来王智量先生离世的噩耗。
近三年来屡屡想去看望他老人家，但一想到要穿越半个城市与陌生人隔空密接与次密接带来的诸种麻烦和危险，也就作罢。2022年4月的一天，拨通了王智量先生家的电话，惊讶地发现他已经重听，连电话也听不清了。他说“我听不见，你跟吴老师说吧”，就把电话递给了吴老师。得知他们二老一切还好，也就放了心，计划待一切恢复正常以后，一定要去看望老人家。总以为他永远在那里，想见就可以见到的……
当我不在人世时，当原先是我的一切都已散为尘埃时……啊，你大约会活得比我更长久，——求你可别来到我的坟前……你在那儿是无事可做的。请别忘了我……然而也别在每日的烦恼、快乐、困苦当中去记起我。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不想妨碍它，使它不能静静地流。但是，当你独自一人时，当那悄悄的和莫名的哀愁，那一切善良的心灵都那么熟悉的哀愁，向你袭来时，请你拿起一本我们心爱的书……
我拿起屠格涅夫《散文诗 帕拉莎》，这是王智量先生晚年最心爱的一本书，他在“致读者”中称它为“绚丽多彩的书”：“不译不足以满足我的感情，不译不足以表现我对它的爱有多么深。因为它是美的、丰富的、挖掘不尽的。”我的书架上放着两个版本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但却在馈赠者不在人世时，这首《当我不在人世时》才第一次击中受赠者。当他在人生的暮年，把屠格涅夫在人生的暮年创作的以“衰老”为主题的诗篇转化成中文时，他是寄托着对于自己一生的多少回忆和生命随时消失的哀思啊。
他在“译序”中说：
《散文诗》中尤其真挚动人的，也许要算其中那些满溢着伤感的、描述老年心情的篇章吧。1882年《欧洲导报》上最初发表前51篇时，作家为它们所定的总题便是《衰老》（Senilia）。读者读到这些篇章时，我们仿佛面对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他那力求继续为其人生奋斗而又力不从心的哀愁深感同情。这是一位多么热爱生活又眷恋人世的老人，但是死神却时常在恐吓他，威胁着要带走他……而展望未来，将只会是自己的死亡和别人的空洞的怀念。
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智量先生赠予的画。那是几年前他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病房里，画在一次性的餐盘上的，两幅兰花，一束菊花，四只虾，还有一幅无题画：一只虾被四只围攻，远处的两只急急地前来，它们各个身躯偾张，除了中间被围攻的那只。我们称它为“虾（瞎）斗”图。
在我的书架上，这里那里散落着智量先生馈赠的书，现在我把他们都聚在一起：《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叶甫盖尼·奥涅金》（花城出版社2012），《双子星座——帕斯捷尔纳克诗选》（花城出版社2012），《屠格涅夫散文诗》（花城出版社2013），《智量文集》（2013）全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此外，还有他与谭绍凯、胡日佳两位先生合编的《托尔斯泰览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他与多人合译的汤因比多卷本的《希特勒的欧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我于1990年认识王智量先生，那年中国比较文学年会在贵阳召开，会后，王智量先生访问贵州大学，与我的硕士导师胡日佳先生和我们几位在读学生聚餐畅谈。那时的王先生已是一头白发，高大的身躯，爽朗的笑声，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王先生鼓励我们多读书、多做翻译，并问我们有没有翻译的东西。我那时沉迷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就把一篇翻译的习作拿给他看，他回去后便推荐给《文艺理论研究》，很快便刊发了，这对一个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学生而言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硕士毕业后，我到兰州大学工作。1995年，我意外地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光华先生那里收到了王先生辗转带给我的小说《饥饿的山村》，也即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94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刘先生是王先生的同辈人，他们在一个会议上相见，王先生就托他把随身携带的这本书带给我。记得当时刘先生看到我时有点惊讶的样子，也许他原以为受赠者应该是他们的同辈人吧。的确，以我当时的阅历，是不能够理解这部书的意义的。既然它是以上世纪60年代的甘肃为历史背景的，我就写了一篇简短的书评发表于《兰州日报》，文章自然是写得不得要领，王先生看到这篇书评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论及作品的主旨以及知识分子、现实主义等等，而这些问题，也只有随着我们年岁渐长、对于人世间有了切身的体验后才能够真正理解。我属于60后，过渡的一代，有更多的机会聆听父辈们的历史记忆，但他们刻骨铭心的经历，于我们而言，依然不过是别人的故事。初从大学走向社会，工作、生活诸种压力，迷惘彷徨，无暇他顾，与王智量先生的联系后来也就中断了。
再次见到王智量先生已是2008年5月，贾植芳先生的追思会上。时隔18年，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当他听到我的名字时，特意转过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似乎在问：“你在上海，为什么不来看我呀？”我低下了头，感到愧疚。2009年春节，我和胡日佳老师、师母一起去拜访了王智量先生。爬上华东师大一村老旧楼房的四楼，惊讶于他那据说只有41平方米使用面积的狭窄逼仄的居住条件，书挤占了几乎所有的空间，即使是书房的书桌上也堆满了书籍画具，只留下中间一点空处用于日常翻译、写作、绘画。海阔天空的谈话、遥远的星空往事、远离世俗生活的文学世界、爽朗的笑声，使主人和客人忘记身在何处。王智量先生也未在客人面前流露出丝毫窘迫，似乎这些都是极其正常的。问他过得好不好，他说:“好，我现在什么都不干，每月还有几千块钱，你说还有什么不好的？”1996年，王先生从华东师大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将全部精力投入翻译工作——于他而言，翻译、写作已不是工作，而是日常生活本身。
王家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屠格涅夫肖像，下面有一行题字：“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这句格言被他视为座右铭，出自屠格涅夫于1878年4月创作的散文诗《生活规条》其一，全文四五十个字：
你想要安宁吗？去跟人交往，但要独自生活，什么也别去参与，什么也别去怜惜。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
王智量先生的一篇赏析传达了他的理解：
这是孤独者在生活中为自己选定的人生态度，是他从冷暖人情和炎凉世态中得出的痛心经验，那种阴森可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不遭痛苦就不能享受到幸福甜味的生活的真谛。这是作者在痛苦地总结自己的人生感受，倾吐他沉重的孤独感。
除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外，智量先生所翻译的作品大都是在他后半生完成的。他在盛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对于人生的思考，使他深切地领会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他常常说自己与这些作家心灵相通。可以说，他的翻译是融入了他个人生命感悟的再创作。
王智量先生自己的创作亦深受俄罗斯作家的影响。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中那个负伤的、软弱的知识分子，他真挚的情感、深切的良知、丰富的内心与其行动上的软弱无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在任何事务上都没有发言权，甚至缺乏行动的胆量，在人们的疾苦面前保持缄默。他使我们联想到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小说对于这个知识分子的矛盾性的忏悔式表现，对于农村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对于富有鲜明地方色彩的西北自然风光的象征主义描绘，都体现了作者所熟悉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这部小说的开头，便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篇《老妇人》异曲同工。贾植芳先生在为这部小说所写的序中指出：“作者那深湛的俄国文学的素养，不仅锻炼了他的描写功力，而且使作品更富于独特的文化和美学意蕴。”
写于2000年初的自传体作品《人海漂浮散记》，是王智量前半生个人生活的历史性的记忆，是让自己和自己的过去面对面，当然这种面对是一种痛苦。他在“后记”中说：“因为写得太伤心神，每每会‘泪沾襟’，实在无法写下去，便就此卡住，再也坐不到电脑前。……因此，搞得像一个残稿似的。”这部作品尽管是以作者前半生的个人经历为核心线索，但又不是纯粹写自己，更主要的是记述在一个人的至暗时刻，所遇到的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正是这些人的善良和实际的行动，拯救了落难者。这些人是她的母亲，是河北太行山区、西北黄土地上的农民、乡村教师，是上海码头的工人、里弄派出所里的户籍民警，还有同样处于人生低谷中的知识分子。作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恩的心情，抒写了这些人的美好人性，赞扬底层人民身上的“小的美德们”。
《人海漂浮散记》的第一篇“永远的忏悔”，历史背景是1940年，主人公是作者的母亲，逃难到后方靠种地艰难过活，儿子只是随便一封信告诉母亲自己身体不舒服，母亲便凑了几块钱步行十二个小时来看望儿子。当儿子看见像乞丐般的母亲时，却嫌弃母亲出现在同学面前。母亲懂得孩子的心思但不会有丝毫的介怀，更不会减少她丝毫的爱，但她也以最恰当的方式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她使得作者终生记着做人的朴素道理：“做人要有良心。人活着，不能心里只有自己。”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母亲都是作者最坚强的支柱，与儿子一同肩负命运的重轭。晚年的王智量先生，灿烂的笑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常常流泪，只为母亲。他不断地讲述由于自己的人生遭际，使母亲在晚年饱受饥苦，这是他无法摆脱的痛苦，愧疚折磨着他。
《人海漂浮散记》中所写的农民王良，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民的典型，面对下放劳动改造的“右派”，王良一家没有歧视只有同情，他们并不管右派左派，也不问他是否真的犯错，只是出于朴素的为人之道，善待别人，善待生命，自己贫困缺粮，却让外人吃饱，在危险的时候出手相救。作者写道：“他单纯、老实，善良得就像太行山上的土石草木一样，他是他周围平凡的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黄浦江边》在艺术手法上非常成熟，主要人物冯哥以及他身边几位临时搬运工的个性表现得栩栩如生。他们没有多少知识，没有固定工作，处于社会底层，但却有良心，讲义气，互助团结，对于读书人心存怜惜，对于别人的困难感同身受，不以抽象的道德标准审视别人。正是由于这些人善意的帮忙，使得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一次次绝处逢生。
晚年的王智量先生总是向来访者讲述着这些故事。当他不能再写、不能再译时，他就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然而，这回忆是多么沉重多么痛苦啊。“谁记住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因此，诚如俄罗斯作家爱伦堡所说：“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因为怀着对于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这个世纪太艰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忆的包袱，甚至连两次大战这样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变成了历史烟云。”因此，他要把目睹的人、岁月、生活记录下来，以免健忘的人类重复历史。
由于几十年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其他世界名著的翻译中所做的贡献，王智量先生被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但他从不以翻译家和专家自居。他说：“既然作家努力让我们感悟到世界的伟大和一个人的渺小，那么让我们生活得更谦虚些吧。愿我们只为一件事尽力吧：愿我们所带来的确是有益的食物。”他只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能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点价值的工作”而“感到欣慰”。
现在，智量先生永远地离去了，但他又好像没有离去。他通过翻译的再创作，将伟大作家留给世界的遗产转化成中国人的精神食粮，它们“是美的，丰富的，挖掘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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