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汲取生活的源泉 | 刘庆邦
本文作者（中）在河南大平矿采访
日月星辰永不灭，天下文章无尽时。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有吃不完的饭，睡不完的觉，经不完的风霜雨雪，干不完的活儿。同样，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只要脑子还灵活，就有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文章。赶上了难得的、连续几十年和平的好时候，我们所写的东西难免多一些。盖的房子多，使用的建筑材料就多。写的东西多，对素材的需求量就大。在写作的初始阶段，我们使用的往往是自己的经验。可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限，活动范围有限，经验也有限，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写着写着，我们会觉得把自己榨取得差不多了，有时还出现了炒剩饭的情况。作家好比是一只蜜蜂，蜜蜂只有飞到野外，飞到百花丛中，在很多花朵中进进出出，才能酿出蜂蜜和王浆。作家还好比是一棵树，只有把根须深深扎进土地里，一年四季不断从土地里汲取营养，才能保证每年都能开花、结果。我们的办法，只能是向勤劳的蜜蜂和有耐力的果树学习，飞出去，扎下根，不断向生活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持续从生活和人民群众中汲取创作源泉，使自己的创作活水淙淙，生生不息。
深入生活，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并不那么容易。我个人的体会是，要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有一个态度问题，还有一个能力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解决好，才能深入下去，并收到实效。如果一个问题解决不好，所谓深入生活，也就是说说而已。
先说态度问题。态度问题是深入生活的首要问题，态度决定一切。正确的态度，是有着深入生活的真诚要求和迫切愿望，是我要深入生活，不是要我深入生活。是心甘情愿的，主动的，而不是磨磨叽叽的被动行为。如果是一只漂在水面的葫芦，靠别人摁，是摁不下去的。就算使劲摁下去了，别人稍一松手，葫芦很快就会漂上来。如果是一只秤砣，就不一样了，把秤砣往水里一扔，秤砣会一直沉下去，沉得见底见泥。正确的态度，还有一定要放下当作家的架子，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再放低。有人说，当今有些作家高高在上，已经贵族化了，很难再和平民打成一片。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把中国作家说成生活比较优越的一族，恐怕没人反对。深入二字，是自上而下的行为，一般是指到农村去，到矿山去。也就是到基层去，到底层去。下面和城里相比，各方面的生活条件肯定要差一些，等于上来就对作家深入生活的态度构成了一种考验。在考验面前，倘若你怕吃苦，不将就，讲条件，图享受，人家不会买你的账，只能对你敬而远之，你很快就会败下阵来。我们只有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像看见亲人一样，眼里常含泪水，无条件地走到他们中间，将心比心地和他们交心，才会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
再说能力问题。当今的生活丰富多彩，活活生生，我们只要到生活中去，是不是就可以左右逢源、收获满满呢？我的看法是，不一定。同样都是下去深入生活，有人深入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不少素材，回头可以写一些中、短篇小说，甚至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而有的人虽说也到农村去了，或到工矿企业去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之所以如此，我想不外乎如下三种原因。一是生性比较怯生，缺乏社交能力，不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一到生人堆里，他有些恐惧似的，该说的不敢说，该看的不敢看，该问的不敢问，一切处在被动状态。这样的人去深入生活，与不深入没什么两样。二是心灵不够好奇，目光不够敏锐，洞察力不够深邃，该看到的没看到，该听到的没听到，该想到的没想到，得到的可能只是表面化的、普通化的东西。三是缺乏有准备的心，和必要的想象力。三种原因相比较，这第三种原因最主要，也最要命。我们下去深入生活，目的是回过头来，静下心来，更好地投入创作。其实，在我们到达基层生活现场的同时，想象的马达就已经开动起来，创作的构思就已经开始，只是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形成作品而已。创作当然需要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创作。深入生活的过程，同样需要想象。所谓想象，是一种特殊的自我启发的心理活动，是通过此事物，想到彼事物，并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眼前发生的事情，想到以后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或是通过事物的表象，发掘出表象下面的秘密，抵达事物的本质。有了一边“生活”，一边通过想象的勤奋求索，我们好像走进了富矿的赋存之地，新的发现和欣喜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甚至有些按捺不住，跃跃欲试，急于投入新的创作。到了这样的状态，我们深入生活差不多才算是成功了，随后的创作离水到渠成就不远了。
二十多年来，我先后三次到煤矿定点深入生活，每次下去，都有所得，回到北京都写出了一些小说。重新翻开当年的一本本日记，我想重温一下每次深入生活的经历，倾听时代不断前进的足音。也是进行回顾和总结，用事实证明文学创作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同时，我还有从日记里淘金的想法，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闪光的、有想象前途的故事没有写。倘若看得自己心里一动，两动，说不定还能写出一两篇短篇小说。下面，请允许我把三次深入生活的经历，分成三个小标题一一写来。
看骡子拉煤
时间到了21世纪，我偶尔听说，有的小煤矿在井下使用骡子拉煤。一听到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在农村当农民时见过骡子，知道骡子是农耕文明的苦力。俗话说，铁打的骡子纸糊的马，是说骡子在体力、皮实度、耐力等方面，要比包括马匹在内的牛、驴等牲口，都厉害得多。而挖煤是工业生产，让四条腿的骡子参与工业生产，这事儿我从来没看见过。当时，全国不少国有大型煤矿经过设备升级和技术改造，已经实现了生产和运输的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可有的小煤矿却使用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驱使骡子去井下拉煤，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新奇。
凡是机械化比较多的地方，文学的东西就少了，对摆弄小说的作者构不成吸引。正是相对原始和落后的地方，因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密，文学的东西才多一些。我很快打定主意，要到有骡子拉煤的小煤矿去看一看。
我打听到，在离北京不太远的河北省张家口市下属的蔚县，就有好几个用骡子拉煤的小煤矿，去那里看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去小煤矿走访，我还是有方便条件的。我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时间完全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想去哪里连请假都不用。我同时兼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主席，有这个名头，天南海北的每座煤矿都是我走动和工作的范围。还有，我在《中国煤炭报》当编辑将近二十年，认识报社所有驻在各地记者站的记者，我想去哪里的煤矿，只须给当地的记者打一声招呼，他们就会给我安排。我去蔚县的小煤矿，就是省站的李站长打电话托朋友给我安排的。李站长对我说，他本来应该陪同我去小煤矿，因前段时间有记者报道了某个煤矿隐瞒多人死亡事故的情况，给全县的工作造成很大被动。一时间，县里各部门一听到记者二字就如临大敌，拒绝任何记者前去采访。李站长对他的朋友反复解释，说我不是记者，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作者，不写任何真人真事，写的东西无关痛痒，不会对该县的形象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他的朋友这才勉强同意我到蔚县去。我心说好嘛，深入生活还没到位，意想不到的故事就开始来了。
2004年9月8日下午一点，我从北京西客站登上一列绿皮慢车，奔张家口而去。火车一路上坡，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却跑了四个多钟头，傍晚时分才到张家口。出了火车站，我来到附近的汽车站，想看看第二天早上几点有开往蔚县的汽车。这时有一位中年妇女过来跟我搭讪，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去蔚县。妇女说，她可以帮我联系客车，明天早上六点就有开往蔚县的面包车。条件是当晚要住在她家的旅店。我问住一夜多少钱？她说十块钱，是全市最便宜的旅店。旅差费都是自掏腰包，住店不嫌便宜，我说那好吧。
旅店开在妇女家的院子里，房间里放有三张硬板床，还有一台电视机。旅店里没有饭店，我到外面的小饭馆，花两块钱吃了一碗刀削面。天黑了下来，我回旅店躺倒睡觉。被子和枕巾都不干净，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我对自己说，好歹只一宿，睡吧。我以为房间里只住我一个人，不料半夜里扑扑腾腾一阵响，又住进了两个男人。他们一进屋就开灯，就抽烟，就大声说话，并打开了电视机。他们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波及得连床板似乎都有些震颤。睡觉是睡不成了，我怎么办？我安慰自己，生活无处不在，这就是生活。对有的生活，我们只能忍受，却无法干预。到了后半夜，我听见两个男人像是睡着了，其中一个男人还打起了响亮的呼噜。我悄悄起身，打开窗户，把满屋的烟气放出去一些，并顺手关掉了电视。我一关掉电视，那个打呼噜的男人就醒了过来，他说：你怎么把电视关了！他光着身子起床，重新把电视打开，电视机又轰鸣起来。
尽管我睡觉的能力很强，几乎还是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天还黑着，老板娘就喊我起床，说去蔚县的客车已经来了。我谢过老板娘，拉上行李箱，逃离似的上了停在旅店门口的面包车。我上车一看，车上除了司机，只有我一个乘车人。我知道，司机只拉我一个旅客，不会去蔚县，因为我将付的车费连油钱都不够。果然，司机拉上我后，开始在大街小巷的旅店门前转悠，踅摸去蔚县的乘客。他转了半个多钟头，又转了好几个地方，东边的太阳露出了红脸，还是连一个乘客都没拉到。这对我的耐心是一个考验。我不着急，反正什么生活都是生活，我准备了足够的耐心。按沈从文的说法，是耐烦。
最后，司机把我拉到停在路边的另一个面包车旁，让我下车去上那辆车，说那辆车马上就往蔚县开。在司机的摆布下，我登上那辆车一看，车上已坐了不少人，并堆着不少猪腰粗的铺盖卷儿。那些人在互相让烟，不用说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我看到车的最后一排还有一个空位，就坐到了那个空位上。又上来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手里提着一兜子袋装的豆浆和热包子，分发给民工们。在烟雾腾腾的车厢里，民工们吃着包子，喝着豆浆，车才向蔚县驶去。
在蔚县迎候我的李站长的朋友，是县里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副科长。和副科长见面后，我让他直接把我送到有骡子拉煤的煤矿去吧。副科长知道我的身份，叫我刘主席，说哪能呢，刘主席一路车马劳顿，还是先到酒店休息一下，跟矿长见个面再说。他驾车把我拉到县里一家最好的蔚州大酒店去了，为我安排了一个住一天380元的单人间。昨晚住的床位是10元，今天住的房间是昨晚住宿价钱的38倍，差别够大的。我不必拒绝副科长的安排，干我们这一行的，早就习惯了冰也耐得，火也受得；地也入得，天也上得，到哪里都可随遇而安。
中午，马矿长带着两个部下到酒店请我喝酒。举杯期间，马矿长说他知道我，看过我写的报告文学，称我是中国煤矿工人的代言人。我口说不敢当，心里还是有些得意，为马矿长这句话，我和他连喝了三杯。喝过酒，吃罢饭，他们又带我去泡了温泉，做了足底按摩，过上了类似以前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第二天吃过早饭，马矿长就派他的专车司机，开车把我接到矿上去了。县城离煤矿三十多里，要走过不少古老的村庄，成片的果园，还要穿过一条干涸的河道，土路坑坑洼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想象，去矿上打工的矿工，还有拉煤的骡子，不知他们是怎样走到矿上去的。
这座煤矿是一个乡办集体煤矿，煤矿的名字叫咸周。名字颇有些古意，只是有些费解。矿上没有办公楼，只有一溜十几间平房，看去有临时建筑性质。平房前面是敞开的水泥平台，平台前沿树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五星红旗在旗杆上迎风飘扬。矿上设有保卫科，科长姓杨，全科只有他一个人，自称光杆科长。矿长安排杨科长与我对接，杨科长安排我住在保卫科的值班室兼宿舍里。一在矿上住下，我就背上我的黄军挎，挎包里装上笔记本、圆珠笔和手机，在矿里矿外到处走。矿上办有食堂，炊事员是一位上岁数的老头儿，干部们都在食堂吃饭。到了开饭时间，我端起饭碗，跟干部们一块儿吃饭。饭菜很简单，但吃饱不成问题。填饱了肚子，我接着到处转。我连一个座谈会都不开，也不采访矿上的任何一位管理人员，就那么天天一个人转来转去。也许在矿上忙于工作和生计的人看来，我是一个外来的陌生人，也是一个白吃白喝、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哪里知道，我的两只眼睛在看，两只耳朵在听，脑筋在不停地转动，一人一事、一砖一石、一枝一叶等，都是有用的材料，都有可能和我的小说挂起钩来。我去井口看成群结队的骡子沿着巷道的斜坡下井，上井。下井时，骡子总是不大情愿，赶骡子的矿工需用钢丝小鞭子抽它们的屁股，它们才勉强往下走。上井时，每头骡子都是水一身，汗一身，又饥又渴，看见一只空烟盒，或一个塑料袋，它们也伸出舌头往嘴里裹。我去喂养骡子的小屋里看骡子吃草，去院子里看骡子眯着眼睛晒太阳。我走进矿工住的工棚里跟矿工聊天，看几个矿嫂在一起打麻将。我去附近的市场看骡子的交易，去兽医站看兽医给生病的骡子做手术，去钉骡掌的地方看师傅为骡子的蹄子更换蹄铁，还去一家专卖骡子肉的肉坊看宰杀骡子的过程。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并不是当时就掏出笔记本来往本子上记，那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警惕，也显得不够专业。我的办法是回到宿舍里再往笔记本上记。
本文作者在煤矿和骡子的合照
只在咸周矿呆了五六天时间，我就了解到不少情况，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丰富的内容。这个矿曾经发生过一起井下着火事故。是变电器着火引起电缆着火，又引起煤壁着火，很快使整个井下充满了毒气，没有了氧气。一时间，井下人挤人，骡挤骡，车挤车，一片混乱。那次事故，矿工窒息致死十几个，骡子却被活活闷死了四十多头，当班在井下拉车的骡子无一生还。因为人还可以顺着斜井往上跑逃生，骡子大都拉着装满煤块的重车，往井口根本跑不动。灭火之后，矿上千方百计把死骡子弄上井，就近挖一个深坑，统统埋到了一起。矿工死亡后，有的失去丈夫的矿工的妻子并没有离开这个煤矿，她们去市场买来新的骡子，雇一个买不起骡子的打工者下井赶车，继续在矿上讨生活。骡子是井下重要的生产力，养一头骡子参与运输劳动，每月可以分到一半工资。比如说，一个车倌儿驱赶骡子用铁壳子胶轮车拉煤，每月能挣三千元钱的话，骡子加上车的份额，就可以分得一千五百元钱。既然靠骡子的劳动养家糊口，工亡矿工的妻子对骡子都很爱护，几乎像爱护她们的丈夫一样。
根据在这个小煤矿定点生活所得到的素材，回到北京后，我接连写出了《鸽子》《车倌儿》《有了枪》《沙家肉房》《红蓼》等短篇小说，还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卧底》，分别发在《人民文学》《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十月》等文学杂志上。举个例子吧。一天中午，乡里派出所的所长开着警车到矿上检查治安情况。马矿长留所长在矿上用餐，马上派人去肉坊买骡子肉。所长说，骡子肉的肉纤维太粗，不好吃。马矿长安排买两只鸡。所长说，现在的鸡都是饲料催肥的肉鸡，也没什么吃头。那拿什么招待所长呢？这时，有两只鸽子翩然落在门前的平台上，在那里嬉戏。所长说，鸽子肉挺好吃的。矿长知道，鸽子是一个在灯房管理矿灯的矿工喂养的，让炊事员去买两只回来。炊事员空手而归，那个矿工贵贱不卖他的鸽子。矿长派保卫科的杨科长去买，说要是不卖，就砸了他的鸽子窝。矿工还是不卖，说你现在就砸吧。矿长又派一位副矿长去买，给价很高，并威胁说，再不卖鸽子，马上开除他。矿工说，你开除我，我现在就走。要杀我的鸽子，除非先杀了我！我之前跟那个养了一群鸽子的矿工交谈过，对那个矿工的评价是，心在煤矿，志在蓝天。这次又目睹了买鸽子的全过程，对那个矿工维护生命尊严的骨气顿起敬意，心说哎呀，这不是现成的小说嘛！我只是虚构了一个结尾，就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后，获得了“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发在《十月》上的中篇小说《卧底》，不仅获得了当年的《十月》文学奖，经《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后，还获得了当年唯一一篇“最受读者欢迎”的中篇小说奖。
去小煤矿下井
到用骡子拉煤的小煤矿定点深入生活，让我收获颇丰，尝到了甜头。过了几年，我觉得上次深入生活得来的存粮吃得差不多了，打算再次到小煤矿去挖素材。在蔚县的咸周煤矿期间，我一直想到井下看看。据说骡子有夜视能力，人下井，头上须戴矿灯照明，而骡子头上不用带矿灯，在黑暗中可以行动自如。我想看看骡子在井下的劳动状态。可矿上保卫科的杨科长以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为由，坚决拒绝我下井，给我留下了遗憾。煤矿真正的生产现场是在井下，不到井下看看，深入生活就不算到位。再到别的小煤矿，我一定要下井。
我这次选择的小煤矿，是河南郑州煤业集团公司井田范围内一座小矿，叫三五煤矿。小矿所开采的是浅层的“鸡窝煤”，并不与国有大矿争资源。国家号召整合煤炭资源，三五煤矿被整合到了郑煤集团旗下。三五煤矿还是由个体煤老板自主经营，只是他们出产的煤炭产量要计算在集团公司的账户内。这种整合，说是为了扩大规模效应，其实跟弄虚作假差不多，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我对郑煤集团比较熟悉，它的前身是新密矿务局，在1978年春天，我就是从这里调到了北京的煤炭工业部。虽说我已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那里仍有不少朋友和老乡。比如时任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业余时间喜欢写诗，就是我的朋友，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不能找他，请他安排我去小煤矿——要是找他的话，他安排的一系列照顾和优待，会把我包围起来，使我很难真正深入下去。我打电话联系的是我的一个小老乡，他在矿工报当总编。我让他给我找一个可供我深入生活的小煤矿，并告诉他，我此时去的小煤矿，他一个人知道就行了。老乡跟我开玩笑，说明白，我们像是在做“地下工作”，须保持单线联系。
2010年5月22日，我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一早就到了郑州。老乡接上我，在车站附近的饭店用早餐。不知为何，我的牙突然疼起来，见凉疼，遇热疼；碰硬的东西疼，吃软的东西也疼，一疼一头汗，一疼两眼泪，真要命！怎么办？不去小煤矿了，打道回京？那不可能！生命的过程总是会生点儿这病那病，我没那么娇气，自信意志力还算可以，不至于因临时性的牙疼，就放弃计划中的小煤矿之行。老乡看出了我的牙疼，建议让我去医院看看。我说没事儿，咱们出发吧。驱车两个多小时，我们绕过国有大型煤矿，来到了藏在山沟里的私营小煤矿。小煤矿条件简陋，没有招待所，他们只好让我住进工人宿舍，和两个年轻的矿工住在一起。季节到了夏天，苍蝇们已经很活跃。我一踏进宿舍，一群苍蝇嗡地飞起来，像是在对我表示热烈欢迎。老乡说：刘老师，这不行，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了，怎么能让您住在这样的地方呢！我说没问题，工人能住，我为啥就不能住呢！我也当过工人，当年我们还四个人住一间宿舍呢。我还有一个意思没说出来，这次到小煤矿，我设想的就是一竿子扎到底，跟工人同吃同住，住在工人宿舍里，正符合我的愿望。
一间宿舍里放三张木板床，那两个青年矿工先入为主，睡在靠里面的两张床上，我只能睡在靠门口的那张床上。床上没有枕头，我把自己带的书和衣服放在床头当枕头。矿上发给我一百元饭票和两只搪瓷碗，说话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拿上饭碗，到矿上的食堂排队打饭。以前在煤矿和煤炭部机关，我都是在食堂里排队买饭吃。自从2001年调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之后，作家变成了“坐家”，就再也没有跟工人们一起坐在食堂的餐厅里吃过饭。餐厅不大，只有几张桌子，吃饭的工人在餐厅里坐得东一个，西一个。餐厅的墙上挂有电视机，电视机里的人在用嘴说话，餐厅里的工人在用嘴吃饭，两者互不影响。我排了一会儿队，花四块钱买了一份小饺儿，找到一个空座位，坐在那里慢慢吃。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别的人也不认识我。这使我回想起四十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生出一种久违的感觉。
我没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一边吃饭，一边打量周围吃饭的工人。这一打量不要紧，邻桌有一个矿工，立即引起了我的好奇和注意。他的头是黑的，脸是黑的，耳朵、眉毛、鼻子等，都是黑的，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矿工从井下的煤窝里走出来，一般都是先到澡堂里洗个澡，然后再到食堂里吃饭。他没有洗澡，去灯房的窗口交了矿灯，只在食堂的洗碗池那里简单洗了洗手，就去食堂的卖饭窗口买饭去了。他买了两个白馒头，一碗杂烩菜，外带一瓶酒，就坐在桌前吃起来，喝起来。他赤裸着上身，胳膊和脊梁上都沾着一层煤尘。煤尘附着在他胸前的汗毛上，使汗毛变得有些粗壮。汗水从沾满煤尘的脊梁上流下来，像是一道道小溪。他一定是饿极了，吃饭吃得可真香。那么大的白面馒头，他一口就几乎咬掉了馒头的三分之一。在咬馒头时，他嘴唇上的煤粉沾在了馒头上，给白馒头留下了一道黑印儿。他并不认为黑印儿是什么脏东西，第二口就把带黑印儿的馒头吃掉了。他一定是渴坏了，喝啤酒喝得格外痛快，用牙啃开啤酒上的铁盖子，一口气就喝下了半瓶。像他这样不洗澡就直接跨进食堂吃饭，在国营大矿的食堂是不允许的，只有在管理不甚严格的私营小煤矿，我才有机会看到这样不拘一格的生动人物形象。之所以选择到小煤矿看生活，不就是希望看到这样的形象嘛，这样的形象，不就是我的文学对象嘛！可惜我去食堂吃饭时没带照相机，要是带着照相机的话，在征得矿工的同意后，我愿意把他的形象拍下来。拍照的想法启动了我的文学想象，我继续想，要是一位油画家，看到这位带着煤黑吃饭的矿工，提出为这位矿工画一幅画，矿工会是什么态度呢？是同意为他作画？还是不同意为他作画呢？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正是我们这些小说创作者的用武之地。推己及人，我想矿工不一定会同意画家为他画像，因为出于自尊，他不愿意带着一脸煤黑出现在画面上。我接着想象下去，倘若画家愿意出钱，请矿工给他当模特，矿工愿意不愿意呢？我这样的想象，无疑是小说的想象，等于我的创作构思已经开始了。我想象的结果是，矿工不为金钱所动，不管画家出多少钱，矿工都拒绝为画家当模特，画家出钱越多，矿工拒绝得越坚决。我为自己的想象所感动，觉得下矿第一天就采到了“矿”，一篇短篇小说已经呼之欲出。果然，一回到北京，我很快就把这篇小说写了出来，小说的题目叫《皂之白》，发在《北京文学》2011年第8期的头题位置，并获得了当年《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同是当过矿工的评委会主任陈建功，对这篇小说很是赞赏，他说小说写出了煤矿工人清洁精神和生命的尊严。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三四天之后，矿上终于同意让我下井看看。矿上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派两个人陪我下井，一个是技术员，另一个是安全检查员。这天早上八点多，我们乘竖井的罐笼一来到几百米深的井下，我就看到了井筒的哗哗淋水，闻到了井下朽木和蘑菇的气味，听到了抽风机的轰鸣，踩到了黑色的泥泞，等等等等。我想起了自己下井当矿工的青春岁月，想起了生死与共的工友，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甚至有一些感动。这让我体会到，我下井不是寻找变化，而是重温不变，寻找记忆。找到了记忆的记号，一些记忆才会被重新唤醒。
在井下变电所休息时听技术员和安检员交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又得到了一个小说素材。他们谈到，最近有一个采煤工失踪了，采煤工的老婆认为她丈夫是死在了井下，天天到矿上哭闹，要求矿方赔钱。矿方不承认井下死了人，因为最近井下没有透水，没有着火，没有发生大面积冒顶，怎么会死人呢。矿方怀疑，这出闹剧的背后可能是矿工夫妇玩的一个阴谋，矿工藏匿起来，由老婆出面向矿方讹钱。双方相持不下，十多天过去了，事情仍未见分晓。我觉得矿方的怀疑有一定道理。可是，一个大活人，隐藏起来也不容易，肯定不能藏在自己家里，他会藏到哪里去呢？藏起来不易，走出来更不易。藏来藏去，他有可能自我迷失，再也回不去了。根据这个想法，我回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失踪》，发在2011年第5期《十月》文学杂志。
那次到小煤矿深入生活之后，我一共写了五篇短篇小说。其中有一个短篇《两个矿工和一个女孩子》，是十多年之后才写出来的。这表明，素材是放不坏的，它像煤炭一样，不管在地底放千年万年，一旦取出来并点燃，仍然可以释放热量，温暖人间。
不写她们誓不休
我在煤炭系统工作三十余年，对煤矿工人的生活了解得多一些。早些年，全国煤矿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不高，安全生产状况不是很好，每年都有不少年轻的矿工在事故中丧生。我作为《中国煤炭报》的编辑、记者，多次到事故现场参与采访报道。每次报道矿难，都使我的情感受到冲击，心灵受到震撼，留下了痛苦而难忘的记忆。1996年5月21日，河南平顶山十矿井下发生了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84名矿工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听到消息，我连夜坐车，第二天就赶到了矿上。这次我不仅写了新闻报道，还发挥了文学写作优势，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我运用细节化的写作手法，强忍满眼泪水，比较详尽地记述了事故给五家工亡矿工家属造成的痛苦。我一改过去报事故只算经济账的惯常做法，尝试着算一下生命账，也就是说不算物质账了，算一下精神和灵魂方面的账。我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矿工工亡所造成的痛苦是连带性的，而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是长久的，而不是短暂的。通过作品，我呼吁煤矿的管理者尊重矿工的生命价值，真正对矿工的生命安全负起责任。
以《生命悲悯》为题的作品发表后，在全国煤矿所引起的强烈反响，让我有些始料不及。煤炭工业部一位主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上说：“作者从生命价值的角度，以对煤矿工人的深厚感情，用撼人心灵的事实，说明搞好煤矿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特别的紧迫性。”副部长建议：“煤炭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特别是从事安全生产管理的同志读一下这篇报告文学，从中得到启示，增强搞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一时间，对这篇作品，全国各地煤矿的矿工报在转载，广播站在广播，班前会上在朗读，文艺队改编成节目在演出，纷纷把作品当成了安全生产教育的教材。我还听说，有的矿工的妻子把作品拿回家读给丈夫听，读着读着读不下去，夫妻抱头痛哭。这一系列积极的反馈，提高和加深了我对文学创作意义的认识，我认识到，用文艺作品为矿工服务，不只是一个宣传口号，也不是一句虚妄的话，而是一种俯下身子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良心之功，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了这样的认识，我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能不能写一部长篇小说，更全面、深入、艺术地、有分量地表现工亡矿工家属的生存状态呢。想法一旦生出，我就把它固定下来，变成了我的一个心愿。可长篇小说是一个大工程，它不像写一篇纪实文学作品那么快，那么容易。仅仅靠在纪实作品的基础上发挥想象是不够的，还必须到发生过矿难的煤矿生活一段时间，收集大量的素材，才能投入创作。
我还没找好去哪个煤矿定点深入生活，听说又有几个煤矿接连发生事故。2004年10月20日，河南大平矿发生瓦斯爆炸，148名矿工遇难。2004年11月28日，陕西陈家山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166人。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孙家湾矿发生的瓦斯爆炸更加惨重，遇难人数达到了214人。天哪，在前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五百多条宝贵的生命突然丧失。这意味着又有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子，多少子女失去了爸爸。将心比心，让人何其惊心，多么痛心！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鞭策着我，催我赶快行动起来，去关注那些“天”塌下来之后的特殊生态群体。我选择了到阜新孙家湾矿深入生活。我做了充分准备，打算在矿上多住些日子，至少住十天吧。到了阜新我才知道，深入生活并不那么容易，不是自己想深入就能深入下去。我只到了矿务局，还没到矿上，局里管宣传的朋友知道了我的意图，就把我拦下了。他们对我很客气，一口一个老师叫着，好吃好喝地招待我，拉我去看这风景，那古迹，就是不同意我到矿上去，不给我与工亡矿工家属有任何接近的机会。我在矿务局漂浮了两三天，急得抓耳挠腮，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得怏怏而回。去阜新深入生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使我对自己的心愿能否实现有些怀疑，也有些悲观，觉得自己的心愿恐怕难以实现了。任何心愿的实现都需要条件，都不是无条件。我的条件就是对生活的依赖，就是需要大量活生生的材料，没有材料作基础，那是无法想象的。
我还是有些不甘心，受心魂的逼使，没有放弃自己的心愿。我暗暗对自己说：你要是不写这部书，就对不起那些死难的矿工兄弟，对不起那些工亡矿工家属，也对不起自己的使命、责任和良心。转眼多少年过去了，到了2013年，我申报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决定到河南郑煤集团的大平煤矿深入生活。郑煤集团的前身是新密矿务局，以前我在矿务局宣传部工作过，有不少朋友和熟人，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的行动。当年中秋节前夕，我正准备前往大平煤矿时，收到了墨西哥孔子学院的邀请，他们为我翻译出版了一本西班牙语的中短篇小说集《神木》，邀我去墨西哥和读者进行交流。以前我没去过北美洲的墨西哥，很想到墨西哥走一走。可是，因为时间上的冲突，如果我答应去墨西哥，定点深入生活的计划就有可能落空。想来想去，我还是谢绝了墨西哥方面的邀请，坚持向近处走，不向远处走；向熟悉的地方走，不向陌生的地方走；向深处走，不在表面走；在一个地方走，不到处乱走。去矿上的前一天，我在日记本上给自己约法“四多四少一定”，即：多采访，多听，多记，多思索；少喝酒，少应酬，少讲话，少打手机；定下心来，真正深入下去。我在郑州的煤炭界、新闻界和文学界，都有不少朋友。中秋节放假期间，有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要请我喝酒，或到矿上看我。我一一回绝了他们的好意。就在中秋节的那天中午，我买了月饼和水果，独自一人登门去看望一位遇难矿工的妻子和她的儿女们。我还让她的女儿领着我，特地到山坡上遇难矿工的坟前伫立默哀。我看到坟后长起了一棵桐树，桐树已长得有两丈多高。我在大平矿定点生活结束时，矿上举行了一个仪式，矿党委书记张海洋和矿长卢志愿郑重地为我颁发了一本证书，授予我大平煤矿“荣誉矿工”称号。
回到北京后，我把深入生活得到的材料，加上以前多次采访矿难积累的素材，加以整理，糅合，消化，一一打上自己心灵的烙印。开始写作前，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悲而不怨，哀而不伤，始终贯穿大爱情怀。把这部书写成心灵画卷，人生壮歌，生命赞礼。争取让读者读后，既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又可以从中汲取不屈的精神力量。从2014年6月29日动笔，日复一日地写到年底的12月25日，意犹未尽地为这部将近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结了尾。小说的名字叫《黑白男女》。小说在2015年第4期《中国作家》首发，随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后，被评为“2015中国好书”，并先后获得了第九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大奖、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和第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最高荣誉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023年3月16日至4月11日（其中清明节回老家一周），于怀柔翰高文创园和光熙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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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