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说孔阳先生 | 王振复
正值我国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百年诞辰之期,复旦将在十月召开纪念会,以弘扬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及其人文精神,想来一定会有诸多精彩发言和重要的纪念文章发表,又不免令人想起1989年那时候,先生曾应《收获》杂志的邀约,写有《且说说我自己》一文在前,笔者的这一篇小文,也来说说我心目中的孔阳先生吧,只是很怕自己说不好。
美学探真
孔阳先生1923年生人,健在的话,已经百岁高寿了。先生的家乡,在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一个环境颇为闭塞的群山之中,那山野的景色风物,自然是极好的,便养育了先生从小雅爱自然的心性。1941年先生18岁,本想报考西南联大,却因病误了考期,只得去报考尚未结束招生的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然而先生不喜欢这一专业。好不容易熬过大学毕业,倒是觅得了在银行工作的一只“金饭碗”,这在俗世的眼光里,做银行职员好啊,求之不得的。
可是,一个人的天性及其强烈兴趣,可以说是“命里注定”,岂是可以强拗的?天天与钱币、数字打交道,好比《易经》里说的,遭遇了“无妄之灾”。这让青年孔阳苦不堪言,先生曾经将这一短暂经历,嘲为“坐以待‘币’”。
先生最喜好的,是文字而并非数字。早在1942年19岁那年,已有处女作《力的呼唤——读〈弥盖朗基罗传〉》的发表,这与铜钱银子啥的没有关系。韩愈说过,“师者,传道、受(授)业、解惑也”,师教的重要不言而喻,然而凡是成才有大贡献的,天性和对于事业、学问持久的执著和爱好,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这用毛泽东《实践论》的话来说,叫做“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笔者对于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谈不上研究,只是读过他的种种著述而已。先生在美学上的理论建树,正式起始于1957-1962年的全国“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当时他作为青年学者,有《简论美》和《美是一种社会现象》(1959)等论文的问世,造成过相当的学术影响。在此之前,《要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英雄人物》(1953)和《文学的基本知识》(1957)、《论文学艺术的特征》(1957)等著论的发表和出版,已让他在学界崭露头角。从1959年开始,孔阳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已经从一般的文艺学,大大扩展为能从哲学角度看待和研究文学艺术与一切审美现象了。
我记得,在1979年,孔阳先生发表了《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一文,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的理论争辩,分为“美在客观”“美在主观”“美在主客观统一”与“美在社会实践”等四派,这个划分是符合实际的,当时受到朱光潜先生的肯定和称赞。
这一美学大讨论,是在当时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美学”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气氛相当严肃但也很有趣,并非意气之争。比方说,主张“美在客观”的蔡仪先生坚持认为,在地球人类诞生之前,“发光的金子本身就是美的”,“与人无关”。反对者就说,“美”是一种人的价值判断,那种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所谓“美”,是“不存在”的。蔡先生同时主张“美是典型”,批评者诘问:“比方这里有一条臭水沟,是所有臭水沟中最典型的,难道也是美的吗?”四派中受到“攻抨”最“烈”的,大约要数朱光潜先生的“美在主客观统一”和另两位的“美在主观”说。朱先生曾以苏东坡《琴诗》中的四句加以“回敬”:“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一讨论,确实颇具智慧和理论建树,其论题,集中在美的本质、美感和自然美等问题,无疑是中国美学思想和理论的一次重要的学术争辩和普及,许多后起的美学学者,都是从那次讨论中,逐渐走上美学研究之路的。
全国“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又是在当时苏联“美学讨论”的影响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初年,我有幸参与复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一书的撰写。由于我所负责的,是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解冻”时期的文艺理论史这一段,便接触到了当时苏联美学与文论界的一些材料,才知道那时候的苏联美学界,以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发表为主要触因,发生过在时间上稍微先于中国的一场“美学讨论”。也才知道,原来中国的这一“美学大讨论”,一定程度上实际是“‘苏式美学’在中国”。苏联有以波斯彼洛夫、德米特里耶娃等为代表的“自然”派,以布罗夫、卡冈等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万斯洛夫、鲍列夫等代表的“社会”派,等等,这些与中国当时的“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和“社会实践”派等,在美学见解上是大致相应的。不同的是,当时中国的“美学大讨论”,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主题。为此,主张“美在主客观统一”和“美在主观”说的朱光潜先生等,曾经受到过程度严重的“批判”,而主张“美在客观”和“美在社会实践”的学者,因为基于“唯物主义”尤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说,其理论要“雄辩”多了。
孔阳先生是一位智者。他对这一段美学理论争辩的历史因缘,不可能不心知肚明。这里,所以要略微思忆一下中、苏“美学大讨论”的一些情况,是因为孔阳先生“创造论美学”的创构,正是接受、消化与批判“第一次美学大讨论”而再创的思想成果。先生无疑是善于博采众长、自裁新学的学者。
孔阳先生的美学,自当以马克思《巴黎手稿》关于“社会实践”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说为其美学理论基础的,但是他并未将自己归于“社会实践”等的任何一派。1979年,先生所发表的《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任务》一文,已经提出和论证了他的“美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强调指出,这一“审美关系”,是“以艺术审美为主”的。这一新的美学理论命题,不再纠缠于美在“客观”“主观”“主客观统一”还是“社会实践”等的单打一的见解和争辨,实际是在将“美学大讨论”四派之见加以综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思想成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美的本质、美感还是自然美等,都可以归结在“美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一命题之下。
孔阳先生的“创造论美学”,有一个“美在创造中”“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与“美是多层累的突创”三者相系的结构体系,理论上可谓独树一帜。童庆炳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蒋孔阳“以创造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像一根红线鲜明地贯穿在他的美的规律论、美感论、审美范畴论等全部体系中”,所言是。
“美在创造”说,揭示了美的何以生成。这一生成,是一个不离于空间存在而无尽的时间历程。美是时间,美的创造是一个无尽的历史过程,因此美的创造总是未完成的,美在时间的大化流行中的空间存在性态,又是“恒新恒异”的。“美在创造”说,将自然美、社会美及其艺术美,还有道德人格美和科学美,等等,都归结在这一美学定义之下,认为凡是人类所创造的,符合人类现实和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都可以是“美”的。
至于“美是多层累的突创”这一命题,孔阳先生曾以星空之美为例加以阐析,不妨在此多引录几句:“群星璀璨的星空自然是美的,但这种美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当然,首先要有客观因素的存在,有星球群、有太阳光以及黑夜的环境;其次还要有文化历史所积累下的各种关于星空的神话和传说,这些星空的美才富于更多意蕴;最关键的是还要有观赏星空的人,他们各自所具有的心理素质、个性特征和文化修养,会使他们在观赏同一片星空时,品味出不同的韵味和美。”是的,美是人间所生成的一棵“灵芝仙草”,只有当天文、地理和人为等无数条件全部具备时,才能臻成,这便是美的生成的“多层累”。至于为什么说美又是一种“突创”,那是因为,任何审美是突然闪现的,属于人的精神自由的直觉、移情。
宅心仁厚
孔阳先生是美学大家,也是一位时时奖掖后学、宅心仁厚的师长。
1991年,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付梓前,湖南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姓萧,在电话里,要我请蒋孔阳先生写一个序,说是可为“大作增色”,云云。我深感为难,说“孔阳先生倒是很熟悉的,但是先生那么忙,我真的不敢啊”。萧于是说,“那我先帮你给先生打一个电话吧”。第二天,我怯生生地将一大叠校样送到先生府上。
岂料先生一口应允,亲切又温和地问我:“你什么时候要?”我赶紧说:“不急不急!”看我局促不安的样子,先生安慰我,说“不要紧的,我会抓紧的”。先生的这一态度,让我深受感动。这好像不是学生去麻烦老师,倒是他这个“学生”,会按时完成这一份额外的“作业”似的。
不到一个星期后的周五下午,“政治学习”结束后,蒋先生将手写在稿纸上的一篇序文给了我,还说了一句“请多批评”的话。回家我一字一句拜读先生的这篇大序,感到心脏怦怦乱跳,手心微微出汗。先生说我的这本小书“资料翔实,论证深刻”,“把美学和易学联系起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究《周易》的美学智慧”,等等,让我汗颜。我相信,以孔阳先生慧眼,不可能不发现这本小书的某些缺失,但是先生总是严于律己而待人宽。我把先生的称赞,真诚地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知道,先生一生中,为学生、同事甚而许多素不相识的作者,撰写过100多篇序文,请想想,这要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奖掖后学,宅心仁厚。
我1964年秋考入复旦中文系读一年级时,很幸运的是,我们中一(乙)班的写作课老师,便是敬爱的孔阳先生。当时先生41岁,看上去年轻十岁,戴一副棕色镜框的眼镜,一身灰白中山装,显得素朴、从容而儒雅。
先生要我们每位同学写一篇作文,题材、体裁和主题不论。我交上去的,是一篇所谓的“小小说”《坝》。这篇东西,无论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的构思与书写,都是十分幼稚的。不料第二周上写作课前,先生已经亲自打印了这一篇习作,上课时,发给每位学生一份,组织大家分组讨论这一习作的优长和缺失究竟在哪里,最后由先生总结。我这一学习写作的起步,根本不值一提。可是,先生是一位善于播种美的种子的真正的园丁,哪怕土地贫瘠、不宜开垦,也会满腔热忱、不辞辛劳地加以耕耘、浇灌和呵护。
过了几周,先生在课间休息时,招呼我跟他一起,到当时新华书店开设在复旦老教学楼底层的一个小小门市部,买了上下两册的《西方文论选》送给我,那是由外文系伍蠡甫先生和孔阳先生主编的,是1962年的初版本。我区区一介愚钝学子,啥都不懂,竟然蒙受先生如此的大恩大惠,真的是令我终身难忘。
理智的谦逊
孔阳先生有三句格言,都是他一生认真实践了的。除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为学不争一人胜,著述但求百家鸣”两句外,最值得深思的,为“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我最初听到这句话,还是在近60年前先生为我们开讲的写作课上,深感震撼,当时难以领会其思想的真谛。
先生曾经在《且说说我自己》一文中说过,“我是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我唯一的用处是读书。读书的目的,是要增长知识,明辨是非,活跃思想,探索真理”。又说,须知“真理不是一个人独占或包办得了的。我们应当像庭前的阳光和绿草一样多作贡献,把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这一关于真理的思想,其实早在1942年先生所写《力的呼唤——读〈弥盖朗基罗传〉》一文中已经有了。先生说:“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说的真是太警辟了!这就等于说,凡是声称自己永远“真理在握”的人,其实是“魔鬼”附身、“灵魂”出窍。真理是客观自存的权威,人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发现它、敬畏它、把握它,而不能自封“我即真理”,甚至嘲笑、奴役、“创造”它,否则便是对真理的亵渎。真理的崇高,是拒绝冒犯的。这一思想,确实很“美学”。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阳先生的为人,总是如此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原来在先生的人格中,始终有一种“理智的谦逊”。
一个人的谦逊,在长辈面前可以做到,在晚辈、在所有人甚而在动物、草木面前,也能持有谦逊、谦卑的态度,就很难了,而孔阳先生能够自觉地做到。
这就不难理解,当弟子在大为肯定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而同时提出些商榷性意见时,先生为什么能够立刻感佩其“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学习”了。先生的如此雅量,绝不是每一位导师能够具备的。《周易》有谦卦,它的六个爻都是吉爻,这在六十四卦中,是独一无二的,先生确是一位“谦谦君子”。《易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谦德,天地之性德也,先生“理智的谦逊”,是循天地而为的一个榜样。
先生原名述亮,后改名“孔阳”,取《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我朱孔阳”语。这里“孔阳”的“孔”,有“大”的意思,“孔阳”便是“大阳”的意思,是一个“很阳光”的好名字,其喻义,正如先生所说,“人是应该更上升一点,更光明一点”。“大阳”,寄托着先生一生的人格理想,它不张扬、不外露,而是内敛、深蕴而谦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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