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经典 | 薛兆丰：改革为何阻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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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兆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3年5月
老生常谈，人们总说“改革阻力大”，没听见说“改革很顺利”或“改革已完成”的。改革究竟为何难？让我提供三个解释。一，“改革”是好词，迎合了人们对现状总不满的情绪，所以再过两百年，恐怕人们也还在津津乐道地谈论改革。二，政府一旦颁布了某项管制，这项管制就具有积重难返的天然趋势。三，现代政府具有迎合民意的天性，这会使市场化改革变得更加可望而不可及。
首先，人心无餍足。今天在网上充斥的抱怨，是轿车限购、房价高涨、升职困难、信息不畅、社会不公等等，而过去人们的愿望，则仅仅是领点交通费、分得一个暂时使用集体宿舍、根据政策把户口从乡下调回城市、免于被人构陷为坏人而遭受牢狱之灾等。抱怨的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是好现象。
问题是，糊涂的人不少。他们以为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得回到过去的体制。他们说他们很赞成搞市场经济，但“事关民生”的商品除外。什么才是“事关民生”的商品呢？原来地铁、出租、食品安全、教育、医疗和住房，都无一例外。殊不知，恰恰是取消了粮票，我们吃饱了；取消了布票，我们才穿得色彩斑斓；取消了福利分房，居住条件才得到彻底的改善。以我的观察，大部分人——包括我的许多学生——都不明白这个这个道理。我认为这是改革遇到阻力原因之一：老百姓其实每天都在呼唤政府的经济管制。
其次，任何出于扶持某个群体或产业的管制政策，一旦实施，就会盘根错节，挥之不去。创立“寻租（rent seeking）”概念、以研究官僚体制闻名的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1975年发表论文“暂时性收入陷阱（The Transitional Gains Trap）”，清楚地解释了这一规律。
以纽约出租车特许经营权为例，当车牌数量限制刚刚启动时，由于供给不足，而城市在发展，乘客的需求在上升，所以出租车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车牌持有人自然发了一笔横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车牌的超额收益被人们纳入考虑之后，车牌本身的价值就会逐步上升，原有的车牌主人逐渐获利离场，而再通过转让购买来取得车牌的投资者，就不能再获得超额利润，而只能享受一般的市场平均回报率。这个时候，若政府打算重新放开出租车专营的准入，现有的车牌持有人就将会蒙受沉重的打击，而他们也会因此奋力抵抗取消管制的改革。
再以俗称“蓝法（blue laws）的“星期天禁止商店营业的法律”为例。这种法律在欧美都曾经流行，起源多与宗教有关。有趣的是，蓝法一旦实施，商人就会反对废除。塔洛克解释：蓝法开始实施时，商店每周都减少一天营业，节省了七分之一的营业成本；由于消费者则被迫增加在其他时间的购物量，所以商店的总收入不变，结果是每家商店都赚取了额外的利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商人会来开店，瓜分这部分额外利润，直到各商店只能赚取市场平均回报率为止。假如政府要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除蓝法，那就意味着一部分商店必须倒闭。因此，蓝法的废除，也曾经遭到了商人的抵制。
再看北京的地铁票价。当奥运会来临，北京市政府宣布让地铁票价减为全程两元的时候，所有乘客都赚取了额外的收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铁周边的房屋涨价了，因为它们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了居住，还搭配了一套廉价地铁网络；周边的铺租也涨价了，因为商铺带来的不仅是空间，而且也包括了新增的客流。结果，越来越多人涌入地铁沿线，瓜分由于地铁票价下跌而产生的意外收入。这时，乘客尽管能够享受低价的地铁服务，但房租上升，他享受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如果政府要把地铁票价复原，貌似占了便宜的乘客就会极力反对。
同理，当人民币汇率受到抑制，未能充分升值的时候，出口型企业得到了汇率的补贴，从而赚取了额外的利润。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转为出口导向，纷纷参与瓜分人民币低汇率带来的红利后，这部分红利就会逐渐消失，这些出口型企业就只能赚取一般的市场回报。这个时候，如果要改革汇率制度，让人民币汇率对外币自由浮动，就势必让部分出口型企业关停并转，所以它们会奋力反对改革。
推而广之，种种政府管制，公务员福利体系、行业扶持政策、官员审批制度等，也一概遵循相似的发展规律，产生其实并未获得超额利润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对市场化改革的真实的、可以理解的、甚至值得同情的阻力。面对这种困境，我们只有一条脆弱的忠告：既然管制一旦形成就很难根除，最好就是一开始就不搞管制。
然而，现代政府必须迎合民意，不可能不搞管制。这恰恰是“改革难”的第三个原因。没有见过那个执政者说“经济发展不是我的任务，我只是要全力以赴地维护法律和市场秩序，让人们享有私产、自由缔约、自负盈亏，并追求他们以为然的幸福”的。事实上，现代政府莫不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自身的执政绩效。就业、贸易、国民收入、退休福利、医疗保险、免费教育、廉价住房，全是现代政府每个季度、甚至每个礼拜都要参加的考试科目。随着信息日益发达，公众问责日益严苛，这种舍本求末的现象就日益普遍。
解决之道？不论可行性，我认为关键是宪政，即限政，即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义务，以宪法的高度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明确什么事情只能由市场来解决，明确哪些个人权利不能被那些权宜之计的短期政府政策所侵害；而检验宪政是否过硬的办法，就是看看“禁止工人自愿加班”、“禁止雇佣非法劳工”、“禁止外地人购买房产”这些政策能否被判定为违宪。当然，说说而已，英美也往往做不到，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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