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林 , 高星阳 , 范欣 |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包容性增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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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01/15

在当前世界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发展浪潮中，包容普惠的新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共识。理论上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线，将通过发挥其增收效应和分配效应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利用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则表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包容性增长，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时空差异上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从传导途径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方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区域间表现较为一致。上述结论可以为明确我国农业发展方向和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路径提供指引，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容性增长；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溢出效应;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宋冬林,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信作者：范欣(通讯作者),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市场一体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内在机理、经验证据与政策优化研究"(项目编号:7170305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市场一体化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政策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17M620080)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一期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文献述评

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四、计量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说明

五、实证分析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在迈向全新发展阶段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从满足“量”的需求向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未来农业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而最大的不充分则是农业发展不充分。在此背景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时代关于农业政策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对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等发展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并通过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方式，逐步缩小城乡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等途径，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农业农村朝着绿色生态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由此看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农业发展所规划的方向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关注经济增长的过程，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针对性。

一般来说，政策变革对于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至关重要(Aoyagi & Ganelli，2015)。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上与包容性增长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并且为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强调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追求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倡的农业农村发展并非局限于对短期利益的追求，而是以“提质增效”为基础的长期发展目标，这正是两者相契合之处。从机会均等的角度来理解，包容性增长是指机会平等的增长(Ali & Zhuang，2007)，其实质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倡导和保证增长成果广泛惠及民众。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3679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90031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截至2018年，我国仍存在1660万的农村贫困人口；同时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波动中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1978年为0.24，2017年则为0.47。针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的不平等现象，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无论是从何种角度来解读，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研究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都是合理且有意义的，具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基础。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聚焦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关系研究，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首次尝试构建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并将其运用到空间面板模型的回归分析当中，以考察地区间的包容性增长是否具备市场基础。第二，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而从制度层面切入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探讨包容性增长问题，这不仅有利于丰富和扩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也将有利于以全局视野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路径。第三，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情况，本文从时空异质性视角考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这将有利于各级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二、文献述评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失衡呈现出新的特征，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方式和宏观政策面临着严重挑战和极大的局限性(刘伟，2016；张斌等，2016)。由此，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克服经济的总量失衡与结构性矛盾。学者们多从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自由化实践以及英法古典经济学、西方供给学派等理论对此展开溯源(方福前，2017；周密、张伟静，2018)。目前西方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研究已渐趋成熟，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展开。理论上已就其经济学内涵、政策要义和典型特征等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结论(Bhattacharya，1997; Antonio & Natasha，2012; Agnello, et al., 2015)；实践上，诸多国际性经济组织对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定量测算和政策评估(Jennifer, et al., 2005；IMF，2015)，而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涉及构建指标体系(Lora，1997)、数理分析(Aghion, et al., 2004; Assane & Chiang，2014)和统计计量(Romain，2008; Belke & Vogel，2015)等，主要探讨不同部门的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生产率、经济收敛的关系(Rajan & Zingales，2001; Acemohlu & Johnson，2005; Agnello, et al., 2015)，并对不同领域结构性改革的实施顺序进行探讨(Dabla-Norris, et al., 2016)。结构性改革正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政策趋势，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都将其作为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重要方式。事实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结构性改革，有其独特的历史基础和社会经济背景，最初源于应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重大结构性失衡的需要。经济结构变动是影响经济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政策安排导致的非均衡格局虽在短期之内难以打破(侯新烁等，2013)，但结构性改革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作用(李月等，2019)。自2015年我国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国内学界愈发重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目前已就其基本内涵与政策工具等形成初步理论体系(胡鞍钢等，2016；周密、朱俊丰等，2018)。为观察政策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改革政策进行梳理，探究农业部门的结构变化与生产率变化(Gong，2018; Brümmer, et al., 2006)。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证研究尚待完善，在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还应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断丰富和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既有文献大多从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角度解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张占仓，2017；魏后凯，2017)，从其包容性增长内涵进行延伸的研究较少。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现象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Lundberg & Squire，2003)，过去20年来，亚洲虽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成果显著，但不平等状况依然严峻。由此，包容性增长命题备受学者们关注。这一命题旨在寻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在诸多不均等现象节节攀升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包容性增长战略，并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Ngepah，2017；Aoyagi & Ganelli，2015)。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问题的研究主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出发，不仅聚焦于经济的增长效应，还涉及收入分配效应(张勋等，2016)和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章元等，2013)。目前理论界就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内涵、价值取向、政策实践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主流观点通常将包容性增长理解为机会均等的增长(Ali & Zhuang，2007)和可持续式的增长(Ali & Son，2007)。关于包容性增长的评价测度和关联性研究仍是重点，已有学者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Ali & Son，2007；McKinley，2010)或指数测算(Silber & Son，2010)等方式对其进行测度。有跨国实证分析显示，财政因素、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Aoyagi & Ganelli，2015)；还有学者从教育投资(Manafi & Marinescu，2013)、小农户和供应链(Briones，2015)、城市发展(Qiu & Zhao，2019)等角度探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包容性问题。

既有文献中学者们对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内涵界定与定性分析，而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仅局限于对其测度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研究尚存空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是否存在影响？具体影响途径如何？区域之间存在何种差异？这些问题尚需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理论上来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包容性增长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本文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内涵出发，提炼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推动资源充分自由流动等，这将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它还将通过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等途径产生间接效应(如图 1)。基于此，以下理论分析将涵盖“公平”和“效率”两个原则，以期能够较为全面地揭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影响的内在机理。

(一)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直接效应

机会均等的增长并不等于低质量和无效率的增长，包容性增长强调在有效缓解不平等状况的同时，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以实现包容普惠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着眼于我国农业目前严峻的结构性矛盾，农产品供给体系的“提质增效”和建设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基础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从政策实践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从农业供给端入手，在“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的基础上，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旨在通过一系列产品、要素和机制体制的结构性调整，逐步推进农产品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和供给质量。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黄季焜，2018)，还将有助于改善经济的粗放发展模式，使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各类资源要素的联动和聚合可以实现结构性协同效应，省际交易壁垒的逐步消除有助于打破地区间农产品市场分割，破解农业生产成本攀升和价格低迷等现实性问题，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从而提高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这主要是基于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等现实情况。在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过程中，地方的利益博弈对于农产品的市场整合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影响，将导致农产品流通体制的不畅，并严重阻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巨大的差异，且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公平或效率的缺失。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完善和各类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关注产业链的合理化和分工合作的专业化，这不仅有利于各类资源充分发挥活力，还有利于实现跨区域、跨空间的合作，进而实现包容性增长。

(二)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间接效应

包容性增长旨在通过减少和消除机会不平等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共享性和持续性(Ali & Zhuang，2007)，因此，利用各类资源及其机会的均等化将成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途径。已有文献对此的相关论述较少，因而尚需从国家出台的政策中提炼。基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内涵，它通过影响地区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业结构的合理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对包容性增长产生间接效应。我国目前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将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政策保障，通过改善农村地区受教育状况和提高农业从业人员技能等方式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累积。这将有助于逐步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教育资源的差距，为包容性增长积蓄更多的优质劳动力。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讲，它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Easterly & Rebelo，1993)，还对基尼系数的改善有显著影响(Banerjee, et al., 2012)。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将有助于促进城乡间、区域间各类资源要素的流动并拓宽农村投融资渠道。这不仅可以改善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显著提高教育和经验的回报率(张勋等，2016)。从就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我国现存的不健全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产业间和区域间的就业结构存在极大的不合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创新创业体制”，为完善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和多渠道就业服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这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为经济增长积蓄更多动力。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结构红利”是维持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原因，同时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因素。在“经济服务化”趋势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使农业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这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的高级化和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提供稳定动力。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来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农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其直接成果是促进农民增收，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为更多人共享。这有利于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问题，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途径。事实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键在于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有利于农民收入总量上的增长，而且有利于改善农民收入结构(张占仓，2017)，进而实现可持续性增收，为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

四、计量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说明

(一) 模型构建

本文在考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包容性增长问题时，引入一个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框架(张勋等，2016)，为包容性增长设定两个目标，即增长和均等，在这个框架下考察分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兼顾公平和效率。同时，由于传统的回归分析无法合理解释地区间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本文还将进一步引入空间面板模型考察其空间效应。具体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首先用pgdp表示经济增长，用ref表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设定如下基本模型：

其中，控制变量(Controls)包括物质资本(phy)、人力资本(hum)、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ra)、就业结构(emp)，产业结构高级化(indus)与城市偏向的收入分配体制(dis)，uit为双重固定效应和误差项的总和。再将包容性增长分析框架引入其中，即用pgdpi，t-1和交互项pgdpi，t-1×refit来解析refit是否具有包容性，表示为如下模型：

其中，α1衡量了其他条件不变时refit对目标变量pgdpit的影响；α2表示上一期目标变量对于当期pgdpit的影响；α3用于衡量上一期目标变量pgdpi，t-1通过refit作用于当期pgdpit的影响，即refit是否有利于改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当α1>0且α3 < 0时，我们就认为refit带来了包容性增长，即意味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带来了目标变量的增长，又改善了目标变量的不平等问题。在这个包容性增长分析框架下，由于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及其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交互项引入解释变量中，可能会面临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将采用系统GMM方法(Blundell & Bond，1998)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在实际情况中，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其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通常存在着潜在的空间依赖性，若忽略这种空间联系则会降低实证分析的准确性。因此，需要将以上非空间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面板模型，构建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我们将模型最终扩展为一个动态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如(3)式所示。由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同样涉及滞后因变量及其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因此在计量方法上仍基于系统GMM的方法对动态空间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估计(骆永民等，2014)。

式中，ρ为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系数，β为核心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系数，θ为控制变量的系数，α1、α2和α3分别表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滞后一期经济增长以及两者交互项的系数。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空间集聚效应会作用于区域经济结构(Krugman，1991; Fujita & Mori，2005)。因此，在空间权重指标(wij)的选取上，本文将考虑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动因素，构建更符合研究目标的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以此来考察实证研究是否具备市场基础。具体构建方法及过程如下：

采用较为常用的相对价格指数法(宋冬林等，2014)对农产品市场一体化进行测度，具体为：首先，计算不同农产品经过一阶差分后的相对价格的绝对值：|ΔQki,j,t|=|Ln(Pki,t/Pkj,t)−Ln(Pki,t−1/Pkj,t−1)|=∣∣Ln(Pki,t/Pki,t−1)−Ln(Pkj,t/Pkj,t−1)∣∣，其中Pki,t表示商品k在区域i和时期t的价格，采用绝对值是为了使相对价格方法不受相邻省份样本顺序的影响。其次，采用去均值法(Parsley & Wei，2001)剔除农产品异质性导致的不可加效应，并计算其方差Var(qkijt)=Var(∣∣ΔQkijt∣∣−|ΔQkt¯|)。最后，对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取倒数(wij=1/segmij)作为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在得到每个年份反映区域间农产品市场关系的矩阵之后，将各年份的数据求取均值，得到该时间段内我国总体农产品市场关系矩阵，且对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关于相关农产品的种类选取，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取粮食、油脂、菜、肉禽及其制品、水产品、奶类及其制品、干鲜瓜果共7类主要农产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行测算。

(二)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样本数据，因此，研究样本包括2001—2017年期间30个截面的510个样本观察值。所有变量解释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 1。

在各指标数据的选取上，被解释变量选取地区人均实际GDP。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建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界定及科学内涵，目前尚需从国家出台的政策中提炼，既有研究将其细化为主体、产品、资金、信息、技术及制度等六方面的理论探讨(张蓓，2016)。本文在借鉴王平等(2017)测度方法的基础上，遵循农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指标间的内在逻辑，试图构建一个涵盖要素供给力、技术创造力和制度保障力3个准则层的综合性指标。其中，要素供给力包括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比、资本形成总额、有效灌溉面积和农村人均播种面积；技术创造力包括科技行业从业人员数、财政科技支出占GDP比例和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制度保障力包括财政支农比例、生态与农业气象实验业务站点数和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上采用组合赋权法，即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相结合，不仅可以利用专家的经验知识进行逻辑排序，还可以运用严谨的数理方法克服主观赋权的随意性。首先，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其次，基于熵值法确定客观权重；最后，通过方差最大化的组合赋权法确定综合权重系数。由此，得到省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力综合得分。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基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影响的内在机理，同时参考相关文献，选取以下变量：物质资本(phy)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物质资本存量指标衡量，参考张军等(2004)的方法，将资本形成总额的折旧率设定为9.6%。人力资本(hum)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其中小学、普通中学、普通高等学校对应的折算年份为6年、10.5年、16年。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ra)采用各省份的交通基础设施密度衡量，借鉴王小鲁等(2009)的方法，按照运输能力将铁路里程以14.7的换算系数转化成标准公路里程，并除以各省份的面积得到。参照Alonso-Carrera和Raurich(2018)的研究结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所产生的结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我们用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比例来表示就业结构(emp)。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方法，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indus)，以清楚地反映农业产业变动对整体经济结构的影响，检验“经济服务化”倾向是否存在于农业改革的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参照陆铭等(2004)的方法，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表示城市偏向的收入分配体制(dis)，变量值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为减少异方差性，以上部分变量采用对数形式。

五、实证分析

(一) 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下的全样本分析

本文首先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表 2报告了根据(1)式进行固定效应OLS估计和根据(2)式进行GMM估计的结果，且控制变量的引入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模型一和模型二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力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这符合对我国农业改革政策的正确预期。各控制变量显示出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效果：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累积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结构红利”随着改革的推进在逐步减弱(干春晖等，2011)，甚至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城市偏向的收入分配体制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存在。模型三和模型四的回归结果显示，AR(2)的p值大于0.1，说明不存在序列自相关，Hansen检验的p值则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即模型通过了系统矩估计的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模型无明显设定偏误。引入控制变量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经济增长滞后项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符合我们在模型设定时关于α1和α3的判断，即α1>0表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α3 < 0表示上一期经济增长低的地区从改革中获益更多，地区经济差距有逐步缩小的态势。经济增长滞后一期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上一期的经济增长状况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关键性的作用，即经济增长在时间上存在“惯性”。

(二) 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下全样本分析

表 3报告了基于(3)式的动态空间计量回归结果。为验证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为基于2001—2017年和2000—2016年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回归结果；模型三和模型四分别为基于地理相邻和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回归结果。表 3显示，动态空间模型下的总体回归结果显著，各变量的显著性与系数方向基本符合预期，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下估计结果具备稳健性。因此，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探讨该矩阵下各系数的情况。通过将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下的全样本分析与融入区域市场网络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后发现，引入农产品市场空间权重矩阵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与经济增长滞后项的交互项的系数绝对值均有所降低。这表明空间权重矩阵这一外生变量的引入起到了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同时，经济增长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关联越紧密，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效果越明显，即市场整合与地区间经济外溢效应有显著关联，包容性增长已具备市场基础。具体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首先，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一方面地区间存在难以割舍的经济纽带联系，另一方面这种关联主要体现为省际之间以交流合作为基础的相互促进，区域间呈现出协调发展的态势。其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外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这说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省际之间表现出一种“竞争效应”，即基于相同农产品市场竞争条件下，其他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力的提升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这可能主要归因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以及市场、资源和要素的有限性。因此，各地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应注重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与协调互补，不仅要关注地区内的不平等问题，更要实现地区间的包容性增长，促进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三)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本文在时间上选择以2012年作为节点，探讨阶段性特征是否会带来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差异性变化。表 4分别报告了两个时间段的回归结果，并通过滞后一期的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避免时间上的偏误。从两个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未呈现出对包容性增长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农业领域改革政策的贯通性与长期性，无法在短期内显示出其具体作用效果。在前期，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前文结论一致，而后期并未显现出任何空间效应。这可能归因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攻坚阶段，经济波动较为明显，无法在短期内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政策结果。

在现实情况中，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因此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优势差异，不同区域或不同区位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可能并非一致。下面将分别从四大区域以及沿海内陆两个角度来考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区域异质性。表 5中，模型一至模型四分别汇报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回归结果，模型五和模型六则分别以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为样本进行回归。

从四大区域的回归结果来看，首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的显著影响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来。这表明，基于各地要素禀赋、地理人文以及经济环境的差异，农业政策的经济效应存在差别。东部地区具有丰裕的物质资源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内部机会均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而对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来说，仍需进一步缩小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差距，推进要素资源的均等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其次，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这说明东北地区可能由于较强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和较低的经济开放度，降低了省际之间的经济联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四大区域均有显现，这表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竞争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仍然存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尤其体现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上：物质资本和收入分配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中部地区物质资本和产业结构的作用较为显著；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而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产业结构。以上结论均符合各区域的发展特征，农业改革政策的制定应在遵从区域发展战略的前提下注重培育地区经济发展优势，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

我国沿海和内陆两类地区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Brun, et al., 2002)，且两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分界。因此，本文将我国各省份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比较分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对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有何差异。由表 5中模型五和模型六的回归结果可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的显著影响仅在沿海地区表现出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要素配置、技术创新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更有利于解决沿海区域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另外，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和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从回归系数比较来看，内陆地区各省份间的空间依赖性更强。我国在注重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同时，还应关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同步发展，避免分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

(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但由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传导途径的多样性与隐蔽性，我们还需对其他控制变量(Controls)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f)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证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间接传导途径。参考宋冬林等(2014)的做法，采用分段式分析的方法考察(4)式中各控制变量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并通过区域间的对比分析找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4)式的表达形式为：

表 6的估计结果显示，从整体时序(2001—2017年)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均有显著影响。由此，本文理论分析框架得以证明，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动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流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间接途径影响包容性增长。在各类间接传导途径中，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结构改善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最后是人力资本提升。不同时期也存在一定差异，前期(2001—2012年)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流动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后期(2013—2017年)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积极影响，而与就业结构和城市偏向的收入分配结构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通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但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红利逐渐减弱。从区域视角来看，四大区域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会通过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等间接传导机制对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在贡献率方面，四大区域表现出一致性并与整体时序下的结论相符。总体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传导途径在时序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区域间呈现出一致性特征。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针对新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平等问题，研讨包容性增长议题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不断突破发展束缚，创造了一系列“中国奇迹”。然而在经济总量实现飞跃式增长的同时，不平等状况愈加相对严峻，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经济中存在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我国推行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真正有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既有研究并未给出合理解释。本文在既有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包容性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总体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即区域经济呈现出协调发展态势；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竞争效应”。第二，从时空差异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即不同阶段和区域呈现出不同特征。第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传导途径在时序上具有多样化特征，在区域间表现为一致性特征。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对解决经济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不应仅追求经济总量的飞速发展，还应大力关注经济发展质量和普惠程度，使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大众，实现全民共进。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性改革道路，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良好基础。(2)加强区域间的经济互动，打破经济壁垒和市场分割，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下的“竞争效应”，发挥地区间的协调互补作用，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3)努力推动区域内和区域间受教育机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机会的均等化，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为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创造更多的实现路径。总体来说，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漫长而深刻的调整过程，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类资源和各种力量，促使经济在“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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