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丨民初学术评议：超前制度设计的失败

Original 张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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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学术评议：超前制度设计的失败

文 / 张剑

摘要

共和制度的初建，给文人学士们极大的想象空间，他们以学术独立于政治的理念要求政府仿照西方先进国家制度设立函夏考文苑或学士院，进行学术奖励与研究。但是，政府却以选举参议员的欲求设立学术性社团中央学会；后更有奖学基金、学术评定会与学术审定会等筹设以开启学术评议工作。无论是文人学士们欲借助政府力量达其学术评议理想、政府欲借助学术力量完成其政治目标，还是政府想通过制度设计来开启学术评议，除当时混乱而动荡的政治、社会经济局面而外，相对当时毫无近代学术根基的现状，自然都是超前的制度设计，失败从开始就已命定。

关键词

民国初年 ; 学术评议 ; 学术独立 ; 超前制度设计

作者简介

张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文人学士们的理想：函夏考文苑与学士院

二政治的试验场：中央学会

三停留于纸面言说：奖学基金、学术评定与学术审定会

1913年11月22日，被软禁的章太炎上书袁世凯，声明既不愿做他的门客，也不愿就职史馆，唯愿在“考文苑”一事尽心尽力：“苟图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则私心所祈向者，独考文苑一事，经纬国常，著书传世，其职在民而不在官，犹古九两师儒之业。……同苑须四十人（仿法国成法）。书籍碑版印刷之费，数复不少，非岁得二十四万元不就。若大总统不忘宗国，不欲国性与政治俱衰，炳麟虽狂简，敢不从命？”章太炎所说“考文苑”就是他与马相伯、梁启超在1912年10月发起的“函夏考文苑”，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设想，也是向西方学习学术评议的第一次尝试。它的最终流产，与同期康有为提出的“学士院”设想、为选举参议院议员而设立的中央学会的无疾而终，仅仅停留于纸面言谈中的奖学基金、学术评定委员会、学术审定委员会等，除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因素而外，更为本质性的原因是相对于当时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情状与水准，都属于国家层面毫无根基的超前制度设计，失败自然不可避免。

一文人学士们的理想：

函夏考文苑与学士院

民国初建，百业待兴，学术发展似乎也迎来新机，一批学会与学术机构先后成立，马相伯、章太炎、梁启超发起的“函夏考文苑”可以作为当时学界建立学术评议机制的第一个样本，也可以看作当时文人学士们发展学术的理想之一。

按照马相伯的设想，“函夏考文苑”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仿照法兰西研究院而设：“创办不如仿办，仿办一不见疑，二不贻误，以有经验良方可循故也。”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选举“苑士”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二是设立基金奖励著作与奖诱凡民，都属于学术评议与奖励范畴。

“苑士”是考文苑主体，按计划选举40名，由发起人推举三分之一，其他人由被推举的三分之一“通信公举”，“抱定‘宁缺毋滥’四字，庶几考文苑方有价值”，“所举须有精当佳作已行于世者，乃可。无其人，不如虚其位。禄极微，志不在此也”。“轮补者须有清真雅正之著作（指书籍不指文集。文就各题论，不专尚词彩也），经考文苑全体鉴定，悬之国门可无愧者，然后可补。不然，宁缺毋滥。势位与情托，皆在所不行。真除者宜谒总统，以重其选，必有一篇即真文字，以示其志趣”。可见，第一，“苑士”选举立有尺度，首次被举者须有“精当佳作”行世；“轮补者”须有“清真雅正之著作”，经全体“苑士”鉴定后公诸天下“无愧者”，否则“宁缺毋滥”。“著作”是当选“苑士”的唯一标准，“权势”与“情托”都行不通。第二，“苑士”是名誉性的终生职位，“皆终其身，故号称不朽”。因此，当选者虽然在考文苑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但俸禄“极微”，以表示当选“苑士”是对他们以往学术成就的承认与推崇，而不是对薪俸的追求。另外，总统需接待当选“苑士”“以重其选”，而“苑士”需要当场演讲（即真文字）以显示其志趣，似乎有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味道。无论如何，在马相伯看来，当选“苑士”是极为崇高的荣誉，需要隆重的仪式与之相适配，国家当以“国士”相待。

作为发起人，马相伯可能推举了包括自己在内的19位“苑士”：

马良、章太炎、严复、梁启超、沈家本（法）、杨守敬（金石地理）、王闿运（文辞）、黄侃（小学文辞）、钱夏（小学）、刘师培（群经）、陈汉章（群经史）、陈庆年（礼）、华蘅芳（算）、屠寄（史）、孙毓筠（佛）、王露（音乐）、陈三立（文辞）、李瑞清（美术）、沈曾植（目录）。

章太炎、梁启超与马相伯三人商量后，于1912年12月确立了一个12人的“苑士”名单，当时有报道如此称：

章太炎、梁任公、马相伯发起函夏考文苑，苑制悉仿阿伽代米，设额四十名。兹由三君推举刘师培（群经）、沈家本（法）、陈庆年（礼）、杨守敬（金石）、陈三立（文辞）、黄侃（文辞小学）、陈汉章（群经）、沈曾植（目录）、李瑞清（目录）、屠寄（史）、钱夏（小学）、王露（音乐）十二人为苑员。由十二人各举所知以充余额，务得绩学之士，宁缺毋滥，皆以科学专家而又博古长于著述者为最难得。算学一门专拟推无锡华蘅芳氏，惜华已殁，今尚无足当此席者。

比较两个名单，除发起三人外，后一个名单还剔除了严复、王闿运、孙毓筠及已经去世的华蘅芳。他们推举12人，符合发起人推举三分之一的规定。在马相伯的名单中曾指出，“说近妖妄者不列”，因此夏曾佑、廖平、康有为悉被删去，而王闿运以“文辞”而不是“经学”候选。最终名单王闿运以“文辞”当选的资格也没有了，严复、孙毓筠为何被“排除”，原因不得而知。可见，发起人的名单选择除前述标准外，更有他们的自我喜好与评判。这无论是从制度建设还是学术评判上来说，都不足为训。“苑士”的遴选毕竟是公共性学术评议，而不是个人喜好的表达。

从他们推举的名单看，“苑士”仅仅是传统学问家圈子，学科门类包括经学、法学、礼学、金石学、诗词、语言学、版本目录学、史学、美术、音乐学等，新闻报道中虽有“科学专家”的说法，但实际上却没有法兰西研究院所崇尚的近代科学诸如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工程技术等。他们虽然非常推崇算学名家华蘅芳，但华仍然是一个传统算学家，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数学家。当然，如果再让这12位“苑士”推举其他三分之二的人选，最大可能性还是集中在他们自己的学科门类。因此，当时已经取得重大科技成就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因防治东北鼠疫取得巨大国际声誉的伍连德等都未能入他们的法眼。当然，詹天佑、伍连德等不能入围，可能与他们没有“著作行世”相关。问题是，他们所推举的12位“苑士”，章太炎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当时同样也没有“精当佳作”。

具体分析发起人推举的12位“苑士”年龄，最大的杨守敬与最年轻的钱玄同相差48岁。钱玄同25岁、黄侃26岁、刘师培28岁、陈庆年30岁，实在太年轻了。年轻4人组中，除刘师培当时已声名鹊起外，其他三人成就如何，似乎还难以估量。可见，发起三人在“苑士”的推举上似乎有些“儿戏”，考虑到黄侃、钱玄同是章太炎的门生，更有私相授受的嫌疑。当然，也无可否认，沈家本、杨守敬、沈曾植、屠寄、陈三立、陈汉章等是当时无可争议的学术名家，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也有其地位；黄侃、钱玄同后来在学术上也贡献卓著。

函夏考文苑更为重要的学术评议计划是设立基金进行学术奖励。与作为名誉性的“苑士”薪俸“极微”相较，奖励学术的“奖励金则甚巨，非富有基本金不可”。奖励包括奖励著作、奖诱凡民两个方面。著作分两类，一是有补风化：“以道德言：一私德，应从不自欺，不惮改下手。事事须本良知，有宗旨，心口交诚，不妄动，不虚生，光阴是宝，财色非宝。二公德，应从报恩始。孝之为义，报恩也，忠于社会，亦报恩也。不损人，不害人，权利不侵，义务必尽。凡中外史乘所载，关于前项事实，有步武可绳者，及比喻之足为当前指导者，或编或撰皆可。”学术性不是著作奖励的标准，从个人私德和社会公德两个维度进行社会教化才是目标。二是启发民智，奖励范围，“一凡关于借物以自养者，二凡关于通国之自治者，三凡关于人之常识者”。著作既可以奖励已经撰成的，“准功以犒之”；也可以设定一些需要研究的题目，公诸天下，“悬金以待之”。这一规定似乎与今日政府学术评议相匹配，可见马相伯等当年在学术评议与奖励条文设计方面的超前性与前瞻性。

奖诱凡民：“凡民者，侧陋之齐民也，居通国十之九。士夫位望不同，即有奇行，不足以动之。故欲成美社会，非奉凡民为矜式，则奏效迟且难。一凡民有道义者，二道义之艰贞者。一，道义云者，必权利于让之无过者，加让也；必义务于应尽之外者，加尽也。二，艰贞云者，必困衡空乏之备尝也，必历久弥坚而不渝也。” 奖励“一以财物，二以文字。一加其身，二及其嗣”。“奖诱凡民”，就是奖励与“劝诱”双管齐下。士大夫精英们距离普通的“侧陋齐民”太远，必须奖励那些侧身其间“有道义者”“道义艰贞者”，通过这些世俗榜样的力量以“成美社会”。

可见，函夏考文苑的学术评议与奖励，无论是其门类还是层次，多所谓有关“风化”，即从道德伦理及其社会风俗上着手，纯粹学术奖励似乎并不是其考虑的主要对象。也就是说，马相伯等有鉴于当时社会“言庞行僻，公私道德吐弃无遗，家国治权消亡殆尽，至欲均贫富、公妻孥”的现实，要从提倡拯救社会道德（包括私德与公德两个层面）角度奖励道德说教著作，而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与他们所要仿效的以学术研究为天职的法兰西研究院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也与考文苑以学术为标准选举“苑士”脱节，成为毫无关系的“两张皮”，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所谓“橘逾淮为枳”现象，引进的学术评议这个新瓶装上了“敦化道德”与社会风气的“旧酒”。

在马相伯的强烈要求与不断努力下，函夏考文苑的成立似乎得到了袁世凯等人的支持，向政府要求大量经费作为基金、要场地作为办公处所。但宣称“不干政治，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要作为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一种学术组织，其创建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到次年10月，有报道称：

考文苑乃马相伯所发起，……前马君已著有发起该苑宣言书，为各国学者所注视。近有某国人谒马，访问该苑内容。马君以近状告，并以努力进行自勖。现已筹有大宗的款，即日开办，其位置在中央学会之上，会员名额拟以四十名为度。

无论是马相伯还是拜谒者，似乎对考文苑抱有极大的信心，“说者谓将来此事一成，必为中国学界前途放一异彩”。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无论是办公地点还是款项的划拨，都在各种“扯皮”中，根本不得要领。因此才有文章起首所引章太炎致袁世凯的“哀的美敦书”。

当然，对于章太炎限三日内答复的最后通牒，大总统也不是毫无反应，他派人与章在具体款项数目上纠缠，说考文苑“苑士”无论如何也选不出20人来。章太炎让步，“十余人亦足主办”，“费亦可少损”，至少得8万。区区8万，大总统也不愿给，只让人给章太炎个人送去薪金500元，自然被严词拒绝，最终演成章太炎大闹总统府。无论如何，经章太炎这一波动作，考文苑的设立似乎走上了正轨。1914年3月，“发起于马相伯，议决于政治会议，责成于教育部”的考文苑，在“南苑堪地兴筑屋宇，以继汉之兰台东观，唐之昭文集英，宋之崇文秘阁，奖文学闳著述”，并颁布“组织法”，以马相伯长苑，被认为是“盛事”一桩。无论马相伯如何宣称考文苑理念来自西方，仿照法兰西研究院而设，但在媒体人看来，不过是传统“兰台东观”等的再现而已。《组织法》分苑制、职务与经费三部分：

苑制：设长苑一人“综揽苑务”，秘书二人、办事员若干人处理日常事务；修撰员十人“常川到苑，研精学术并掌考订、评议、撰述等事”，另设不支薪苑外修撰十名“不必时常到苑，以为搜罗人才之计”。“苑士”已变成修撰员，人数从40名变成正式10人、编外10人。

职务：包括三个方面，一为“研精学术”，苑内人士“各就平日专长之学问，在苑研精探讨”，成果“有裨后学者即出版流布”，学科既有“百家六艺”，泰西“诸科学亦均在研究之列”；二为“评奖新著”，除俗书小说外“皆得送苑审核”；第三，“旌劝节行”。与马相伯等最初计划也有不少出入，重点似乎在研究奖励上，研究范围也纳入了“泰西”的科学。

经费：每年俸给及车马费6万元、奖金3000元、出版费3000元等共71200元。

与马相伯的设计相比，教育部颁布的“组织法”自然更具操作性，常年费似乎与章太炎8万元的欲求相差不大。此时的考文苑已隶属于教育部，与当初马相伯所标榜的“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实在是南辕北辙，与章太炎的理想差距也甚大。这样，马相伯、章太炎心目中的独立地位，“苑士”的尊崇也就随之而去了。

问题是颁布了“组织法”，马相伯似乎也走马上任了，但其“后效”却完全没有。到5月，《申报》以《考文苑着手起草》报道称，“考文苑之拟设，政府早有此意……喧传多日，至今尚未见诸施行”，大总统“以中国国学根底实为各国所不及，辛亥政变以来，全国人士对于此事多淡漠视之，长此荒废，未免国粹尽归湮没，殊为可惜”，于是与黎元洪商量，“仍拟从速设法组织，俾早成立”，“刻闻该院编制法已饬由法制局着手起草矣”。似乎完全与马相伯等无关，全是大总统与国务卿的提倡，前此教育部“组织法”也完全不存在，而且以恢复“国学”为目标，无论是旨趣还是性质，已经完全变异。

无论如何，大总统与国务卿设立考文苑的想法似乎也是“一时兴起”，很快也就烟消云散。自1914年5月以后，由马相伯等1912年10月开始筹划的函夏考文苑，也就走完了它“口谈笔划”的历史进程，完全消失。因此，函夏考文苑也仅仅成为“民初的学术理想”。正如方豪先生所言，函夏考文苑在民国初年“出世”，“实在可以说‘不是时候’”。他指出之所以没有结果的原因是袁世凯“不学无术”，其幕府“无非官僚”，“加以政局不定，无暇及此”，马相伯“呼吁近一年，声嘶力竭，终成泡影”。当然，正如前面所言，实际情况远比方先生的分析复杂多变。

无独有偶，当时预备在国家层面建立学术评议制度者并非仅有马相伯一派文人。1913年3月，已日益走向保守的前激进思想家、被马相伯等人排斥在考文苑“苑士”之外的康有为，从国家制度设计层面上，以皇朝时代的翰林院为出发点，在其所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提出国家设立“学士院”的设想。康有为的“学士院”虽然“或仍旧名曰翰林院”，但他毕竟曾游历各国，目睹各国学术发展情状，其实质已与翰林院有所不同，是一个完全的学术机构，且其来有自，“法国、日本皆有学士院，即吾国古之兰台、史馆、翰林院，以文学为职，宜采之”。康有为将法国、日本的“学士院”认同于中国的“兰台、史馆、翰林院”，可见他虽居国外十数年，但还是不能正确地认知法国、日本学士院的本质属性—它们完全不是“以文学为职”的学术机构，而是“以学术为职”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或评议机构，其院士学科囊括了近代学术的各个门类，特别以近代科学技术为重要组成。无论是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还是康有为的学士院，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传统的辞章与史学等门类，新的科学技术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内。可见，自洋务运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成规模输入以来，已历半个多世纪，但仍然未入康有为、梁启超、马相伯、章太炎这些所谓近代中国思想巨子与开新一代的法眼。

正如马相伯等看到了法兰西研究院的学术评议性质，康有为也认识到他心目中的“学士院”具有国家最高学术评议机构的功能，入院的“学士”由已有学士联保，其入选的标准不是考试成绩，而是“所著书及制作图器创获实迹者”，只是名额不限。同时，学士院也要对国家的其他学术事务进行评议，大学校长与大学的“总教授”由学士院选举，国人所著书籍也由学士院评定。与马相伯等一样，康有为也强烈要求“学士院”的学士们与政治绝缘，强调其独立性。学士院的学士、大学校长与总教授，必须独立于教育部以独立于政治。因为教育部总长会跟随政府总理的进退而进退，造成其“未必久任，则变多而成事难”。而且，作为官僚的总长们“多年少望轻”，而学士、大学校长与总教授都是“一国之硕学魁儒”，他们自然不能屈居于权力之下以造成大学弊端丛生。因此，他建议学习英国牛津、剑桥大学校长多由退休的首相担任的成例，以提升大学的地位。

民国初年，文人学士们似乎更能亲身体验到共和初建带给他们抛却枷锁的“学术自由”，因此他们在对政治说三道四之后，要求政治远离学术，以为学术高于政治。他们对学术超越政治的欲求，不仅在现实政治面前寸步难行，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政治反而会利用学术来达到政治不能达到的目的，这似乎就是历史的吊诡：学术要求远离政治，政治却要“拥抱”学术，两者总是在相互纠缠之中。

二政治的试验场：中央学会

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其中第二条第五款规定，中央学会为选举机关，选出参议员8人，其组织“另以法律规定之”。突然出现在“国会组织法”中的中央学会，是一个还没有成立的组织，但已被分配8个参议员席位，每个行省仅可选10个参议员，其地位可以想见。同一天颁布的《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五章《中央学会》规定，“选举人以中央学会会员充之，但被选举人不以该会会员为限”，选举监督由教育总长“充之”，“选举时间及场所”由选举监督“定之”。

对于这突然出现在国会组织法中的“新事物”，充任选举监督的教育总长范源廉似乎也有些措手不及。9月初有报道称，颇费一通研究之后，范源廉有意将中央教育会当作中央学会，会员由各种其他学会选举而出，因此要求各地多设各种学会，已成立的法学会、尚志学会等可以选举中央学会会员。会员资格门槛似乎很高，除大学校长而外，只有各学科声名卓著者可以候选。在范源廉看来，选举轻而易举，一两个月后就可以宣告中央学会的正式成立。这自然是他的一厢情愿，但有人却想依样画葫芦。湖南都督谭延闿以为中央学会选举参议员，“搜罗天下英才，俾资讨论起见，法良意美”，因此致函参议院，省议会可否援成例，由省教育会选举省议员，“研究全省利弊”。

对于中央学会到底如何组织与成立，国会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在讨论时，也是意见纷纭。如以为中央学会“应有独立之性质”，如果隶属于教育总长，“则似为教育部之附属品，非所以示尊重学术之意”。讨论结果认定“为全国最高之学术团体，所发挥之学说须求进步，有独立自由之概”，如果受教育总长监督，“恐转有侵入学说界内，似须受其干涉之嫌疑”，故“不如仍云隶于教育总长以示统系之相属，且仅及于事务之关系”。面对种种困局，有媒体评论说：

中央学会之目的本非专为参议院议员之选举，然其组织法之发生则实根据于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为其相关联之一种法律，今该选举法久已颁布，而此中央学会之组织法方始由参议院拟定草案预备提出，诚可谓难产。

中央学会没有先参议员选举而独立创设，现却因参议员选举需要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之下颁布组织法，并由参议院拟定草案，不是由学术界自行制定，把一个完全学术性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完全以政治选举为任务的工具。这样，先要等待参议院拟定组织法草案，再根据组织法选举会员组成学会，最后由学会选举出参议员，征途辽远，“不无旷日延久之弊”。无论如何，通过长时间的讨论与延宕之后，在范源廉预计学会成立时间整整一个月之后，11月29日，《中央学会法》颁布。规定学会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隶于教育总长；会员无定额，以中外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或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者互选，得票满50票当选，具体选举办法教育部另定；外国人对“民国学术之发达，有特别功绩者”，可推选为名誉会员；会员任期三年，连选连任；依学术门类分为若干部，“会员各依其专攻学科分属之”；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由会员互选；各部设部长一人，互选之；学会“随时开会讨论关于学术及文化各事项”；得总长认可，可与国外学术团体“联合研究”。

可见，由选举参议院议员而起的中央学会，最终被设定为“全国最高学术团体”，无论就其性质或宗旨来看，都是一个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国家学会形式的学术组织，自然与教育总长范源廉的想法大相径庭。中央学会成立的最初动议与其模仿的对象为何，现已不得而知，但从其章程规定看，组成成员需要一个“互选”的学术评议过程，即成为会员需要根据学历或学术成就进行选举，与考文苑“苑士”需要推选一样，只不过“苑士”仅40人，而会员“无定额”。也就是说，中央学会的组成，首先要在全国通过资格认定后选举出会员，由会员们组成学会，再由他们选举参议员，会员是学会主体，国家学术事务是其中心任务，选举参议员仅仅是其并不重要的一项临时性事务而已。可就是选举参议员这一项政治任务，使中央学会不能顺利成立，无论怎样看，都是本末倒置的尴尬事，问题自然随之而来。

候选会员的资格认定是选举会员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可是，因为选举会员与选举参议员联结一起，本来很平常的学术选举就与具有权力象征的政治选举纠结一起，造成各种不可意料的情状发生，中央学会也最终因会员资格认定问题而走向破产。首先，北京有大学预科毕业生二百余人组织学会，范源廉不管章程规定“须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的会员资格，“允其通融办理”，“都中学界之舆论，咸议其为不合于章程”。那些以保存国粹自居的“旧学派人”，纷纷致函教育部，责备中央学会“但取由学校毕业者，竟将向来研究中国古学者一概抹煞”，要求以著述资格入围；工商各界人士也纷纷诘问教育部，“争欲参入中央学会”；使得教育部“为此事几于应接不暇”。

一面为资格认定闹得不可开交，一面选举细则难产迟迟不得公布。按照袁世凯颁布的参议员选举日期，中央学会应于1913年2月10日选举。可是一个多月后的3月17日，《中央学会互选细则》才颁布，规定“毕业者”互选日期布告后20日内呈验毕业证书；著述者由中央学会会长于互选日期布告10内汇送教育部，但“第一届互选时不适用之”。也就是说，第一届会员只取新教育毕业者，毕业证是敲门砖，研究成果不作为标准。同时，为了明确界定“毕业者”资格，教育部还布告称，“中央学会关系学术至巨，会员资格不可不严”，高等专门学校“指中学以上之专门学校而言”，并具体列举了14所学校的本科、正科毕业生及“各省前优级师范本科毕业生”有互选资格。

“细则”公布后，资格认定风潮一波接一波，演成3月19日兼署教育总长的农林总长陈振先被控告上法庭，最终被殴打，实在不堪忍受，只得以身体原因辞职，于4月30日获准，上任仅仅一月有余。争执的焦点是无资格的毕业生、在校生自认为等同于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三年毕业者，并要求降低资格认定。这些人之所以如此热衷资格的认定，主要是牵涉议员选举，“闻此次选举有人挟巨赀运动，每票可售银五六十元，故若辈必出死力以争也”。

纷纷扰扰中，终于有清醒者出现。11月，有在校大学生联合呈请取消中央学会选举，“谓在为学生时以议员为念，失其求学之心，在国家得此议员，亦为滥竽充数”。更有北京大学法理农工四科学长教员余棨昌等联名要求废止由中央学会选举议员，并将中央学会取消。认为英国、意大利、日本有学者担任议员的制度，仅仅是特例，是“历史使然”，不是代表“学问主义”，不是民主国家议院组成的通例，因此以中央学会选举议员这种所谓的“代表学问主义”制度不必有也不应有。以此不必有不应有的制度选举的议员“假威而济恶”，由此成立的学会“丧道而敝文”。学问以明是非为目标，设立学会应该“蕲其明是而非”，可中央学会“适足使学界淆乱而有余”，进一步恶化学术环境。对于余棨昌等的建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已深刻认识到将议员选举的奔竞之风引入学界的巨大危害，以为“政治与学术扬分两途”，才足以“正学风而端士习”。当此“学风颓败时代”，同意废除中央学会选举议员，但借鉴于他国以绩学之士担任议员的经验，不同意废止“中央学会法”，更不同意废除中央学会，因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学士院、学士会“有裨于一国之学术皆甚大”，因此中国学术要发达，“中央学会正亟宜设立，以资提倡”。因“事关立法，非本院所遽能判定”，交教育部拟定中央学会法修正条款，提交国会议决。

1914年1月10日，教育部呈报袁世凯说，余棨昌等呈请废止中央学会法的理由有三：

吾国参议员之选出，似采美国地方代表主义。独于中央学会一项，羼入代表学问主义，为各国之所无。其不合者一。文明诸国所谓学士会者，类皆学界泰斗，论学问程度不论学校资格，其制限甚严，非如中央学会以持有三年文凭者为选举资格，以五十人选举票为当选资格者所可比拟也。其不合者二。各国学会因人而立，今袭其名而遗其人，谓是所以劝学崇士，其结果适足使学界淆乱而有余。其不合者三。

教育部以为中央学会是全国学者荟萃机关，“其目的在研究学术增进文化，并非专为选举参议员而设”，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相关机构，“率皆筹备数年或数十年始见成立。我国学会虽难比例东西各国，亦当略具规模，断非可以草率从事”。在教育部看来，中央学会似乎又有等同于马相伯“考文苑”、康有为“学士院”的功能，因此中央学会法是否废止，请袁世凯指示。同一天，早已对国会忍无可忍的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中央学会也就自然失去了选举议员的功能与功用，其组织法也就不废而废了。

半年后，据称政府设立中央学会，以汤化龙为会长，由各部、各省等派驻代表，与选举会员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不再经过学术评议选举而直接派驻。1918年国会选举中，中央学会似乎终于有了选举议员的资格与举动，但完全成为贿选的标志。因此，具有学术评议功能的中央学会1914年初就已走进了历史，其所宣扬“研究学术，增进文化”的宗旨也就烟消云散。其最终流产，除各种政治纷争而外，最为重要的原因自然正如前面所言，当时学术不发达，学界没有学术权威与泰斗，不能建章立制，从学术发展与学术评议的角度管理学术界，也就不能顺利选出德高望重的会员，从而顺利组织学会与选举议员。

按照伍连德的说法，中央学会的筹建是为了便于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学艺术学会接触”，他因扑灭东北鼠疫的巨大成就，名列最初的推选名单中，分在科学家组中。可见，与考文苑虽号称模仿法兰西研究院却对西方科学弃之如敝屣不同，中央学会还是对伍连德这样的人才予以汇聚。虽然不知道最初的推选名单有哪些人，但从伍连德入围也可以推知詹天佑也应该名列其间吧！

无论如何，因选举参议员而陡然出现的中央学会，还没有真正涉足议员选举就已宣告失败，其高悬的学术评议功能与研究发展学术的旨趣也就自然消解。揆诸民初历史，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激情迸发的时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衮衮诸公，总是千方百计为毫无学术基础的学术界建章定制，设一套学术评议的机制，奖学基金的筹设、学术评定与学术审定委员会的筹建是他们最后的努力。

三 停留于纸面言说：奖学基

金、学术评定与学术审定会

就在袁世凯立意设立他自己心目中的考文苑时，也准备设立储材馆，拟消纳“各机关收罗不尽之新旧人材”，主要是“两院议员”。因为有反对者声称：“人材之标准难定，经设立即不免兼收并容，与向日之顾问咨议等久必变为位置闲人之地，此等人与社会原不通气，对政府又不负责任，国家空费巨款不得实效。”旋改为学术评定会，拟定章程，“指定有中外某某学校毕业之资格得为学术评定会员，无论在京与否每年二期对于某种问题提出两篇以上之论文或答案，政府每年给与每人五百元之津贴，如此则研究学问之人不至受境遇之驱迫而荒其业”。“奖励其向学”“即维持其人格，且与设储材馆收拾人心培养人材亦甚吻合”。会员每年500元津贴，无论如何严格标准，至少有四五百人，“此项经费亦须设法筹措，闻政府之意拟拨若干款子充作基金，每年仅支利息不动底款，以便维持久远。”不久，章程拟定，教育部大体赞同，财政部因“每年多支用数十万款子，不免稍有异议”，可是这是大总统交代的，“事关系于收拾人心及培养人才者甚大”，“将来不至根本否决”。

1914年7月8日，大总统袁世凯与国务卿徐世昌发布《重教奖学令》，颁布《奖学基金条例》和《学术评定委员会组织令》，揭示他们创设基金奖励学术的缘由：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我中华民族自有史以降，千百秋间能保吾先世圣哲师匠之遗，大者风化，小者艺事，咸维持不坠以至今日，犹得以文明国称者，敬教劝学，举国皆崇。虽中更世变，未有历百年而不修者也。……乃自辛亥革命，兵祸相连，民不安井，士多军业。狂者妄为进取，狷者安于不为，学问之事殆于废坠。循是以往，吾国民将益趋于愚闇，削弱之途，驯至无以自存，遑问其能与东西各国日新月异之民族竞也。

“二次革命”后要收拾人心的袁世凯，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决心以大额经费奖励学术，“使寒素稍纾生计之累，得以数年余暇增益学业。但使学子多一人之研精，则学问多一分之阐发，国家社会将于是乎赖之开政化之大原，凿生灵之耳目”。与此前媒体预测的精神基本一致，《奖学基金条例》规定国家设置奖学基金1200万元，每年以利息作为奖学经费，基金从1917年开始每年划拨30万，40年完成，此前每年由国家作为财政支出“如数补充”；经费主要用于奖励学费、特别加奖或特派留学与薪金等；全国设学额1200人，每年取300名，缺额随时补缺，每年领取400元奖励，每年分两次颁发；凡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毕业者，向学术评定委员会提出专业论文或著述，同时送验毕业证书，经学术评定委员会评定后，可得学资四年；所呈论文或著述经学术评定委员会认为“学问优异者”，可以获得“特别加奖或特派外国留学”。此外，还规定基金存储于中国银行、基金监由教育总长兼任、每年向大总统呈报等。根据条例，最初每年300人，年费12万元；四年后足额1200人，年费48万元，以1200万元基金利息充用，年息须4%。每年以国家经费48万元养学人1200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国家学术奖励设想。

为配合“奖学基金”还颁布了《学术评定委员会组织令》，规定委员会“掌校阅各学科论文著述，奖励学问事务”，设委员长一人“总理会务”，由大总统从现任或曾任教育总长、现任或曾任教育次长、现任或曾任京师大学校长中选派（旋派汤化龙兼委员长）；设常务委员5—10人，由大总统选派“富有学识者”，“分校评定各学科论文著述”；委员会因校阅论文和著述需要，可随时聘请“硕学通儒”为襄校员。对论文著述评定结果随时“以其应补学资名额及加奖或特派外国留学费之数知会奖学基金监”，如果认为审定对象“学问优异可资考证者得汇刊发行之”。揆诸“组织令”，学术评定委员会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其委员长和常务委员由大总统直接选派，对他们的薪俸也有专门规定，每月200—400元，在职者不得兼领。他们的评定结果是奖学基金监发放“经费”的依据，奖励有“学资”、加奖、派往海外留学及出版作品等类别。

根据同年8月颁布的《学术评定委员会分科评定规程》，分文科、法科、理科、工科、农科、商科、医科7科，论文和著述“应以对于各该科有系统之研究且确有心得者为限”，日记、讲义、翻译等不得入围，并规定评定成绩合格者每年5月、11月分科发布，登载《政府公报》。同时还颁布《学术评定委员会受验毕业证书细则》，规定由该委员会检验本国或外国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毕业证书。根据《学术评定委员会特奖规程》，支出按照《奖学基金条例》第9条规定，特奖分为“特别加奖”和“特派外国留学”两种，特别加奖奖金为“学资之半数为限”，“特派外国留学”在学资400元以外每年加相当之津贴，年限不超过4年。

学术评定委员会人员组成虽然地位尊隆，但作为教育部附属机构，主要担当学术评议、奖励及毕业证书检验的职责。从其规定来看，其奖励对象主要是大学毕业学有成就者（有专业论文或著述），奖励他们在学术上继续研求，以四年为期，有工作后即停止资助，“受有俸薪每月百元以上时停止学资”。而且对获得资助者要求极高，“于受领学资期内须提出论文或报告学程及其心得诸记录于学术评定委员会，每年至少两次，旷者除其学资”。对于学术评定委员会的设立，《东方杂志》曾加以评论，以为其设立有诱掖奖劝学术的功能，可以通过解决学人的基本生计问题达到开通研究学问的社会风气，特别强调学术研究是发现真理，而不是实际应用。并从学术研究的自由、提倡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于学术评定会提出了四点忠告：

学术评定会之设立，有当切戒者四事：（一）不可凭新旧异同为去取，以妨研究之自由。（二）不可执救时应用之谬见，以没学问之真价。（三）不可诱士人从政，以绝其更图精进之机会。（四）不可以以官僚充选，至成为支取干薪之变相。

8月初，报载汤化龙已择定教育部教育会议会场为学术评定会事务所，选定朱鸿基、吴文洁、卢均等为文牍、会计、庶务等办事员，拟聘章太炎、马相伯、严复、杨守敬、夏曾佑、路孝植、靳志、林大闾等为委员。很快，大总统任命外国人韦罗讙、有贺长雄，中国人马相伯、陈榥、陈文哲、伍连德、陈振先、周与等为学术评定委员会委员。相比此前的考文苑与中央学会，学术评定会似乎开始真正运行了。可事与愿违，9月，委员、书记薪俸及杂费3000元财政部也不划拨。翌年元旦《申报》称，学术评定委员会作为教育总长汤化龙的得意之作，成立以来，仅得“开办经费三千元，其常年经费至今尚未支领分文”，因此教育部与财政部“稍起冲突”。最终“暂定为每月由财政部拨给该会经费一千元，即自该会成立之日起算，按月照拨”。可到了3月，学术评定会有被裁撤之说，原因是：

（一）以此会成立以来成绩殊无足观，献书者类多摭拾外人，著述毫无新出机杼之言论；（二）以具有学识之东西洋毕业生多已投身政界，此等人士因限于既有薪俸不再给奖之规定，又以劳于公务无暇撰述，故无有出其所学以饷评定；（三）此次留学生既经考试，其有才能足录者无不分别任用，亦可无须此会以为容纳；（四）该会经费异常困难，凡在该会办公者均有不可终日之势。

此后，学术评定委员会日渐不见踪影，也就在无形中消散，由此奖学基金也就无从发放，中国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学术奖励制度烟消云散。无论如何，上述四点理由，可谓切中了袁大总统“奖学基金制度”的要害：当日毫无学术基础，无论是国内大学毕业生还是国外留学归国者，怎能拿得出具有创新性学术成就，提交评定的论文或著述自然“殊无足观”，不是“摭拾外人”就是“毫无新出机杼”；更重要的是，当日学术研究风气未形成，无论是国内大学毕业生还是海外留学生，无不是社会的佼佼者，有多少的工作等待着他们，他们哪里会以“400元学资”安心于学术研究？也就是说，无论就当时学术研究氛围还是学术研究水准来说，这一制度设计都是超前而不切实际的。

学术评定会杳无声息不几年，1918年3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又颁布《学术审定会条例》，不期然间学术评定会已改名为“学术审定会”，其职责为“处理……学术上著述及发明之审定事务”。根据该条例，会长、会员由教育部延请或派充，地位已经大大下降，完全成为教育部的下属或附属机关。审定范围为哲学及文学、科学、艺术三个方面的“著述或发明”。著述方面，翻译、“编辑各家之著作”、“由三人以上纂辑成书”、初中等教科书讲义教师用书、通俗教育用书及演讲集、记录表册及报告说明书等不得入围参评；发明方面，“无正确之学术的根据及说明者”、“在学术之原理或应用上无独特之价值者”、“发明之程序不明或发明事项未完成者”、“偶然发见之事项”、“为他人已经发明者”不能入围参评。与学术评定委员会相比，学术审定会至少在规定与规程上已经有长足的进步。首先，在评议范围上，除著述（包括论文）外，增加了发明创造这一近代科学技术最为重要的方面；第二，在规定上更加严密，对不能入围者有更详细的规定；第三，评议奖励对象大为扩展，面向整个学术界。从所颁布的规定与规程看，学术审定会与抗战期间才成立并真正运作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在功能与目标上已经非常接近了。因资料等原因，学术审定会的具体操作实施情况不得而知。当然，由于当时整个中国情状与学术发展状况，学术审定会与学术评定委员会一样，也仅仅停留于纸面条例与规定。

从1914年的学术评定委员会到1918年的学术审定会，表明北京政府在学术评议与奖励的制度建设方面有相当的努力。这种努力缘起何处？与当时学术界的关系如何？答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政府学术评议与奖励制度化努力仅仅停留于纸面，对民国学术发展自然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北京政府并没有精力与财力致力于政府学术体制的建设，政府对学术发展毫无作为，即使在学术发展最为基础的科研机构的成立上作为也甚微，要求其在学术评议与奖励方面有所行动并取得成就，自然是奢望。即使如此，北京政府教育部对他们的“良法美意”仍不能忘怀，1919年3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教育计划书》中，“专门教育”部分提出“奖励学术上确有价值之著作及发明”建议，并阐述说：“发挥一国之文化及增进一国之物质文明者，著作家及发明者实与有力，亟宜筹定专款以资奖励”。对于民初的函夏考文苑与学术评定会、学术审定会的理想，后来者还是念念不忘。1920年，叶恭绰向大总统提出设立通儒院：

查各国类有最高学府，慎选全国通儒，研求最高深之学术，发表于世，以当继往开来之任。……前此国人曾有考文苑之建议，教育部有学术评定会之设立，意均略同，但窃意宜定其名为通儒院。其办法则略仿法之阿伽代米，厥额不得过一百名，廪给宜轻，资格宜严，名位宜尊。

可见，北京政府时期，文人学士与政府机构都想在学术评议与奖励方面进行制度化建设，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与设想，但无论是文人学士们欲借助政府力量达其学术评议理想、政府欲借助学术力量完成其政治目标，还是政府想通过制度设计来开启学术评议，最终都归于沉寂，具体成效难见。除诸如政府忙于政争无暇学术建设等因素外，其本质性原因是当时毫无根基的近代学术发展现状，无论是传统学问的近代化还是西方近代科学的本土化或处于起步阶段或还未真正起步。因此，这些方案与具体操作都是超前的制度设计，自然其失败的命运从开始就已确定。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最早本土化的学科地质学却以中国地质学会这样的民间社会力量于1925年开始相继设立了一些关乎学术评议与奖励的奖金、奖章等，建立起多层次学术评议机制，开启了中国学术评议的本土化历程，彰显了学术发展与学术评议之间的先后与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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