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延辉, 赖东鹏丨民生风险感知与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研究

民生风险感知与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研究

文 /  徐延辉, 赖东鹏

摘要

随着社会风险加剧和人们精神压力的不断增大，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问题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关注。从民生视角出发，利用CFPS2016调查数据，可以探讨民生领域的风险感知对不同阶层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下关联问题：第一，民生风险感知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教育和社会保障层面风险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第二，社会阶层越高，居民的风险感知程度就越高，风险感知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就越大；第三，虽然随着风险感知程度不断上升，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精神健康差距在缩小，但是由于收入、财富等资源的累积作用，处于较高阶层的居民依旧保持相对较高的精神健康水平，风险感知的影响呈现“阶层化”与“去阶层化”并存的新趋势。据此，可以提出提升城市居民精神健康水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社会阶层 ; 风险感知 ; 精神健康 ; 城市居民

作者简介

徐延辉，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赖东鹏，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目录

引言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二 研究设计

三 研究发现

四 结论与讨论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精神健康及其研究进展

身心健康不仅是个体生活的重要目标，而且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坚实基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精神健康不仅仅指没有精神疾患，而且代表着一种健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能应对正常生活压力并且富有成效地工作（WHO，2018）。本文从社会学视角探讨城市居民精神健康问题，重点从“社会病因”研究取向进行文献回顾。“社会病因”视角关注结构性因素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在宏观层面，既有研究指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能够推动公共卫生的发展，有利于居民的精神健康，而经济衰退与精神健康存在显著负相关，同理可推，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精神健康水平相对较低（Zachary，et al.，2010；Zhong，et al.，2013）；但是，城市化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因此也有研究发现生活在城市地区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更低（Blazer，et al.，1985）；还有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精神健康差异（Li，et al.，2015）。在微观层面，分类研究发现社会阶层、社会角色、婚姻、性别、就业等社会性因素都会影响精神健康，其中社会阶层对精神健康具有正向影响，社会角色的转变往往会引发精神障碍；而婚姻、性别和就业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还存在一定争议（Muntaner et al.， 2013；Taylor，2016；Matthijs，2017）。

（二）民生风险感知与城市居民精神健康

风险感知是指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经济、社会等方面风险的感受、判断和认识。当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以及生态风险（比如环境风险）等各种风险无处不在，而民生风险则是狭义社会风险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民生风险最早由夏勇（2011）提出，系指就业、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社会风险。民生风险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相比于恐怖袭击、核泄漏等不确定性风险，居住社区是否安全、公共生活是否有序、患病能否得到治疗、年老或失能能否得到照顾等民生领域的风险居民感受更强烈，对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也更大。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稳定，社会失序则破坏了既有的社会结构，导致犯罪率上升（Merton，1938；Shaw & McKay，1969；迪尔凯姆，1996）。研究发现，城市暴力和犯罪等越轨行为发生次数越多，城市居民体验到创伤事件的概率就越大，焦虑、情绪障碍等精神疾病发生的概率就越高（Seedat et al.，2004；Ö Frans et al.，2005；Lorenc et al.，2012）；经济危机、失去工作等社会性压力与居民的负面行为和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Agnew，1985；Galea，et al.，2009）。从生命历程来看，个体所经历的危机事件与其精神健康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Turner & Avison，1992），具体而言，危机事件通过改变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从而影响其精神健康（Reynolds & Turner，2008）。

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社会、经济、文化和民生等领域的风险感知会对居民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民生领域的就业、医疗和食品等社会危机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会对居民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由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民生风险感知对居民精神健康具有显著影响，感知程度越高，居民精神健康水平越低。

（三）社会阶层与民生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与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已有研究显示，环境不平等大多由于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和种族等原因形成（Brulle & Pellow，2006），阶层较低的群体暴露在风险中的几率更高，社会地位对风险感知具有反向影响。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之上，只是以颠倒的形式呈现，即财富积聚在顶层，而风险积聚在底层。

风险感知建立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之上，个体需要借助于一定知识对风险的范围与程度进行判断，公众对风险感知与专业人士对风险的分析存在较大差异，专业知识的缺失以及认知的局限会降低人们的风险感知（斯洛维奇，2007），因此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积累对于风险感知具有重要作用。已有研究显示，阶层越高，其环境风险感知程度也越高（梁樱，2017）。

此外，在社会信息的获取方面，Tichenor等（1970）提出“知识鸿沟假设”，对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和公众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可及性等方面存在阶层差异，社会阶层较高者汲取信息的速度更快，与阶层较低者之间的“知识鸿沟”随着社会信息化而不断扩大。由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

H2：民生风险感知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社会阶层越高，居民的风险感知程度就越高。

（四）民生风险、社会分层与精神健康

关于风险分布及其影响，相关研究可以分为“阶层化”和“均等化”两种取向。“阶层化”研究取向中较为著名的理论有“泰坦尼克定律”、“压力过程理论”和“累积优势理论”等。“泰坦尼克定律”由景军（2006）提出，他认为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乘客的舱位等级与生还几率直接相关。这一现象说明，随着社会阶层不断升高，人们遭受伤害的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当重大灾难突然降临，社会等级差异决定了风险的分配差异。“压力过程理论”最早由Pearlin等（1981）提出，该理论基于“脆弱性假设”即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应对风险等压力源时具有脆弱性，分析了社会阶层与抑郁水平之间的关系，说明社会压力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取决于个体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源及其应对方式。“累积优势理论”由Ferraro等（2009）提出，认为由于教育投资等早期优势积累，较高阶层的精神健康水平会更高。

提出风险分配呈现“均等化”趋势的学者，认为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断迈进，现代社会的风险分配逻辑已经超越了传统社会的身份和阶层，这种新的风险分配范式具有打破阶层壁垒的“回旋镖效应”①，使风险分配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呈现均等化态势（张成岗，2020）。从风险的传播机制来看，现代社会通过记忆强化、镜像效应和涟漪效应等机制，显著提高了公众的风险感知能力，进而影响了公众的社会情绪。危机事件的负面情绪累积会形成记忆强化，使公众对风险形成一种群体性恐慌。虽然社会成员的阶层不同，但一旦形成风险的集体性恐惧心理，社会成员就会产生群体脆弱性（陶鹏等，2012）。基于已有研究，我们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H3：基于“阶层化”假设，阶层较高，风险分配对其精神健康的负向影响就越小，就影响结果而言，阶层越高的群体精神健康水平就越高。

H4：基于“均等化”假设，风险分配对各个阶层精神健康的负向影响越来越随机，就影响结果而言，各阶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越来越均等。

二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简称CFPS）。CFPS是由北京大学实施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调查采用了多阶段复合抽样方法，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市居民，具体是指18周岁及以上且有稳定职业的城市常住居民，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样本共计4208个。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通过CFPS2016问卷中“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简称CES-D）测量个体的抑郁水平，用以衡量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对于CES-D量表，张文宏等（2020）认为其在抑郁症筛查和精神健康检查方面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这套量表有多种形式，CFPS采用两种形式即包含20道题的复杂模式CESD-20和只有8道题的精简模式CESD-8。CFPS2016选择了面访人群中随机1/5 样本延用 CESD-20，剩下4/5样本使用 CESD-8，采用百分位数等化法构建出CESD-20总分连续变量（CESD20sc）。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中，CESD20sc得分区间为[20，72]，分数越高，样本的抑郁水平越高，精神健康水平越低。

2. 解释变量

（1）民生风险感知。民生视角下的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于当前民生领域各种风险的感受和认识，通过“您认为以下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一题来测量，这些风险包括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住房5个维度，答案为0—10分。首先，对这5个维度的变量进行Min-max化处理，公式为：

其次，计算5个维度的Cronhachs alpha 系数，结果为0.8457，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最后，将5个维度相加，合成“民生风险总体感知”变量。

（2）社会阶层。本研究的社会阶层通过教育、职业和收入来测量：1）受教育程度，将受访者划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大学及以上，编码依次为1—3。2）职业阶层，采用EGP11分类职业阶层框架，将受访者职业合并为农业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服务业劳动者、行政办公人员、专业及管理人员5个类别，按职业阶层顺序依次编码为1—5，数字越大，职业阶层越高。3）收入，根据受访者前一年的年总收入来测量，并取自然对数。

3. 控制变量

基于既有研究，城市居民精神健康还会受到性别、年龄、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也把这些变量纳入模型加以控制。

三 研究发现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本文将2010年以来CFPS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对于问卷中“感到情绪低落、沮丧的频率”这一题目，我们将回答“经常”和“大多数时候”的城市居民比例加总后发现，2010—2018年，我国城市居民的抑郁人数比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在2016年达到峰值（9.76%）。虽然本研究数据显示处于抑郁状态的城市居民比例相对较低，但近年来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图 1 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2. 各阶层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

考虑到精神健康可能存在阶层差异，本研究以CES-D量表的得分对比不同阶层城市居民的抑郁状况。由图2可知，城市居民的抑郁状况随着阶层的提高不断降低，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等级较高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其精神健康水平相对更高。各个阶层城市居民具体抑郁状况见下图。

图 2 各阶层城市居民的抑郁状况

3. 城市居民的民生风险感知状况

根据2016年CFPS调查数据整理结果（参见表1），总体上我国城市居民的民生风险感知均处于中高水平。具体而言，居民在就业方面的民生风险感知最为强烈（μ=6.58，σ=2.29）。就业乃民生之本，能否就业以及就业质量高低对个体及其家庭至关重要，因此，稳就业既是稳民生稳信心的基础，也是稳经济稳社会的根本。医疗问题紧随其后，成为城市居民感知第二强烈的民生风险（μ=6.40，σ=2.48）。尤其当前疫情之下，医疗保障成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另一基石，推动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民生领域的风险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些领域的风险感知会深刻影响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但根据已有研究，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程度亦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分阶层来探讨城市居民的民生风险感知情况。

4. 民生风险总体感知的阶层差异

由下图可知，城市居民的民生风险总体感知呈现出“阶层化”趋势，即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等级较高和收入较高的群体，其民生风险整体感知的程度更高。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

图 3 各阶层城市居民的民生风险感知状况

（二）民生风险感知与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

关于民生风险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本文先选用OLS回归进行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表2可见，社会保障风险和教育风险对城市居民的抑郁水平发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社会保障和教育的风险感知程度提升，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采用Shapley值分解法对城市居民抑郁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更深的分析。Shapley分解值显示，社会保障风险感知解释了37.75%的抑郁水平差异，教育风险感知解释了32.42%的抑郁水平差异。社会保障风险指涉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优抚安置等社会福利层面的风险，教育风险则涉及教育公平、教学质量和校园安全等教育教学层面的风险，前者关注个体的基本生活权利，后者则涉及个体的增能和发展，因而也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我们还将各维度加总后的变量“民生风险总体感知”纳入模型中，考虑到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问题，故选用“地方政府信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对于工具变量的选取，一方面要求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存在高度相关性，另一方面要求工具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无影响。地方政府信任与居民的风险感知息息相关，公众对于地方政府信任水平越高，其风险感知程度越低（赵成等，2019）。而对于工具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较少有研究发现政府信任与精神健康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可以认为“地方政府信任”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地方政府信任通过两个问题来测量：“您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如何”，答案分为1—10分，分数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您对去年本县/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如何”，答案分为1—5分，分数越高，居民对政府工作认可程度越高。

在上表中，Wu-Hausman F检验的p值小于0.001，故可以认为风险感知为内生解释变量。在模型2中工具变量通过了一系列相应检验，根据Kleibergen-Paaprk LM 检验结果，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零假设，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相关性；Kleibergen-Paaprk Wald F 统计量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的值均大于临界值，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零假设；Hansen J 检验未呈现出显著性，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与扰动项不相关。因此，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从模型估计系数来看，民生风险总体感知对于城市居民的抑郁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居民精神健康产生显著消极影响。在存在异方差的情况下，GMM比2SLS更稳健，我们也使用GMM方法进行估计，结果与2SLS方法一致。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民生风险总体感知对于城市居民的抑郁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从而对居民精神健康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在当代社会，民生保障已然成为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一旦缺乏保障，不仅会引发民众对于贫困、疾病、失业等风险的恐惧，而且容易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 民生风险感知、社会阶层与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

1. 民生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

如前所述，民生风险感知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但根据研究假设，其影响方式在不同阶层中不尽相同，因此我们通过检验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来进一步检验假设2，考察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路径，公式如下：

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Kohler等（2011）则提出KHB方法，将原有仅适用于线性模型的系数乘积法拓展至非线形模型等情形。因此本文采用KHB方法检验民生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系数显著为正，即社会阶层会通过提升城市居民的民生风险感知，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消极作用。具体而言，相对于职业阶层和收入水平，民生风险感知在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的抑郁水平的关系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中介作用，说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城市居民，因其风险感知程度更高，其精神健康更容易受到民生风险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进行了bootstrap检验，结果与KHB方法的检验结果一致。

为探寻风险感知各维度的中介效应，我们把风险总体感知替换为具体维度展开分析，结果如上表所示。从表5可以发现，各维度的民生风险感知在社会阶层与城市居民的抑郁水平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其中“教育程度—风险感知—抑郁水平”的路径依旧最为显著。此外，在具体维度方面，教育风险、医疗风险和住房风险的作用较为明显。由此可知，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较高的城市居民，其精神健康更容易受到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问题的影响，而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风险对中高阶层城市居民的负向影响较前述风险而言相对较低。

为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将风险感知替换为由具体维度合成的潜变量。在模型中，卡方检验显著，χ^2/df =4.65<5；RMSEA= 0.03<0.05，CFI和TLI分别为0.992与0.986，均大于0.9，通过了指标要求。如下图所示，社会阶层对民生风险感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民生风险感知的提升又对居民的抑郁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因此，“阶层—风险感知—精神健康”的影响路径被证实，假设2得到验证，风险感知的阶层差异与贝克的“财富—分配”逻辑相反，表现出随阶层升高而提升的趋势。

图 4 民生风险感知结构方程模型

2. 社会阶层的调节效应检验

如前所述，风险感知在居民社会阶层与精神健康水平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但根据研究假设，其影响程度在不同阶层中不尽相同。因此我们进一步检验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公式如下：

进行层级回归前，各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公式为

Zij中心化后的变量，Z平j代表各变量均值。模型通过了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6。结果显示，调节效应的系数为正，随着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升高，风险感知对居民精神健康的负向作用会更强。为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按照平均分及其加减一个单位的标准差，将教育和收入划分为高（M+SD）、中（M）和低（M−SD）三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从图5和图6可以发现，社会阶层在风险感知与抑郁水平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社会阶层越高，风险感知对于精神健康的负向影响程度越大，这与梁樱（2017）的研究结论不同。

图 5 教育程度对风险感知与精神健康的调节作用

 图 6 收入水平对风险感知与精神健康的调节作用

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纳入风险感知具体维度展开分析。结果显示，社会阶层在各维度风险感知与抑郁水平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教育程度越高的城市居民，就业风险和社会保障风险对其抑郁水平的提升程度相较于教育程度较低者更大；职业阶层较高的城市居民，就业风险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程度相较于较低阶层者更大；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就业、教育、医疗等维度的风险感知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程度相较于中低收入者均呈现出更高的水平。

通过对比调节效应的系数和显著性可知，教育程度在风险感知与抑郁水平的调节效应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收入水平次之，职业阶层仅在就业风险感知与抑郁水平的调节效应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我们也对其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交互效应图，结果如图7所示。

图 7 职业阶层对就业风险感知与精神健康的调节作用

综合起来，社会阶层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提高城市居民的民生风险感知程度，对较高阶层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虽然大量研究揭示出底层群体应对风险具有脆弱性，但本文发现，处于中高阶层的群体对于民生风险也未能幸免：由图6和图7可知，当风险感知程度较高时，中高阶层者的抑郁水平甚至出现了高于较低阶层者的趋势。

一般认为，中高阶层群体往往具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职业阶层和教育程度，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风险。但也有研究指出，绝对收入提高并不能保证幸福感的提升，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与绝对收入相比，相对收入水平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更大（Asadullah et al., 2016）。其次，处于较高职业阶层的群体，由于能力更强，往往需要承担工作和家庭中多重的社会角色，面对角色冲突，职业阶层较高的群体往往会承担更多的社会压力（Schaefer et al., 2011）。最后，根据知识鸿沟假设，风险感知存在 “无知者无畏”现象，相较于阶层较低的群体，风险感知对较高阶层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也更大。

精神健康也可能与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相关。既有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社会政策的不断完善，底层群体的福利改善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各类保障的“泛福利化”使公共服务资源过度与社会救助等制度相挂钩，致使“福利分层”产生了新的演化，处于中间阶层的群体未能获得足够的公共福利资源（岳经纶等，2020），无法较好地抵御民生风险的冲击。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风险感知的影响呈现出“去阶层化”趋势。

尽管风险感知的影响出现新趋势，但从风险影响的结果来看，“去阶层化”和“阶层化”理论均呈现出一定的适用性，假设3和假设4得到了部分验证。在“去阶层化”方面，由图5—7可知，随着风险感知程度提升，社会阶层对于精神健康的正向作用逐渐降低，由阶层所导致的精神健康差距随着风险感知程度的提升而显著下降。全球化的趋势使风险超越了时空和群体的界限，民生领域的风险已然具备普遍性的特征。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技术的推进，因民生问题而产生的不安全感正在“公平地”威胁着每一个公民的精神健康；当民生风险感知处于中高水平之时，各阶层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呈现出“均等化”趋势。在“阶层化”方面，尽管在民生风险面前，各阶层的精神健康差距显著降低，但阶层对居民精神健康依旧呈现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如图5—7所示，对于阶层较高的城市居民而言，其精神健康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高于较低阶层者。这主要是因为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城市居民，由于收入、财富等物质因素与社会资源的早期积累，尽管风险感知对其影响较大，但与较低阶层者相比，较高阶层的群体依旧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精神健康水平。本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累积优势理论”（Cheng et al., 2020）。

四 结 论 与 讨 论

本文通过对CFPS2016的数据分析，探究了民生风险感知和社会阶层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相关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民生风险感知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尽管就业和医疗风险的感知最为强烈，但教育和社会保障层面的风险感知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最为显著。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现代技术发展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现代性的风险。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聚焦于民生领域的风险，在弥补既有理论空缺的同时，将风险感知拓宽至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民生领域。这些风险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在媒介传播下无限放大，极易引发集体性焦虑（Clarke et al., 2011），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居民的精神健康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第二，从风险分配逻辑来看，与贝克的“财富—分配”逻辑相反，本研究认为民生风险感知的阶层差异及其对不同阶层居民的影响表现出“逆阶层化”的新趋势，即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越高，其民生风险感知就越强，风险感知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也越大。一方面，基于中上阶层群体自身的特质，其承担的社会角色相较于其他群体更为复杂，因而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大；另一方面，从现代性风险依托于知识体系的特点出发，社会阶层较高的群体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加工和处理信息能力更强，因而具有更高的风险感知程度，风险感知也对其产生更大的负向影响。

第三，从影响结果出发，风险感知对不同阶层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呈现出“阶层化”与“去阶层化”并存的新特征。随着民生风险感知程度的升高，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差距逐渐降低，这一结论回应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去阶层化”取向。即便如此，处于较高阶层的城市居民由于早期资源的“累积优势”，其精神健康水平相对更高，本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精神健康的“地位—健康”路径假说，即风险分配的“阶层化”取向。

本研究的政策意涵在于，面对各类民生问题，加强顶层设计的整体性，有效弥合阶层鸿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共同应对民生风险，对改善居民精神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就具体的措施而言，首先，政府层面需要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强化居民的风险意识，提升基层的风险化解能力。其次，需要注重社会保障与再分配的群体差异，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将以阶层为导向的“相对优势分配法则”转变为以需求为导向的“相对需求分配法则”。第三，需要完善就业、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体系，以统筹资源和提升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促进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最后，各阶层群体需要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协商共治的合作治理体系，构建应对风险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打破阶层壁垒，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健康水平。

作为一项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了一些关于民生领域的风险感知和不同阶层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全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策不尽相同，社会经济和地区文化的差异势必会影响城市居民对于当地民生问题的风险感知及其精神健康。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应从横向角度出发，进行分地区的比较研究，关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于居民风险感知和精神健康的影响，另一方面应从纵向角度出发，进行分时点的比较研究，关注相关社会政策实施前后居民风险感知和精神健康状况的变化，以进一步厘清风险感知、社会分层与城市居民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平等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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