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琼, 刘敏, 申琳芸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失独老人脆弱性研究——基于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的调查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失独老人脆弱性研究

——基于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的调查

文 / 熊琼, 刘敏, 申琳芸

摘要

基于“脆弱性—反脆弱性”的理论视角，考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实践，发现尽管上海政府与基层社区的迅速反应、医疗系统的稳健有序以及多元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对失独老人平稳生活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保障作用，但是失独老人在此过程中还是凸显出身体与心理情感上的脆弱性，其具体表现为失独老人对医疗照护、生活照护和心理照护三方面的社会依赖。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其一，政府应当完善相关法规政策、确保政策的可及性；其二，积极调动社区能动作用，赋能激活社会组织，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即在强化政府兜底保障责任的同时，发挥“三社联动”机制，构建以社会资源供给为导向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增强失独老人的复原力，以期减弱失独老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及未来的脆弱性。

关键词

新冠疫情, 失独老人, 脆弱性理论, 复原力, “三社联动”

作者简介

熊琼，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刘敏，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申琳芸，上海政法学院学生

目录

引言

一 疫情期间失独老人面临的脆弱性难题

二 疫情防控下失独老人的脆弱性表现

三 疫情防控下失独老人脆弱性的影响因素

四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失独老人反脆弱性探索

一  疫情期间失独老人面临的脆弱性难题

失独老人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与不可控因素导致的独生子女死亡所带来的特殊社会问题。2014年，上海50岁以上年龄段的失独家庭数量约2.4万户，占失独家庭总量的60%。预计到2030年，上海失独家庭总规模将有8.8万户，其中一半为75岁至90岁的高龄失独老人。失独老人面临最普遍、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是养老保障和照护问题。

2020年初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下文简称“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迈入风险社会时代的一次集体大考。老年人因其免疫力弱、抗逆力弱而成为此次疫情中的易感人群与弱势群体，更为脆弱的失独老人更是面临多重风险和难题，失独老人脆弱性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针对失独老人问题的理论研究多从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工作等不同专业的视角切入，研究呈现分散性特点，没有形成系统性理论研究范式。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失独老人照护研究尚处于发轫之初，亟需理论支撑和指导，在此，脆弱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脆弱性理论（vulnerability theory）由美国法学家法曼（Fineman, Martha Albertson）于2008年提出，并将其引入法律社会学研究领域。脆弱性是人类共有的可能遭受外来伤害的脆弱本性，法曼认为国家应在公共领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实施更为积极的社会政策，通过税收、社会福利政策等措施降低个人及家庭的损害，以弥补个体的脆弱性。目前，关于失独老人、脆弱性理论的研究成果均较多，但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运用脆弱性理论分析失独老人的研究相对不足。为此，本文立足于“脆弱性—反脆弱性”的理论视角，以上海为调研点，对新冠疫情防控中失独老人脆弱性进行全面考察和深入探究，构建脆弱性分析框架，继而以反脆弱性思想为核心，探索疫情常态化下以资源供给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从而达到增强失独老人的复原力的目的。

二 疫情防控下失独老人的脆弱性表现

        根据脆弱性理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标记和形塑着脆弱性，因而脆弱性分析必须包括个人和制度的两个维度的内容。从个体维度可以窥见疫情防控下失独老人脆弱性的具体表现，而综合个体维度和制度维度能够探析出疫情防控下失独老人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只有在全面了解失独老人脆弱性表现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洞察其深层原因。失独老人脆弱性包括身体上的脆弱性和心理情感上的脆弱性，其在疫情期间具体表现为失独老人对医疗照护、生活照护和心理照护三个方面的社会依赖。本研究立足于对上海市（包括浦东、嘉定、普陀、静安四区）失独老人的线上问卷和线下访谈来获取相关的数据。

（一）失独老人身体上的脆弱性表现

首先，疫情期间，失独老人身体脆弱性表现为对医疗照护的依赖性。一方面，老年人为新冠肺炎易感人群。失独老人多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基础疾病，有些还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精神障碍等精神疾病，因此免疫力较低。此外，由于没有子女照顾、且与外界沟通较少，失独老人缺乏疫情防控知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失独老人成为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

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期间就医、求药困难。疫情期间，全国高风险地区医院实行暂时停诊、封院政策，中低风险地区的医院也设置新冠核酸筛查程序，就诊除需提前网上预约挂号外，进入医院前还须展示实时健康码。失独老人就医面临两难选择与双重风险：去医院就医有被感染的风险；不去医院就诊，又承担其他疾病的风险。患有基础疾病的失独老人需要常年服药，而在疫情防控期间往往会面临缺药、断药等问题。

其次，失独老人身体的脆弱性还表现为对生活照料的依赖性。一方面，失独老人由于没有子女照料，多依靠家政服务、长期护理等支持服务。受疫情影响，家政公司暂停工作，长期护理也陷入停滞，家政服务和长期护理人员不能上门帮助老人打理家务、照顾陪护等，失独老人的生活照护存在一定的问题。“我这个腿一直有点问题，下楼走路不是很方便，平时我都是找一位钟点工让她上午帮我买菜，疫情当中，她们（钟点工）的工作也都停掉了，我就让邻居或居委会帮忙买买菜，其他家务都得自己做（SH-C-20200812）。”

另一方面，失独老人难适应技术化的疫情防控。部分失独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疫情期间出行需要健康码，购买防护物资（口罩等）和粮油蔬菜等必需品往往需要通过智能手机网上操作。疫情期间，上海失独老人在日常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依次是购买口罩和消毒液（70.97%）、做饭困难（52.42%）、购买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困难（47.58%）、运动困难（18.55%）。

图 1   疫情期间失独老人在日常生活方面遇到困难的类型比例

（二）失独老人心理情感上的脆弱性表现

失独老人多存在心理健康障碍，失独遭遇对老人来说是创伤性最高的事件。失独老人会面临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问题的多重考验，如伴有食欲不振、睡眠障碍等症状以及长期心理闭塞导致的精神障碍、重度抑郁等心理病症。其中，13.33%的失独老人觉得自己非常焦虑、孤独、抑郁，58.33%的失独老人觉得自己有轻度焦虑、孤独、抑郁，只有28.33%的失独老人不觉得非常焦虑、孤独、抑郁。

“我已经心力交瘁了，自己还脑子糊涂了，像我已经糊涂了十八年，就是脑子没有回到脑壳里头。当初（在儿子去世后）这个脑子是‘魂灵出窍’，是没有大脑，脑壳里头是空的，像行尸走肉在干一切事情，就这样过来的。你们真不知道我们受的这种苦（SH-C-20200812）。”

失独老人心理情感的脆弱性还表现为对情感支持的依赖性。2020年春节正值疫情期间，失独老人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缺乏必要的情感支持。情感关系的修复是失独家庭最难的环节。失独老人的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不再紧密，社会支持网络面临中断甚至是完全断裂，使得他们在疫情期间很难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持。疫情期间，19.35%的失独老人认为自己不能获得情感支持，65.32%的失独老人认为自己获得一些情感支持，15.32%的失独老人认为自己获得充分的情感支持（见图2）。失独老人缺乏必要的情感支持，又加剧了他们的心理照护难题。

图 2   疫情防控期间失独老人获得情感支持的比例

“疫情期间不能外出，不能通过丰富自己的生活排遣孤独和忧伤，会加重抑郁情绪，我那些失独的朋友在疫情期间大多都有症状加重的情况。我的抑郁症也严重了很多，经常崩溃大哭。我有一个失独的朋友在疫情期间焦虑、抑郁得厉害，身体面容发黑……那段日子对每个失独者来说都很难熬（SH-L-20200715）。”

三 疫情防控下失独老人脆弱性的影响因素

脆弱性理论认为，由于个人被置于不同的经济和机构关系网络，脆弱性在个体层面具有不同的张力和潜伏性，这被称为内嵌性差异（embedded difference）。强调个人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的影响。为此，本研究把失独老人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个体层面影响失独老人脆弱性的因素；二是制度层面影响失独老人脆弱性的因素，而后者是核心影响因素，也是本部分论述的重点，主要是指老人个体对家庭、社区管理和社会政策等社会资源的依赖。具体而言，疫情防控下失独老人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又可以细化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

首先，失独老人个体的脆弱性部分归因于他们在心理上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一方面，与有孩子的父母相比，失独老人内心的相对剥夺感会被凸显出来，认为自己失去了精神寄托和养老保障，将孤独终老；这种自我认知扭曲、社会认同错位等行为方式会加剧失独老人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相对剥夺感还间接地体现在失独老人对政府和社会的期望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回应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上。失独老人将诉求寄托在政府，希望政府能够满足他们的物质供给、医疗救助和养老需求，不能被满足时的相对剥夺感明显。“本来我没有这样的（脑子糊涂），我现在整个人都是傻的……反正人家（工作人员）看见我都是糊里糊涂的，所以人家也就不好好接待我，办事就办不成。你们看过我的材料（SH-C-20200812）。”

其次，污名化和边缘化减少失独老人获得心理慰藉的机会。失独老人的污名化问题包括外部的社会污名化和内部自我污名化两个方面。外部的社会污名化来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道德伦理观，失独老人会被社会另眼相待。而失独老人的自我污名化主要体现在认为“失独”是自己的身份标签，产生自责、羞耻感、抑郁等情绪情感。相比较而言，失独老人的自我污名化对老人心理造成的伤害更加严重。边缘化是污名化的副产品和潜在后果。这使得失独老人不愿接受他人的心理援助，而选择独自舔舐伤口。这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会继续加剧失独老人心理上的脆弱性。

（二） 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

费孝通提出“三角形家庭结构理论”，认为夫妇形成核心家庭三角形结构的两点，孩子出生构成了三角形的第三点，即完成了社会结构里的三角。但在独生子女死亡后，该家庭结构随即发生巨变，一些失独父母的关系出现形式化、空心化的趋势，还容易导致形成失望型家庭价值观，也促使个体易出现原子化倾向。失独导致夫妇关系面临巨大难题和考验，离婚、家庭破裂的现象比较普遍。疫情期间，有些没有离婚的夫妇，由于失独创伤加之孩子纽带作用的消失，导致夫妻互动和沟通频率的降低。

一般而言，家庭具有养育和赡养等五种基本功能。独生子女的死亡意味着家庭生育功能的彻底丧失、代际传承的结束，该功能的丧失直接影响核心家庭的稳定性。目前，家庭抚育和养老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育幼和养老方式，而独生子女的死亡使得失独老人在养老过程中涉及的物质供给、生活照料、情感支持不复存在。疫情期间，失独老人的基本养老需求无法被满足。

概言之，从横向分析，失独老人在经济收入、家庭关系和家庭福利等方面都呈现出脆弱性；从纵向分析，家庭结构的变动使得失独家庭无法完整地经历家庭生命周期，家庭凝聚力和稳定性更差，脆弱性更加明显。因此，失独老人和家庭在抵御风险的能力和资产禀赋等方面都表现出脆弱性，无法独自承担来自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各种风险。

（三）社区管理层面的影响因素

上海市社区管理规范性较高，但在疫情防控期间，某些管理措施一定程度上易加剧失独老人脆弱性的程度。

疫情期间，上海居民住宅区绝大部分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小区出入口都配备专人测量体温，对外来返沪居民进行登记报备，设立出入证制度，非本小区业主或租客不能出入，门岗值守、志愿者巡逻、楼组自我监督、居委会排查等多措并举。封闭式管理在应对和防范疫情扩散的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但是它也存在着潜在的负功能。就失独老人而言，他们平时有意识逃离亲属、邻里、同事等熟人群体，倾向于选择加入被称为“同命人”性质的自组织群体以获得互相倾诉内心哀伤，发泄负面情绪，打气疗伤的诉求。而封闭空间使得失独老人不能正常化参加自组织的活动，因此，在疫情冲击下失独老人本来就较稀薄的社会资本面临更为严重的流失问题，使其更加难以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有效的联系，生活趋向封闭性，可能诱发或加剧负面情绪和心理疾病。

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即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没有做到共同出力、协同运转。居委会承担了绝大部分疫情期间社区管理的任务，也成为特殊群体帮扶的主力甚至是唯一力量。“口罩都是我楼上的居委会干部用私人的钱买来送给我的，买菜也是他们帮忙，我主要靠他们帮我（SH-C-20200812）。”而物业公司与业主委员会隐身缺位，没有为应对疫情防控做出新的工作尝试和探索。这变相增加了居委会的管理范围与任务，也使得部分居委会干部压力过大。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平时的社区管理中就初见端倪，此次疫情更是凸显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社区治理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居委会一方，尚未形成三方有效对接、协助配合的互动模式。

（四）社会政策层面的影响因素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基层社会治理运用了以信息技术为导向的管理模式，但技术化导向的疫情防控政策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会出现政策异化的风险：一是网络化管理的法规机制不完善，法律监管缺位，管理边界不明晰，容易出现隐私的泄露、数据的滥用等问题；二是依赖技术，缺乏人情味与人性化，易诱发信任难题；三是过度技术化，缺乏可及性，实时健康码、口罩线上预约、地铁扫码登记等具体防控政策，对特殊群体如失独老人的宣传不足，欠缺温情指导。

在疫情防控战中，社会扶助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薄弱环节。上海出台的失独老人扶助政策包括经济扶助、医疗扶助、援助服务、养老服务、联系人制度、住院护工补贴、辅助就医服务、心理慰藉服务等。就辅助就医而言，符合辅助就医条件的失独老人每年最多能获得6次的免费辅助就医服务。然而，这项服务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并非面向所有失独老龄群体。同时，由于扶助政策操作性问题，即使是符合辅助就医条件的失独老人在疫情期间也很难获取这项服务，因而这项制度的实际效果还有待继续加强。

四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失独老人反脆弱性探索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需要重视失独老人脆弱性问题，明确疫情只是加剧和放大了该群体的脆弱性程度，而失独老人脆弱性本身才是这项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脆弱性理论认为个体的脆弱性是不可避免的，需要获得复原力以抵抗脆弱性。而个人的复原力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少，因而政府应把保证平等地为每个人输送利益并培育复原力作为自身义务。此外，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也能够提供资源供给，增强个体的复原力以应对其脆弱性。因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解决失独老人脆弱性问题需要强化政府兜底保障责任，激活社会活力，有效推进“三社联动”模式。为此，本研究尝试建构失独老人反脆弱性模型，形成在政府兜底保障基础上，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多方合力建构以社会资源供给为导向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增加失独老人的防疫社会资本，从根本上增强失独老人的复原力（见图3）。

图 3   失独老人反脆弱性模型

（一） 强化政府兜底保障责任

脆弱性理论指出，国家对脆弱性必须是积极作为并且负有责任的。针对失独老人脆弱性难题，政府应该对失独老人的身心健康、社会保障、社会关系和网络、生活的意义等方面进行监测和干预，针对失独老人所关切的问题，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同时，注意政策实施方式的灵活性、便捷性，以确保这些政策对失独老人的可及性。

我国一直重视和加强对失独老人的扶助关怀工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由于疫情使得失独老人脆弱性加剧，有必要针对失独老人所关切的问题，加快出台和落实相关救助法规政策。

一是建立集合医疗、养老和经济援助于一体的失独老人兜底保障政策体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就医疗保障而言，适度提高医保报销幅度、增加报销疾病范围；推进全市医疗机构畅通绿色通道，让失独老人享受优先挂号、就诊服务；建立基层医疗巡诊和转院转诊制度，使失独老人能够就近获得便利的医疗资源，确保失独老人能够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及时的大病救治。养老保障方面，优先安排失独老人入住公办养老院，并减免其一定费用；由民政部门为失独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探索和推广面向失独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经济援助方面，设立失独老人专项基金，根据物价水平与经济情况适时调整和提高补助金额。

二是改进现有的收养制度，适度放宽失独老人收养的条件。在同等条件下，失独老人享有领养子女优先权；加强经济援助，将失独救助金发放对象扩及有收养子女但经济有困难的失独老人；对于失独老人群体中存在的事实收养行为，应尊重并尝试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之中。增设不完全收养制度，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在建立亲子关系的同时，不解除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且被收养人可以是成年人。不完全收养制度既可以避免失独老人在抚养年幼养子女时出现心余力绌的问题，又有利于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

三是完善推广公共监护人制度。建议将公共监护人制度在失独老人群体中推广应用，对于孤寡失独老人也可由其亲友、住所地的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做监护人。此外，明确公共监护职责，规定相关权利义务；拓展公共监护方式，实施分散的居家监护和集中的机构监护两种形式。上述二、三两项建议是通过补充制度法规的方式来再次培育和重建家庭支持网络，从而修补和复原家庭结构，以间接解决失独老人养老问题，提高其复原力。

（二） 发挥“三社联动”机制      

“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的公共空间范围内围绕全体居民而开展的社区治理活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三者之间应紧密联系、以党建为引领共同建构精准服务型社区。

首先，要调动社区能动作用。社区是失独老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空间范围，但社区的功能并非仅限于物理空间上，还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应充分调动社区在特殊群体帮扶方面的积极性与能动作用，例如建立数据库，统筹社区服务资源，完善社区为失独老人提供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心理慰藉和社会适应等全方位、多领域、高质量的服务工作，形成“党建引领+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各司其职、协同一体的社区扶助机制。

在这一机制中，党组织处于中间位置，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应强化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作用，以党的组织优势打通“三架马车”各自为政的壁垒；鼓励党员成为社区弱势群体帮扶的核心力量，发挥党员为民服务的模范带头作用；定期召开三方联席会议，增进彼此沟通合作，帮助解决弱势群体生活难题。业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的主力，应关心失独老人的生活，听取收集他们的意见，并通过社区联席会议及时反馈。物业公司作为社区居民的生活管家，应重视弱势群体的诉求，保证服务的就近、就便和可及性，为失独老人打造快捷和特殊服务通道，及时提供上门维修、代买生活必需品和疫情防护物资等便利服务。居委会作为组织主体，应组织好社区内弱势群体帮扶工作，定期上门看望失独老人，赠送慰问品；在特殊时期，应保证失独老人粮油、蔬菜等基本生活物资以及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物资的充足；对于自理困难和失能的失独老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他们安装“安康通”援助服务系统，并积极联络专业养老机构与长期护理人员进行照护；为有特殊需要的失独老人提供陪同就医、代买药物服务等。

其次，赋能激活社会组织。新冠疫情影响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就更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来提供各种类型的社会支持，应当赋能社会组织，激发其在失独老人帮扶方面的潜力。大力发展社区公益组织，可鼓励其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促使其创新服务方式，服务本社区内失独老人，例如：上海静安区景悦社区公益发展中心创建了“楽馨生活云代办平台”为失独老人提供陪医、送药、在线法律咨询等服务。对于由失独者创办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如上海的星星港等，可通过经费支持、税务减免等措施保障、激励其发展，促使其创新服务方式和丰富活动内容，加之借助安排定期线下和线上聚会、一对一沟通交流等方式，帮助失独老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尚未具有法人资格的失独组织，政府也应支持和引导其逐渐成长为规范的公益组织。此外，社区也可以发挥链接、整合资源的作用，建立失独老人QQ群、微信群，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线上具有沟通性质的自组织有序发展。

此外，要发挥社工专业优势。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失独老人救助实践是奉行“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核心价值理念，重构失独老人复原力。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积极介入，助力失独老人实现重建生活系统的目标。充分调动失独老人的内在自主性与积极性，增强个人应对脆弱性的复原力，鼓励其主动参与疫情防控等社区活动从而帮助失独老人重拾生活信心。

失独老人并非是一个完全的同质群体，完善对失独老人的救助政策，需要依据困难类型、困难程度实施类别化、差异化救助，失独老人差异性决定了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情感支持服务时需要注意个性化和针对性。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疫情期间可借助电话、视频等沟通的方式，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技巧，如哀伤辅导、哀伤治疗等方式来为失独老人提供及时的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一是运用以依恋关系重建为导向的家庭治疗法对失独老人进行心理援助和情感治疗；二是借助家庭治疗法，通过调整失独老人与其家庭成员的关系，继而提升失独老人的安全感以改善他们与其外部关系网络的互动情况，实现失独老人个体的再次社会融入和社会适应，最终促使失独老人重新返回到正常的社会交际网络；三是注意矫正失独老人不良认知，实现对失独老人的情绪安抚、精神慰藉和认知重构。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应学习和领会照护的核心理念。照护的逻辑（logic of care）认为患者的身体是无法预测的，因此照护是一个开放的、缓慢进展的过程，需要尝试、调整、再尝试。总之，社会工作者应在服务过程中运用专业优势，还要注意转变思路，顾全多个维度和要素，帮助失独者真正走向身体以及心理、情感上的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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