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杰, 谭晓婷丨“新辩证法”解读《资本论》的合理性考察——对阿瑟体系辩证法的批判性分析

政治哲学研究

“新辩证法”解读《资本论》的合理性考察

——对阿瑟体系辩证法的批判性分析

文/陈永杰, 谭晓婷

摘要 

“新辩证法”学派的克里斯多夫·阿瑟不满于对《资本论》的教条式解读，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对《资本论》进行了重建。阿瑟创造性地提出了体系辩证法，以价值形式为载体建构起了“辩证必然性”，以此阐明价值形式转换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生成过程。应当说，阿瑟的体系辩证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价值形式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然而，由于阿瑟是从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出发，并且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内部讨论价值形式的演进历程，忽略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否定性、批判性等历史性原则，因此阿瑟不能不陷入将辩证法囿于形式层面抽象解读的窠臼之中。

关键词

《资本论》, 体系辩证法, 价值形式, 历史性

作者简介

陈永杰，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目录 

一  遮蔽历史性的缺陷：以逻辑先在性取代历史性

二  囿于范畴系统的局限性：对价值形式的抽象把握

三  以资本取代“活劳动”之误区：对劳动主体的忽视

四  结语

价值形式是《资本论》用以阐述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主线，因而，研究价值形式对于理解《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生产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新辩证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Christopher J. Arthur）（以下简称阿瑟）将价值形式同黑格尔的逻辑学相结合，对《资本论》进行了全新的建构，将资本主义描述为自我维持之体系。我们认为，阿瑟通过以体系辩证法来重新梳理价值形式的这一尝试，阐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进程，对把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系统特性和体系化特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然而，由于阿瑟未能意识到《资本论》并非对黑格尔逻辑学的重现和复制，这一“巧妙对照”也就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反而把《资本论》的辩证法理解成为缺少社会现实根基的抽象方法。

一   遮蔽历史性的缺陷：以逻辑先在性取代历史性

需要先明确的是，阿瑟的“新辩证法”之“新”是相对于恩格斯及其后继者普列汉诺夫，以及苏联时期的“历史辩证法”而言的。在阿瑟看来，这种“旧辩证法”作为一种“无生命的形式主义”，是由于“将抽象的框架外在地加诸内容之上导致的”，无法应用于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真实奥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必须被认定为“体系辩证法”。为了厘清阿瑟理论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围绕体系辩证法所依托的价值形式展开深入剖析。

（一） 漠视价值形式的社会现实前提

阿瑟认为，价值形式的辩证发展不能被理解为同历史进程完全同步，恩格斯包括后来的米克、保罗·斯威奇等人所采用的以“线性逻辑”来表达价值形式的阐释路径必须被予以拒斥；要真正理解价值形式，必须以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来取代这种“线性逻辑”。然而，对于“历史辩证法”和“线性逻辑”的排斥不仅没有帮助阿瑟真正理解价值形式之展开，反而使他陷入了无视价值形式之历史性的“非历史主义”的泥淖之中。

通过考察黑格尔，我们可以看到：“认识到思维自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陷入矛盾、必自己否定其自身这一根本见解，构成逻辑学上一个主要的课题”。简言之，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在概念之自我否定中实现概念不断深化的过程。阿瑟将这一概念运动应用于价值形式的演进历程，这种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一味遵从使其陷入到了“逻辑先在性”的迷雾之中—价值形式的运动被归结为经济范畴内在的自我运动的结果。但在马克思看来，理性思维来自社会现实的实践建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的批判的首要任务—说明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运动所采取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价值形式之演进不是内在于范畴体系的运行过程，而是在社会现实中的人的自由的能动活动的产物。

显然，阿瑟依循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将价值形式的发展看作范畴体系通过概念的自我运动实现对自身的满足，因而其体系辩证法就切割了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我们的这个论断来自阿瑟关于交换关系及资本主义之自我否定的理解上，阿瑟颠倒了生产与交换关系的逻辑顺序。阿瑟把交换关系作为实现统一有序之体系的本质概念，断言价值形式依赖于范畴内在“可交换性”得以完成，“商品交换创造了一个‘颠倒的现实’，在其中，抽象占据物质，而非抽象成为物质的平淡无奇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抽象占据商品本身，社会生产不再是为满足物质货品的需要而进行，其成为了一种为推动市场交换的客观化手段。阿瑟由此得出结论—交换关系要先于生产而取得价值创造的决定性地位。然而，商品首先是作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而存在，然后经由交换过程才实现其价值。如果将交换置于生产之前，就必定会忽略对作为价值之真正实体—生产劳动的关注。

在关于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过程的解读上，阿瑟将这一现实过程等同于逻辑展开过程。依循阿瑟的理路，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是“先于历史事实而潜在地否定了自身”。但在《资本论》中，资本运动的辩证法不是由思维所设定，因而资本的矛盾运动并非如“新辩证法”所言—超脱于社会现实的思辨过程，而是根植于现实生产力之中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当范畴体系的矛盾运动被阿瑟套用在资本的自我否定运动中时，就为建基于现实生产力之上的价值形式赋予了主观性特征。也就是说，阿瑟并未厘清：价值形式之推进过程本身恰恰就是社会现实中的经济生活过程。

（二） 对经济范畴历史性维度的疏漏

阿瑟认为，对于“简单商品生产”的探讨并无根据，因为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未对“简单商品生产”加以分析，《资本论》中的这一术语源于恩格斯的编辑，所以，“探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和受劳动价值规律支配的交换，是毫无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如此，对马克思的价值、剩余价值或资本积累的讨论应当限制在资本主义框架中。

为了说明这一点，阿瑟首先对前苏联模式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做出了分析，然后他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做出了明确区分，有力地回应了混同二者的模糊解读。对于前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阿瑟认为，“那里有价格形式、工资形式，但这无论如何都不代表价值的某种表现形式，因为它们已被固定于一个完全被控制的体系中”。换言之，资本的“物质化”形态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可能会持续存在，价值形式则不然；在社会主义形态下讨论价值形式毫无意义可言。阿瑟的这一论断将作为价值形式的各范畴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他并未看到经济范畴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

不难发现，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对经济范畴内涵有所阐述：“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经济范畴正是对历史发展中的经济事实的抽象。因此，“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价值形式并非被预设于“范畴因果链”之中观念地、思辨地活动着，而是在克服“形式束缚”和“神秘辩证法”的现实的生产条件中所生成。当阿瑟把经济范畴限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讨论时，其所用的方法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货币—资本的价值形式刻板地对应了黑格尔的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的逻辑系统。

事实上，价值形式在逻辑上的推进乃是商品的矛盾运动在主观思维上的映射，所谓价值形式的回溯正是在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对商品内在矛盾的揭示。然而，当阿瑟把价值形式建立在范畴内部的“理性之自我活动”的原则之上时，便与黑格尔类似，将作为“辩证法的本性”—自我否定的原则置于绝对精神活动的“思辨的对象化”领域之内。因而阿瑟同黑格尔的这种历史运动不过是未能深入社会现实的、抽象化的“历史运动的逻辑形式”。唯物史观之为科学的抽象，就在于这种历史观是以社会现实为根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建构而成。而阿瑟将“经济范畴重建自身”的思想牢牢契合于黑格尔抽象的“思辨运动”，就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成了脱离历史的、先验的教条。显然，这与马克思强调“生活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

（三） 对价值形式之历史性的疏离

广为熟知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其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阿瑟在讨论价值形式时却搁置了历史哲学，将从黑格尔逻辑学中延展出的体系辩证法自诩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真实样式。可以确定的是，阿瑟的这一论断并不属于马克思。因为《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著作，马克思旨在通过描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来揭示其暂时性—必然灭亡的趋势；资本主义从产生到发展再到其灭亡这一过程，必须深入到历史性这一维度来把握。

阿瑟坚信，恩格斯等人只是为社会发展规律披上了抽象的“逻辑外衣”，他们是不懂得辩证逻辑是如何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其实，在恩格斯那里，历史与逻辑具有同一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却被阿瑟误读为逻辑进程同历史发展次序的一一对应。阿瑟判定，恩格斯的价值形式是一种线性逻辑—价值形式运动同历史发展的次序相一致，本质上是一种实证主义方法。无疑，阿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线性逻辑”的静态性、直观性，并借助体系辩证法从中走了出来。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因为阿瑟坚持辩证法之逻辑体系而忽略了历史性，导致他未能真正厘清历史与逻辑双重维度在马克思辩证法中的真实意涵。其实，马克思考察价值形式恰恰是放置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深知价值形式的逻辑展开是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深入才能够辩证地显现出来。阿瑟反对将辩证法作为解释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就完全抛弃了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性这一向度。

按照唯物史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只有限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被理解为经济范畴同历史顺序的一致性。然而，价值形式却并非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阿瑟强调价值形式的内在矛盾只有在资本主义关系中才得以发展的看法显然是一种谬误。就货币概念而言，在资本、雇佣劳动等经济要素产生前的社会中就已然存在，而货币形式的产生又是经历了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再到货币形式的过程，这其中反映的恰恰是辩证法之历史性。阿瑟却跨过了前三种形式，直接进入到货币形式来对资本增殖加以分析。

在对这一割裂式考察进行分析和批判之前，我们首先要肯定阿瑟集中地研究货币形式的积极意义。阿瑟的主张是：作为价值代表的货币具有强有力的力量，这种力量集中体现为货币的一种特性即抽象统治的现实性。阿瑟所窥探到的货币之抽象力量，对于研究市场经济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进而将阶级斗争引入到价值形式中来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然而，由于割裂了货币形式同以往经济结构的关联，导致阿瑟没有意识到：价值形式之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对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不能同以往的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相割裂。

总之，马克思对他所遭遇的资本主义系统展开批判性分析和对未来进行“筹划”，《资本论》正是通过这一“生产系统”来揭示历史进程中社会生产之运行法则。然而，黑格尔的逻辑学却将历史规定为精神之发展，“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物质的劳动不过是抽象的精神劳动的外在形式。虽然，阿瑟看到了黑格尔的这一缺陷，但由于将抽象劳动与精神劳动相等同而忽视了抽象劳动的物质性，他便同样赋予了价值形式和资本运动以纯粹概念化特征。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过程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存在逻辑系统演绎的那种“历史宿命”，因此，对于价值形式的考察不应停留在某一经济系统之中，而应放在物质生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显然，马克思对于价值形式的阐释正是立足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兼具现实性和逻辑性的思维方法体现在辩证法上，即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二   囿于范畴系统的局限性：对价值形式的抽象把握

由于忽略了社会历史中的物质生产过程，阿瑟的价值形式是在抽离商品具体内容之后，自我设定出抽象内容并将各概念统一于范畴系统自身。不过，推动价值形式走向灭亡的并非是这种范畴上的统一性，而是商品内在的矛盾—人与人关系的对立，这种对立关系首先在商品拜物教阶段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表现了出来。要准确理解这种社会关系，我们不得不从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出发；而若想阐明马克思所深入到的“资本奴役劳动”之批判，就必须立足于价值形式之上。

（一） 对“拜物教批判”的空泛化解读

依照阿瑟，要真正理解价值形式，必须将“拜物教批判”置于价值形式的研究中。根据这一判断，阿瑟从“价值形式批判”转向了“商品拜物教批判”，然而，他却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批判的真实含义。我们的这一结论有两个理由：

其一，阿瑟脱离了生产来讨论交换。根据商品拜物教理论，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物物交换关系掩盖了商品的劳动产品属性，商品由此呈现出一种“神秘化”属性。诚然，阿瑟察觉到了这一“掩盖”，但由于将价值形式凌驾于生产过程之上而未深究生产环节，他就把商品的社会性理解为在“交换”中所具有的特性，导致商品被固化为一个经济范畴。就价值形式的本质属性而言，价值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渐生成的。经济范畴应当是历史进程中的生产关系之反映，阿瑟却只关注到了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从而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了交换关系上。事实上，价值之生成、价值形式及其中的交换关系都无法脱离社会现实中的生产劳动，马克思强调的正是作为交换关系之前提的生产关系。

其二，阿瑟脱离了社会历史过程来讨论拜物教之统治。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揭示出一个深层次问题：商品对社会关系之统治具有历史性。阿瑟却对其中的历史性视而不见。尽管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将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劳动简化为抽象劳动，也看到了商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统治地位，但是，阿瑟并未意识到：拜物教之统治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而资本主义也没有表现出自由的人类主体与资本之抽象统治之间的真正和解。作为历史产物的商品，其拜物教特性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得到消解，而是要伴随私有制的消逝才能被历史地解决。

为确保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达成资本与现实之间的和解，阿瑟确信资本本身没有逻辑缺陷和不可调和的斗争与对抗，这就使得他为了解释“资本逻辑”而将资本抽象化了。想要进一步理解这种抽象化，还需要追根溯源到马克思所阐述的“抽象力”概念中。

（二） 脱离了现实性的“抽象力”

为了说明资本的运行逻辑，阿瑟借用了马克思的一个概念—“抽象力”。阿瑟强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交换过程同思想的抽象力运作有着相同的方式，这种抽象力是构成资本主义体系之本体论基础。关于“抽象力”这一概念，我们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可以看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尽管阿瑟关注了“抽象力”，然而，在如何理解这个概念上与马克思产生了分歧。

阿瑟认为，“资本的逻辑展开是一个构成社会关系自我抽象的过程”。他主张社会关系是通过商品形式来表达的，它们被量化到商品中又促进了这种抽象；“抽象力”正是推动概念衍生之力量，从抽象规定到具体现实的展现过程则证明这种力量是一种抽象的思维能力。这显然是对马克思的“抽象力”做了阉割式处理：忽视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实践力量。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明确指明，“在传统意义上，抽象是心灵的产物，是虚幻的幽灵……而在马克思那里，抽象的本质却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力”不是为了保证经济系统在逻辑上的合理性，而必须是与现实的历史、具体的历史研究相交织，如果疏离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类实践的历史，这种抽象就不再是科学的东西，从而失去了价值。资本逻辑反映的是从资本产生到成长直至其衰落消亡的现实的历史进程，由商品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抽象权力也必然要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生成和消亡。社会正是在矛盾之中前进的，但这种矛盾不是思辨之中的矛盾。阿瑟将这一矛盾置于范畴体系内部，试图在思维领域内以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来摆脱拜物教之统治，显然虚幻且不可行。

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思路依照的的确是从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这一路径。但是，就逻辑起点而言，黑格尔是从不包含任何具体规定的“纯抽象”出发。马克思则是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物质的抽象规定必须来自现实的感性具体，范畴规定必须要用感性活动来进行说明；不论是价值形式还是凝聚在商品中的劳动，抑或是资本运动中的交换关系，都不能不是活生生的人的实践活动，将人的现实生命服务于资本增殖正是货币抽象统治的本质体现。概而言之，由于阿瑟未能触及到拜物教之统治的现实性、社会性，没有洞悉价值形式与劳动本身即价值实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他最终把这一统治力量归咎于脱离价值实体的价值形式，即以思想的“抽象力”把握了拜物教之现实统治。

（三） 拘泥于价值形式来诠释剥削关系

前已述及，价值形式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质却被商品拜物教所掩盖。马克思正是通过价值形式找到了超越商品拜物教的可能，以此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特质，并阐明其暂时性的历史命运。要理解商品拜物教统治下的剥削关系，就必须深究价值形式之社会关系的实质—私有制下的社会权力关系，它不仅支配着现实中的人，更支配着资本主义自身—把资本主义引向自我灭亡的结局。

从资本剥削劳动的根源来看，马克思认为，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根植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但是，阿瑟主张，“在没有任何关系扭曲的情况下，物质生产本是人与自然统一的‘中介’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不仅失去了劳动产品，而且产品的出售强化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权力”。诚然，阿瑟发现了资本在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的“理想性”的同时所兼有的“物役性”即剥削性：劳动者成为资本傀儡下生产“罪恶”的牵线木偶。因此，阿瑟同马克思一样都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对立面。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作为抽象劳动主体化之产物，是来自于私有制的社会现实本身。《资本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私有制这一现实条件的扬弃，重新确立和实现人的价值主体性地位，而这一扬弃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然而，阿瑟却从价值增殖的事实出发，着眼于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榨取这一表面现象，将价值形式当作剥削劳动的根源。

关于资本“奴役”劳动的实质，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一种社会权力关系，“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这意味着，资本是依附在“活劳动”身上的“死劳动”，仅依靠商品流通不可能产生出支配劳动者的力量，这种力量必定来源于生产—是劳动者被自己的劳动成果所支配；同时，劳动者自身被当作一种使用价值也被资本家所占用。然而，阿瑟却将作为价值形式之成熟状态—资本视为剥削的根本力量，忽视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剥削劳动中的决定性作用，继而又以政治学家的视角将价值形式同政治统治机械地联系在了一起。换言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积极的扬弃”在阿瑟那里变成了“消极的铲除”—资本主义在否定其自身政治社会形态的同时连价值形式、剥削关系也一同被铲除了。如此，阿瑟便只能自困于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囹圄中来理解资本剥削和马克思“革命的批判”。

总之，剥削关系是私有制关系的必然结果—价值形式就产生于这种社会关系之中，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是社会权力关系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以“物物关系”为表现形式的抽象价值之逻辑再现。换言之，那种所谓奴役、压迫人的东西不能归咎于体现商品价值的货币，剥削的真正根源是雇佣关系下生产资料的私人攫取与占有。无疑，马克思的批判乃是解除精神内部神秘化的、对私有制下的权力关系之扬弃，这是阿瑟的那种被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束缚的“乌托邦式”方案无法达到的理论高度。

三   以资本取代“活劳动”之误区：对劳动主体的忽视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以资本积累为重要前提的实践形式，其无法脱离现实的人的劳动过程，因为生产资料只有在“活劳动”发挥作用时才能够创造价值、积累财富。然而，阿瑟却将“劳动”定义为“资本关系本身内部的抽象”，主张“价值抽象优先于其物质承担者”，强调作为抽象劳动总体—资本的优先地位，试图仅通过价值形式来揭示资本增殖的秘密。由于阿瑟忽略“活劳动”的作用，就不自觉地偏离了马克思“劳动的解放”即“人的解放”这一价值指归。

（一）颠倒了“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中，阿瑟秉持“资本生产商品，而不是劳动生产商品”这一观念，即倾向于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他声称，《资本论》之起点应当是价值形式而并非劳动，价值形式是社会生产最为关键甚至唯一的创造者—不仅决定劳动的质的抽象性，而且还决定着劳动作为时间“主体”在数量上的消耗；商品和价值的创造在未引入劳动概念前就能从资本那里得到合理说明，因而马克思过早地引入了劳动。其实，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上的偏谬—价值对劳动的“游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资本运行的实践中都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从价值创造的过程来看，马克思意在证明：唯有劳动者的“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商品的价值由抽象劳动所生成，商品之价值量则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不是阿瑟所谓强加于价值生产之上的要素，而是一开始就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作用，正是“活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尽管阿瑟并不否认劳动和价值的相关性，但他认为马克思引入劳动概念仅仅是为了论证价值增殖这一目的而已。事实上，劳动者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关系上来理解。

就价值之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张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里，阿瑟的可取之处在于：认识到了价值形式在价值实体中设定自身，后者在前者中获得了应有的呈现；价值形式必须“自我填充”才能克服其“消极存在”之形式。但在讨论二者对经济生产的作用时，阿瑟却陷入到意识内在性的漩涡之中，认为价值形式可以脱离价值实体发挥决定作用。正是价值形式使得活劳动过程转化为抽象劳动，“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在其理想性中确定了自己的内容”，“价值的任何‘实体’—例如抽象劳动—不可能先于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普遍化商品生产而存在”，也就是说，商品应是“无劳动生产”的结果。由此，专注于价值形式的阿瑟，将作为价值实体的内核—“活劳动”过滤掉了。

与阿瑟不同，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以作为价值实体的“活劳动”为实体性内容。然而，此关键之点却被阿瑟为实现经济体系的完美运转所“理所当然”地忽视：体系辩证法自然就成了脱离实体性内容的方法，价值形式则是以抽象形式表现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样式。而在马克思那里，范畴之规定走的却是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的理路，价值是以作为感性具体的劳动产品为存在形式，其首先是物化劳动的产物而不是资本“自我活动”的结果，资本正是积累起来的“活劳动”。即便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关注的也只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这就说明生产先于交换关系而存在，劳动产品先于商品而出现。但阿瑟仿佛对此视而不见，对劳动持贬损和疏离态度，这就导致了其理论上的不彻底性。

（二）割裂了具体劳动与“价值”的关联

经过对劳动概念的分析之后，阿瑟认为，首先应当澄清的是作为资本萌芽的价值形式，其后经过这一自主形式的展开，直至达到资本阶段之后，才是引入劳动概念的最佳时机。这种看法未能察觉到：资本本身作为一种价值储备，与创造价值的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诉诸经济现实并表征人的现实生命之概念，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人则是拥有这一灵魂的主体。这是马克思通过阐释劳动的本质和特性所揭示出来的，但在阿瑟那里却付之阙如。

进而言之，这种欠缺突出地体现在阿瑟对具体劳动的轻视上，关于具体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正是阿瑟的解读与《资本论》的初衷存在的分歧。商品本应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阿瑟却否认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而把注意力片面地集中于价值。然而，如果商品撇去使用价值这一属性，那么，“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显然，阿瑟并没有真正理解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之间的差异，仅仅聚焦于抽象劳动，就割裂了具体条件下人的劳动与“价值”的真实关联。

事实上，被阿瑟忽略的劳动的主体性，正是劳动者在体现自身价值和类本质的劳动中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关乎于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价值的形成”即主体对象化的完成，“劳动的凝固”是人的抽象劳动之凝固；商品、货币以及价值增殖的高级形式—资本都是以劳动者创造产品为前提，价值也是由生产和交换共同发挥作用，进而通过价值形式之运作实现价值增殖这一目标。由于阿瑟只看到价值增殖的外在形式，将价值和具体劳动割裂开来讨论价值形式，就有意无意地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三)以“批判的形式”展开了“非批判的运动”

同《资本论》的最终目标相一致，阿瑟对异化劳动的阐述同样诉诸资本批判。在阿瑟看来，“资本是控制生产者的力量，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的逻辑和资本异化逻辑是‘同源的’，它提供了把握资本异化逻辑的关键”。可喜的是，虽然阿瑟的体系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接续，但阿瑟却并未将黑格尔与马克思混同，他显然看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超越。

正如阿瑟所坚持的一样，“劳动在马克思思想中作为‘异化活动、活动的异化’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通过追溯马克思走出黑格尔的道路来说明”，但是阿瑟却没能理解在关于劳动的性质上，马克思是如何走出黑格尔道路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是把自我意识等同于现实的人来理解劳动—“精神主体”的自我活动。马克思走出黑格尔道路的关键就在于从以精神为主体转向了以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劳动。虽然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但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黑格尔对劳动的领会仍然陷入两重错误中：其一，黑格尔只认识到劳动的积极一面，而没能认识到它的消极一面，即误将异化劳动等同于一般活动；其二，黑格尔只承认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而没能意识到：劳动是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而区别于纯粹精神活动的外化形式。尽管阿瑟明确表示，自己认识到了黑格尔是以绝对精神为主体来阐明自我意识之辩证过程，因而黑格尔对于异化之扬弃是无批判性的，但是，由于阿瑟仍是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来理解劳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精神外化”的倾向。不消说，阿瑟在对“异化之扬弃”的理解上仍然没有挣脱出意识内在性的藩篱—体系辩证法由于强调经济体系内部在逻辑上的这种“辩证必然性”，就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视为逻辑层面的、超历史的辩证表达。更不消说，这种内在于思想的扬弃无法触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劳动。

因此，阿瑟最终未能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无批判性在于这种辩证法所具有的“非批判内容”的批判形式。而马克思清晰地指明了这一点：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一种逻辑的、抽象的和思辨的表达，因此，“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显然，黑格尔的这种批判形式表明其异化扬弃过程是立足于思辨哲学的历史原则之上，这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原则改造之立足点。虽然，阿瑟将矛头对准异化劳动之批判维度，察觉到资本这种抽象力量对人的自由之压制而深入到资本批判这一高度—资本是对人的感性生命之异化。在这个意义上，阿瑟超越了黑格尔。然而，由于阿瑟依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来展开讨论，这使得他未能发现：劳动的本质是一种历史性活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恰恰就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展开的考察。依照马克思，异化劳动同“劳动的解放”是作为现实的生产力之产物同时又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批判”必须达到切中现实的“革命批判”之高度才能够实现异化之真正扬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批判，更是对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劳动本身的历史性批判。

四   结语

综上所述，阿瑟通过在“逻辑”和“资本”之间建立起直接关联的方式赋予了价值形式以新的生命，为重现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价值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支点。但是，由于将现实的经济运行纳入了纯粹范畴运动的过程，拘泥于辩证结构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辩证法之历史性维度的分析，阿瑟的这一尝试便疏离了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立足于社会现实来探讨价值形式。所以，阿瑟未能准确解读出《资本论》中所蕴含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不过，这未必就完全是一种缺憾。通过推进对阿瑟等人的“新辩证法”的研究，为我们探究马克思的辩证法开辟了“批判式思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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