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 殷晴飞丨从冷战国际史到冷战全球史：国内冷战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趋势

从冷战国际史到冷战全球史：国内冷战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趋势   

文/王栋, 殷晴飞

摘要 / Abstract

近十年来，国内冷战史研究受全球史研究兴盛的影响，其研究范式出现了以史料多元化与视角多样化为主要特征和动力的多样化趋势。国内冷战史学界在积极使用和拓展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重视引入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材料运用方法，将研究对象从国家行为体扩大到社会、文化、技术等领域，在学科交叉基础上形成了有新意的冷战叙事，开启了一个由冷战国际史到冷战全球史的学术进程。国内冷战全球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学科内部与外部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反映国内冷战史发展的问题和局限，也构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随着当代研究者与冷战史在时间距离上的不断拉大，史家需要将冷战放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长程历史中加以审视。

关键词：冷战史, 全球史, 新趋势, 多样化, 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Author

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教授

目录｜Contents

一 新史料、新视角与冷战史研究的多样化

二 问题、局限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三 结论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全球史研究兴盛的影响，冷战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具体表现为冷战史研究对象的丰富和扩大：冷战史研究不再仅关注以20世纪下半叶大国针对重大危机和战略利益的高层决策为代表的国际关系议题，而是将视野拓展到对“作为意识形态冲突和国际格局特征的冷战”与其他历史进程（如技术革命、移民、经济全球化、种族关系、性别平权）之间的关系。2010年由莱夫勒（Melvyn P. Leffler）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主编、多国学者参与编撰的《剑桥冷战史》三卷本问世，标志着冷战国际史向全球史拓展的学术新进程。该书除用一些章节讨论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有更多篇幅讨论了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广泛涉及社会史、科技史和经济史的内容，讨论了人口、消费、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被认为是“新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文安立在其2017年出版的《冷战：一部世界史》中专门对这一新趋势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冷战不应仅仅被定义为肇始于“二战”结束之际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有限冲突。冷战研究者必须关注与冷战同时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的急剧转型。这些转型“既不源于冷战也不由冷战决定”，但其走向都受到了冷战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经常是负面的。基于此，文安立提出应以“百年视角”（hundred-year perspective）来研究冷战，将其起源追溯到19世纪末的第一次资本主义全球危机，探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其他大规模全球性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从长远来看，这些全球性历史进程的影响比冷战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性事件要深远得多。

作为冷战史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从新冷战史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上述学术进程中。2010年以来，国内冷战史研究的范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种多样化主要表现在：第一，重视两个超级大国以外国家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特别是这些国家对大国行动的引导与约束；第二，关注冷战格局下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思潮和技术革新，包括个体的境遇。其中许多涉及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著述揭示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与世界关系更全面的图景。本文旨在梳理近十年来国内冷战史研究范式多样性趋势的代表性著作，对国内冷战史研究的最新学术进程进行评述，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一、新史料、新视角与冷战史研究的多样化

21世纪以来，国内冷战史学界已经形成了积极使用和拓展一手材料的规范，为研究范式的多样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国内的冷战史研究肇始于198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研究。1990年代是国内冷战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涌现了一批被称为“新档案派”的冷战史学者。其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能够较为充分地利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东欧国家大规模解密的前苏东时期档案和英美等国解密的档案，1980年代末国内出版的一批一手资料，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和各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沈志华、李丹慧、章百家、牛军、杨奎松等学者有深厚的国史基础，他们既是冷战的研究者，也是亲历者。这批学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利用一手史料阐释了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重大决策和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走向；揭示了冷战与中国国内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大大推动了国内冷战史学界、外交学界使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的规范的形成；促进与国际冷战史学界的交流等等。

近年来，以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中心”）和周边国家研究院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重要学术进程，即拓展使用周边国家和欧洲非英语国家档案材料的渠道，并利用这些材料研究中国对外关系以及将研究领域拓展到非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外交关系与国内社会转型。到目前为止，中心师生已前往蒙古、越南、柬埔寨、缅甸、罗马尼亚、法国等国搜集档案，并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上定期介绍这些国家档案馆的开放情况并梳理这些国家已刊档案，为其他学者进一步开展研究拓宽了道路。中心出版的图书、举行的会议、资助的博士后都推动了这些非中英文史料的搜集和使用。另外，姚百慧于2015年出版、2019年再版的《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是一部重要的一手材料指南，其第二版除对美国档案部分（特别是电子资料库）进行更新，还增加了对缅甸、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档案资源的介绍。

与此同时，《冷战国际史研究》还积极推动引入“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超越了传统口述史学“单纯向受众叙述往事”的局限。对于一些档案材料尚未完全解密但当事人健在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军事史），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也同样重大。在苏联援华领域，有两部学术价值很高的批判口述史学著作于本世纪初出版，一是《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的见证》，二是《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一书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与档案资料的鉴别以及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的具体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披露了1950年代初期中苏在新疆和华东的共同军事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的途径等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走访了当年聘请苏联专家的一些单位和有关人员。在充分使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1948年至1960年间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政策方针、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条件和环境、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论述。可喜的是，近年来的口述史课题还从还原高层决策扩展到冷战如何塑造社会进程和个体命运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刊载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对朝鲜战争中转入朝鲜人民军的中国朝鲜族参战军人的采访和徐有威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

近十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在拓宽史料来源的基础上开始探究冷战研究的新领域，特别是关注超级大国以外国家的能动性。随着冷战后多边档案的解密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将冷战简单化地定义为美苏两国依靠各自同盟在全球展开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冲突，转而关注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国家对冷战的形塑。他们指出，在许多情况下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内部政治力量主动引入冷战话语或美苏力量来实现其自身战略目的。在冷战和民族独立运动相互交织的亚洲，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几次主要武装冲突—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爆发在两个超级大国中至少有一方希望稳定亚洲局势的情况下。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20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亚洲的重大变化大都不是因美苏而起，“或许将冷战概念应用于亚洲从不那么有用”。

近年一批国内学者利用亚洲国家档案形成的研究成果突出了亚洲国家的主体性。梁志利用韩国档案研究朝鲜战争前后美韩两国针对达成同盟关系进行的博弈，特别是李承晚借助反停战运动的北进统一计划迫使美国与其签定《共同安全防卫条约》。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仅是一个‘被邀请的’帝国，在某种情况下还是一个‘被挟制的’帝国。”“被邀请的帝国”最早被学者用于形容“二战”结束初期美国与西欧的关系。与此相比，“被挟制的帝国”这一概念强调了超级大国面对全球竞争往往无法在特定地区投入大量资源，而“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却因其十分明确的民族主义利益而对超级大国产生了很强的议价能力。同样的现象在冷战中越南与中苏关系上也十分明显。乌力吉在对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劳动党对外战略的研究中指出，日内瓦会议寻求“政治解决”越南统一问题受阻，促使越劳中央开始重视“政治、外交、军事不同手段的综合运用，这一调整令越南劳动党得以协调统一国家、巩固政权、盟友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游览以越南对中苏政策和其在印度支那战略为切入点，指出越南自1950年代末不仅基于明确的现实利益考虑，在印度支那战争的不同阶段调整与北京和莫斯科的距离，从中苏分裂中获益并最终实现统一，还持续强化与老挝巴特寮之间的“特殊关系”，追求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主导性地位。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与欧洲存在明确定义的北约、华约两个对抗性军事政治集团不同，亚洲地区在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更加复杂并具有流动性。

国内冷战史研究范式多样化趋势的另一个表现是引入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材料运用方法，将研究对象从国家行为体扩大到社会、文化、技术等领域，在学科交叉基础上形成了有新意的冷战叙事。本文仅择近期发表的部分成果进行评述。在文化冷战领域，翟韬关注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分析了香港美国新闻处在利用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进行反共宣传，与台湾合作争夺侨生教育等冷战宣传战中的决策。同样以冷战中的两岸三地为研究对象，赵峥聚焦足球名宿李惠堂的生前事与身后名，提供了颇具新意的体育史叙事。不同于传统的以两岸在国际组织合法性之争为侧重点的视角，赵峥引入了徐国琦提出的“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范式，“打破两大阵营斗争和海峡两岸对立的既有框架”，将李的个人经历“放置到两岸三地的地缘格局下和近代中国体育的长程历史中进行观察”。

在社会史方面，对于冷战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这类研究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冷战危机与冲突背景下国家是如何影响地方社会的？社会因素又怎样塑造了冷战中的国家政策？侯松涛以地方史视角探究朝鲜战争时期国家是如何通过抗美援朝宣传与动员参军影响和塑造乡村的。与此相对应，中苏友好话语的构建也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李巧宁以1949年后遍布全国的中苏友协为切入点，探讨中苏友好话语是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在基层社会建立起来的。如果将冷战理解为一场两大阵营对于“心灵与头脑”的争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全面战争”模式的某种延续，那么对外宣传旨在争取对方阵营民众，国家政府对内则需要说服民众或以一个看似遥远的国家为敌或以一个陌生的国度为友，其过程必然伴随着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与塑造。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和社会群体并不是完全被动地被国家政策所塑造，史宏飞结合科学史与社会史探讨科学国际主义如何推动美国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追求对核能开发的控制。作者指出，这些推动人类社会步入核能时代的科学家基于对核武器巨大摧毁力的深切忧虑，不甘成为“军方黩武主义的囚徒”，于是积极建立了全国性协调组织“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并促使美国战后核政策向“国际控制”发展。此类研究指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即使是核能这类高度由政府主导的政策领域，“高层政治”也不是唯一的研究路径。

近十年来国内冷战史研究的范式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其他史学领域借鉴研究方法，在大国关系之外寻找研究课题。这种多样化的尝试是十分必要而且有益的。第一，随着时间的推进，冷战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距离感可以推动学者对冷战的本质、特征与深远影响重新认识。例如，冷战对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形塑作用就是强化了一种非友即敌、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要理解这种冷战思维方式如何在不同社会中固化，就必须超越危机与战争中的高层决策这类表层现象。第二，拓展研究视角有助于学者在史料使用受限的情况下在既有史料中发现过去看不到的东西或者发现之前被忽略的史料的价值，对地方基层档案的运用便是其中一例。第三，可以预见的是，研究范式多样化的趋势会面临研究对象“碎片化”的质疑；但需要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研究的价值，更关键的因素是能否有创造性地阐释研究对象背后的宏大主题。

二、问题、局限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尽管目前国内学者在冷战全球史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但是，以下一些问题仍然制约着国内冷战史研究的发展。这些问题有些来自学科本身，有些则来自于外部。从外部来看，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世界史研究相较于中国史研究在学术资源和平台上处于弱势。从与现有学科体系的关系来看，冷战国际史以及更广泛的冷战全球史跨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领域。但对比国内发表平台，涉及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在刊物上有非常广泛的选择；但世界史专门刊物少，大部分史学类核心期刊刊发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仅处于“点缀”地位。而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则经常面临审稿周期过长的问题，难以帮助青年教师应对沉重的年度考核压力。与此同时，目前业界只有《冷战国际史研究》一份专注于该领域的辑刊，其半年刊的性质以及“以书代刊”的形式也决定了体量的有限性和出版的长周期。尽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国际政治研究》等一些国内综合类期刊长年坚持保留专门刊发冷战史研究成果的栏目，但冷战史“学术阵地”总体偏少越来越成为制约近年来冷战史研究发展的因素之一。总之，学术发表渠道上的限制不利于中青年学者的迅速成长。如果能够搭建更多世界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中文发表平台，冷战全球史研究以其业已形成的一手材料运用规范和稳步扩大的学术共同体，将推动中文学术界更广泛领域的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在冷战史研究内部，则存在以下一些问题。第一，尽管冷战史研究已经逐渐突破了作为传统“外交史”研究分支的定位，但上文提到的研究范式多样化趋势的发展较为缓慢，与科技史、环境史、移民史、性别史等领域结合的研究课题尚待探索。这些视角对于研究冷战最后二十年全球的深刻变迁尤其重要。比如，对于冷战最后十几年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集中关注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国际环境等几个问题，对于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冷战后期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起步与中国社会变迁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还缺乏系统利用档案材料和口述材料的深入探讨。第二，冷战史研究与区域与国别研究尚未形成可以互相促进的合力。文安立认为，着眼于大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国内政治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除了要有能力打破处于统治地位的旧有的研究方法之外，还要求研究者有语言方面的训练，有地区性的专门知识，并有接触外国档案的渠道”。目前虽然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通过招收语言文化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进入冷战史博士项目，培养了能够熟练使用对象国一手材料的博士生、博士后，但在全国范围内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非小语种专业学生学习除德、法、日、俄等主要第二外语以外语言的机会非常稀少。这极大限制了历史、国际关系、人类学等专业有志于冷战全球史或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生进入这些领域。第三，口述史特别是批判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的冷战史研究中还处于起步阶段，口述史材料主要作为其他材料的补充；由于可资对照的档案材料不足，“批判口述史学”的应用范围还很窄，使得许多珍贵的口述史材料散落民间，并随着当事人的辞世而遗失，这对于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来说是不小的遗憾。

就冷战史学科发展而言，需要观察、跟踪、借鉴国内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对新方法、新范式等的探讨，进行一些横向比较，冷战史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需要加强的。例如，作为冷战史研究的重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近年来也进入了一种本体论、方法论自省的过程，毕竟诸如全球史的兴起等更大范围的史学思潮无可避免地对国内史学界造成影响，如何应对需要有更深入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分别于2019、2020年刊发了两组共11篇“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的笔谈文章，其中不乏对冷战史与当代中国外交史关系的探讨。陈志瑞提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应“超越冷战国际史研究范式”，“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富强民主，实现现代化”应“始终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宏大主题和主导范式”。总之，有意识地通过不同研究领域的横向比较有助于发展较为清晰的冷战史学科建设意识，否则，学科交叉与融合将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

最后，理论与历史结合的研究范式有待进一步发展。王立新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一文中谈到，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视对现象的抽象简化和事件发展的必要性不同，“历史学不认为存在超越时空界限的普遍规律，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偶然性、因果关系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他指出，“外交史家和国际关系学家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历史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给历史学家；理论也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给（国际关系）理论家’。”黄宇兴也指出，国际关系史研究对检验、修正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应寻找能够同时发挥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长处的研究路径”。王栋发表于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会刊《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的论文《大战略、权力政治与中国60年代对美政策》一文体现了历史研究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检验和修正作用，在运用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地方档案馆档案以及美国档案的基础上，作者挑战了国际学界现有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等有关解释中美关系的观点，强调了权力政治变量在解释19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中的关键作用。在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尝试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历史的结合，威慑理论与中国和周边国家边境冲突案例的结合等领域，探索进程仍将继续，而在另一些少有涉足的领域，如中苏关系与国际关系同盟理论的研究上，也可以期待新一代学者的理论创建。

三、结论

十多年来，国内冷战史研究经历了从形成一手史料使用规范，扩展史料来源，到研究方式多样化的快速发展。在史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融合了政府档案、地方史料、口述史料和多边（多语种）史料，为学界全面认识冷战的多个维度和在不同地区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视角多样性上，在传统外交史基础上，近期的研究成果积极吸收其他史学研究范式并探索结合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新路径。随着当代研究者与冷战史在时间距离上的不断拉大，学界对冷战的认识也不断丰富与加深，对于冷战的本质、起源和影响也将有创新性的认识。最终，史家需要将冷战放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长程历史中加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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