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素梅丨后疫情时代休闲观与劳动观的重塑——兼论人文为科技发展奠基的必要性

重启科技与人文对话

后疫情时代休闲观与劳动观的重塑

——兼论人文为科技发展奠基的必要性

文/成素梅

摘要

新冠病毒的蔓延凸显了自然界对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无情报复和对贪婪人性的巨大挑战，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摒弃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桎梏，确立人的精神自立和行动自律的过程，而且是回到生活世界，解构休闲与劳动二分的异化观念，使休闲成为劳动的新境界和揭示生命意义的过程。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重新理解休闲的过程，也是重新理解劳动的过程。休闲是使生活充满乐趣和富有幸福感的触发器，是在不确定的生活世界中不断地选择成就自我和发现生命意义的风向标。因此，只有休闲式的劳动，才能赋予生活全新的格调。智能革命的深化发展为休闲与劳动的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休闲与劳动的融合则进一步提供了人文为科技发展奠基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

新冠病毒, 人与自然的关系, 休闲与劳动的统一, 人的精神自立

作者简介

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哲学分析》执行主编

目

录

一 新冠病毒开启“人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

二 超越工业时代的发展理念与休闲观的困境

三 重塑休闲与劳动的融合统一

四 结语

在人类发展史上，瘟疫发生的次数并不少见，但是，时代不同，疫情的波及面、影响力、关注度、交织的因素等也各有所异。2020年新年伊始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算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传染性最强、变异速度最快、相关因素最复杂、国际形势最严峻的一次全人类的健康危机，成为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致使许多国家陷入艰难的疫情应对之中。新冠病毒的肆虐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乃至种族等交织在一起，验证着不同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劣，展示着各类文化理念的差异，确认着各国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高低，也考验着人们如何为保护彼此作出艰难抉择的决心。然而，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言，疫情既能把人置于死地，但也能超度人，向人指明道路。2021年伊始，当人类希望借助疫苗之力将整个世界重新拉回到常态之时，我们非常有必要从这场抗“疫”之战中吸取教训，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不同的思考。在这些思考中，深刻反省新冠病毒向人类发出的警示，重塑后疫情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休闲和劳动的关系，对于引导人类文明向着自然—社会—科技—人文高度整合的方向发展，强化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价值。

一、新冠病毒开启“人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

对人类而言，新冠病毒可谓百般武艺、神出鬼没，我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们却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四处漂移，不断变异，疯狂传染，无情地吞噬了无数人的宝贵生命，使整个世界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关于病毒的溯源工作以及相关科学家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并非人为制造或实验室泄露，而是来源于自然界。这表明，自然界通过新冠病毒的无情蔓延和对人类的猖狂进攻，向我们发出了非常有必要对工业时代以来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塑造这种关系的一系列发展理念作出深刻反思的大通牒。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又与人类文明的演进密切相关。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技术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的生存环境的变化概述为从自然环境转变为社会环境，再从社会环境转变为技术环境。在自然环境中，人类完全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生之于自然，亡之于自然，人际关系以互助与友爱为主，人们尚未形成善恶意识，以敬畏自然为其生存之道；在社会环境中，人类走上了战胜自然和控制自然的道路，道德规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成为规范人的行为准则，人的联合既成为全面征服自然的社会力量，也成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环境力量。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以及四次技术革命的展开，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由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转变为由科学技术所驱动的发展。而当科学技术的力量渗透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成为人类生存的底色时，它们就反过来主导了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成为评判人类活动的价值尺度。正如埃吕尔所言，在技术环境中，“技术取代了自然，建构了自己的体制，成为人类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复杂而完整的环境，并且，人类必定通过与技术环境的关系来定义自己……人的行为与特殊选择几乎不再有意义，所需要的是习惯或价值的全部改变。”

埃吕尔所概述的人的生存环境从自然环境向社会环境的转变，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完全依附于自然的混沌的一体化关系，转向人与自然相分离的利用与被利用或控制与被控制的对象性关系。在这一次转变的过程中，人类逐步摆脱了原始时期对自然界的被动适应状态，第一次自觉地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向着成为自然界主人的方向演进，自然界变成了“删除人”的场所，人则越来越成为有能力摆脱自然约束的独立个体。美国哲学家塞拉斯将这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的过程，看成是“人成之为人”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提炼出去除人性化的事物与过程的关于人的范畴。为此，塞拉斯认为，提炼范畴比消除迷信或改变信念更基本。

人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的过程，也是人类学会运用概念思维反思自我，根据证据标准来衡量思想的过程，或者说，是人类从前概念思维向概念思维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是整体性的转变，是跃迁到产生了整个人类的层次，人类明白了，人是什么，环境和自然现象是什么。本文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最核心的目标和发展理念是追求物质丰富和设法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这种发展理念和由此塑造的各方面的制度体系，进一步为人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石，但是，古代发达的人文教育和人文研究在强化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和在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下逐渐式微，乃至成为科学技术思维的附庸。

“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人的社会化阶段，二是人的技术化阶段。在人的社会化阶段，人类形成了评判其行为的规范准则，有效的概念思维或理性思考成为人与人沟通的基本前提，出现了诸如打篮球之类的游戏活动，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具有了关系属性和主体间性，群体成为个人与可理解的秩序之间的中介。随着人的生存环境从社会环境向技术环境的转变，人类不仅凭借科学技术获得了统治自然的强大能力，而且还进一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象性关系转向了使自然“消退”或“无自然”的另一个极端，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逆转或倒置：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原初受制于自然，经过分离之后，最终逆转为主宰自然。

然而，物极必反，种其因者，须食其果。当许多人文学者对科学技术的这种极端发展倍感担忧，强调有必要将人文关怀置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前端之际，乃至当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公司也主动高举发展负责任的技术或技术向善的旗帜之时，突发性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以更加极端而残忍的方式对人类长期以来践行的漠视自然、掠夺自然乃至破坏自然生态的发展模式发出了强烈抗议，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无人”状态转向“无自然”状态的过激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无情报复。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反过来成为人类最好的清醒剂。新冠病毒的肆虐警示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人类已经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掠夺自然的生存之道，导致了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瘟疫猖獗等人类面临的发展性难题；病毒的肆虐警示我们，应该反省长期以来形成的试图全面控制自然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守护自然家园，重返敬重自然的发展理念；病毒的肆虐警示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人类的福祉并不总是与物质的拥有量成正比，藐视自然规律，无节制地追求物质满足，往往会适得其反，导致人的异化；病毒的肆虐警示我们，应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传播健康文化、强化人与人的互助友爱、国与国的共赢共生；病毒的肆虐警示我们，在病毒面前，人的生命没有贵贱之分和贫富之别，等等。

诸如此类的警示，强烈要求我们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消失”的单极状态重新返回到敬重自然的共生状态。人类重新回归于自然的过程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三次转型，这一次转型是人类摆脱“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中所充斥的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桎梏，开启了人类必须自觉提升生命意义与精神境界，以及维护自己生存家园的“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更加深刻地反省自我的第二次觉醒。如果说，“人成之为人”的第一次觉醒是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并学会不断控制自然和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那么，“人成之为人”的第二次觉醒则是人必须重新尊重自然，重新确立稚化思维的过程，即，在摆脱物质包袱或负担的前提下，重新拾回古朴的天真与诚实，追求精神愉悦和幸福生活，重置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过程。因此，“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也是找回人的第二次“天真”的过程。然而，与儿童时期具有的第一次“天真”相比，第二次“天真”是一种需要培育、养成和重建的更高层次的“天真”，是建立在关于人类未来的伦理学之基础上的“天真”。

问题在于，来自大自然的新冠病毒向人类发出的警示，虽然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三次转型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开启人类超越物质功利、注重精神境界的“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但是，从可操作的意义上来看，这一过程的真正展开和落实，却是需要从全面检讨工业文明以来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发展理念，以及揭示工业时代形成的以劳动为主和休闲为辅的制度安排所陷入的困境开始。

二 超越工业时代的发展理念与休闲观的困境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在基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有名的“费斯汀格法则”。这个法则认为，一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有10%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剩下的90%则是由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反应而决定的。这个法则揭示了人的思维方式和所思所想对人的行为与决策所产生的强烈影响，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事无善恶，思想使然”，同时，这也预示着，对于人类而言，能够及时筛掉或过滤偏颇的或错误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可能比盲目追求快速发展本身更加重要。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当个人的健康已经不再只是自己的私事，而是成为对社会负责的道德律令时，或者说，当疫情的阴影笼罩着一切时，正如加缪所言，“个人的命运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这种集体遭遇要求国家政治必须放弃利润规则，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的福祉而服务，而且也内在地揭示出，人类今日的集体遭遇，与昔日以单纯追求经济为中心的极其失衡的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因此，检视工业时代形成的发展理念成为引导未来发展的当务之急。当我们本着这种精神，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来反思工业时代造就的发展理念和休闲与劳动二分的制度安排时，不难发现，这些观念导致的异化发展，已经使我们深陷显而易见的三大困境。

首先，人异化于自然而陷入生存困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由休闲与劳动的二分和资本逻辑所导致的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和物质主义的发展观，造成了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掠夺与破坏，从而使人类不得不自食其果，面临环境污染、水资源污染、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等全球性难题，乃至使自然界天然赐予人类的新鲜空气、清洁水源等自然条件和安全食品等生活资料变成了弥足珍贵的难得之宝，使人类逐渐丧失了天生具有的友善、诚实、互助等美德，从而身陷生存困境。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无疑是向这种失衡的发展模式亮出的“警告牌”；二是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神经科学等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越来越有能力改造或干预自己身体的自然状态，使得编辑基因、增强记忆、增强情感等成为可能，这将会带来更多深层次的关乎人性和人类文明未来的大问题。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而且还意味着人对自己身体的自然边界的守望，人类反思如何守望身体边界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的第二次人性觉醒的过程。

第二，人异化于社会而陷入制度困境。休闲与劳动的二分，最终形成了重劳动而轻休闲的社会体制和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包括时间分配、资源分配、空间分配等各个方面。这种失衡的社会建制与思维方式，一方面，极大地挤压了因材施教和人格养成的教育空间，形成了急功近利的教育体系，乃至培养出重理轻文的偏科人才；另一方面，使人的休闲时间变成了另一种商业开发的目标，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助长了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生活观，特别是，当我们将物质性的攀比提升为判断人的成功与否的社会标准，乃至将生活的意义全部投射到拥有之物来体现时，更是直接助长了炫耀式的奢侈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状态中，我们不再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与学养内涵，而是关注人的外在装饰与行为标签。除此之外，自工业时代以来形成的量化管理方式与评价标准，又潜在地吞噬了人的休闲时间，乃至直接导致休闲方式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极有可能反过来进一步造成对自然生态的新的破坏，比如，当下流行的各种休闲农庄等旅游项目的同质化开发，就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农耕土地。

第三，人异化于自己而陷入成长困境。休闲与劳动的二分造成了人的同质化的成长模式。这种同质化包括评价标准的同质化，教育方式的同质化，城市规划的同质化，人的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以及休闲方式的同质化等。这些同质化发展不仅极大地扼杀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本来应有的多样性，营造了习惯于追求确定性和排斥甚至恐惧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而且使自己处于新的被奴役状态而不自知。正如弗洛姆所言，人创造出来的工业化文明，反过来，成为压抑人性和奴役人的工具，人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生命变成了获取财富的投资，因此，“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十九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二十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的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他们是‘有生命的假人’。”弗洛姆所揭示的这种“可能”，无疑是我们在深化智能革命的今天，迫切需要摆脱的局面。

工业时代的发展理念和休闲观陷入的上述三大困境是相互联系的，也是整个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然而，这些困境在休闲与劳动二分的现有概念框架内和思维方式中是无法摆脱或无法克服的。因为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休闲不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必需品，而是作为享有特权的自我纵容的奢侈品或懒散的代名词。对于富人而言，休闲变成了经济地位的象征和豪华生活的炫耀，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休闲只是劳动之余的空闲，是恢复体力的前提和“挣来”的一种奖赏。这种将休闲视为是从属于劳动的发展理念，极大地扭曲了休闲概念的原初含义，这种以劳动伦理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残忍地剥夺了人类培育休闲能力的机会与自觉意识，从而使人的世界变得单一而趋同。

皮普尔曾在《休闲：文化的基础》一书中指出，我们必须面对过分强调劳动所带来的矛盾，从强迫性地迷恋于劳动的文化中恢复人的尊严，来获得对休闲的真正理解。因为我们回答人的生存能否以整天劳动的方式来充实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人类文明演化史的转折点处开启新的征程：即转向致力于理解“休闲”。皮普尔把劳动划分为三种类型：作为活动；作为勤奋；作为社会功能。然后，他通过与每种类型的劳动进行对比，来揭示休闲的本质。在皮普尔看来，与三种类型的劳动相比，休闲是一种能力，即放手的能力、沉浸于现实并与永恒的自然相交融的能力；休闲是以赞美的精神考虑问题的前提条件，即是内心快乐、自我和谐并与世界及其意义相一致的那些人才有可能拥有的状态；休闲是恢复人性的一条途径，即能够使我们从碎片化的劳动世界中找回消失的自我。

由此可见，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的消失，以及在劳动与休闲关系中对休闲原初含义的扭曲，是相辅相成和遥相呼应的。当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开始重视敬重自然时；在劳动与休闲的关系中，开始重视理解休闲时；在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关系中，开始重视人的精神性与幸福感时，我们才会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作出全新的不同思考，才能重塑尊重自然的发展模式，真正扬起“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的风帆，奠定重新稚化和重建人的第二次“天真”的思想基础，使人文关怀真正为当代科技发展奠基，从而达到科技与人文的内在融合。

三、重塑休闲与劳动的融合统一

如果说，“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是解决人的物质自立和行动自由的生存问题，那么，新冠疫情的蔓延迫使我们必须开启的“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则是解决人的精神自立和行动自律的幸福问题。“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也是人类学会重新稚化的返璞归真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演进与深化，将是环绕着真正理解休闲来展开的，而不是强化工业时代的劳动观念。

“休闲”既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口语化的概念，也是依赖于地理环境、时代发展、文化理念等多种因素的概念。就其内涵而言，“休闲”不完全等同于“空闲”或“闲暇”。“空闲”或“闲暇”是相对于享有报酬的劳动或工作而言的，失业者、学龄前儿童以及离退休人员所拥有的自由支配时间，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空闲”或“闲暇”。失业者的空闲或闲暇是无奈之举，属于不希望拥有的被迫状态；学龄前儿童和离退休人员的空闲或闲暇则是一种生活常态。同样，许多人由于疫情的蔓延，被迫呆在家中，也不等同于是拥有了休闲。拥有自由支配时间只是休闲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休闲含有道德境界、精神涵养、文化积淀的意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休闲”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伴随人终身的概念，是人的创造性活动得以展开和维持幸福生活的前提，也是很好地防御懒散的精神滋养品。在这种理念中，休闲与劳动的关系，既不是从属与主导的关系，也不是彼此排斥或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是休闲与劳动过程相交叉或相垂直的融合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在工业时代形成的唯劳动的发展理念引导下，对休闲的理解与定位从起点开始就陷入了误区。

首先，从活动场所来看，我们通常认为，劳动场所的活动是以经济为导向的、有报酬的、受人管制的、有考核要求或衡量指标或奖罚机制的活动，休闲场所的活动相对于参与者而言是非经济导向的、无报酬的、自愿的或自由选择的，以及需要有支付能力的活动。这种习惯性的对比，事实上，不是劳动与休闲的对比，而是劳动与娱乐活动的对比。然而，休闲活动与娱乐活动虽然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在内涵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其次，在休闲与劳动的二分关系中，劳动与休闲不是平权的或同等重要的，而是劳动处于支配地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休闲隶属于劳动，是为劳动服务的。从时间维度来看，劳动时间是主要的，休闲时间是次要的，通常被称为业余或空闲时间，但将休闲时间等同于空闲时间，无法对空间时间内所从事活动的优劣给予适当的引导；从活动维度来看，劳动是正业，休闲是副业，但将休闲活动等同于非劳动性的活动，则会将没有报酬的所有活动都算作休闲活动；从经济维度来看，劳动是挣钱，休闲是花钱，但将休闲等同于消费行为，则既容易使休闲异化为个人财富地位的象征，成为炫耀或攀比的筹码，导致非理性消费，也容易导致休闲的异化，使一部分人的休闲变成另一部分人进行经济开发的资源；从社会维度来看，劳动偏重于生产，休闲偏重于体验与交往，但将休闲活动完全看成是为了体验与社会交往，会将休闲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反而将人宁静的独处、沉思等精神性活动排除在休闲之外。

这些维度所反映的理解只是我们对休闲概念的习惯性理解。在字典中，休闲通常被定义为摆脱劳动或从事没有责任要求的活动，比如休息、度假等。在学术领域内，休闲社会学、休闲教育学、休闲心理学等从不同学科视域赋予休闲概念不同的定义，但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把休闲时间理解为闲暇的范围。虽然这些学科对休闲概念的理解并非相互排斥，也不是竞争性的，而是代表了休闲的不同侧面或不同维度，具有互补性，但是，就其实质而言，这些研究依然是延续了劳动优位的思维方式，因而是对休闲的外围观摩，远远没有构成对休闲本质的揭示。

这是因为，在工业时代形成的休闲观和劳动观中，休闲是为了更好地劳动而展开的，劳动则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物质生产而展开的，两者都与提高生产率相联系。在这种发展模式的驱使下，人们时刻存在的竞争意识所造成的忙碌与焦虑，事实上是在扼杀休闲。中文的“忙”字是由“竖心旁”和“亡”字组成的，而“亡”具有“失去”“灭”“死”等含义，而“竖心旁”是由“心”字演变而来，这样，由“心”和“亡”合成的“忙”字意味着是对忙碌之人发出的一种警示。就我们的器官特征而言，我们在匆忙和紧张时通常会感到“心慌”或“心跳加速”，我们只有在休闲的状态时，心脏才会健康地正常跳动。这也从一个层面印证了休闲确实是人类身心健康的前提条件。

因此，将休闲等同于空闲，将休闲活动等同于娱乐活动，是对休闲概念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劳动的定义来看，与劳动相对应的是玩乐，而不是休闲，尽管休闲也必定具有玩乐的内涵。劳动本身蕴含着特定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就意味着劳动过程的结束。而在玩乐活动中，重点在于活动本身的内在意义，而不是活动的目的，玩乐的活动不需要有目的，玩乐的每个环节都是对快乐意义的展开。这就是为什么只要玩乐活动是富有意义的，就能被玩家不断地玩下去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于劳动者而言，当有目的的劳动成为富有意义的劳动，乃至是个人感兴趣的劳动时，劳动者同样能够忘我地沉浸在劳动过程之中，并在劳动过程中激发出创造力和度过美好时光，而不是企盼或期待过程的尽快结束。这样的劳动事实上就是休闲式的劳动。相比之下，如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享受不到劳动本身的乐趣，在主观上希望过程尽快的结束，那么，这样的劳动就是异己的和被迫的劳动。因此，休闲式的劳动总是能动的、积极的、富有创造性、使时间本身充满活力的劳动。这足以表明，休闲与劳动并非总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也并非总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是有可能融为一体的互助关系。

“休闲”概念的原始含义中隐含有“教养”的意思，是人类在解决温饱之后，才有可能自觉地追求的东西。休闲活动不完全等同于物质消费、吃喝玩乐、观光旅游，休闲时间也不完全等同于业余或闲暇时间。在休闲的原初含义中，休闲是过赞美而肯定式的生活，强调人的宁静、从容、放松、乐观向上和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休闲是使生活充满乐趣和富有幸福感的触发器，而不是象征社会地位的奢侈品；休闲还是在不确定的生活世界中不断地选择成就自我和发现生命意义的风向标。

休闲与自由相关，但这种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指能够自由地过美好生活的能力。我们在休闲时，所考虑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当我们把如何才有可能得到最美好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命体验作为选择目标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不再是关注责任和义务的问题，而是关注个人兴趣与社会担当的问题。这样，我们回到生活世界，重塑休闲概念的过程，是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主要关注道德，即责任层面，转向主要关注更广泛的伦理，即探索美好生活的层面。

在此过程中，当个人的能动选择与社会的积极引导融为一体时，我们就会发现，休闲赋予了生活全新的格调。德谟克利特强调，“人既不是借助肉体，也不是通过占有，而是通过公正和智慧来找到幸福。”“幸福是一种通过对行为和享乐的节制、对愿望的制约及避免对世俗占有物的竞争而获得的一种安宁的快乐。”⑤在福柯看来，“必须关心自己”这个原则是希腊文化中的一个古老格言，关心自己是“关于自身、关于他人、关于世界的态度”；“也是某种注意、看的方式。关心自己包含有改变他的注意力的意思，而且把注意力由外转向‘内’……关心自己意味着监督我们的所思和所想的方式。”

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什么样的休闲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生活时，就必然会涉及道德和伦理问题。因为有些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和美好的生活方式，却并不一定是合法的或值得追求的，比如，赌博、色情等活动。当我们决定了值得过怎样的生活时，还会进一步考虑，如何营造能够实现这种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构建相应的社会制度，如何选择最有可能达到这种美好愿望的政府治理体系，如何使自然、环境、艺术、建筑、绿地、公园等元素在美好生活中发挥协调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当我们将休闲看成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核心时，休闲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城市规划、教育设置、社会建制、文化氛围和政治导向各个方面。当我们能够自觉地回到生活本身来理解休闲时，我们就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理解“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对于人类而言，美好生活是指克服了所有生物性的幸存所具有的先天欲望意义上的“美好”，而不是维持生命的生物性需求。因此，休闲开始于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与生活选择。基于休闲来创造美好生活的活动，与纯粹的技术制作活动正好相反。在技术制作活动中，工匠是根据事先规划好的蓝图或预定目标获得预期结果，而通过休闲创造的生活却是在过程结束之后，结果才会显现出来，或者说，在过程展开之时，结果是未知的、多元的、不确定的，结果只是过程的产物，而不是预先设计好的或注定会达到的预期目标。因此，休闲式的生活和劳动是带有不确定性的、具有无限可能和充满挑战的、有能力拥抱多元性的生活和劳动，而不是通过某种因果规律来预测的注定有确定结果的单调的生活和劳动。

当我们回到生活本身来理解休闲与劳动时，不仅有助于积极地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而且带来了对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格式塔式的改变或改造。这种超越以劳动为导向的休闲观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劳动观，不仅要求我们自觉地重塑敬重自然的发展观，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使我们自己成为面向整个存在的个人，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四重和谐，而且我们基于这种理解所重建的社会，将会更有助于人的成长，更有可能将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扎根于人文关怀的土壤之中。

因此，休闲不是为了劳动的缘故而存在。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我们只有以休闲的方式来从事劳动，才能理解马克思关于使劳动不再只是人的谋生手段，而是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人的自由本质特征的体现，成为与人的成长过程相关联的一个组成部分等断言的真正涵义。这样，我们对休闲的追求就不再是对劳动的排斥，反而是成为劳动的新境界，成为内在于劳动过程的愉快地展现人的生活意义和精神面貌的积极历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休闲如同哲学和艺术一样，虽然本身并不是具有幸存价值的东西，但却是为人的幸福提供价值的东西。休闲不是奢侈的生活，而是生活的重要激发器，其最高目标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展开，是宁静的积极心态的养成，是将人的内在价值与其环绕的事物有机整合起来的能力，或者说，是赋予人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能力。然而，这种整体性并不意味着是完美，而是意味着，有能力将失败接受为生活的一个必要的构成部分。皮普尔将休闲看成是人类灵魂的条件和对“劳动者”形象的制衡。这些不同的思考带来了休闲观与劳动观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不仅关系到教育界、娱乐界、旅游业、社会建制、文化理念、城市规划、劳动形态、分配制度等各方面的重新定位，而且将会带来人类生存环境的第三次转变：即从埃吕尔阐述的技术环境，转向自然—社会—科技—人文深度融合和高度纠缠的“人文环境”。我们只有在人文环境中，才能恪守尊重自然的发展观，才能使“成己为人，成人达己”从抽象的理论信念落实为具体的实践过程，最终达到马克思所期望的个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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