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浩然丨诗与仕：阶层分野之下的“西昆”体与“平淡”诗风

文学研究

诗与仕：阶层分野之下的“西昆”体与“平淡”诗风

文 / 许浩然 

摘要 

北宋诗史上，“西昆”诗人与“平淡”诗风的引领者梅尧臣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前者为馆阁翰苑的臣僚之属，后者则出自低级官员、普通士人的等级，他们诗风的不同取向彰显着各自阶层的审美趣味。从诗风与仕宦两个方面来观照这二者的人生图景，可以看到，“西昆”诗人华美诗风的取向与清贵阶层的出身互为映衬，彰显出人生格局的稳定性；梅尧臣则在追求朴素诗境与瞻慕清贵仕途之间展示出人生格局的张力。在这样的态势下，梅氏与后期“西昆”派代表人物晏殊、王珪唱和交往，基于具体的仕宦氛围与思想心态之异，对于自身践行的“平淡”诗风明确表达过称扬与贬抑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关键词 

“西昆”, “平淡”, 梅尧臣, 晏殊, 王珪, 阶层分野

作者简介

许浩然，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目录概览 ！

一 诗风与仕宦：“西昆”诗人与梅尧臣的人生图景

二 地方社会之中的“西昆”体与“平淡”诗风：晏殊与梅尧臣的唱和往来

三 知贡锁院之中的“西昆”体与“平淡”诗风：王珪与梅尧臣的唱和往来

四  结   语

“西昆”体与“平淡”诗风作为北宋诗史上两种风格迥异的诗歌取向，前者自真宗朝由杨亿、刘筠等人所引领，风潮流衍至后代，矜尚繁缛典丽的风格，后者自仁宗朝由梅尧臣所引领，追求古淡野逸的趣味。文学史的叙述历来倾向于将“西昆”“平淡”二体的关系描述为被超越与超越的模式，各类通代、断代、分体的文学史著但凡涉及对这两种诗风的评述，无不致力于剖析“西昆”体在形式拘泥、内容空乏等方面显露出的弊端，掘发“平淡”诗风在开拓诗境、奠基宋调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以此呈现“平淡”诗风超轶“西昆”的态势。这一论调作为对宋诗的基本认识，深远地影响着该领域的前沿研究。如近年学界基于北宋诗歌多以中晚唐诗为师法典范的现象，提出“中唐—北宋”诗学连贯发展之说。将“西昆”体作为义山诗学典范的流衍，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作为“天圣尊韩（按：即韩愈）”潮流中的一脉。此说之中，研究者虽未于整体上对“西昆”风格致以贬评，但仍然指出，在这段诗歌变迁的历程中，“西昆”为“延续”，梅诗为“突破”，其二者地位高下、作用主次之分依旧可辨。

以上所列著述的学术路数，主要是致力于在文学内部厘清诗歌艺术的因革变化，颇有助于学界把握宋诗体貌演进的走势。然而，一种诗歌风格的生成与彰显，并不仅仅取决于诗人内在的艺术取向，还颇有得于其人身处的现实境遇。我们如能从文学外部的社会史的角度来审视“西昆”“平淡”二体的关系，就会发现别有一层复杂的面相有待揭示。这两种诗风的引领者基于仕宦地位的高下，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西昆”诗人大多为中央朝廷馆阁翰苑的臣僚之属，梅尧臣则出自低级官员、普通士人的等级，他们诗歌华美、古淡的不同取向分别彰显着各自阶层的风尚趣味，可以视为是彼此阶层分野的一则标志。如果就诗风与仕宦这两个方面来观照“西昆”诗人与梅氏的人生图景，颇能见出两种相异的人生形态：前者华美诗风的取向与清贵阶层的出身互为映衬，彰显出人生格局的稳定性；后者则在追求朴素诗境与瞻慕清贵仕途之间展示出人生格局的张力。这一态势使梅尧臣在与“西昆”一派人物的现实交往中，于诗学主张的表述上呈现出极大的弹性：他与同时代的“西昆”诗人唱和往来，基于具体的环境、心态之异，对于自身践行的“平淡”诗风明确表达过称扬与贬抑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本文拟对此中问题作出较详的论析，将“西昆”体与“平淡”诗风的交涉之迹置于历史生活的细节之中予以观照，以此体察其中社会阶层、交游环境、思想心态种种因素牵挽交错的复杂性。

一  诗风与仕宦：“西昆”诗人与梅尧臣的人生图景

从诗风与仕宦的角度观照“西昆”诗人的人生图景，我们明显可以见出追求繁缛典丽的诗歌风格与趋尚清贵位望的馆阁心态之间互为映衬的态势。对此可举《西昆酬唱集》的文本为例作一阐述。《西昆酬唱集》作为真宗朝馆阁臣僚于编纂朝廷类书《历代君臣事迹》（后称《册府元龟》）之余相与唱和的结集，彰显了鲜明的馆阁特征。就学问而言，该集诗思取资类书，广征典故，体现出馆阁手笔炫示博学的情结。就位望而言，集中缛丽的诗风处处托举出唱和者自矜清贵的态度。后一特征对于本文的论述尤为重要。杨亿为《西昆酬唱集》所作序言即有云：“时今紫微（按：即知制诰）钱君希圣（按：即钱惟演），秘阁（按：即秘阁校理）刘君子仪（按：即刘筠），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将“雕章丽句”的诗艺之长与参与唱和者钱、刘之辈“紫微”“秘阁”的馆阁职任相提并举。又该集中录有舒雅寄赠杨亿的诗作《答内翰学士》道及翰林学士之职，中有“清贵无过近侍臣”“金莲烛下裁诗句”之句，直言翰苑词臣作为侍从官的荣贵显达。“金莲烛”出自《新唐书·令狐绹传》：“（令狐绹）还为翰林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帝以乘舆、金莲华炬送还，院吏望见，以为天子来。”有宋一代，词臣获以金莲烛送归词垣的事典依然延续，其既作为词臣宠遇的现实典制，又作为富丽华美的诗歌意象，洵可视为“西昆”诗人身份一则典型的象征。

以这样的视角审视《西昆酬唱集》中诸多咏史、咏物、记事之什，这些诗作兴寄讽咏的具体寓意容或有所异议争论，但有一点无法否认，即它们之中频繁出现的深殿高阁、贵宦显位的语词意象，历历与馆阁翰苑之臣对于自身侍臣位望的矜示心态密不可分。集中咏史诗如咏秦皇阅奏则云“衡石量书夜漏深，咸阳宫阙杳沉沉”，咏汉皇崇仙则云“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咏南朝夜警则云“五鼓端门漏滴稀，夜签声断翠华飞”；咏物诗如咏树则云“直干依金闼，繁阴覆绮楹”，咏蝉则云“贵伴金貂尊汉相，清含珠露怨齐王”，咏鹤则云“露浓汉苑宵犹警，雪满梁园昼乍迷”；记事诗如写暑热则云“魏台清暑开冰井，汉殿延年啜露盘”，写病假则云“汉苑楼台沉暮影，谢家鼓吹发新声”，写七夕则云“清浅银河暝霭收，汉宫还起曝衣楼”，等等。如是层出不穷的宫廷化的意象与位近禁严的身份互为辉映、相得益彰，鲜明地呈现出“西昆”诗人人生格局的稳定性。

基于这种人生格局的稳定性，“西昆”体更彰显出一种文化权力的优越性：其牢牢地占据着馆阁文学风尚的主导地位，对于进入仕宦高层的士大夫的诗文写作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即便是原先在文学主张上与“西昆”风格存有分歧的文士，只要仕至显赫的宦位，其诗文撰作即不再会坚决地践行革除“西昆”的理念，而是会表现出与之趋同的倾向。即如欧阳修，欧氏生平崇尚文道并重、平畅顺达的古文，与“西昆”的刻意雕琢分野明确。然而，至和至治平年间，欧氏仕途显达，位列翰苑、宰执，他的诗文之风却明显地展现出堆砌华藻的倾向，对此葛立方《韵语阳秋》有过一段评论：

欧（阳）永叔诗文中好说金带，《初寒》诗云：“若能知此乐，何必恋腰金。”《寄江十诗》云：“白发垂两鬓，黄金腰九环。”《答王禹玉》诗云：“喜君新赐黄金带，故我宜为白发翁。”而谢表又云：“头垂两鬓之霜毛，腰束九环之金带。”或谓未免矜服衒宠。

以上所举数篇诗文，《寄江十诗》即《与子华原父小饮坐中寄同州江十学士休复》，作于至和元年（1054），《答王禹玉》即《答王禹玉见赠》，作于嘉祐二年（1057），欧氏时任翰林学士，《初寒》作于治平二年（1065），欧氏时任参知政事，谢表即《谢致仕表》，作于熙宁四年（1071），欧氏时自参知政事致仕。这些诗文皆为欧氏位至显宦以后所作，其所标举的“金带”有具体的事典可以追溯，孔平仲《谈苑》载：

国朝翰林学士佩金带，朱衣吏一人前道。两府（按：指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则两人，笏头带佩鱼曰“重金”。居两制久者，则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时黄。”处内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时两，腰黄甚日重。”

“金带”既作为彰显等级的朝廷故实，又作为铺陈富丽的诗文意象，其所蕴之意实类同于前述“西昆”体诗中的“金莲烛”。在如此矜谈服色等级的高层官场之中，崇尚文道之欧阳修亦不免屡作矜服炫宠之语，此中尤可见出“西昆”风格对于显宦中人的同化力量。

不同于“西昆”诗人，在梅尧臣人生图景中，“平淡”诗风的旨趣与其在仕宦上的趋尚则展现出一种不相合和的张力。就“平淡”诗风的旨趣而言，其作为一种审美趣味，颇来自梅氏所属于的低级官员、普通士人阶层的日常生活。欧阳修撰《梅圣俞诗集序》，曾概念化地描述过梅诗主体风格赖以形成的人生境遇：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序文所谓“山巅水涯”之所、“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羁臣寡妇”之状，历来皆用以指称沉迹下僚或未入仕途的文士所处的物态人情的环境。梅尧臣本人亦是本于此类环境来阐述“平淡”诗风的境界，其《林和靖先生诗集序》评价“终老而不得施用于时”的隐士林逋之诗时有云“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澹（按：即“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可以说，远离显宦的日常生活为梅氏的“平淡”诗风提供了诗思生成的空间，而“平淡”诗风所表达的古淡野逸的意境亦是这种生活艺术化的凝练。

在基层士宦的交游范围内，梅尧臣的诗歌成就得到很高的推崇，他的身边簇拥着未仕的士子、乡居的官绅，向他请益求教，恭敬有加。如景祐五年（1038）的刘敞，他其时是尚未登科的普通士子，与梅氏相见于汴京，当时刘敞有诗致梅氏，颇有意于师事梅氏，原诗已佚，梅氏答诗尚存，其中有云：

安得采虚名，师道欲吾广……孔孟久已亡，富贵得亦傥……退之昔独传，力振功不赏……今子诚有志，方驾已屡枉。自惭怀道浅，所得可下上。

由“师道欲吾广”一语，可见刘敞师事意向甚明，梅尧臣则以“自惭怀道浅”予以逊谢。诗中“退之昔独传”之句提及传承孔孟之道的韩愈，尤值注意，此意虽在谦称自己远逊韩愈，不足师法，但味其语势，毕竟已是将己与韩愈相并论。以梅诗作为答诗的性质度之，我们应能推想此一比拟当是本于刘敞原诗的基调而发。然则颇可想见，当时的刘敞俨然是将梅氏当作韩愈一般的文宗而尊崇有加。与之相似之例还如庆历六年（1046）的韩绛、韩维、韩缜兄弟，彼时他们隐居许州为父守制，梅氏则在许州任签书判官，彼此谈诗论学，颇有酬和之作。㉔韩维曾有诗《饮圣俞西轩》赞誉梅氏诗学之精：

主人（按：即梅尧臣）吾儒秀，言与二雅配……唐之众诗人，区别各异派。一经君子评，敛凿弃秕糒。予曰吾圣俞，名足通后代。答我文如韩，尚有六经在。

由“答我文如韩”之句，可见韩维亦将梅尧臣比作承接儒道、名传后世的韩愈，而将己置于恭读答文、聆听教诲的韩门弟子之列。

在以上这种与仕宦经济暂相隔离的生活情境之中，梅尧臣凭借诗家雅望，对于自身诗学思想的表达是颇为直率而张扬的，如其当时在致韩氏兄弟的《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有云：

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终。

学界已然指出这段议论是梅尧臣本于“平淡”诗风的立场对“西昆”体所发的抨击之词，可见梅氏对于这两种诗风的异趣具有充分自觉的认识。颇值注意的是，该诗中多有语助之词，如“颇”“皆”“极”“唯”“因”“遂”“只”“嗟嗟”“一何”等，历历显出梅氏议论之际直言无忌、挥洒酣畅的情态。

然而，“平淡”诗风所赖以生成的基层士宦的生活，并非是梅尧臣平生志业的趋尚所在。梅氏终生热衷仕进，有着深厚的文学侍从官的情结，其所瞻慕的仕宦地位，正是其反对之“西昆”体所矜示的馆阁翰苑的位望。梅氏的仕宦层次与翰苑职事差距过远，他只能在诗中极写对翰苑的钦羡，如云：“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直言即便在地方贵为州府的行政长官，亦难以比肩翰林学士的荣显。馆阁职事则是梅氏一生努力仰攀的目标，如皇祐年间梅氏争取到朝中重臣举荐，期望通过召试学士院而进入馆阁，不过后来只是由此获得了赐进士的出身。又如嘉祐年间梅氏以国子监直讲的身份充任史馆编修官，参与编纂《唐书》。他对于此一事务最大的期待便是希能凭借修史之劳，博取一个企盼已久的馆职名号，即所谓“尚冀书成畴劳，得一贴职（按：此指以他官兼领馆职职名），以偿素愿”。然而这一夙愿亦终因其不久后染疾亡故而未及实现。

在争取仕进的道路上，梅尧臣历经坎坷，备受来自馆阁翰苑阶层的凌驾俯视，他本人则表现出谦卑自抑的姿态。此一态势迥异于其在基层社会中所受到的捧扬礼遇，及展示出的张扬之风。在此可略举数例，首先可述者为欧、梅之间的交往关系，欧阳修作为梅氏挚友，一直热心援助提携梅氏，但对于梅氏，欧氏亦难以全然免除自矜位望的倨傲态度。《邵氏闻见后录》载曾绎之说：

欧阳公有“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等句。圣俞谓苏子美（按：即苏舜钦）曰：“永叔自要作韩退之，强差我作孟郊”，虽戏语，亦似不平也。

以上所引诗句出自欧阳修庆历五年（1045）所作的《读蟠桃诗寄子美》，欧氏时任河北转运使，此前已有过集贤院校理、知制诰的馆阁任职，而其时梅尧臣湖州税监之职任满，正在汴京听候磨勘，二人宦位颇为悬殊。欧诗自比韩愈之富，而将梅诗指为孟郊之穷。学界已然指出欧氏作此比拟的用意并非是为阐述其与梅氏的诗风之异，而是用以指涉二人位望的高下之别。此言起初引起梅氏不平，但随着岁月蹉跎、宦途艰难，梅氏逐渐认同此言，其晚年即有诗称“欧阳今与韩相似”，而认可“以我拟郊嗟困摧”。前述在基层社会和诗论学的语境中，梅氏被尊为韩愈，而在此馆阁臣僚矜夸位望的语境中，却被当作陪衬韩愈之侧的孟郊，这其中声名升降变化，亦令人叹喟。除此而外，还可举刘敞、韩氏兄弟与梅尧臣交游之例。前述刘、韩未仕或守制之时，皆对梅氏尊崇有加，几欲师事梅氏。但至嘉祐年间，刘敞与韩氏之中的韩绛已然置身馆阁翰苑，分别仕至知制诰与翰林学士，而梅氏仕宦的最高品阶则只是从六品上的尚书都官员外郎。彼时刘、韩与梅氏的过从关系已迥异于前：刘敞即公开嘲谑过梅氏品阶“必止于”都官，其居位自矜之态尤为显著；韩绛与梅氏仍保有往来，但梅氏在与其接谈酬答之间已不复原先的挥洒态度。梅氏有一首答谢韩绛过访的诗作《韩子华内翰见过》云：“但见公轩过，未见我马去……遥听高车声，驺导门前驻。仆夫惊入扉，遽曰能来顾。”诗中“公轩过”“高车声”之语显是在追摹唐代李贺的《高轩过》，俨然将韩绛过访比作韩愈驾临，而将自己降格为后生李贺，其前后张扬、谦卑的差别亦很明显。

以上从诗风与仕宦两个方面勾勒的人生图景，呈现出了“西昆”诗人与梅尧臣在阶层分野之下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形态：前者身居清贵，逞辞擅藻，诗、仕之间互为映衬，其诗歌风格对于显宦中人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后者则诗风出自基层，仕宦瞻慕显达，标举诗风之言直率张扬，身处仕途之态谦卑自抑，其诗、仕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张力。在以上的论述中，这两种形态是以分别列举的形式予以呈现、比照，并未形成直接的人事交涉。如果在现实的诗歌活动中，“西昆”诗人与梅尧臣之间存有实质的交集，那么他们二者的诗歌之交又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呢？如以上述两种人生形态作为依据来作一番理论上的推导，我们应能推想到“西昆”一派人物因为人生格局的稳定性，当会秉持其一贯的诗风取向。梅氏的态度则颇有可能在人生格局的张力之下，基于具体交游环境、思想心态的不同而呈现出极大的弹性，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如是在显宦氛围淡薄的环境中与“西昆”诗人切磋诗艺，梅氏“平淡”诗风的立场或会因为仕宦语境的较少束缚，而得以充分地扬显；但如是身处于显宦氛围浓厚的环境之中，其“平淡”诗风之见则或会让渡于谦卑自抑之态，从而作出贬抑己诗、趋奉“西昆”之举。

事实上，梅尧臣在自身“平淡”诗风已然成熟的时期，确曾于现实中分别与两名“西昆”诗人晏殊、王珪有过一段诗歌唱和的交往。晏殊、王珪作为杨亿、刘筠后辈的馆阁诗人，学界普遍将之视为后期“西昆”派（或称“西昆”后进、“西昆”余绪）的代表人物。然则梅氏与晏、王的分别唱和洵可视为前述两种人生形态直接形成人事交涉的两例事件，其中晏、梅之间的唱和发生于庆历年间晏殊在地方担任知州之时，王、梅之间唱和发生于嘉祐年间二人同在锁院参与知贡之际。那么这两次唱和之事的交游环境是否能够展示出显宦氛围的浓淡之别呢？而其间酬答往来的和诗实态又是否能够印证上述的理论推导呢？以下分别对此二事件进行详细的考察。

二  地方社会之中的“西昆”体与“平淡”诗风：晏殊与梅尧臣的唱和往来

晏殊作为后期“西昆”派的代表人物，于真宗朝出入馆阁翰苑，于仁宗朝更登宰执阶层。晏殊为诗亦好尚标榜荣贵显达的身份，不过与杨、刘有所不同的是，其并不热衷以过分缛丽的辞藻雕琢富贵，而主张以闲雅气度来衬托名位。当然，此一不同更多是属于“西昆”派内部具体的分别。

晏殊与梅尧臣之间的唱和交往发生在庆历七年、八年（1047—1048）晏殊知颍州、陈州时期，梅氏先是作为宾客，后是作为僚属，受到晏殊的招待与征辟，晏、梅的唱和之什现今只存数首梅诗，相关的晏诗已然亡佚。学界对于晏、梅的这段唱和交往多有关注，目前绝大多数的讨论都是直接对他们二者的唱和内容与论诗取向作出述评。本文则拟分两个步骤对之进行考察：首先探究地方社会中晏、梅交游的仕宦氛围，其次将他们酬和往来间所展现出的对于“西昆”体与“平淡”诗风的态度置于此一氛围之中论析。

探究晏、梅交游的仕宦氛围，就仕宦权力的表象来看，颍州、陈州时期晏殊作为地方长官，梅尧臣作为基层人物、衙下僚属，二者地位的尊卑之别可以立判。然而，我们如能更为深入地考察地方社会世态人情的微妙之端，就能领会到，晏、梅二者的关系于尊卑分明的表象之下，内底里其实更潜在着一层尊者权威衰落、卑者个性扬显的情势。关于这层情势，现存直接关涉晏、梅交往的史料并无具体的呈现。我们先须间接择取晏、梅各自在地方社会中的交游事迹，充分论述其中尊卑双方权威、个性消长之势的义涵，然后再以二者类比关联，如是庶几才能对于这层情势获得一番真切的了解。

先来看晏殊，晏殊在仁宗朝的仕宦颇历浮沉，他曾于明道元年（1032）位至参知政事，但于明道二年至宝元元年（1033—1038）即被外贬知亳州、陈州，后于庆历三年（1043）又位至丞相，但于庆历四年至至和元年（1044—1054）再被外贬知颍州、陈州、许州、永兴军，任西京留守。晏殊对于权位更迭之下世态人情的变化之端深有感触，曾慨叹云：“士大夫受人眄睐，随燥湿变渝，如反覆手。”晏殊在中央朝廷身处权要之时，备受士大夫的恭谨趋奉。如庆历间其任丞相，在元日“会两禁（按：即内外制诰之臣，当时如翰林学士、知制诰）于私第”，晏殊作为尊者，“席上自作《木兰花》以侑觞”，以“东风昨夜回梁苑”为首句，其时在座宾客作为卑者，和诗“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皆亦步亦趋地跟随晏殊原诗所定的基调，略不作张扬之语。然而，当晏殊外贬地方、权威衰落之际，他所面对的人情之态则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默记》载有一则晏殊外贬时期的轶事：

李宗易郎中，陈州人，诗文、琴棋、游艺皆妙绝过人……晏临淄公（按：即晏殊）为陈守，属伏暑中，同诸客集于州之后圃……晏公叹曰：“江南盛冬烘柿，当此时得而食之，应可涤暑也。”宗易忽对曰：“此极易致，愿借四大食合。”公大惊，遽令取之。宗易起，入于堂之西房，令取合，复掩关，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开合。”既如言，烘柿四合俱满……晏公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疏之。

该则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先须略加辨正，李宗易其人为张耒外祖，据张耒《记外祖李公诗卷后》所载，晏殊与李宗易的交往是明道、景祐间晏殊知亳州，李氏任谯县（按：谯县为亳州州治）县令时期之事，《默记》所言晏殊陈州之任，当是稍有事件背景上的误差，不过这并不影响其内容本身的参考价值。此为晏殊外贬时期的一次宴会场合，作为基层官员的县令李宗易在酷暑中为知州晏殊置备盛冬烘柿，亦可视为是卑者对尊者的一种逢迎之举。然而，李氏言行，如对以“此极易致”之语、作“掩关”“振衣”“徐曰”之态，历历可见其自寓高深、标榜才能之意，与前论丞相酒筵上宾客亦步亦趋的姿态判然有别，如此突兀的言行宜乎终为晏殊所不喜。从此对比之中我们颇能觇见权威消长与人情变化之间微妙的对应关系：担任知州的晏殊虽据一方长官之尊，但其之于中央朝廷，毕竟已是政治失势的臣僚，然则相应地，地方上的基层官员虽处卑职之位，但他们对于晏殊的态度，亦于无形中消弭了拜伏权力的刻板拘谨，而更多地彰显出率尔张扬、标举个性的特点。

再来看梅尧臣，《东轩笔录》载有一则关于宋庠与梅氏交往的轶事：

宋元献公庠初罢参知政事知扬州，尝以双鹅赠梅尧臣。尧臣作诗曰：“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走，从教养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宋公得诗，殊不悦。

这同样是一则关于中央朝廷的失势臣僚与基层官员在地方社会之中交往的轶事。庆历元年（1041）宋庠为吕夷简排挤，罢参知政事，外任知扬州。赴任湖州监税的梅尧臣经行扬州，宋庠赠其双鹅，梅氏作诗答谢。梅诗中径将象征中央朝廷的“凤池”与象征地方社会的“江湖”并举，明显触及了当时宋庠身份由宰执降级为知州的尴尬处境，略无避讳之处，由是亦引起宋庠不悦。虽然南宋时王应麟曾为梅氏辩解，称言该诗构思属词意在化用杜诗之句，但我们以其行文用语，确然能够感受到梅氏作此诗时所流露出的率尔、张扬之态。

以上所论李宗易之于晏殊，梅尧臣之于宋庠，虽别为二事，但彼此背景相似，人情相通，通过对此二事的类比关联，我们颇能抉发出地方社会生活之中所潜在的，尊者因己外贬遭际而权威衰落、卑者因彼权威衰落而个性扬显的情势。很值玩味的是，宋、梅之事在宋代士林的流传过程中曾出现过讹传的现象，南宋程大昌《演繁录》述及此事，曾将庆历元年的宋庠误作成了庆历七年、八年的晏殊。就文献考据的严谨性而言，此处记载的错讹自当予以承认，然而，就世态人情的相似性而言，此处错讹则未尝不可视为是一种通性的真实。其提示出晏殊的颍州、陈州之任亦属于外贬的遭际，晏、梅之间存在着这样一层权威、个性此消彼长的情势值得注意—此即是本文所要着意呈现的晏、梅交游的仕宦氛围，这明显属于显宦气氛淡薄的一类环境。

晏殊、梅尧臣的酬和往来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那么他们二者和诗之间又是如何看待各自不同的诗风取向的呢？我们先来看晏殊对于“西昆”体的态度。晏殊致梅氏的诗作虽已亡佚，但梅氏却有一诗《以近诗贽尚书晏相公忽有酬赠之什称之甚过不敢辄有所叙谨依韵缀前日坐末教诲之言以和》，中有“尝记论诗语，辞卑名亦沦（原注：公曰：名不盛者，辞亦不高）”之句，间接存有当时晏殊所表述的作诗见解。晏殊这种以名位托举渲染诗境的立论，仍具有鲜明的“西昆”诗学的背景。从中颇能窥见当时他虽处贬谪，但作为昔日馆阁翰苑、执政宰辅的臣僚，依旧保有着自矜位望的优越感，然则此亦“西昆”人物人生格局之稳定性的一例展示。

再来看梅尧臣，虽有晏殊标榜“西昆”之言在侧，但梅氏在此显宦氛围淡薄的环境中，并未对晏殊的论诗意向表现出亦步亦趋的追随姿态。我们可以先从宋代诗话文献中征引一则晏、梅评议诗歌的轶事，其中颇能见出当时梅氏高自标持诗才优长，与晏殊持论立异的迹象。《六一诗话》载：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

其事中晏殊激赏梅尧臣诗中两联，再三致简称述，梅氏却言其并非自己平生杰构，只是晏殊对之偶有心得。以往研究对该则史料的探讨，多是单纯就诗艺方面立论。而我们如能将其置于前论的仕宦氛围之中细加体察，则当能隐然感受到晏殊权威衰落之际，梅氏扬显个性、矜示诗才的心迹。

在如此态势下，梅尧臣能够向晏殊直陈自己“平淡”诗风的主张，其诗《依韵和晏相公》云：

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一为清颍行，物象颇所览。泊舟寒潭阴，野兴入秋菼。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方将挹溟海，器小已潋滟……兹继周南篇，短桡宁及舰。试知不自量，感涕屡挥掺。

在这段诗论中，梅尧臣首先述及自己“微生”“贱贫”的境遇，隐然与前述晏殊“名不盛者，辞亦不高”的论调立异。然后描述自己以“文字”抒写“肝胆”，在清景之中观览“物象”，根据“情性”吟咏“平淡”的创作情形。其后虽一度谦称己辞未臻“圆熟”、器局尚限狭小的不足，但最终坦言了欲使己作接续《诗经·国风》的宏愿，并为之而激动“感涕”。梅氏的这段陈述洵可视为他对自己“平淡”诗风的抱负理想所作的最为直率的宣扬，颇可与前引《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怀诗》相与参照，二诗于一扬一弃之中鲜明地展示出梅氏在诗学理念上的取舍态度。就以上所述晏、梅唱和的实态而言，确可印证之前理论推导的第一种情形。

三  知贡锁院之中的“西昆”体与“平淡”诗风：王珪与梅尧臣的唱和往来

王珪作为后期“西昆”派人物，较晏殊更后一辈。王珪一生仕宦显达，二十四岁即已进士及第，除早期通判扬州外，一直担任京官，从未遭遇贬谪或是外任。其长期任职馆阁翰苑，以撰述典册制诰见重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后致位宰相，并终于宦位。如是顺遂的履历，在有宋一代士大夫阶层中甚为罕见。王珪因为仕宦早显达，结交多权贵，以致被宋人夸张地称为“所与唱和，无四品以下官”。其为诗“喜用金玉珠璧，以为富贵”，世以“至宝丹”称之。在矜贵尚辞这一方面，王珪可谓突出地标举了“西昆”体的诗歌旨趣。

王珪与梅尧臣的唱和交往发生在嘉祐二年（1057）二人同在汴京参与知贡之时，欧阳修《归田录》载：

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按：即韩绛）、翰长王禹玉（按：即王珪）、侍读范景仁（按：即范镇）、龙图梅公仪（按：即梅挚）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按：即梅尧臣）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

嘉祐二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主持知贡，他与四名副主考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以及以国子监直讲充任点检试卷官（按：即“小试官”）的梅尧臣在锁院之中相与酬和诗歌，历时五十余日。学界历来都是从宋代锁院唱和文学的角度探析此事的意义。如果从北宋诗史中王珪、梅氏诗风不同取向的角度来看待其事，则又颇可将之视为“西昆”体与“平淡”诗风直接交涉的一例事件。我们依旧可分探究仕宦氛围与论析诗风取向两个步骤来对之加以考察。

王、梅锁院共事的仕宦氛围迥异于前述晏、梅交游之事：前引《归田录》提及的前五名试官欧阳修、王珪、梅挚、韩绛、范镇，是以词臣、馆职的身份分任该年科考的主副考官，行使衡文取士的知贡权责，他们的职任彰显着朝廷宠遇信任之下，馆阁翰苑臣僚令人瞩目的文化权力与清贵位望。梅尧臣的地位则远逊于彼，其国子监直讲的宦位低于馆阁之职，点检试卷官的差任也只是主副考官的助理之务，他与前五人存在明显的阶层分野。对于此点，梅氏有清醒的认识，在锁院中他曾有诗直称“五公雄笔厕其间，愧似丘陵拟泰山”，恭维五人才如泰山，而自贬低如丘陵，这显然是基于仕宦地位而发表的扬抑之论。由此可见，王、梅置身的所在是一个尊者权威扬显、卑者谦抑趋奉的仕宦氛围，此显然属于显宦气氛浓厚的一类交游环境。

那么在如此的氛围下，王、梅的锁院唱和又展现出了二人何种的诗风取向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论析，我们拟在二人锁院心态的比照之下徐徐展开。笔者整理了王、梅锁院之时的诸多唱和往还之作，于其中择取三个主题，分别命名为“登楼”“较艺将毕”与“论诗”。在对此三主题的逐一考察中，我们将会看到，王珪之诗以其一贯的“西昆”风格摛辞擅藻，处处标榜着翰苑词臣显达平顺的仕宦境遇。梅尧臣之诗则显露出低层职官立于清贵臣僚之侧自得兼又自失的复杂心绪。在此之中，梅氏彻底为显宦氛围所牵引笼罩，他不但不再标举自身的“平淡”诗风，反而对之颇致贬抑之评。

（一）“登楼”的唱和主题

这一唱和主题涉及锁院此一与外界暂相隔离的生活状态。这里所谓的“楼”，指锁院判卷之地尚书省东厢的高楼，该楼“甚宏壮，旁视宣德（门），直抵州桥。锁院每以正月五日，至元夕，例未引试，考官往往窃登楼以望御路灯火之盛”。梅尧臣在锁院中首倡“登楼”之诗，描写凭楼远眺所见外界生活的景象，抒发对当下封闭环境的感想，其诗引起其他知贡试官“相与唱和，自是遂为礼闱一盛事”。在“登楼”唱和的主题之下，梅氏与王珪的诗作皆表现出对于自身处境的自得之意，然而他们引为自得的具体内容却有不同，二者呈现出彼此位望的高下之别。

梅尧臣《上元从主文登尚书省东楼》首倡“登楼”唱和，该诗咏毕凭楼所见外景，尾联以“谁教言语如鹦鹉，便着金笼密锁关”两句收束，以笼锁能言之鹦鹉比喻锁院阅卷之试官。以鹦鹉之锁笼拟人物之受拘束，在历代诗作之中频频出现，如唐代白居易《鹦鹉》诗云：“人怜巧语情虽重，鸟忆高飞意不同。应似朱门歌舞妓，深藏牢闭后房中。”纪唐夫《赠温庭筠》诗云：“鹦鹉才高却累身。”这类诗作多是寄托身世遭际的无奈感慨。但梅氏运用此喻之意却与之迥异，他是以戏谑的口吻表达了跻身试官的自得心境：其联以“谁教”的反问起句，以“言语如鹦鹉”比喻知贡试官的才识高卓，以“金笼”比喻锁院官厅的屋宇华丽，其中语势词意显示出自矜身份的优越感。梅氏的这番心意颇可理解：锁院作为一种非常态化的生活形式，给予了他与众多馆阁翰苑臣僚朝夕唱和的难得机会，从中他既能近距离地体验清贵侍从的尊显，又能抬高自己原本沉迹下僚的身份，显然令他感到分外荣幸。

相比之下，王珪的“登楼”和诗则呈现出真正位列清贵者一番别样的自得。王诗对梅氏该联的和句云：“曾从宸游燕双阙，梦魂通夕绕严关。”王珪凭楼远眺，遥望皇城，忆及往昔扈从圣驾的繁华景象，对之思念不已—这里所谓的思念，其实也是一种自得之意的委婉表述，彰显了词臣自矜皇帝侍从身份的优越感。句中“宸游”“双阙”的宫廷意象凸显了“西昆”诗人密迩禁严的位势。梅尧臣与王珪两种自得的比照之下，明显可见其中地位的尊卑差距：登楼吟咏之际，锁院判卷的生活已然是梅氏仰攀的顶点，王珪则更有侍从陪驾的经历资以称述矜夸，而这显然是梅氏的职位所无法企望的。

（二）“较艺将毕”的唱和主题

这一唱和主题涉及阅卷将毕，试官锁院生活即将结束时的感受。在该主题下，王、梅诗作表现了不同的心境，而其中的分别自亦与位望的高下密切相关。王珪首倡《较艺将毕呈诸公》之诗云：

文昌宫里柳依依，谁折长条赠我归。雨润紫泥昏诏墨，风吹红蕊上朝衣。

玉堂燕子应先入，朱阁杨花已半飞。寒食未过春景熟，好同天陌去騑騑。

王珪于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始晋升为翰林学士，次年元月即至尚书省参与知贡，可见锁院之前他真正在学士院莅职只有一月左右。该诗颈、尾两联想象春日学士院里燕子飞入、杨花飘舞的景色，憧憬不久之后即行策马返回翰苑的情形，生动地展现出了新晋学士急切盼望早日回归本署的心意。对于王珪而言，锁院阅卷与翰苑草制皆是足以引为荣耀的清贵职事，锁院接近尾声之际，他自会期待不久即要来临的翰苑生活。诗中铺陈“紫泥”“诏墨”“红蕊”“朝衣”“玉堂”“朱阁”“天陌”等辞藻，以鲜艳的色调与富丽的意象烘托出翰苑词臣的自矜态度与雍容气派，自亦是“西昆”体的典范手笔。

梅尧臣《较艺将毕和禹玉》诗中表现的心境则与王珪显有不同，其诗云：

窗前高树有栖鹊，记取明朝飞向东。家在望春门外住，身居华省信难通。

夜闻相府催张牓，晓听都堂议奏中。龙阁凤池人渐隔，犹因朝谒望鳌宫。

梅氏该诗首、颔两联述及锁院期间与家人的音信隔绝。望春门是汴京外城的东门，嘉祐年间梅氏在望春门之外赁宅安家，其居所地处开封县的汴阳坊，位置相当荒僻。此与锁院之地尚书省“华省”的繁华所在形成了一层鲜明的比照。颈联述及锁院时在尚书省听闻科举张榜、都堂议奏等政事，此对于位居国子监直讲的梅氏而言，亦是极为难得的经历。以上三联所言居所、见闻二事，已然隐现出梅氏境况与锁院氛围之间位势的距离。尾联则更直接明言随着锁院结束，自己也必将与“龙阁凤池”的高衙宫禁之地愈渐阻隔，表露出一种怅然自失的心境。显然，锁院阅卷这种非常态的职事给予梅氏的只是清贵生活的短暂体验，其事一旦结束，他也就失去了与馆阁翰苑之臣朝夕过从的交游场域，他回归到原先常态化的卑微职任，由此而产生惆怅失落之感，亦是在所难免之事。

（三）“论诗”的唱和主题

以上考察的两个唱和主题，呈现出王珪“西昆”体诗逞辞擅藻、矜示显贵的气势之下，梅尧臣居于卑位自得兼又自失的复杂心绪。在锁院的氛围中，梅氏对于清贵阶层的趋尚瞻慕毕现无遗，而此一态度亦延伸到了其对诗风的评议之中。“论诗”主题之下唱和诗作的内容原本颇为驳杂，涉及知贡试官典试、阅卷、作诗、清谈、饮宴诸多事迹，这里为凸显该主题诗风评议的论旨，特将其名定为“论诗”。梅氏对于自身“平淡”诗风的贬抑态度主要见于其诗《较艺和王禹玉内翰·再和》：

廉纤小雨破花寒，野雀争巢斗作团。手卷白云光引素，舌飞明月响倾盘。

群公锦绣为肠胃，独我尘埃满肺肝。强应小诗无气味，犹惭白发厕郎官。

梅氏对于“平淡”“西昆”二体的异趣具有充分自觉的认识，于此又得一则文本的例证。其诗首、颔两联分别以两组意象来指涉“平淡”“西昆”的格调：首联“廉纤小雨”“野雀争巢”作为一组纤细、野趣的意象，指涉“平淡”一体，颔联“卷云引素”“飞月倾盘”作为一组壮观、明丽的意象，指涉“西昆”一体。颈、尾两联恭维唱和群公的“锦绣”诗肠，而自贬为“尘埃满肺肝”“小诗无气味”，则显然是拜伏“西昆”、贬抑“平淡”的论调—梅氏径将自己于基层环境中珍视、标举的清新“平淡”之诗贬低为“无气味”的寡淡之作。他此番议论绝非表面客套，其背后的情感驱使正是“白发厕郎官”的位望差距所带来的深深的自卑。该诗与前引《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依韵和晏相公》在诗风取向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如果说前二诗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作为引领宋诗风气的经典文献，历来被加以着重的强调，那么《较艺和王禹玉内翰·再和》在社会史的考察下，作为阶层凌驾诗性的文本证据，亦应得到充分的认识。至此可以说，上述王、梅唱和的实态的确印证了之前理论推导的第二种情形。

四、结　　语

本文从社会阶层分野的视角考察了“西昆”诗人与“平淡”诗风的引领者梅尧臣两种不同的人生形态，并据此详绎了梅氏与后期“西昆”派代表人物晏殊、王珪的唱和交往。从中我们颇能见出，在具体的诗歌活动中，“西昆”“平淡”二体擅场的环境各有分别：在基层士宦的作诗语境中，“平淡”的淡逸成为诗趣的主导；在清贵侍臣的作诗语境中，“西昆”的华美成为风格的趋尚。梅氏置身地方社会，与政治失势的官员相与唱和，敢于在彼“西昆”的论调之侧直率地表达“平淡”的旨趣；然待至置身知贡之地，与馆阁翰苑的臣僚相与唱和，则其“平淡”的旨趣不免要让渡于拜伏“西昆”的姿态。

此一考察的结果，颇有异于以往文学内部的研究将“西昆”“平淡”二体的关系描述为被超越与超越的模式。如果说文学内部的考察是着意在历时性的叙述框架下，将不同流派的诗歌创作归纳为抽象的文学理念，并加以排序述评，以期在纯粹的文学语境中清晰地勾勒诗学演进的线索；那么本文的旨趣则是力图在共时性的历史场景中，为不同流派的诗歌创作铺垫具体可感的社会生活的底色，诗歌的写作者置身其中，受到世俗境遇的作用，能够生动地呈现思想与态度的变化之端。即此而言，本文的论述可谓是对传统观察视角的一种补充，提示出文学史的探研，除了描述文学自身发展进程这一应有之义而外，在其与社会史领域的交叉地带，更有引人入胜的繁复面相值得抉发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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