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董隽含, 张欣丨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

社会经济新发展探讨

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

文 / 李强, 董隽含, 张欣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深入研究子女数量、子女质量与父母的福祉之关系，对于厘清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以子女的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测量）对中年和老年父母自评幸福度（以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来测量）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子女数量越多，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度越高，多子未必多福；子女的收入水平越高，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抑郁度越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是老年父母的抑郁度越低；父母个体和家庭的资源优势可以抵消子女数量的影响，但是不能抵消子女质量的影响，子女质量对父母幸福度的影响更稳健。基于此，相关方面应提升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能力，创造更多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对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家庭给予更多的支持，对弱势家庭给予教育倾斜政策。

关键词

子女数量, 子女质量, 父母自评幸福度, 年收入, 受教育程度, 生活满意度, 抑郁度

作者简介

李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

目

录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三 数据与方法

四 研究发现

五 结论与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历来就有“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的说法。传统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以耕种为主的小农经济，父母的养老问题寄托于子女，尤其是儿子身上，以此提高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保障父母晚年生活，这是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中老年人的生存策略（费孝通，1983）。许多研究显示，子女数量增加确实有益于老年人的赡养（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Mutharayappa，et al.，1997；陈卫、杜夏，2002；郭志刚、张恺悌，1996）。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父母的养老保障和福祉已经不完全依靠子女的数量，多子多福的社会经济土壤已经发生变化（慈勤英、宁雯雯，2013；石智雷，2015）。有研究发现，多子未必多福，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而非子女的数量对提高农村老人的生命质量有积极的影响（石智雷，2015）。老人与至少一个子女经常互动，有亲密的情感交流，才有可能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Gaalen，et al.，2008）。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很多独生子女或者少子女家庭。据推测，2020年，中国独生子女数量将达到1.98—2.13亿人（王广州，2013）。由于生育政策的限制，父母无法获得期望中的子女数，于是通过加大投资子女的教育和工作的方式来提高子女的“质量”。当子女在学业或者工作上获得突出成就时，父母可能会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也会获得心理满足感和幸福度的提升（Lee，2017）。

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与父母的福祉之关系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表现可能会不同。对于中年父母（60岁以下的父母），其子女可能正处于受教育阶段或工作初期，在责任伦理的驱动下，父母会持续对子女进行教育投入，甚至提供住房和抚养孙辈等（许琪，2017）。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多可能意味着父母承担更多的压力和负担，导致其较低的幸福度。但是，子女获得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石智雷，2015）。而对于老年父母来说，他们处于被赡养的阶段，其子女大多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子女多，子女的受教育程度高，他们获得的支持可能也多，可能有较好的健康状况和较高的幸福度（郭志刚、张恺悌，1996；Lee，2017；吕光明、刘文慧，2020）。因此，深入研究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与父母的福祉之关系，对于厘清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往研究中衡量父母的福祉多使用较为客观的指标，如健康状况、居住环境、经济水平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的丰裕，人们对福祉的追求由增加物质财富向更高的需求转型升级，如提高精神享受。因此，父母的福祉不仅应该包括客观方面，也应该包括主观方面。自评幸福度作为一个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指标，成为衡量人们福祉的重要指标，它不仅能够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能体现其精神生活的满足（Diener，2000）。子女质量的代理变量一般使用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子女的收入水平则被忽略了。但是子女的收入水平同样是反映子女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变量（Blau，et al.，1967）。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特别关注该影响在不同生命阶段之间的差异，以进一步丰富代际关系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经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在已有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子女数量和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的替代关系以及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有鉴于此，在本部分我们首先从子女数量、代际支持和父母的自评幸福度入手，对它们的内在联系进行阐述；然后就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的关系以及子女质量对父母的自评幸福度的影响进行述评；最后对自评幸福度的概念、测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子女数量、代际支持与父母的自评幸福度

一般而言，父母获得的代际支持和福祉水平会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上升（Pei & Pillai，1999）。父母获得的供养费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郭志刚、张恺悌，1996），父母的生活满意度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Angeles，2010）。

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属于“抚养—赡养型”，也可概括为“反馈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费孝通，1983）。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和亲属集团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家庭逐步由亲属集团相对疏远的小家庭取代。由传统社会变迁到现代社会的进程对不同的年龄队列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这使得“多子多福”和“多子未必多福”在目前中国社会中可能同时存在。比如，老年父母及其子女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更深，当父母身体机能衰退，已经不能通过劳动创造财富，需要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时，子女数量多可能会带来较多的代际支持，支持“多子多福”（郭志刚、张恺悌，1996）。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中年父母更加注重子代的抚养，子代随后也出现了“回归主干家庭”、“啃老”等现象（沈奕斐，2010；许琪，2017）。因此，中年父母的生活压力可能会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支持“多子未必多福”（石智雷，2015；周律等，2012）。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子女数量越多，中年父母的自评幸福度越低，老年父母的自评幸福度越高。

（二）子女质量、代际支持和父母的自评幸福度

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人们在注重子女数量的同时，对子女质量的追求也在不断增高。子女质量的提高会增加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价值（数量的影子价格），子女数量的增加将提高追加到每个子女质量上的成本（质量的影子价格），因而，子女质量提髙会通过子女数量的影子价格上升而引起子女数量需求下降，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存在替代关系（Becker，1974；1992）。

Hoffman等（1978）的研究将子女为父母带来的主观幸福感分为九类，即与子女的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归属感和情感上的满足、陪伴子女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新鲜感和趣味、生命得以延续的安全感、获得成年人身份的满足感、创造生命和养育子女长大成人的成就感、为养育子女无私付出的道德优势、子女能够提供家庭劳动力以及养老的保障感、能够影响子女的权威感，以及拥有较强生育能力的荣誉感。其中，子女能够提供家庭劳动力以及养老的保障感不仅需要较多的子女数量来实现，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父母更期待子女中至少有一人顺利升迁，以提升家庭整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自身生活保障，希望以质量取代数量，择优培育（石智雷，2015）。

教育逐渐成为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知识技能与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呈正比，即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Mincer，1974；黄嘉文，2013）。当子女在学业或者工作上获得突出成就时，父母会倍感欣慰（杨善华、贺常梅，2004）。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提升父母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均具有正向作用，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成为父母改善晚年生活条件的有效策略（De Neve & Harling，2017；吕光明、刘文慧，2020）。父母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会随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提升，这有利于提高父母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石智雷，2015；贺寨平，2002）。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1：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父母的自评幸福度越高。

有些中年人的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或事业起步阶段，代际关系处于养育阶段结束到赡养阶段的漫长过渡期，代际关系的维系更加依赖亲代无私的付出（许琪，2017）。父母的生活压力主要来自对子代的培养和付出，子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可能会被生活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抵消，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2：子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中年父母的自评幸福度的提升效应低于老年父母。

以往研究中一般使用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代表子女质量，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忽略了子女收入对父母幸福度的影响。收入水平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而言，收入水平较高的人往往拥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更高的预期寿命、更多的社会资源、处于更好的社会阶层等（贺寨平，2002；李春玲，2002；徐岩，2017）。收入高的子女可以为父母提供直接的经济回报和更好的生活保障（张文娟、李树茁，2005）。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子女的收入越高，父母的自评幸福度越高。

（三） 自评幸福度及其影响因素

自评幸福度也称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态度（attitude），即看法、心理或情感状态。以往关于态度的研究认为，态度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认知（Cognition）和情感（Affect）（Andrews & McKennell，1980；Ostrom，1969）。认知是来自头脑的理性认识，如生活满意度；情感指发自内心的情绪表露，如快乐、抑郁、孤独以及悲伤等（Bradburn，1970）。

已有研究显示，自评幸福度受个体微观因素的影响，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特征。年龄效应在不同的研究和不同的研究对象中呈现不同的形式：有研究认为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超过负向作用，因此，老年人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越高（骆为祥、李建新，2011）；也有研究认为年龄与自评幸福度呈“U”形关系，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高，中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低（石超、乔晓春，2017）；还有研究认为自评幸福度保持稳定，不随年龄而变化（Diener，et al.，1999）。女性对事件的应激反应和情感表达比男性更加敏感，其自评幸福度可能低于男性（李德明等，2007）。受教育程度可能直接影响人们的自评幸福度，也可能通过收入和职业地位影响人们的自评幸福度。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人们获得稳定的高收入工作，进而提高其自评幸福度（赵新宇、范欣，2014）。但受教育程度高，对生活的期望高，而当期望没有实现时可能会造成较低的幸福感（Clark & Oswald，1994）。Easterlin（1974）指出，在一个国家内，收入与幸福正相关，但是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即存在所谓“伊斯特林悖论”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非经济因素，也可能是因为主观幸福与绝对收入不相关，而与相对收入或者相对地位相关。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对收入的比较和权衡（Read，et al.，2016）。不论是日常生活起居照料还是心理情感慰藉，配偶都具有无可取代的优势。失去配偶后，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被切断，抑郁等负面情绪逐渐增多，因此婚姻质量对幸福感的情感和认知维度都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刘仁刚、龚耀先，2000）。此外，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对提升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具有显著影响（胡洪曙、鲁元平，2012）。

影响自评幸福度的中观层次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经济条件、居住方式、与子女联系或见面的频率等（朱俊红，2018）。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其幸福感较高（胡洪曙、鲁元平，2012）。独居老人的自评幸福度较低（Sun，et al.，2011）。与子女联系和见面的频率高，父母的幸福感高（De Jong & Gierveld，1987）。对于父母来说，情感支持网络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子女，而不在于子女数量的多少（张文娟、李树茁，2005）。

这些影响自评幸福度的个体和家庭因素，可能会影响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与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关系。比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会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进而影响父母的幸福度。再比如，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可能直接影响父母的自评幸福度，也可能通过影响子女与父母的交流与互动来影响父母的幸福度。因此，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控制父母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相关因素。

三、数据与方法

（一）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及样本介绍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大型跟踪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①该调查旨在收集代表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数据。CHARLS采用PPS抽样调查方法，并运用电子绘图软件技术，调查范围涵盖除港澳台、宁夏、西藏和海南之外的28个省份，覆盖150个县级单位下的450个社区单位，约1万户家庭1.7万个个体；调查内容包括：家户登记表，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和功能，医疗保健与保险工作，退休与养老金，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收入、支出与资产，体格测量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CHARLS从2011年开始基线调查，之后每隔2—3年进行追访，本文使用2015年的调查数据，剔除无子女和缺失值的样本后，有效样本规模为13 359个。

（二）变量测量

1. 自评幸福度的测量。本文使用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测量中老年父母的自评幸福度。生活满意度反映自评幸福度的认知维度，抑郁度反映自评幸福度的情感维度。

对生活满意度采用一个问题测量，即：“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答案1为极其满意、2为非常满意、3为比较满意、4为不太满意、5为一点也不满意。本文将答案顺序反转，即得分越高，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

对抑郁度采用10个问题测量，即：“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费劲”“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很愉快”“我感到孤独”“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答案选项分别是：1为很少或者没有（小于1天）、2为不太多（1—2天）、3为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4为大多数时间（5—7天）。本文将1变为0、2变为1、3变为2、4变为3；同时，将其中2个表示积极情感问题的答案反转顺序。然后，将10个问题回答的得分加总，其范围是0—30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度越严重。

2. 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的测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子女数量指存活子女数，包括亲生子女、领养子女和继子女。为了更准确地考察子女数量的影响，这里我们将其处理为区间变量，即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子女质量主要是指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使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子女年收入水平和子女受教育程度。调查中对子女年收入水平划分为5个区段：10 000元以下、10 000—19 999元、20 000—49 999元、50 000—99 999元和100 000元及以上。我们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分为4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由于83.3%的被调查者的子女数量大于1，所以本文使用这两个变量的最大值。具有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最有可能影响父母从子女处获得的资源量和父母的心理满足感（石智雷，2015；Lee，2017；De Neve & Harling，2017）。②

3. 控制变量。我们定义45—59岁的父母为中年父母，60岁及以上的父母为老年父母。父母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常住地、婚姻状况、有无身体疼痛、是否残疾、是否有慢性病、身体活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自评健康、认知能力、记忆力水平和社交活动情况；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家户年人均消费支出、居住安排、每周与子女的见面频率和联系频率。

（三）模型选择

CHARLS数据具有多层结构特征，即包括个体、家庭和社区的数据。依据研究目的，本文使用分层线性模型（又称多水平模型）（Raudenbush & Bryk，2002），考虑包含个体和家庭两个层次的模型。

在个体层次中，Yij表示j家庭内个体i的自评幸福度；β0j表示j家庭自评幸福度的均值；βnj是个体层次所有控制变量的系数，∑(Anij)是个体层次所有的控制变量；在家庭层次中，γ00是所有人的自评幸福度的均值，X01表示子女数量，X02表示子女质量，γ01是子女数量的系数，γ02是子女质量的系数，R0n是家庭层次的所有控制变量的系数，∑(Znj)是家庭层次的所有控制变量。rij表示个体随机效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δ2的正态分布；μ0j表示家庭随机效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τ2的正态分布。

四、研究发现

在本部分，我们首先报告子女数量、子女质量与中老年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分布，然后分析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后分析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抑郁度的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

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对子女数量、子女质量与父母自评幸福度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中，我们将父母分为中年和老年两阶段；同时，将对自评幸福度的测量区分为反映认知维度的生活满意度和反映情感维度的抑郁度。

表1显示，样本中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较高，超过90%的父母对生活表示满意，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比中年父母稍高。老年父母的抑郁度稍高于中年父母。老年父母的平均子女数高于中年父母，超过63%的老年父母有3个及以上子女，中年父母的这一比例则不到27%，大部分中年父母拥有1个或者2个子女。子女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老年父母的比例比中年父母高，子女最高受教育程度是高中及以上的中年父母的比例比老年父母高，可能的原因是中年父母的子女尚处于就学或者就业初期，而大部分老年父母的子女的就业时间较长，因此后者中等及高收入的比例高，但是，随着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年父母的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比老年父母的子女高。

(二)子女数量、子女质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检验结果见表2。③我们在模型中最先加入子女数量变量（模型1），接着加入子女质量变量（模型2），然后依次加入个体层次变量（模型3）和家庭层次变量（模型4），以期全面深入了解子女数量、子女质量对中老年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1首先加入子女数量变量。子女数量和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有4个及以上子女的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只有1个子女的中年父母，有2个和3个子女的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和只有1个子女的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拥有4个及以上的子女可能对中年父母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生活压力，抚养和帮扶子女带来的负面效应超过多子女带来的正面效应。而且，拥有4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多是农村家庭。我国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方面和城市有巨大差距（郝娟、邱长溶，2011；齐红倩、席旭文，2015）。这会加剧农村中年父母抚育子女的困难，因而使得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子女数量和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

模型2中加入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变量，子女数量和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仍然显著负相关，而且影响系数增大。可能的原因是部分中年父母的子女处于就学阶段或者刚就业，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还需要父母的经济资助，所以子女数量多，中年父母的生活压力大、生活满意度较低。模型2中，子女数量与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依旧无显著相关。

模型2中，从回归系数来看，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负相关。但是，只有当子女为高中学历时，其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子女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中年父母。这是因为拥有高中学历的子女可能正在就学，也可能刚就业，这两种情况下的子女均需中年父母持续投入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抚养或者帮扶，会造成父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导致他们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子女受教育程度与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

模型2中，子女的年收入水平与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子女的年收入越高，不论是中年父母，还是老年父母，他们生活满意度都越高。子女的收入高，不仅可以直接给予父母经济支持，也会提升父母的心理满足感。

模型3中加入父母个人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状况变量。对中年父母来说，子女数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当父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比较好时，他们有更多的个人和社会资源来应对多子女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子女受教育程度与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仍旧呈显著负相关，且影响力度进一步增强。子女收入水平的影响依旧显著，但影响力度下降。对老年父母而言，子女数量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仍旧无显著相关。子女收入水平与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影响效应变小。

在人口—社会经济特征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均显著影响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年龄与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不相关。女性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低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明显较低，有配偶的生活满意度高于无配偶。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但是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身体无疼痛、身体的活动能力强、生活自理能力较好、自评健康状况较好、认知能力较好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也较高。身体是否有残疾和记忆力水平不影响中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患有慢性病会显著降低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对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是否参与社交活动对父母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4加入家庭层次变量后，子女数量与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但子女的年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其依然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幅度增加，年收入水平的影响幅度降低。只有当家庭人均年支出达到1万元及以上时，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才显著高于家庭人均年支出3 000元以下的中年父母。居住安排和与子女的见面频率及联系频率对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子女数量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依旧没有显著影响。子女的年收入水平对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仍然显著，但其影响力度变小。家庭年人均消费支出在1万元及以上的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家庭年人均消费支出在3 000元以下的老年父母。与中年父母不同的是，居住安排和与子女的见面频率显著影响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与子女同住或者与其他家庭成员同住的老人，每周与子女的见面频率越高，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这可能是因为绝大部分中年父母尚在业，家庭之外的社交活动相对较多，是否与家庭成员住在一起以及交流频率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小。而老年父母则退休或在家，与外界接触少，家庭成员的陪伴和精神慰藉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在生活满意度模型中，控制父母自身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与子女的交流情况这些变量后，子女数量不再显著影响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依旧显著影响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可能的原因是父母个人和家庭的资源优势可以使得中年父母能够更容易应对子女多带来的生活压力，减少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而子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能对父母的心理健康产生直接促进作用，这一效应不能被其他效应替代和解释。

（三)子女数量、子女质量对父母抑郁度的影响

抑郁度模型的建模顺序和生活满意度模型一样，这里抑郁值高表示父母的抑郁度高。④子女数量、子女质量对父母抑郁度影响的检验结果见表3。

模型1加入子女数量变量。子女数量与中年父母的抑郁度呈显著正相关，即子女数量越多，中年父母的抑郁度也越高。对老年父母来说，有1个子女和2个子女的抑郁度没有显著差异，而拥有3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父母其抑郁度显著高于只有1个子女的老年父母。

模型2中加入子女质量变量。子女数量与父母的抑郁度依旧显著正相关，但是影响系数变小。子女质量显著影响父母的抑郁度。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的抑郁度越低。子女年收入与父母的抑郁度呈现非线性相关。子女年收入为1—2万元的父母的抑郁度显著高于子女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父母，但是子女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上的父母的抑郁度显著低于子女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父母。

模型3中加入个体层次变量。子女数量与中年父母抑郁度仍旧呈现显著正相关，但是对老年父母抑郁度的影响不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当老年人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身体状况较好时，这些可以抵消多子女带来的诸如子女不成器或者子女不孝顺的负面影响，从而减轻他们的抑郁度。子女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再显著影响中年父母的抑郁度，但是依然显著影响老年父母的抑郁度。说明中年父母个人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健康状况解释了子女质量对父母的抑郁度的影响。

女性父母的抑郁度高于男性父母，老年父母抑郁度的性别差距小于中年父母。老年父母的年龄越大，抑郁度越低。受教育程度对中年父母的抑郁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老年父母的抑郁度存在显著影响，老年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抑郁度也越高。有配偶的中老年父母比无配偶的中老年父母的抑郁度低。农村中老年父母与城市中老年父母的抑郁度无显著差别。健康状况对中老年父母的抑郁度有显著影响，没有疼痛残疾、身体活动能力好、生活能够自理、自评健康较好、记忆水平和认知水平较高的中老年父母的抑郁度低。参加社交活动的中老年父母的抑郁度高于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中老年父母。

模型4加入家庭层次变量后，子女数量对中年父母抑郁度的显著影响消失。同时我们发现家户年人均消费在1万元及以上的中年父母的抑郁度显著高于家户年人均支出在3 000元以下的中年父母。这可能解释了子女数量多对中年父母的抑郁度的影响。子女数量多，家庭消费大，中年父母的经济压力大，抑郁度高。因此，当控制了家庭消费支出后，子女数量的显著影响消失了。子女的收入水平再次显著影响中年父母的抑郁度，子女年收入在10万元及以上的中年父母的抑郁度显著低于子女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中年父母。子女高收入对中年父母抑郁度的缓解效应可能被家庭较高的消费带来的负面效应遮蔽，当控制了家庭消费变量后，子女高收入的影响才显现出来。

子女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依旧显著影响老年父母的抑郁度。与中年父母不同的是，家庭消费对老年父母的抑郁度没有显著影响，居住安排和每周与子女见面频率显著影响老年父母的抑郁度。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同住、与子女每周见面的频率高可以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度。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大大小于中年人，因此，家庭成员的陪伴和交流可以显著降低他们的孤独感和抑郁度。

总结而言，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假设1被部分验证，即子女数量越多，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度越高；而子女数量对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拥有3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的抑郁度会显著高于只有1个子女的老年人。不过，当控制了父母自身和家庭层次的变量后，子女数量对中年和老年父母的自评幸福度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假设2.1、2.2和假设3得到验证。即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度越低，但是当控制了父母自身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状况后，子女受教育程度对中年父母的抑郁度的影响不再显著；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父母的抑郁度越低，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老年父母更容易从子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中获益；子女的收入越高，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抑郁度越低。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探讨子女数量、子女质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在本文中，子女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反映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子女质量的代理变量；父母自评幸福度则包括反映认知维度的生活满意度和反映情感维度的抑郁度。本文发现：

第一，子女数量越多，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度越高；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变化，而其抑郁度则显著增高。这一结论支持“多子未必多福”（慈勤英、宁雯雯，2013；石智雷，2015）。但在加入父母的人口—社会特征、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居住安排和与子女的交流互动这些控制变量之后，子女数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不再显著。目前，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父母更注重对子代的培育和帮助。父母除了要将子女养育成人外，可能还要提供持续的经济资助和住房、帮做家务和带小孩等，因此，子女数量越多，意味着父母生活压力越大，从而使得其生活满意度比较低，负性情感比较高（许琪，2017；沈奕斐，2010；石智雷，2015）。但是，父母自身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好的健康状况、丰富的家庭支持和社会网络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子女数量多带给他们的生活压力和负向情感（徐安琪、张亮，2008；方黎明，2016）。相对而言，子女数量对老年父母自评幸福度的负向影响低于中年父母。老年父母已经进入被赡养阶段，子女数量多造成的压力开始转为助力（丁志宏等，2019）。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老年父母获得的社会支持在增多，对子代的期望不像中年父母那样强烈（王跃生，2016）。

第二，子女收入越高，父母的自评幸福度越高；在此方面，对中年父母的影响比对老年父母的影响更显著。子女的收入水平高，父母获得的经济回报可能也高，这对父母生活水平的提升有直接有力的作用，可以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也可以使父母得到较高的心理满足感，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减轻他们的抑郁度。对中年父母而言，他们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子女的收入高不仅减小子女需要父母经济资助的可能性，更能满足他们“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期望（刘汶蓉，2016）。

本文发现，子女的收入水平是分析子女质量与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可靠指标。以往的研究显示，自报的收入水平的数据质量不好，因为被访者一般不愿意告诉他人自己真实的收入水平，会低报自己的收入，子女的收入水平是父母自报，数据可能更不准确，这可能是以往研究中不使用子女收入水平这个指标的原因。但是在中国，父母非常关注子女的收入和支出，他们时刻准备着在子女需要经济资助的时候出手相助（刘汶蓉，2016）。因此，他们对子女收入水平的了解度要比其他国家的父母高。出于“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心理，他们也不会过低报告子女的收入水平，这不仅关乎子女的面子，也关乎他们自己的面子。

第三，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这与以往一些研究得出的子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可以提升父母健康状况和生命质量的结论不一致（De Neve & Harling，2017；吕光明、刘文慧，2020）。一般而言，子女的受教育成就往往能够提高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减轻父母的生活和心理压力、给予父母更多的社会支持（Lee，et al.，2017）。子女这种自下而上的反哺确实有益于父母的心理健康，但是前提条件是反哺是现实而不是预期。对于中年父母而言，子女大多仍处于受教育阶段，少数已就业子女尚处于就业初期，收入和职业地位均不高，还没有能力反哺，需要“啃老”。父母需要持续不断地给予子女经济资助和其他帮助（许琪，2017）。这可能增加了父母的生活负担和压力，从而导致其生活满意度降低。另一方面，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父母对子女的学业存有较高期望（崔盛、宋房纺，2019）。如果现实难以满足期望，会降低父母的生活满意度（Clark & Oswald，1994）。

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父母的抑郁度越低。这和以往研究结论一致（Lee，et al.，2017）。一方面，子女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对降低父母因担忧子女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有直接作用（Ryff，et al.，1994）；另一方面，这可以通过给予父母多样的社会支持来降低他们的抑郁度，比如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丰富的医疗资源，以及专业的心理疏导等（Lee，et al.，2017）。

第四，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的影响是不同的。以往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虽然都是用来测量幸福度的指标，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比它们的内在联系更显著，各自的影响因素也不相同（e.g.，Lucas，et al.，1996；Diener，et al.，1999）。生活满意度测量自评幸福度的认知维度，强调积极方面；抑郁度测量自评幸福度的情感维度，强调消极方面。子女数量为2—3个的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和独生子女的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子女数量只有在4个及以上时，才会显著降低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就会显著增加父母的抑郁度。这也可能是因为认知维度的生活满意度相对更加稳定，情感维度的抑郁度更容易发生变化。

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虽然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是也使得老年父母的抑郁度越低。在获得较好受教育程度的过程中，父母和子女的投入都很大，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该过程并不顺利且充满挑战，加之父母的中年危机，他们更多感受到子女受教育程度较高带来的生活压力，幸福的认知度比较低，因此有较低的生活满意度。老年父母更可能从子女较好的受教育程度中获益，从而降低他们的抑郁度。

以往的研究一般关注子女数量或子女质量对自评幸福度某个维度的影响，如只针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或者针对抑郁、快乐、兴奋、孤独、焦虑等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虽然指向性明确，但是结论可能是片面的。自评幸福度是一个综合指标，只有对其进行多维度多方面的研究，才可能呈现全面的关系图。当然，鉴于数据的局限，本文的分析适于比较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幸福感影响的差异，对于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是否有替代作用则需要更长时期的追踪数据和更详尽的生育策略等数据信息才能展开研究。

本文认为，个体和家庭的资源优势可以抵消子女数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但是不能抵消子女质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可见，子女质量的影响显著且稳健，提高子女质量对提升父母的自评幸福度更重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能带给子女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职业。虽然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工作支持可能造成父母在中年期承受更多的负担和压力，但是在父母老年时期，子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可以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消减他们的消极情绪。中国父母一直就有重视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因此，国家和政府要创造更多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对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家庭给予更多的支持，对弱势家庭给予教育倾斜政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积极向上、幸福的家庭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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