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柳教授奇葩言论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媒体能不能异地监督？

近日，多名外省媒体记者赴唐山采访，过程非常不顺。湖北民族大学一位柳姓教授，就此事也发表了一些观点。

柳教授是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民间文艺学。虽然学院名称里有“传媒”二字，但是她并不算新闻学界人士。

但是既然身在这个学院，想必对媒体也不陌生。她应该知道一些内部规定，但是估计不清楚这些土政策本身就是违法的，是上不得台面见不得光的。

无知者，才无畏。柳教授一定以为自己说的是金科玉律，所以才显得如此自信。

幸好柳教授不是新闻学教授，否则学界就更让人失望了。不过，她持的这些观点，在相当大范围内是有市场的。这年头，脑子糊涂的人，可不少。

柳教授的这番奇葩话，其实引出了一个更重要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媒体能不能跨省或者说异地监督？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应回答另一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异地监督？

就拿今年的事来说吧。如果没有异地监督，丰县事件不会曝光；如果没有异地监督，上海一些不合理做法不会得到纠正；如果没有异地监督，唐山打人事件很可能会不了了之。

在外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穷追不舍之下，坏人被惩罚，好人被拯救。如果没有它们，没有人会以为当地的日报会介入报道吧？

本来，地方媒体更了解本地情况，信息灵通，人脉广泛，如果进行舆论监督，肯定比外地媒体优势更大。但是，一个地方的主官对治下媒体拥有生杀大权，为了避免自己的政绩受影响，他们更喜欢记者报喜不报忧。别人的报纸我们管不着，自己的报纸还管不住吗？

地方媒体和本地出事单位或个人，通常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请托一两个人，就能联系上报社社长或电视台台长，实在不行，直接和主管部门打个招呼，新闻报道就很难进行下去了。即便还可以继续监督，但报道深度和力度也会大打折扣。

另外，本地媒体在经济上还要指望着地方广告客户的支持，而有权有钱的单位通常又是舆论监督的对象。气象、地震、地方志这些清水衙门，会做出什么损害公众利益的事吗？

如果没有异地监督，很多人将无法无天。

其实，异地监督是一个伪命题。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此地之外的媒体不能进行报道？何其荒谬！我们的报纸、电视台、通讯社，每天报道着全球各地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如果不能异地监督，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的媒体不得报道他们的负面？

一些地方官员为何害怕异地监督？其实就是害怕他们管辖不到的外地媒体捅开盖子，把他们做的丑事曝光于天下。不曝光，就能继续胡作非为，就能继续升官发财。曝光了，舆论汹汹压力巨大，官帽说不定就保不住。所以，很多地方把防记者和防火防盗等同起来，就不足为奇了。

再回到另一个问题，媒体能不能异地监督？

先来看一组数字。从2014到2021年，八年时间，全国持有有效新闻记者证人员，总量从25.8万人减少到19.4万人，流失6.4万人，流失近1/4；30岁以下年轻记者从4万人，下降到1.4万人，下降2.6万人，下降近2/3。

结论很简单，记者队伍人才流失严重。原因也很简单，媒体不好干，收入又太少。年纪大的记者，转型困难，想走也难走。但年轻记者就没必要死吊在媒体这一棵树上了，广阔天地，哪都去得。

媒体不好干，就包含舆论环境的不友好。

我经历过十年左右的媒体黄金时代。那时，媒体地位和收入都高，招人的门槛也高。那时环境也宽松，很多今天不能做的报道，那时都可以做。收入高、地位高、环境宽松，媒体里自然人才济济。

十几年前，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十几个同事中，北大、复旦、人大、南大这些名校毕业生，就占了一半左右。隔壁评论部，还有清华学建筑的，跑来写评论文章。

这些人如果不进报社，会没有好去处？报社吸引他们的，除了地位和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在报社这个平台，实现一些理想。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都有一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如果当初知道进了报社，只能报道这个城市犄角旮旯里的鸡毛蒜皮小事，或者是编辑不能改标题的通稿，打死他们也不会来。

不平则鸣，自由发声，对于有些人，比生命还重要。

今天，仍留在媒体里的老人，多数已在一波波的打击中消沉不振。新进来的年轻人，和前辈们差异巨大，他们缺少一些必要经历的洗礼。当然，仍有个别青年才俊，但总体上和黄金时代差得太远。

从环境到人才，都很难支持媒体机构进行大规模异地监督。

贵州电视台《百姓关注》记者到唐山采访期间，在派出所遭遇暴力执法，被搂着脖子、按着头跪在地上，双手反扣在背后，并有执法人员对他破口大骂。

自己的记者遭遇如此待遇，贵州电视台台长也忍不住了。在社交媒体上，他称自己“胸中气血翻涌，难以平复”，表示不打算就这样算了，“我的单位始终紧紧顶住小张老师的腰杆，穷尽方式方法，捍卫媒体人的尊严”。

这位台长透露，贵州台是唯一一家做全国热点的广电媒体。

向贵州台以及贵州表示敬意。全国三十多家省级电视台，却只有贵州台一家敢于异地监督，这不仅仅和贵州台本身的勇气有关，更和贵州分管领导甚至主要领导的格局和胸襟分不开。

虽然我们很难再见到，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外地记者集体漏夜赶往现场的盛况。但是，只要有难称公正的事，就会有拍案而起的人。

他们人数虽然少了，但是火苗从未灭绝。更何况，还有更多的自媒体，前仆后继补上机构媒体的缺位。

经常有人问我，你写那么多文章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吗？

去年郑州水灾中，常能看到一群人手拉手或前后手搭肩，有时是努力搭救落水之人，有时是集体涉过滚滚激流。如果是个体施救，或趟过洪流，都可能会被洪水冲走。

作为写字的人，我一个人的作用当然有限，但是只要无数人齐声一吼，就能制止不公。你能说，这个壮丽的怒吼中，哪个声音是不重要的吗？

中央一直是鼓励媒体舆论监督的，一些地方一些人大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不但愚蠢，更是违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

是否需要异地监督，其实并无价值讨论的必要。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在制度层面让异地监督畅通无阻。谁反对舆论监督和异地监督，不管用什么借口，都是心里有鬼。

无监督则无真相，无监督则无正义。如果有了舆论监督这个紧箍咒，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不敢肆无忌惮行事，整个社会也将不再有被权力伤害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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