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访谈丨李默芳：移动通信无论进入什么时代，都要以用户为中心
导言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移动通信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路狂飙猛进，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如今，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移动通信网、全球最大4G网、全球最大物联网，手机用户数、手机宽带用户数、手机出货量均位居世界首位，移动通信网络不仅飞上天、潜入地、走天涯、遍海角，而且各种缤纷应用深入电子政务、工业制造、现代农业、文化教育、医疗健康、普惠金融、交通物流等各个领域，曾经有钱阶层专享的“奢侈品”已经变成大众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哪怕偏居大山深处的人们，也通过手机“接通”了山外的精彩世界。
多少艰辛努力，多少拼搏创新，多少改革突破……成就了移动通信今日的翻天覆地。在无数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中，有一个名字始终与移动通信密不可分，她就是李默芳——原邮电部移动通信局总工程师，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成员、总工程师；信息产业部移动通信第三代领导小组成员，国家“863计划”专家组成员；国际组织APIG（GSMMOU 亚太兴趣小组）前主席、OHG（运营者融合组织）前主席， “GSM联盟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2018年11月9日 ，李默芳，这位我国移动通信领域的技术领军人物，在北京接受了《人民邮电》报记者的专访，详述了我国移动通信业波澜壮阔、坎坷曲折的创业、创新故事。
早期我国移动通信技术人员的科研环境相当简陋。
从奢侈品到必需品，改革开放给移动通信行业、给社会大众的信息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改革开放推动了移动通信的大建设、大发展、大变革。”谈起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移动通信行业的发展，李默芳颇为感慨。这位一直奋战在通信技术一线的老专家，亲身经历了移动通信从“冷板凳”到“香饽饽”、从“奢侈品”到“必需品”的巨大变化。
1976年，李默芳从部队转业到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所，被分配到无线室移动通信组。
“那时候，最热门的是微波、卫星，移动通信不被大家看好，我们有好几年几乎无事可做。”但是，李默芳和卢尔瑞、陈霞生（编者注：卢尔瑞，原广东移动通信局局长；陈霞生，原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总工程师）等同事并不甘心。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欧洲已经启动了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研究工作，坐“冷板凳”的李默芳和同事十分看好移动通信这一“不受束缚”的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不管是小容量的移动通信系统，还是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包括北欧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日本的技术，他们都在四处找寻学习资料认真研究，为我国移动通信的快速起步积累了良好基础。
“在传输所4层的办公室，我们经常为一个技术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大家还时常幻想：什么时候中国能建一个移动通信系统呢？”当时，李默芳也认为这种想法遥不可及。为什么？移动通信发展初期，主要业务方向是汽车电话，典型的富人通信。全球主流观点认为，人均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的国家才有可能发展移动通信。
直到1985年，转机来了。
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所突然接到邮电部的任务：制定我国移动电话网络技术体制。这意味着，我国准备上马移动通信。
选什么标准？上什么系统？频率用多少？网络结构怎么定？通信路由怎么走？编号怎么编？计费怎么计？一系列难题亟待解决。
如果没有严谨详细的技术体制，我国的移动通信网络就无从建起。这不仅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也关系到我国移动通信事业的未来。记者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外商来到改革开放前沿广东投资，因为内地没有移动通信网络，手中的“大哥大”只能处于闲置状态，沟通不畅，发展受制，“三来一补”（编者注：指从事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企业）等外向型企业的通信需求分外迫切。
时间紧，任务重！关键时刻，组织把这沉甸甸的任务交给了李默芳和她的同事。
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几乎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一切从零起步。李默芳勇敢地挑起了重担，她和同事历经曲折，最终圆满完成任务。这部统一的移动电话网络技术体制，成为我国第一代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为移动通信网络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历经艰辛，李默芳和同事们成功完成制定网络技术体制的任务，为我国移动通信网络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987年，我国移动通信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年。
这年的11月18日，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召开。正是在六运会的开幕式上，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接通了900兆赫蜂窝移动电话，此次通话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神州第一波”。从此，我国内地进入了移动通信规模化商用的新阶段。
“现在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那时候‘手拿大哥大，腰别BP机’是绝对的时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不仅要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腰上还得别个BP机，而且必须露出来，这是一种标配。”李默芳回忆说，移动通信“随时随地”的优势引发了大众的追捧，“当时，‘大哥大’很昂贵，要一两万元一部，我当时的月工资才50多元，但‘大哥大’还是供不应求，要想买到得起大早去营业厅排队”。
上世纪九十年代，尽管价格昂贵，“大哥大”还是供不应求。
移动通信网络在广东的开通和发展，服务了急需的用户，满足了外向型企业的紧迫需求，并由此使得一批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沿海地区落地扎根。随后，重庆、北京、辽宁等省市先后开通模拟移动电话网，移动通信开始逐步走进中国人的生活。
“那时，周建明（编者注：原中国移动设计院党委书记）在邮电部规划所预测，到2000年时，中国的移动用户可以达到80万户。我们都冲着他说，你们规划所是不是疯了，哪会有那么多用户，不可能有的。”李默芳说，当时大家感觉到移动通信会发展比较快，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发展这么快。
记者查阅《人民邮电》报新闻资料发现，1991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仅有4.75万户，1992年达到17.69万户，1993年达63.82万户，年增长率分别达到惊人的272%和261%。
1994年，邮电部果断决策，将移动通信的定位由“固定电话的补充”明确为“大众主要的通信手段”，并成立移动通信局，大力发展移动通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此后，我国移动电话用户迅猛增长。1997年，达到1000万户，仅仅4年后的2001年就突破了1亿户。此后，2002年11月，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亿；2004年5月，达到3亿；2006年2月，达到4亿；2012年2月，突破10亿。截至2018年10月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15.5亿户。
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通信史上的奇迹！曾经，移动电话在中国被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如今，移动电话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从1G模拟联网到2G全网升位，移动通信无论进入什么时代，都要以用户为中心。
面对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广大用户的旺盛需求，邮电部在移动通信发展中大胆决策、特事特批，在全国掀起了网络建设高潮。
“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我们经常是几期工程一起干，加班加点不说了，部里的支持非常关键。”李默芳回忆说，“移动网络建设都是大投资，工程的审批流程一般比较长，可是用户等不得啊，需求太旺盛了。当时王建宙（编者注：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是邮电部规划司司长，他们批得特别快，开了很多绿灯，就是想尽快满足市场、满足用户的需求。”
据李默芳介绍，改革开放初期，网络建设资金十分匮乏，邮电部还大胆创新了“负债经营、借贷建网”的资金运作新模式，“一下子就盘活了整个产业链。一起开会时，其他行业的领导就对我们说，你们的胆子真是大！确实，邮电部的领导真是非常有魄力，敢想敢干”。
作为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技术总负责人，在李默芳看来，这样的敢想敢干、只争朝夕，正是源于“时刻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我国第一代移动通信模拟网的联网工程就是如此。
“移动通信技术，漫游功能很重要，我们国家很大，全国漫游就更为重要。”李默芳介绍说，我国第一代移动通信网络采用的是英国TACS（Total Access Communications System）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没有漫游规范。怎么办呢？当时，主要有两个厂商生产模拟网设备，一个是爱立信，一个是摩托罗拉，他们各有一套自己的漫游规范，但是不能互联互通。因此，邮电部要求每个省（区、市）采购一个厂家的设备，以方便用户省内漫游；如果跨省，就只好采用“人工漫游”的方式。例如，北京的用户去广州出差，就人工配置一个广州的号码，这位用户到广州，把新配置的号码告诉亲戚朋友，方便联系。当时，移动通信网络没有实时计费系统，各地通过交换磁带的方式进行结算，一般需要3个月后才能结算漫游费用。所以，北京的用户收到在广州的话单已经是3个月后了。“由于操作复杂、结算滞后，当时有关漫游资费的纠纷很多，人工漫游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
1993年，时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的高惠刚把李默芳等“技术大拿”召集到一起，请大家想办法解决模拟网的自动漫游问题。“当时，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二代数字移动通信的研究，我就问高局长，还值当吗？高局长说，我们还有几百万模拟网用户呢，得为他们考虑，不能亏待这些用户啊。”
全国自动漫游，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李默芳再次担起了重任。
经研究，决定底层采用中国24位的七号信令，高层MAP在AMPS（Advanced Mobile Phone System）标准IS-41的基础上，换成TACS的参数，制定了适用于我国模拟移动电话系统的漫游标准。“模拟网的厂商已经站稳了中国市场，对咱们做全国漫游标准不太积极。当年，通信标准的主导者都是设备厂商，而且完全是国外垄断。我们要做自己的漫游标准必须得厂商配合，商业谈判、技术试验的过程还是相当艰辛的。”
天道酬勤。1996年，我国模拟移动通信网络成功实现全国自动漫游，这是全球第一个真正把不同厂家设备连接起来的移动通信网络！从此，移动用户再也不用每次出省（区、市）都必须到移动营业厅办理漫游手续了，真正实现了“神州任我行”。
记者了解到，我国第二代移动通信GSM网的全网升位工程同样如此。
“咱们国家关注数字移动通信很早，1991年，我就跟随邮电部科技司代表团拜访了ETSI（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他们提出的GSM标准规范，摞起来有1米多高。我们传输所无线室的人把它都研究透了。后来，CDMA标准崛起，我们同样进行了充分的关注和研究。”李默芳介绍说，CDMA的覆盖指标优于GSM，但是GSM的经济性、成熟性优于CDMA，“CDMA当时不能算国际标准，只能说是美国标准，它根本没有考虑国家间的漫游问题，都没有给其他可能使用的国家分配码号，直到韩国运营商、中国联通都开始建设CDMA网络后，才开始考虑漫游标准”。
1993年，李默芳与同事参加国际会议。
1994年，邮电部大胆决策，及时建设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引进GSM标准。李默芳带领同事很快制定出数字移动通信网络的全套技术体制和标准。同年，移动通信局成立。1995年，李默芳从传输所调入移动通信局任总工程师。
随着GSM网络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建设，我国移动通信发展进入大步跨越阶段，用户数连年翻番，1998年年底已达2498万户，原有的10位号码资源日益紧张。1997年到1999年，李默芳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带领王晓云（编者注：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国移动技术部总经理）等技术骨干成功完成了移动电话号码10位升11位的重大工程。
“咱们国家的移动通信网络规模大、厂家设备多，国际国内漫游情况也比较复杂，上千万用户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实现网络升位，全球真没有这样的先例。”李默芳说。
升位怎么升？升到前面，还是升到后面？这和用户的使用习惯有很大关系。当年，所有的项目参与人员都是反复论证、反复核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就怕出一点点差错。
“高惠刚局长经常说，不管技术上难度有多大，一定要考虑用户的感受。”李默芳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高局长的这个观念，对我们所有人的教育都非常大。”
1999年7月22日零时，我国数字移动电话号码全面升至11位。记者了解到，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号码统一升位，同时也是全球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号码升位，我国也成为国际电信联盟（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成立以来第一个拥有11位号码的国家。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近2500万用户的正常业务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我国移动通信号码资源增加了10倍，而且避免了全国号码资源的大规模调整。
“我经历了咱们国家1G、2G建设发展的全过程，我觉得，不管是1G模拟联网到2G全网升位，还是此后的3G、4G、5G，移动通信无论进入什么时代，都要以用户为中心。”李默芳如是说。
国际话语权，我们要积极争取，任他千难万险。
这是一个谁掌握标准谁就拥有话语权，谁掌握标准谁就占据制高点的时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标准已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成为全球各国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小到企业、大到国家，不参与标准的制定，就永远无法摆脱被边缘化、末端化的命运。特别是在移动通信等战略性高新产业，更是如此。
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的标准突破之路，走得相当艰难。从汉字寻呼标准到移动通信全网漫游标准，李默芳和同事一直在技术领域奋力追赶国际同行，努力提升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这位移动通信专家坦言：“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无线通信的研究还很浅显，很多技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刚开始真是搞不明白，人家的国际标准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
李默芳很早就参与了第三代移动通信（3G）技术的研究。1996年，ITU的TG8-1组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会议，时任邮电部移动通信局总工程师的李默芳临时担任发展中国家第五小组主席，她作为代表首次把中国对3G的需求形成报告提交给了ITU。“当时，发展中国家里，只有中国提交了3G文稿。”此后，李默芳坚持积极参加国际会议，追踪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及时发出中国声音。
1997年4月，ITU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征集3G国际标准技术方案。李默芳迅速将信息传回国内，并积极建议邮电部领导关注。“我觉得中国决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技术提交上去。1998年6月底，是ITU最后的截止日期，时间非常紧张，我急得直接给林金泉副部长（编者注：原邮电部副部长，主管科技教育等）打了电话。”李默芳的建议得到了邮电部的高度重视。
1997年5月，邮电部科技司召集业界专家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就我国参与国际3G技术标准申报的可能性、路径和技术方案进行了开放式交流。两个月后，1997年7月，邮电部批准成立了由政府部门、运营企业和研究机构组成的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并在ITU进行了注册。
“评估组组长是曹淑敏（编者注：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各项工作紧张地展开。我们的老部长，当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的宋直元专门找到李世鹤（编者注：被誉为中国3G之父，原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支持他提交TD-SCDMA技术方案。”
3G标准的申报工作进入倒计时。经过各条战线科技人员的奋力攻关，1998年6月30日，中国正式向ITU提交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技术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候选标准。
“3G与1G、2G有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它多了一段TDD频率。当时，全球一共向ITU提交了16个3G候选标准，中国只有剑走偏锋，从TDD入手，才可能有机会。在FDD频段，国外已经技术积累很久了，当时咱们没什么空间。”ITU的会议上，各国代表争论异常激烈，李默芳、曹淑敏等中国代表也是寸步不让。“其实，从运营和用户的角度来看，国际标准越少越好，只有1个标准对互联互通、降低成本是最优的。因此，我们也积极倡议标准的融合发展。”
李默芳的倡议得到了国际运营商的积极响应。随后，国际运营商融合组织OHG成立，李默芳被推举为首任主席，该组织对促进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国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给予了积极支持。
记者了解到，一个国际标准要真正实现商用，必须获得两个方面的支持。一是官方组织的认可，例如 ITU；一是产业链的支持，例如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如果仅仅被ITU认可，不能得到产业标准组织的支持，标准也只是纸上谈兵，不能实现真正的商用。“只有国际产业标准组织接纳了这个标准，相关的技术才会被纳入设备、系统的生产之中，因此，3GPP的认可很重要，但他们一开始对TD-SCDMA并不接纳。”
怎么办？能不能通过OHG给3GPP发通函，代表国际运营商支持TD-SCDMA？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得知TD-SCDMA的困境后，199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前夕，正忙于各项通信保障任务的李默芳连夜从北京赶往德国海德堡参加OHG会议，争取OHG对TD-SCDMA的支持。此时，李默芳已卸任OHG主席，但这位东方女性在全球运营界的国际声望依然很高。
得知李默芳为了TD-SCDMA正赶往海德堡，OHG提前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支持还是不支持？会上，移动通信世界级专家、美籍华人李建业博士一语道破：“Madam Li 专程而来，决心很大，中国自己的运营商支持TD-SCDMA，他们那么大的体量与市场，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为什么不能把TD-SCDMA纳入我们的标准体系里呢？”待李默芳下飞机转火车赶到海德堡会议现场，演讲完毕，OHG主席已将支持TD-SCDMA的通函交到了李默芳手中，中国3G标准与3GPP的“牵手”迈出了重要一步。
2001年3月，经过产业各界持续不断的努力，TD-SCDMA被3GPP接纳，真正成为全球可商用的标准。
“TD-SCDMA 能成为国际标准，非常不容易。这项技术确实还有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地方，但这是中国在通信标准上的首次突破，是我们走出的关键一步。我觉得，通信技术的国际话语权，我们必须积极争取，任他千难万险。”李默芳感慨地说。
“铿锵女将”在国际会议上发出中国声音。
广泛的网络覆盖、优秀的网络品质，不是一蹴而就的，靠的是踏踏实实，艰苦奋斗。
340万个基站、总连接数超14亿、移动用户超9亿、4G用户超7亿、有线宽带用户超1.5亿……从分营之初的“小弟”到如今通信行业的旗舰，中国移动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网络质量就是生命线”的理念深入骨髓。
无论是高层楼宇、地下空间，还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无论是过山隧道、跨海桥梁，还是高山密林、边陲海岛……移动通信网络“上天入地”、漂洋过海，努力实现“覆盖深、覆盖厚，质量优、速度快”。
然而在建网之初，完全是另外一副光景。
“移动通信网络刚建设时，覆盖不太好，质量也不行，打电话有时真得上房，还时不时掉话、串话。”李默芳说，大家最怕接到吴基传部长（编者注：原邮电部部长、信息产业部部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电话。“吴部长就是‘义务’网络监督员，而且是非常负责的监督员。我一接到吴部长电话，就心里紧张，肯定又是哪里信号不好了。”
网络质量不尽如人意，一是技术跟不上发展需要，二是覆盖跟不上用户需要。怎么办？在李默芳的主持下，移动汇接网、移动通信7号信令网、移动通信网全网号码升位、移动智能网等大工程接连成功建设，“网络提质”卓有成效；GSM网络建设全面铺开，重点地区、重点景区、交通要道等网络会战热潮不断，“网络扩容”成绩显著。
“广泛的网络覆盖、优秀的网络品质，不是一蹴而就的，靠的是踏踏实实、艰苦奋斗。”回忆起那些峥嵘岁月，李默芳颇为感慨。“邮电通信行业一直是半军事化管理，怎么都不能中断业务。割接的技术方案要做得非常细致，一遍一遍调整、确认，确保万无一失。工作量大、压力大，加班是经常的。我记得，技术部的王晓云、黄宇红（编者注：现任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她们经常是带着孩子、带着老公来加班。”
在李默芳眼中，基层员工最辛苦。一次，她到四川甘孜的丹巴县调研，看到一座坡度几乎75度的“馒头山”上有一座移动基站，就问丹巴县移动的经理，“你们怎么上去的？”这位县经理说：“我们请当地老乡帮忙，但人家都不愿意去，我们只好自己带头背着建站的设备，一点儿一点儿，手脚并用地爬上去。”
在新疆，时任新疆移动总经理的白志刚给李默芳讲过一个故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吐鲁番的火焰山是著名旅游景点，也是网络大会战的重点攻坚地区。这里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整座山寸草不生，有时地表温度超过70摄氏度，通信建设难度很大。“我们的一个员工，就是在火焰山网络覆盖建设中，重度脱水，没抢救过来。”说到这里，历经风浪的李默芳眼睛湿润了，“网络建设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建设者的辛苦付出，我们才有了今天这张得到用户认可的网络。”
李默芳说，曾经，我们国家的移动网络比不上国外发达国家，但是现在走到哪里她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网络覆盖最好，品质优良，关键时刻靠得住”。
2000年，中国移动刚刚成立，李默芳在一线调研网络建设情况。
科技工作者切忌见风使舵，一定要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近年来，我国移动通信领域运营、制造、终端、应用等全产业链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李默芳感到十分欣慰，“这些年轻人，遇到的问题、所处的环境，比我们那时复杂多了，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更大”。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益活跃。李默芳寄语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做技术就要踏踏实实，切忌见风使舵，一定要敢讲真话、实事求是。”在她看来，做科研、做技术，就是一项求真务实的工作，“不能领导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要讲真话。是落后就是落后，是领先就是领先，不要忽悠领导，否则会影响上级的决策，给社会造成错误的认识”。
无论在邮电部传输所、移动通信总局，还是在中国移动，李默芳在每个岗位都是坚持讲真话。“年轻时，真的是在领导办公室里据理力争，虽然不一定有用。领导有全局的考虑，但是技术上该是怎样就是怎样。也很感谢邮电部领导营造了这样的氛围。”担任中国移动总工程师时，李默芳也尽力给年轻人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鼓励他们敢想、敢说、敢干。“一定要敢讲真话、讲心里话，哪怕当时可能是错了，错了就要认错，但认为对的，就要坚持。要没这点精神，就没法做技术工作、做科学研究。”
对行业未来的发展，李默芳很有信心。她认为，信息通信行业是非常有活力的行业，特别是在与其他各行业的融合中，正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带动力。“这是一个跨界融合的时代，信息通信业的发展不仅仅依托于技术，希望行业同仁改变观念、开拓思路，不要只把目光局限于当前，争个你死我活的，要善于融合、善于合作，学会和其他行业、其他企业打交道。”
2001年,在法国戛纳召开的全球第六届GSM大会上,李默芳荣获“GSM联盟突出贡献奖”，是获奖者中的唯一亚洲人。
编辑：李文博（实习）
校对：刘培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