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忆旧

诗人大仙在平安夜去世，网络世界点点涟漪。第二天早上，大惊失色的小朋友纷纷赶来，以为是他们熟悉的游戏主播张大仙。一场虚惊之后，为了缓解尴尬顺手点根香，说些“一路走好”之类的话。到了下午，又有网络职业鉴定家过来翻黑历史，证明他曾是个臭公知。于是，上午有些讪讪然的小朋友转头宣布收回哀悼，表示了愤怒和不屑。

多年以前的博客时代，我和大仙在京城的饭局上见过几面，大家没有多少话题。后来微博刚刚兴起那会儿，我们相互关注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前后脚彼此取消关注。我对体育没多少兴趣，不写专栏之后，再不看世界杯，也不看NBA。相信大仙对互联网也没多少兴趣，对一个极少谈诗歌的人也缺乏共鸣的可能，不大相信这样的人也能成为文艺青年。

大仙生于1959年，先是做工人，然后考取了电大，成为了一名诗人。再后来进入媒体，做记者、体育评论员、专栏作家、博客作家。这些个人简历不过是一句话，但在不同的人读来感受完全不同。在我读来，它就是许多老哥哥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在大学生极度稀缺的年代，白天身为蓝领工人上班，晚上参加电大课程，用业余时间完成大学教育。这需要相当的自律精神和强烈的进取心才能做到，要知道，中国是在1995年3月才正式开始实施五天工作制，之前都是每周工作六天。

诗人也不是字面意思。今天人们会把“诗人”两个字当做一种职业，或者一种头衔。但是对于50后和60后来说，“诗人”两个字在历史上有特定的含义，它说的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有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中国没有美国60、7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但是有80年代的诗歌运动。用当时见证者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当时你去任何一所大学，只要自称是一名诗人，就会有学生用饭票请你吃饭，开放宿舍请你住宿，然后请你朗诵自己的诗作。许多诗人就这样从一处流浪到另一处，相互抽查对方背诵名家名句验证身份，然后喝酒、聚会、创作、吟诵。

中国有过那样的时代，上大学竞争非常激烈，高考升学率是几十比一，只有那些极度自律的人可以想办法参加自学成才得到学历认证；也曾经对文艺青年极有好感，体现过对诗人的慷慨和尊敬，支持他们按照诗歌的方式无拘无束地生活。这两样事情，毫无疑问处于当时普通人社会生活的两个极端，而大仙都曾走过。

今天，体育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早已经褪去了光环，被自媒体作家所取代。但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它们对应着当时市场化媒体的崛起，市民文化的复苏。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涌入平面媒体，为大众创造他们需要的文化产品。时评就是在那个时代出现的，一举打破了传统的杂文评论，用短平快的方式解读当下的新闻事件。体育类报刊也是在那段时间突然爆发，构成了国民为数不多的共同话题。因此体育评论员在报纸上争奇斗艳，比赛文体创新。而为了吸引市民阅读，越来越多的报纸开辟了文艺副刊。版面需求量之大，以至于我这样只是在网上刷贴的人也变成了专栏作家。

在这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景象里，变化其实早已经到来。互联网登上历史舞台，一开始是以一站式新闻服务的门户网站，培养用户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门户看新闻的习惯。很快，门户网站就不再满足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稿，开始开动编辑团队挖写手，为新闻专题约稿。等到博客问世，门户网站等于免费拥有了自己的内容池，开始慢慢超越平媒。博客不单是新闻评论和分析文章的资源库，它直接变成了新闻源，平媒记者要从博客上找新闻素材，于是事情颠倒了过来。例如方舟子和韩寒旷日持久的“网络打假”，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完全发生在互联网世界里。

1959年出生的大仙，脚步停在了博客作家。后来，他没有变成微博大V，没有变成公众号大家，没有变成直播达人，没有变成短视频红人，没有变成音频诗歌节目主持人。他和网络的缘分，到博客就已经尽了。之后，他还是按照一个媒体人，一个诗人的方式继续存在：饭局、饮酒、吟诗、活动、艺术家聚落。

对于60后一代人而言，历史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冲浪。从80年代末国门打开之后，浪潮一波又一波涌来，变化越来越大，浪头越来越高。大仙跃上了首批电大毕业生的潮头，第一时间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也赶上了狂飙激进的文艺年代，展开双臂投入诗人的生活。当市场经济大潮袭来，他又进入了媒体，经历了市场化媒体的黄金年代，并且如鱼得水。当过去40年最大的浪潮互联网到来时，他站上了第一波浪头，但随后好像突然对冲浪失去了任何兴趣，宁可在诗歌、妹子和酒精里找寻温柔的旧时光，寻找还愿意一起喝酒的朋友，愿意还听诗的听众。

我不知道大仙这些年有没有发现，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里，人们会因为某种理想或者情怀，聚集成彼此高度认同的团体。但这个世界在不断崩解，崩解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再没有了记者、诗人、作家、评论家之间的区别，只有一道选择题：你愿意不愿意在网上站在大众面前，成为一名供他们消费的艺人？

大仙做了他的选择，所以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张大仙，热衷表演闹剧。

题图摄影：Joanna Kosinska 

图片授权基于：www.unspla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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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思考：徐浩峰和武林的关系

徐皓峰和武林的关系要说大，的确很大；但要说没有，也没有什么问题。你看他早期写的《道士下山》，想象力恣意汪洋，那时候他是在那个武林里的，想为它添砖加瓦。等写到那本《逝去的武林》的时候，你看他对形意拳高手李仲轩的访谈如此细致深入，感觉他依然深爱。但其实那本书的底色很悲凉，完全是个大破灭。因为非常真实，完全去掉了传说和神话，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武林，没有了那些文艺小说里的浪漫情绪。就是一帮泥腿子，在辛苦劳作之后，用石碾子碾平了后院，聚集起来舞枪弄棒。

其中，我最伤感的一段是写泥腿子高手用轻功从天津一夜之间跑到了北京。你就这么想吧：红色的蒸汽火车头喷射着浓雾，风驰电掣而去。铁轨边的北方荒野里，一个穿着对襟小褂，扎着布腰带，脚蹬草鞋的哥们，也朝着相同方向一气儿狂奔，脑门上白雾腾腾。这一幕何其绝望，何其伤感？

功夫破灭了，武林破灭了，还留下点什么？留下的是人，和人的活法。李仲轩一辈子起起伏伏，艰于谋生。但是他却恪守他的道，既然受了师门的传授，就终生恪守他的誓言，不开门收任何弟子。哪怕是世道全然变了，武林消逝，师门不再，他也继续履行自己的承诺。这种东西颇为打动人心，而且顽强抵御了时光。从书里看，徐皓峰在大破灭后有深沉的触动。

所以，说徐皓峰支持传武也好，解构武林也罢，我觉得都不在点上。武林已经随着历史死掉了，如同一头巨兽死在了荒野里。但这不妨碍徐皓峰用这头巨兽的骨骸，搭起一个戏台，在这巨兽身体里做戏讲故事。他得有这么个场子垫着，他才能开演讲故事。但他讲的故事，其实又和这个场子没多大关系。因为他并不是要讲历史，不是讲民俗，更不是讲武林，而是武林里的那些人。

作家都是这样的，讲故事得弄个场子。有的作家选择战场，有的选择皇宫，有的选择都市。徐皓峰没什么不同，他选择武林。只有在武林里，方便他去讲那些他认为已经逝去了的中国人—-坚守自己的原则和承诺，哪怕只有一个人，哪怕整个时代都站在自己对面，也依然对抗到最后。他是讲述内心和时代，内心和世界的对抗。于是，故事都很惨烈，主人公看起来都很格涩。方头方脑，蔫中带狠。

你换个角度看，徐皓峰写的武林人，和茨威格、王国维在精神上并没什么不同。茨维格不会八卦形意，王国维不会虎豹雷音，但精神世界面对现世变化时的痛苦是一致的。若从武林解读徐皓峰，终归还是浅了，尤其到了后期，真的越来越和武林没多大关系。他的野心是讨论大破灭之后，一个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包在武林的壳里有好处，和直接讨论相比，会有更多人关注；也有坏处，因为武林而来的人难免失望，而且对下面徐皓峰真正想要表现的东西毫无兴趣。他们想看的不是这种东西，而是草鞋一顿，腾身而起，在草叶上一点，就飞快地超越火车，朝着北平城飞奔而去。他们说：生活已经很累了，我去电影院就想做个梦，求求你，我不想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