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里的官伎生活是真实的吗
热播的《梦华录》改编自关汉卿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梦华录》剧中，姐妹三人团里的宋引章是个比较有争议的角色，谈得一手好琵琶，颇有事业前景，但也因为一心摆脱身在乐籍的官伎身份而一次次陷入自以为是的“真爱”。历史上，像宋引章这样的官伎，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
不知道诸位是否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古代文人与青楼文化密切相关，在有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携妓出游是读书人和官员的标配。举凡名妓如薛涛、李师师、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等，莫不与名士密切相关。唐代应举士子结束考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平康坊，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忆昔嬉游伴，多陪欢宴场。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说的就是长安著名红灯区平康坊。平康坊以北的崇仁坊北街当皇城之景风门，与尚书省选院（即礼部南院，与吏部选院同在今天西安钟楼的西南）接近，进京赶考的书生在京城无第宅者多在此租房居住，去平康坊十分方便。另外，平康坊南侧的宣阳、亲仁两坊也是书生们集中住宿之地。孟郊《登科后》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您可想过这个“花”是什么花？到了明代，南京秦淮河畔有江南贡院，贡院附近即是青楼，这与唐人别无二致。文人似乎是离不开流连花丛的“雅致”，青楼也偏爱文人，因为他们有钱有闲又有才，是理想的消费人群。
即便是夫妇也有所谓敦伦之礼，汉宣帝时期大臣张敞为夫人画眉，“有司以奏敞”，汉宣帝特地询问，张敞回答：“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这是句大实话，但是“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汉书·张敞传》）。这种夫妻间的戏谑之举也被有司奏禀皇帝，可见那时之礼教触角是深入家庭的，张敞只是说了句大实话，讽刺这种形式主义，但仕途也照样受到了影响。
宋代司马光夫人因为儿子早亡，于是主动张罗为丈夫纳妾（司马光纪念妻子所写《叙清河郡君》：“御婢妾宽而知其劳苦，无妒忌心。”可能指的就是此事），但是司马光毫不心动，该妾盛装入书房，逡巡一番后拿出一卷书搭讪道：“中丞，此是何书？”司马光行拱手礼，曰：“此是《尚书》。”（《清波别志》）小妾闹个无趣，只好讪讪退出。像这样的男性似乎是动静有礼的“典范”，在当时被作为正人君子的象征受到赞扬，这就是那时候的价值观。
但是封建礼教的虚伪就在这里：男人们心中有一种自然原始的欲望，这种欲望不便在家中释放，而是要在特殊的场合释放，其实他们心目中有“完美的女性”有才华、有自由奔放的性格以及较大的性自由，可以给予男性更多的温存。毫无疑问，青楼女子就是这样的人。
无数骚人墨客留下了关于青楼的无数文字，从青楼女的外貌、言谈、诗文、乐声、戏谑到居所、器具无所不包，其中有笑，有叹，甚至还有泪，像《北里志》这样由文人撰写的“红灯区指南”似乎一点也没有羞涩感，反倒有一种自夸的得意，以及与青楼女性心气相通的人生慨叹。文字涉及过青楼的名人更是举不胜举。青楼文化以唐代为最盛，文人墨客莫不以携妓春游为乐且津津乐道，当时法律亦不禁止官员宿娼，且有官妓专门为之服务。这一点甚至引起后世之“羡慕”，宋代《中吴纪闻》卷一：“白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蝉、态等十妓夜游西武丘寺，尝赋纪游诗，其末云：‘领郡时将久，游山数几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即唐代官员尚无嫖娼禁令，所以白居易、杜牧、元稹等才如此风流，清代赵翼《题白香山集后诗》：“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游有翠翘。想见当时疏禁网，尚无官吏宿倡条。”似乎颇有些艳羡之情。
在这无数有关青楼的文字中，有一个格外突出的现象，也是很多人曾经问过我的问题：为什么古代诗人不怕性病？怎么不见他们记载得病？
我想看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一个答案：古代青楼不是妓院，青楼女子卖艺不卖身，伎不等于妓……诸如此类。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观念，这些年随着某些“大咖”在网上的“科普”变得大行其道，误人深矣！中国历史绝大多数时间段不存在“卖艺不卖身”这个现象，只有到了清代以后才有了所谓“清倌人”，多多少少有了点“卖艺不卖身”的意味，但除此之外的历史时间段，青楼女子就是以色和艺侍人，妓与伎相通。后面我们还会谈到，清倌人的出现极可能是梅毒催逼的结果。
“青楼”则原本指的是华丽高楼，《晋书》卷八九《麴允传》：“麴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南齐书》卷七《东昏侯本纪》：“世祖兴光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后来又指女子居住之地，曹植《美女篇》：“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唐施肩吾《冬日观早朝诗》：“紫烟捧日炉香动，万马千车踏新冻。绣衣年少朝欲归，美人犹在青楼梦。”
把青楼与妓院正式联系起来的是风流才子杜牧。《唐阙史》记载，牛僧孺担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杜牧曾任他的幕僚掌书记。当时扬州商业发达，娼妓业兴盛，据说九里三十步长街，无数绛纱灯映红了整个天空。杜牧在其中流连忘返，每晚悄悄溜出去嫖娼，“无虚夕”。牛僧孺器重他的才华，经常派负责治安的街卒穿便装暗自跟踪保护。后来杜牧被征召为侍御史，临走向牛僧孺告别。牛告诫曰：“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杜牧还掩饰称自己“常自检守”，牛僧孺笑而不答，拿出了整整一箱文件，全是每晚街卒的报告，内容均是“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杜牧大惭。此事又见唐丁用晦《芝田录》，但是文字较为简略。杜牧《遣怀》诗描述了自己的这段风流生活：“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此诗不胫而走，自此青楼正式成为烟花柳巷的代名词。
杜牧《张好好诗帖》局部，张好好为杜牧早年结识的歌伎。
青楼女子并不存在卖艺不卖身的现象。古人用字较为随意，娼、倡、妓、伎从字面上来说并无本质区别，《说文解字》：“倡，乐也。”李善注《文选》曰：“（倡）谓作妓者。”此处“倡”与“妓”等同，而且此时的“倡”男女皆有，指有技艺之乐人，《汉书》卷九三《李延年传》：“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此即明证。而“娼”字乃是后出，要晚到魏晋南北朝，顾野王《玉篇·女部》：“娼，婸也，婬也。”明代《正字通》：“倡，倡优女乐……别作娼。”《康熙字典》：“娼，俗倡字。”唐房千里云：“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清代赵翼《题白香山集后诗》有“尚无官吏宿倡条”一句，指的是唐代没有禁止官员嫖妓的条例。此处小结一下，“倡”等于“妓”，也等于“娼”。
至于“妓”，与“伎”也没有本质区别。《说文解字》：“妓，妇人小物也。”《华严经音义》上引《坤苍》称：“妓，美女也。”《康熙字典》：“妓，女乐也。”也就是说，“妓”就是女乐，这就与“伎”等同了。而正如前文所述，女乐别写为“娼”，与一般意义上的妓女没有本质区别。西安碑林博物院藏有唐代《故妓人清河张氏墓志》，是唐代名相李德裕的侄子李从质纪念自己的伴侣张氏所做，墓志中用“色艳体闲，代无罕比。温柔淑愿，雅静沉妍”来形容张氏，可见感情之深。但是李从质在这里用“妓”命名张氏，毫无讳言之意，显示出张氏极可能就是伎人，即歌舞演员，二十岁时候跟随了李从质。这样的女子本来可能隶属教坊，有人看中则转而为家妓，可见妓与伎之间本无本质区别。要说有区别，大约也就是以才艺为重还是以色相为重的区别，但不可简单地以“有”和“无”来衡量。
所以说，并不存在所谓“伎”不等于“妓”的现象。经常有现代人喜欢在古代文字上故作高深，某碑、某牌匾、某古籍上出现的某字只要与一般写法不同，总有人能阐发出一番微言大义，似乎其中隐藏着密码一般。实际上古人写字真没有今人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那么严格，通假字、异体字、俗体字混用，更不要说古代各个阶段发音往往不一样，文字出现写法的不同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文字上不存在“伎”不等于“妓”之说，那么古代究竟有无卖艺不卖身的现象？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年）是研究娼妓问题的奠基之作之一，他把中国的娼妓史划分为五个阶段：殷商巫娼阶段、周秦汉的奴隶娼和官娼阶段、魏晋南北朝家妓与奴隶娼妓并行阶段、隋唐至明代官妓鼎盛时代、清代以来私营娼妓时代。这其中“殷商巫娼阶段”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是王书奴根据苏美尔及巴比伦神庙女祭司同时担任“圣职妓女”（sacred prostitute）推论出来的，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史籍中找不到这样的“职业”。
商业化妓女和红灯区的出现以唐代最为典型。王书奴将唐代妓女分为宫妓、官妓、家妓三种。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第二节“娼妓阶级”中则将唐代娼妓分为家妓、公妓二类，而公妓中包括宫妓、官妓、营妓三种。日本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增订版）所收《长安的歌妓》将唐代妓女分为宫妓、官妓、家妓与民妓。
但不管怎么划分，青楼文化最盛的唐朝的妓女在才艺赢人的背后仍然有皮肉生意，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认为，唐代妓女以言谈诙谐、善音律为主，“以色为副品”。《北里志》是晚唐孙棨的作品，专门描述长安平康坊青楼逸事，堪称“红灯区指南”，这里面可以看到，虽然平康坊妓女名义上隶属“教坊”，当属于某些网络大咖所说的“卖艺不卖身的艺伎”，但实际上却与一般的妓女没有区别。宋德熹《唐代的妓女》中认为：“像北里（平康坊）这种有组织之妓馆的形成，在娼妓史上便代表一个新里程碑，意味着近代式商业化妓女的开始。”廖美云《唐伎研究》观点类似：“总之，从《北里志》的内容看，书中娼妓均具商业性质，她们更接近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妓女，活跃于民间，服务于社会和私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北里志》中妓女的属性当为市井妓女。”
当然，才艺是吸引年轻读书人的重要法宝，唐代文人为什么总少不了妓女题材的诗作？除了他们生性风流视其为雅事之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著名文人相当于今天的“大Ｖ”，他们对妓女的褒贬直接左右妓女职业生涯，所以妓女们争相巴结他们，希冀并怂恿他们写诗。例如《唐才子传》记载了崔涯故事：“每题诗倡肆，誉之则声价顿增，毁之则车马扫迹。”晚唐《云溪友议》卷中的“辞雍氏”亦云：“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他们的一个“好评”，能让妓女门庭若市；他们的一个“差评”，能让妓女门可罗雀。正是因为如此，诗歌唱和似乎成了青楼主旋律，但背后的皮肉生意还是存在的。《北里志》记载唐长安平康坊名妓颜令宾颇有才华，喜诗歌。“有词句，见举人尽礼祗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病重之后由侍女服侍，看到落花而流泪，写诗曰：“气余三五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令侍女拿着到宣阳、亲仁等坊，看到新科进士及考生就对对方说：“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然后在家中宴请这些文人，欢乐之余，忽然长叹说：“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其母（其实就是老鸨）认为这是向宾客们索取赙赠（白包），想着能在颜令宾身上最后赚一笔，甚喜。等到颜令宾去世，宾客们送来的是一首首挽诗，老鸨大怒，扔到街上。
还有一些妓女，以与众不同的性格或举动吸引顾客。《北里志》记载有妓女迎儿无姿色也无口才，“既乏丰姿，又拙戏谑”，但性格彪悍，“多劲词以忤宾客”，总是骂客人。还有一位更彪悍的：“牙娘居曲中，亦流辈翘举者。性轻率，惟以伤人肌肤为事。”此女专门以打人为己任，能一把抓花客人的脸。这些女子却很受某些有特殊爱好的客人的喜欢。《北里志》作者孙棨曾为妓女王福娘题壁三首，其一曰：“试共卿卿戏语粗，画堂连遣侍儿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獭为膏郎有无？”所谓“寒肌不奈金如意”就是体表有伤之意，白獭膏可能指的是白獭髓，外伤用。此处有两种可能：第一，孙棨与妓女之间的确有某种性游戏。第二，用典，《拾遗记》卷八：“孙和悦邓夫人，常置膝上。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误伤夫人颊，血流污袴，娇姹弥苦。自舐其疮，命太医合药。医曰：‘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灭此痕。’即购致百金，能得白獭髓者，厚赏之。”孙棨疑似以此暗示自己与福娘之间关系如孙和与邓夫人一样香艳。古代有医书曰《白獭髓》，涉及外科瘢痕之类，《本草纲目》卷五一也有“水獭髓”可以“去瘢痕”的记载。
当然，也有非常矜持的妓女，其目的是制造“奇货可居”的氛围。《北里志》记某妓女，其实姿色平平，但善辞令，深受欢迎。有年轻进士刘覃，富二代，听说该女子大名，但未曾谋面，于是出重金求之，损友给该女出主意，礼金照收，就是不见，“得到不如得不到”，结果刘覃越发焦急，出钱越来越多，但该女还是拒绝见面。后刘听说某吏能制住诸妓，重金贿赂该吏，小吏冲进去将该女塞入轿子抬来，刘覃兴冲冲掀开轿帘，却见该女子蓬头垢面，涕泗交下，刘覃大失所望，令人原路抬回去！
至于宋代，虽然官府对官员狎妓有所禁止，但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得娼妓生意十分兴旺。梁庚尧《宋代伎艺人的社会地位》对于宋代包括妓女在内的“伎艺人”的组成、身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事实上，不少女伎艺人，在出卖技艺的同时，兼且出卖色相。”他还对宋代有名的瓦子勾栏中倡优歌伎的阴暗面进行了论述：“瓦子勾栏给人的印象所以如此恶劣，女色的引诱自然是原因之一。不仅在瓦子勾栏，即使在其他处所，有时倡优歌伎也被用来作为以色行骗的工具。”明代谢肇淛的《五杂组》卷八《人部》对明代娼妓现象进行过概括：“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唐寅《王蜀宫妓图》局部
可以说，在清代以前，娼妓与声乐密切相关，歌舞技艺、诗词歌赋、酒席间的诙谐机巧是她们的首要职能，其次则是以色娱人的功能，清代则变得更“庸俗”，随着私娼甚至洋娼的兴起，清代的妓院更多看重的则是肉欲需求，“有清一代，娼妓可谓无所不在。近代以后，尤其是所谓同治中兴后，华洋娼妓云集，更是‘繁荣娼盛’。所不同的是，近代以来，它的文化成分下降，旧时各擅一技之长，与文人骚客诗酒往还的情景已不复旧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肉欲的内容大大增加了”（潘洪钢：《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具文”现象以清代禁赌禁娼为例的讨论》）。
（本文摘自于赓哲《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华书局2021年4月。标题为编者所拟）
大卫·哈维 | 小修小补已经修复不了资本主义
俞吾金 | 如何面对偶然、风险和意外
梁实秋 | 炝青蛤李中清 | 促进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是中国的骄傲芒种：谷物之芒，生命之光许倬云 | “共话桑麻”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投稿邮箱：wenhuixueren@139.com
转载本公号文章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