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地方下铲，多走多问多看，你就有机会独占“新闻富矿”

全文共34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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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任飞，90后，钱江晚报特别报道部记者，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阴差阳错进入报社。不长的职业生涯里，参与过几次重大报道，见识了一些人或事，也写了几篇还拿得出手的作品。在追逐新闻的过程中，无论专业技能或是个人阅历，我自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从2017年进入报社，到今年满打满算是第三年。入职后不到两个月，怀揣着对新闻的模糊概念和一腔热情，我被分入特别报道部，从事热点突发、深度人物类报道。与实习时的跑线新闻不同，大海捞针式的线索搜寻，和无处可寻的采访对象，都让我在起初有些抓瞎。

此外，供职于一家省级都市类媒体，从事深度报道工作，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面对全国性媒体、本地媒体乃至自媒体环伺的新闻环境，应当如何自处，这一点也让我感到困惑。

所幸，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在部门里一群“老记者”鼓励下，从边疆口岸到渤海之滨，从天灾事故到官司命案，我在一次次出发里成长，也在新闻采写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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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地方下铲

2017年12月13日，接连几天我都在几家都市报上扫到，博越名车馆在各地关张，不少已经付款的消费者无车可提。由于报料源来自消费者，报道多以社会新闻处理，披露无良企业跑路后消费者权利受害、无处维权的困难境地。

第一口蛋糕被咬走了。有没有机会换个角度，再挖挖这家颇具规模的汽车销售公司为何在短时间内崩溃，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有了初步设想后的首次接触，却不算成功。距离事发已超过10天，两家在杭的名车馆门店早已人去楼空，物业保安说你来得太迟了，这几天连维权的都少了很多；受理报案的辖区派出所也以正在调查的名义，回绝了采访。站在被贴上封条的大门前，望着里面的满地狼藉，我不太甘心。

绕着回字形的写字楼，我来回转了几圈。第三趟时，我发现名车馆南侧的应急通道仍然开着。假借前来维权的购车者身份，我从后门顺利混入店内。

没有豪车，没有疲于应付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愤怒的维权者，曾经停满豪车的大厅如今空空荡荡。留给我的，除了二楼一辆还没来得及拉走的起亚轿车，就只剩几个办公室里散落着的各类文件、档案，和未吃完的外卖，发出阵阵怪味。

博越名车馆工作人员撤离后的满地狼藉

抱着试试的心态一通翻检，还真被我找出了一本写满拉客、延单技巧的销售笔记，一份赔偿丰厚的延期补充协议，和一张买卖价格“倒挂”的报价单。亏本卖车还拼命拉客，无法按时交付还愿意高价赔付，我意识到博越名车馆背后的生意或许没那么单纯。顺藤摸瓜，照着这个思路再找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一聊，博越名车馆借卖车之名，行融资之实的事实最终浮出水面。

博越名车馆停放于2楼的起亚轿车

次日，两个版的报道（2017年12月14日A06版《博越名车，我的123万车款哪去了》、A07版《博越名车，你究竟在做什么生意》）刊出后，凭着从废纸堆里找到的线索，钱江晚报成为国内第一家详细披露博越名车馆涉嫌集资诈骗的媒体。这组稿件也获得年度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

自进报社后，几乎每一位前辈，都和我强调过“跑现场”的重要性。但相比其他媒体，在到达大部分现场的速度和渠道上，我们并无天然优势。那么避开冲突最激烈的显性入口，多花些力气去寻找“价值洼地”，或许是另一条路径。这就好比淘金探矿，有时候避开热门，在“人迹罕至”处下铲，反而有机会独占“新闻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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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现场再近一点

当然，博越名车馆的例子也证明，“到达现场”依然是记者最重要的职业素养。两年来的采访经历都证明，离现场越近，看到听到越多，往往对打破当下的采访困境越有帮助。

今年5月，我去西藏采访试图穿越羌塘无人区的三个年轻人。最初的线索依然来自其他媒体，一对情侣与另一个男孩相约横穿中国最大的无人区——羌塘无人区，4月17日其中一名当事人李志森在微博上发文，历时44天他们最终实现穿越。但很快有人发现，原本的三人组只有李志森和女孩林夕完成了穿越，而林夕的男友杭州人冯浩依然行踪成谜。

在这次穿越的直播贴里，针对“为何迟迟不报警”“为何不向外界透露冯浩失联消息”“三人是否存在龃龉”等问题，质疑声滚滚而来。事件曝光后，当天我们就梳理了直播与当事人微博，也联系了正在西藏搜寻的冯浩父亲，试图厘清三人的穿越行程，并回答网友的疑问（2019年4月30日A02版 《杭州90后小伙羌塘无人区失联》、A03版《三人穿越两人回，到底发生了什么》）。

稿件发出后效果不错，官微阅读数很快超过10万，不少读者都被勾起了好奇心，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幸几天后，失联超过50天的冯浩走出了无人区。我买了第二天出发的机票，想和他当面聊聊无人区里的故事。

冯浩与林夕正在写不再穿越的保证

其实，出发前我的把握并不大，李志森对采访态度暧昧，冯浩、林夕也联系不上。坐在机舱里我甚至有些焦虑，自己的决定是否太过草率。到拉萨后，我去了冯浩常住的两家民宿，老板说知道冯浩在安多县，但具体什么位置不清楚，要是愿意可以包他的车去。

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择：包车，或是赶第二天的火车。来不及多作考虑，还是选了包车，近500公里的路程，我们挤在一辆减震不佳的老吉普上颠簸了两天。到安多县城，已是5月8日上午。

从林业局打听到，冯浩几天前还住在县城的旅馆里，我们又赶忙杀了回去。拉开宾馆大门，他和林夕就坐在前厅的沙发上，诧异地张望门外的动静。四目相对，这样戏剧性的见面是我未曾设想的。他半靠在沙发上，用警惕的眼神打量着我，气氛多少有些尴尬。我试着用杭州话和他打了个招呼。或许是久不曾听见的乡音起了作用，他笑了笑，场面才有所缓和。

午饭时间，我们在宾馆对面的小饭店里边吃边聊。“你们是我出来后见到的第一家媒体，又是老乡。”在吃下4碗米饭后他和我交底，能碰上是缘分，原本出了无人区他不打算再接受任何采访。

2019年5月9日，浙江24小时APP刊发了《冯浩：希望更多人因我而打消穿越无人区的念头》一稿，钱江晚报是实地对话冯浩的唯二媒体（另一家是红星新闻），外部点击超过千万。我有点庆幸，当初那些看似冲动的决定，反而成了抵近现场的关键。而一场面对面沟通，也让非法穿越者冯浩从此前大众眼中自私、无知的刻板形象，真正立体为一个复杂的、特立独行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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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不总是一蹴而就

像冯浩这样一句方言就能打开的采访并不多。大多数采访对象遵循沟通的渐进规律，对突然介入的记者有着天生的抵触。

2018年7月底，以707分成绩考入北大的衡水女孩王心仪，因为一篇《感谢贫穷》的旧作引发舆论热议。大批媒体纷至沓来，省委书记批示托人看望，有人赞她乐天，有人批她卖惨，网上不少人叫她“感谢贫穷女孩”。

8月初，我第一次联系王心仪时，她有些抵触，听得出对媒体“感谢贫穷女孩”的说法并不乐意。在她兼职的城市石家庄，我几次约她见面，都被委婉地拒绝。几天后，得知她回了老家，我跟着来到衡水，再次约她见面，这次她没有谢绝。

王心仪过去画的画

8月2日中午，我赶到王心仪位于衡水枣强县郊的家中，她刚送走一家媒体，还没来得及吃饭，面露难色。连续几天的密集采访，看得出她对记者兴致不高，我努力寒暄，但回应寥寥。

提前准备的采访提纲此时看来有些多余，硬是按着套路来，最多也只能换来对方的敷衍了事。坐在房间里，我瞟到她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呐喊》，于是新的话题就从假期生活开始。几句话下来，我知道了这是北大文学系为新生们准备的书单，书才读到一半，就被这几天的采访中断了进程。

接下来的对话水到渠成，话题从大学生活到文学，再到北大，我注意到王心仪的话渐渐多了起来。这不单是调动情绪，从一些周边入手，也能加快我对她的了解。接着，我和王心仪聊她的家庭，聊引起轰动的旧作，聊爆红后的感受，她渐渐松弛，不再刻意严肃，恢复了往日活泼乐观的性格，和直率幽默的谈吐。

王心仪位于河北衡水枣强县郊的家

她说，自己不喜欢媒体过分强调她的家境，这并非自卑，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接纳。同样，相较“寒门贵子”式的标签，她更愿意传达“我就是我”的个性化表达。我开始意识到，王心仪的学习、性格与生活方式背后，都有着母亲李春花的影子。在和这位母亲进一步沟通后，我开始理解她所努力营造的家庭氛围，对三个孩子成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回去后，我写了《对话王心仪：贫困不是我的全部》《母亲李春花：为何没让她读衡水中学》两篇稿件，不同于过去寒门学子发愤图强的报道范式，报道更倾向于讨论原生家庭与儿童成长间的关系。文章刊登后，有一位母亲给我发来短信，说看完后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有了新的反省。我想，这或许就是达到了报道的初衷。

今天面临着一个愈发多元的社会，像我这样的年轻记者，不正在经历着“成长的烦恼”：身处媒体融合与行业竞争的大潮，面对传统媒体辉煌难续的唱衰论调，自己应当何去何从。

有人说，记者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行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闻总逃不脱形形色色的人或事。那么身处其间，多走几步，多问几句，多换几种思维，我想总是大有裨益的。

传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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