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毁了一代日本人，中国孩子也会被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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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毁了一代日本人，中国孩子也会被毁吗？

2017-12-02 快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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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 Saturday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

大多数日本家长30年前也是这样想的。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博士曾为《中国青年报》写过一篇文章：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

公立瘦弱私营肥满家庭教育负担倍增国民学力显著下跌

陆一，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比较教育社会学硕士；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学博士。

30年前，日本对“只认分数”的大学入学考试带来的基础教育应试化和学业负担过重现象大肆口诛笔伐。在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这样的“考试地狱”现象高度相似。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

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日本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日本东京，考生在东京大学查看入学考试结果，东京大学是日本最知名的大学之一。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此后的30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学时、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中小学每周上课6天改为5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

（这些政策怎么听起来那么耳熟。）

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日本教育减负的三大恶果（与当下的中国何其相似！）

恶果一、公立瘦弱，私营肥满

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可想而知，对更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私营办学机构来满足。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以从1960年到2005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前20名高中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长十分鲜明。在日本，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通常是公立学校的2~3倍。

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几十年来，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由于人们趋之若鹜，“四大塾”各自设置了不低的入学选考门槛，且不说高昂的学费，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中学期间上不了好的“学习塾”，就很难上好大学。究竟是谁在为国选才？

恶果二、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势必付出巨大——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应试成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1976至1995的20年间，日本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的学生和家庭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大，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学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扩大。

除了经济压力，“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明明是说日本家长，我怎么感觉是在说我？）

恶果三、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

如果说“宽松教育”政策下，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教育费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负担原则，只是不同政经路线的变化，全家动员参与培养子女也不是一定有害，那么以下两大弊害足以促使日本政府彻底放弃“宽松教育”。

第一，国民整体学力连年显著下跌。

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还有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日本的高中要为初中补课，大学的第一年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第二，中产阶级家庭教育成本太高，生育率降低，动摇国本。

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将得不到入场券，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产家庭却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他们本身对下一代也抱有最强的通过受教育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产家庭生育率越低。这类使得国家教育供给空洞化的政策最终会抑制中产阶级的生育率，长期动摇国本，很可能是当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减负带来的课外超量补习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也削弱了学校和老师的威信

陆一博士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减负带来的课外超量的补习不仅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老师的威信

⚠️超量补习的发生意味着应试压倒了成长，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规学校教育的上限与边界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教师的威信。

⚠️正规学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够的学业挑战才不会被轻视。学校和教师要理直气壮地承担更多课业教育而不是变相地把充实、提高的内容转移到课后家庭辅导。

⚠️每个人学习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发展速度不同，兴趣方向也不同，课外补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立学校、公办少年宫及其师资也应该能提供这些教育，如果把这部分空缺出让给私营机构，应试压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

⚠️再者，符合选才规律的竞赛、测试要视作国家选才系统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规模定期实施，既不能泛滥，也不能取消。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回归教育规律，摆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自己各所应当的位置。

日本实现了“减负”现在却开始“增负”

认识到“宽松教育”政策实施过了头，日本政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有计划地提升基础教育的课程标准，增加必修内容和学业挑战度。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

近年来，日本政府发布的“学习指导要领”不断增加课时和内容，学校也开始教超出课纲的知识。这些措施在变相的宣布，日本将彻底告别减负策略，改为增负。

中国教育部门60多年颁布了9道减负令，但效果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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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我们国家减负的历史，比日本还要悠久。据《中国教育报》报道：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9道“减负令”，地方出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道。

比如：1988年5月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

2000年1月发布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首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同时要求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坚决落实小学免试升初中的规定。针对“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热等社会新苗头，2013年8月出台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明确提出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

再到后来的各地方教育局陆续出台的学生在校时间不超过6-8小时等

然而，现实情况是，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家长的焦虑感更甚。

中小学减负陷入一边学校减负另一边校外培训机构拼命加码的怪圈。

真正的减负，不是降低学业挑战，而是因材施教的更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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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在孩子身上的“负”究竟是什么？是作业和补习班吗？并不是！有人说：

这个“负”是日益增强，从未降低的18岁之前的竞争；

这个“负”是社会现实中从未降低的房价；

这个“负”是成年人看到的缺乏保障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