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 收入分配问题为何成为焦点？

张明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本文为《金融博览》专栏文章，发表于2021年第9期，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文中配图摄于挪威卑尔根。

去年年底发布的2035远景规划中指出，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今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会议更是集中讨论了如何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涵盖了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与收入差距等重要层面，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分配问题。那么，为何收入分配问题在当前这个时点成为了国内政策关注焦点呢？

首先，从中国国内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四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目前不仅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人均GDP也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部门收入分配失衡也逐渐扩大。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65。这个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位于较高水平，显著高于美、英、日、德等发达经济体。又如，根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2021》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704，虽然低于巴西、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但高于法国、意大利与日本等。上述数据说明中国国内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失衡均达到了不得不引起重视的程度。从历史经验来看，收入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好，是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最终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教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其次，从全球层面来看，全球收入与财产分配失衡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抬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明显加剧，并成为最近十余年来全球深陷“长期性停滞”（SecularStagnation）的重要原因。

从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技术进步、教育不平等、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是加剧收入分配失衡的最重要原因。其一，技术偏向型技术进步将会显著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与工资水平，但与之同时会压制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与工资水平。其二，教育不平等（例如初等与中等教育投入不足）将会提高高学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但同时也会压低低学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三，贸易全球化将会显著压低发达国家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四，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将会有利于已经拥有较多收入与较多资产（抵押品）的人群。

国际经验显示，收入与财富分配失衡加剧将会造成如下负面后果：首先，收入分配失衡将会降低具有更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从而导致消费增速放缓，进而造成总需求不足；其次，收入分配失衡将会导致中低收入阶层用于人力资本等长远投资的支出比例下降，并带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升，从而最终导致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再次，收入分配失衡通常会导致一国国内受损群体的疑虑、抵制、愤怒情绪上升，从而加剧社会动荡；第四，为缓解国内受损群体对本国政府的不满，一国政府通常会采取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经济外交政策，倾向于在本国之外寻找替罪羊，而这些政策将会导致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受阻、全球化速度放缓。事实上，2018年春季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将本国受损群体（低收入白人蓝领工人）的负面情绪向外引流。

再次，妥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对中国经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言也至关重要。在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与中美博弈注定长期化持续化的外部压力之下，在中国经济体量突飞猛进并达到美国GDP的70%的内部动力之下，中国政府在2020年提出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实现“以内促外”，关键在于畅通并扩大内循环。笔者认为，内循环的畅通与扩大建立在如下三大政策支柱之上：一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国内技术自主创新；三是要素自由流动与新一轮区域一体化。从中不难看出，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对畅通并扩大内循环而言非常重要。

要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从供给层面来看，就要为中国家庭提供更高质量与更广范围的消费选择，也即要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需求层面来看，归根结底是要持续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众所周知，中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如果他们的收入能够持续增长，那么他们就会将更多的收入份额用于消费。

而要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不外乎两大政策。政策之一，是努力为中低收入家庭增收。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中低收入家庭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因此，如何持续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如何持续缓解城乡发展失衡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农地流转、乡村振兴等改革必须尽快推出并加速实施。另一方面，考虑到民营企业吸纳了中国80%的就业，要扩大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就必须确保民营企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民营企业家有充足的信心扩大生产经营。

政策之二，是要在居民部门内部实施更大规模、更有成效的转移支付政策。从全球经验来看，基于财产而非基于收入的、具有累进性质而非累退性质的财产税，是很多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有效工具。从这一角度出发，未来10年至15年，诸如资本交易利得税、房产税甚至遗产税等直接性财产税，都有可能在中国逐渐推出。值得指出的是，在加征财产税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必须通过制度建设与制度监督来保证这些税收收入能够公平、透明地转移到中低收入家庭那里去。

今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会议首次重点讨论了如何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此外，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措施。笔者相信，在未来15年内，中国政府将会在共同富裕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不仅有助于提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让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而且有助于让中华民族在全球的崛起之路变得更加坚实、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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