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陈达飞：俄乌冲突下的全球化冲击与再全球化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是否迎来“二次衰退”？要看三个变量：俄乌冲突走向、中国疫情压力和美国与欧央行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

来源丨FT中文网

文丨邵宇、陈达飞（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

2004年，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Bangalore）市中心的KGA高尔夫球场，托马斯•弗里德曼颇有些意外地看到很多美国品牌，比如：记分员来自爱普生公司；一位球童戴的是3M公司的帽子；球场外的标识是德州仪器赞助的；路边必胜客的广告牌上热气腾腾的披萨；球场外的尚未完工的高盛大厦……更令他惊讶的是在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的见闻。在一间由40块数字屏幕组成的全球虚拟会议室里，Infosys全球供应链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随时“出现”在这个房间。他还发现美国的税务顾问、编程、呼叫中心等服务也都被外包给了印度。弗里德曼深刻认识到了数字时代的全球分工和竞争关系，并感叹到：世界是平的！当然，欣喜之外也有忧虑，弗里德曼担心的是离岸外包和价值链分工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工作岗位的流失等。弗里德曼的忧虑在当时显得有些多余，但现在已经成为共识，即所谓的逆全球化。

全球化“四重冲击”与价值链重构

以贸易或资本流动规模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图1），2008年是二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商品贸易占GDP的比例为52.46%。截止到2020年，比例已经下降到42%，累计降幅10个百分点。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经历了四重冲击：第一，金融危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叠加2010-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第二，贸易冲突，2018-2020年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发起“贸易战”，多边贸易秩序和中美关系面临挑战；第三，自然灾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第四，地缘冲突，2022年俄乌冲突尚未停战，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还在加码。

图1：全球化的起落

数据：1827-1949的数据来自Klasing and Milionis, 2014；1950-2017年的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s 9.0；世界银行，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四重冲击的力度整体呈上升态势。2008年之前，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已经触及天花板——就业或资产占比60-70%（联合国贸发会，《Investment Report 2020》）。金融危机抬升了全球风险溢价，跨境直接投资出现停滞，商品贸易规模占GDP比重开始下行，但下行速度比较平缓。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说明“逆全球化”在美国民间取得了共识，2018年之后的“贸易战”则是该共识在政策上的显性化。特朗普政府改变了整个全球化叙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超过了金融危机和“贸易战”（图2），使企业充分认识到价值链安全问题的紧迫性。疫情期间的微观调查数据显示，企业调整产业链（多元化、回岸）的意向显著增强。俄乌冲突对全球燃料（原油、天然气、煤炭）、金属（镍、铝、钯和铂）和农产品（大麦、小麦、玉米、葵花籽油等）价值链形成了直接冲击，金融制裁与反制裁的波及面更广，可能引发全球货币秩序的加速重构，影响也更为深远。

图2：价值链压力指数（截止到2022年2月）

数据来源：纽约联储，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全球价值链压力指数（GSCPI，综合考察了全球运输成本和各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2021年12月是全球压力指数的峰值，今年1-2月连续两个月修复。由于价值链压力指数和通货膨胀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通胀压力也会缓解。在今年年度展望中，市场机构大多预测美国通胀的拐点或在1季度末或2季度初。但是，2月底爆发的俄乌冲突和3月初中国疫情的反弹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原油、天然气、玉米、小麦以及金属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大概率使3月通胀读数创新高，推迟拐点到来。就美国而言，除了输入性通胀外，工资、二手车和房价/房租的上涨也是重要贡献力量。物价-工资螺旋一旦形成，上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重演的概率会显著增加。考虑到今年是需求侧政策退出的一年，再加上实际收入的负增长也会压抑需求。全球经济二次衰退的概率并不低。

价值链的重组、多样化和区域化正在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吸引在华制造业回流是美国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共识。2018年至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呈稳步回升趋势，但更多是内生的。企业资本开支增速仍维持低位。虽然特朗普政府声称离岸（offshoring）生产时代已经结束，但制造业回流的证据还不充分（Robert E. Scott，2020，EPI）。新冠肺炎疫情或成为重要催化剂。疫情期间，美国本土公司的销售、利润率增速以及股票表现都显著好于离岸外包企业。基于对罗素3000指数公司Earnings calls的统计，关键词“价值链重组”（reshuffling）出现的频率从疫情期爆发初期开始攀升，一直持续到2021年底。短期内，企业或可以通过提高库存/销售比来应对价值链的不确定性，但长期而言，如何增加供应链弹性或许是所有离岸企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疫情以来，中国成了全球生产和价格的“稳定器”。这既得益于中国有效的防疫政策，也与中国价值链的完整性和国内保守的刺激政策有关。中国的政策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减税降费+信贷支持），以此间接地实现保就业和保民生，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生产端强于需求端。西方国家的政策以直接保民生为主（“直升机撒钱”），同时利用货币政策保持市场主体不发生流动性危机，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需求端强于供给端。中外正好形成互补，于中国是外需补内需，于海外是中国的供给补足了他们自身供给的不足。

这一结构性互补正在走向对立面。中国正在受新一轮疫情的困扰，生产与需求双双承压，而海外经济正在全面重启，需求动能不减。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西方逐渐接国家正有条件接受共存，并逐步开放，而中国仍坚持以高强度封锁来实现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叠加疫情扩散的差异带来的结果是供给侧弹性的差异——外强内弱，这有可能扭转过去两年出口的高景气度，而出口对国内工业生产、就业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国内本次疫情冲击先后出现在深圳、吉林和上海。深圳行动迅速，疫情较快得到了控制。吉林和上海疫情的拐点还没有出现。3月PMI和企业盈利等宏观数据表明已经显露出经济的疲态。《自然》杂志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损失对封锁时间的长短比对其严格程度更敏感，更早、更严格和更短的封锁可以将整体损失降至最低（Dabo Guan et al., 2020）。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高传染性（基本传染数R0为9.5），一旦破防，破坏指数增长曲线的难度也会比较大。由于上海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精准防控的成功代表，这也说明，随着病毒的变化，防疫模式也要迭代，要始终走在曲线前面。

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国内疫情扰动会影响投资者情绪，增加价值链脆弱性，对世界也有显著的外溢效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或向内陆城市）转移的趋势已经形成，趋势还将延续。中美贸易纠纷以来，中国占美进口份额也有比较明显的下滑，基本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如越南）。例如，2018年至2021年，中国对美国的电子产品出口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42%下降到32%），东南亚的份额增幅则有明显提升，其中越南约弥补了中国一半的缺口。再以苹果公司为例，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苹果在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数量的比重从47.9%小幅下降至42.4%，东南亚则从11%增加到了15%。2018年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但疫情期间却止跌回升。整体而言，产业链转移的压力还是边际上的，中国制造业和市场规模优势仍然存在。但这并不是高枕无忧的理由。上文所述的四重冲突的影响是叠加的。俄乌冲突会如何演变，投资者如何看待？国内防疫政策会变化吗，何时会变？这些不确定性都会提升国内价值链的脆弱性。

再全球化的“三个要素”

回顾全球化史会发现，技术、政治和金融是三个重要驱动因素（图1）。每一次全球化的“解绑”都离不开这三个要素。

一定程度上，核心国家的意愿和能力，决定了全球化的进程。一战前是英国，二战后是美国。

按照价格趋同的标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始于1820年。原因在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迎来了难得的百年和平。英国开启了霸权之路。早在19世纪初，英国国内就展开了关于自由贸易的讨论，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支持派和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对派立场对立。李嘉图站在资本的角度，支持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认为这可以降低粮食价格和资金成本。马尔萨斯代表的是地主阶层的利益，支持征收较高的关税，主张在价格上升到一定水平之前禁止粮食进口。自由贸易派占优。在政策上，英国从1815年开始降低关税，并于1846年最终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自由贸易的开端。1860年英法通商协定后，欧洲各国的关税也开始下调。

技术驱动力来自是蒸汽机的发明、改良和应用。1814年，乔治•斯蒂芬森发明蒸汽机车。1819年，风力与蒸汽动力混合的蒸汽船第一次横渡大西洋。从1846年到1879年，全球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0%快速上升到24%。1880年后，由于金本位制的扩散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化继续推进，但速度有所放缓，因为1879年后，德国和美国开始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进入停滞期，直到一战之前才短暂地恢复。

二战后，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也承担起了重建战后秩序的任务。虽然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冷战，但并没有影响战后的经济繁荣，军备竞赛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技术的扩散。

二战后的全球化实际上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5-1973年，西方阵营内部实行金汇兑本位+固定汇率+自由贸易+资本管制的组合制度，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较小，贸易以产成品贸易为主，结构较为均衡。

第二阶段始于70年代中后期，特征是：美元本位+浮动汇率+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全球分工的特点是横向和纵向一体化并重，且后者居于主导地位。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的刺激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持下，80年代开始，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快速膨胀，规模和增速都数倍于贸易。1991年苏联解体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两个重要节点，发展中国家摒弃保护主义政策，纷纷加入到全球分工当中，掀起了全球价值链革命，中间品贸易逐渐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约占贸易总额的2/3左右。价值链贸易不仅推升了贸易规模的攀升，也加快了知识的交流和创新的扩散。

可见，历史上两次全球化黄金时代都出现在世界和平、自由贸易和统一的货币金融秩序三者兼备的时候。这实际上又取决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依照米尔斯海默的看法，世界秩序正在从二战结束时最稳定的单极结构，转向最不稳定的非平衡的多极结构。按照金德尔伯格的框架，世界正面临“霸权解体危机”，情形与一战之后类似。霸权解体导致世界失序的核心逻辑是公共品短缺。

全球化的调整到何时结束，可分别从技术、政治和金融三个维度寻找答案。技术条件正在走向成熟，新一代人工智能（AI）、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等技术使人口的流动不再受到空间的约束，面对面交流的成本将大幅下降，曾经不易流通的服务也将变得可流通，故有助于拓展贸易的边界。但是，政治和金融条件尚不具备，甚至还在恶化。

当前及未来，全球的两大主题是全球化的失衡与重构和中美关系的演绎。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全球体系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重构也主要体现的是大国利益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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