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
疾病可以影响历史，以往这样的话题只像是一个遥远的回音，如今却让全球人感同身受。不要做历史的看客，我们在理解把握历史上瘟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未来也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在中欧EMBA“合一讲堂”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发表演讲，探讨了疾病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史为鉴，本就不是一句虚话。
01
最终发展方向一定是“泯然众人矣”
传染病是指由细菌、病毒、螺旋体、衣原体、支原体、原虫等病原微生物引发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传染病可以由动物传给人，也可以实现人际间的传播。
传染病病原体的目的和人类一样，都是繁衍生存，随着环境而进化，杀死宿主并不是最优选择。增强传染性，降低毒性，是很多传染病发展的规律。
毒性太强或传染力太弱的变种都无法生存，所以有的疾病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十分酷烈，但随着进化会逐渐降低烈度。
新冠病毒较2003年的非典病毒，传染性在增强（尽可能多繁衍），致死率在下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力是德尔塔毒株的数倍，但是致死率在下降，最终发展的方向一定是“泯然众人矣”。
从这点来说，人们有理由对新冠疫情的大趋势保持乐观，它可能不会逃脱历史上大多数病毒的发展模式。
原始社会“老死不相往来”，部落与部落之间缺乏交流，人口稀少，传染病反倒不易传播。原始人的主要疾病是外伤、口腔疾病、骨关节疾病、难产等。
当然，即便如此原始人也活不了多大岁数。例如，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是15岁，新石器时期有了进步，但程度很有限。那时候的营养水平、居住环境决定了人类体质的羸弱，也就是稀疏的人口密度才维持住了最后的防线，无意中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链条。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传染病成了致死的主要疾病。在明清地方志兴起之前，中国对于瘟疫缺乏清晰的数据统计。古人把瘟疫理解为灾疫，是天降的惩罚，因而瘟疫被纳入史书的五行灾异体系内，史官记载瘟疫的基本原则为：重定性，不重定量。
根据1957年的统计，威胁中国人健康的前十大疾病中，有五项与传染病有关。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2002年时，传染病已经从排名前十的致死病中退出，这是人类发展进步的体现。
02
瘟疫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
瘟疫对人类历史进程会产生哪些影响？
影响人类健康，造成社会动荡。饥荒和瘟疫往往是孪生子。饥荒常常由旱灾、水灾等自然环境的失衡引起，而自然环境的失衡也会导致瘟疫的多发，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屡见不鲜。
影响贸易发展。人类有两大行为导致传染病快速传播：一曰战争，二曰贸易。传染病沿着贸易的路线传播。影响欧洲历史的黑死病，有研究认为可能起源于黑海沿岸地区，顺着地中海的贸易路线传播至整个欧洲。此后，人类的第一次国际联合检疫制度也是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口岸城市发展起来的，这足以证明瘟疫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造成南北方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在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是最近一千年的事。南北方不同的瘟疫发生频率，恐怕也是南方发展起步晚的重要原因。
影响文化。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生死。很多宗教的信徒有功能性的需求，就是消灾避难。任何一种宗教都回避不开瘟疫的影响。
03
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
东汉后期大瘟疫
大瘟疫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的兴衰。东汉后期的大瘟疫蔓延时间长、范围广、杀伤人多，历经多代皇帝。
东汉后期，中国又进入了气候的小冰期。小冰期意味着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它导致粮食减产，引起尖锐的社会矛盾。我们常常习惯于把历史归结为人事，但有时候人事的背后是天灾。
《后汉书》卷一〇七《五行志》记载：“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张仲景在《伤寒论》里也曾经回忆说，家族原本人丁兴旺，在建安年间持续不断的疫情中，死亡者三分有二。可见大瘟疫伤亡率有多高。
关于建安年间这场瘟疫，曹植的《说疫气》中注意到一种现象：越是富贵的人家，得病率越低。因为富人能在家隔离，且不愁生计，穷人却是手停口停，所以曹植的《说疫气》算是说到点子上。
这场大瘟疫后，建安七子中有四人死亡，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赤壁之战也受到了瘟疫的影响，这瘟疫指的是血吸虫病。
孙吴联军攻曹，曹操撤退途中下令把未烧着的船也一并点燃。相关医学史的研究表明，彼时血吸虫病在赤壁地区传染甚广。
将赤壁之战归结为疾病的影响，这叫过度演绎，其实还是因为曹操部署失当，让周瑜趁虚而入了。但东汉时期这场大瘟疫因缺乏详细的史料记载，故而是什么病到现在都不得知。
明代大鼠疫
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一场大鼠疫。
曹树基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中写道：在明代后期，尤其是明代末年气候异常的背景下，华北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各地普遍干旱少雨，生态系统趋于脆弱。
明代后期的华北地区人口已相当密集，觅食人口的数量和流动性大大增加。干旱状态下，啮齿动物的觅食性迁移也大大加强。不同景观结合部的人、鼠接触机率增加，终于酿成万历和崇祯年间华北两次鼠疫大流行。
鼠疫自万历年间开始，在崇祯年间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峰，死亡人数可能多达上百万。崇祯皇帝又遇到了一次小冰期，带来了干旱与粮食歉收，由此激化了官民矛盾，引起农民起义，关外还有满洲在虎视眈眈，再加上鼠疫，三重灾难使得崇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我们看历史时，总把眼睛放在人事上，但是触发人行为的因素来自哪里？气候往往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只是古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王会昌在《两千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与气候变化》中绘制了一张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曲线图。
每当进入小冰期，气候转为寒冷之后，往往会产生社会矛盾，农民起义跟着就来。
这里要注意三条红线。第一条红线对应的是东汉末年到三国、西晋期间，气候寒冷，这个时期发生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三国战争。
第二条红线对应的是唐末五代。唐末五代有黄巢起义，后来又有军阀混战，最终由北宋出来一统江山。这也与气候转向寒冷密切相关。
第三条红线是明末。明末气候又经历了一个急剧转冷的过程，社会矛盾尖锐，瘟疫肆虐。所以说这场瘟疫称得上是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末的这场瘟疫催生了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吴有性。他率先意识到肺鼠疫的存在，他的《温疫论》在六淫和伤寒理论之外提出了戾气可以致病，明确了肺鼠疫引起瘟疫的传染途径是口鼻。
天花
天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瘟疫，致死率很高，直到1981年后，天花才从人类历史中消失。
疾病能够深刻地影响历史。野史说，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死于花柳病，也有说他出家当了和尚，但其实顺治死于天花。由于天花得过之后可以终身免疫，康熙因此被选中登上帝位。
04
南方落后于北方的疾病因素
历史上，中国南方落后于北方的因素中，疾病是重要的一环。南方文明起步就比北方晚。
孙达人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农民变迁论》中提到：北方稀松而肥沃的黄土是适合原始社会落后的骨器、木器农具耕作的土壤。南方土地虽然好，但是胶黏的红土需要金属工具来开垦，所以南方虽然有河姆渡、良渚文明，但是不像黄河中游那么发达。
原始农业的耕作工具推动了黄河中游文明率先发展起来。影响南方经济发展的还有密布的水网以及炎热的气候导致的众多地方病。《史记》里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意思是江南地区潮湿，所以人的寿命都短。
稻作农业是南方农业的骨干，而血吸虫病肆虐对于稻作农业也是一大阻碍。南方有恶性疟，就是古人所说的瘴气，这在北方基本没有。
南方正因为有这么纷繁复杂的自然环境，所以在文化上“好巫鬼，重淫祀”，文化上的落后阻碍了文明的发展。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南方比北方落后了四千年，直至南宋以降的近一千年，才彻底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南方的瘟疫中，瘴气来自汉代北人对南方地方病的体验，是帝国整合过程中的身体体验。“瘴”原作“障”，因为北人来南方常被其侵害，故视之为障碍。
到了南北朝时期，“障”字加了一个病字头，演变成“瘴”。阻挡北方人的一股力量被叫作“瘴气”。瘴气包含多种疾病，主要有四种：间日疟、三日疟、卵形疟、恶性疟。前三种北方都有，但恶性疟北方没有。
恶性疟的特点是发高烧，直至把人烧死，没有寒热交替的过程，北方人不知道这也是一种疟疾，故而认为是瘴气。更不要说南方还有可怕的血吸虫病，所以瘴气是南方多种疾病的综合体。
05
外来疾病
鼠疫。在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认为，有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鼠疫就已经来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也就是今天的长城沿线。
天花。中国记述天花最早的文献是东晋葛洪写的《抱朴子》，它是在葛洪之前传入中国的。
真性霍乱。19世纪，中国出现过一种起源于印度等地的真性霍乱，又叫虎烈拉。
梅毒。在梅毒之前，中国古代的主要性病是淋病、软下疳等。梅毒可能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疾病，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中认为，西方殖民者给印第安人带去了流感、伤寒、天花，而美洲“回报”给旧大陆以梅毒、查加斯病、美洲幼虫病。尤其是梅毒的传播，简直就是全球化的“路线图”。
霍乱和梅毒是明清时期引入的“新品种”，它们都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写道：“更先进的汽船和铁路运输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加快了霍乱从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传播的步伐。”中国是被迫搭上了这条疾病传播的“快船”。
06
古人的医学思想
公共卫生需要政府力量做强制性要求，每个人都是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一分子才行。古代传染病高发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水平较低，营养水平也较低，这些都是导致瘟疫传播的重要因素。
就医学思想而言，古代原先有六淫的观念，是自然界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病邪的统称。六气一旦过度、失衡，就会导致外感病邪，因而称之为“六淫”。
吴有性之前，六淫、伤寒理论占据主流地位，而吴有性的《温疫论》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念，跟伤寒做了一个区分。他认为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病因，戾气导致瘟疫，并提出口鼻传病。明确了传染渠道，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人类最早的疫苗——应对天花的人痘是中国人发明的。医者发现，凡是得过天花的人都不会再得，由此启发他们让健康者得一次低烈度的天花。清代的《痘科金镜赋集解》中提到，明朝隆庆年间，安徽宁国府太平县的医人发明了这个方法，故而此地以种人痘闻名。
种人痘有四种办法：
痘衣法，把得过天花的小孩的内衣拿过来给健康的小儿穿。浆苗法，把天花患者身上脓疮里的浆，用棉花沾染后塞到被接种者的鼻孔里，诱发低烈度天花。这两种方法往往弄巧成拙，因为烈度无法控制。旱苗法，就是把痊愈期间的天花患者脱落的痂拿过来碾成粉，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水苗法，是在旱苗法的基础上，把痘痂用水碾，调和好，用棉花包起来塞入鼻腔。后两种办法安全性较高，逐渐成为主流。
康熙年间，俄罗斯听闻中国有这个办法，专门派人来理藩院学习，但是出于宗教信仰等缘故，俄罗斯人自己不种天花，反倒是俄罗斯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把人痘用得炉火纯青。
这个办法后来传到了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毅然决然在自己儿子身上接种了天花，成功之后将这个方法传到了英国，间接启发了英国医生詹纳。
詹纳发现牛奶厂的女工中没有人得天花，因为她们往往从牛的身上感染过轻度的天花，于是他就用牛痘来取代人痘。1796年，英国人实验牛痘成功，而最大的受益者却是他们的敌人法国人。
拿破仑在1804年4月下令，劝告全民种痘，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强制推行疫苗的人，结果各国效法。1980年，世卫组织宣布消灭了天花。
天花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人工手段完全消除的疾病，下一个最有希望的是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
07
伍连德东北抗疫
与中国近代化卫生体系
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流行。
这场大鼠疫是从俄罗斯境内传入中国，以哈尔滨为中心，造成了至少6万人的死亡。拥有英国医学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医生的贡献是，确立了肺鼠疫观念。
东北此后成立了防疫局，确立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体系，要求大家都戴口罩，并且突破传统观念，强制焚烧死者遗体，阻断交通。
这场鼠疫到了开春基本被遏制住了，东北抗疫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卫生体系建立的一个标志，它把防疫由个人事务上升为社会公共事务，把古人对瘟疫的祈祷、躲避和事后治疗，上升为主动预防。
08
中国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1950年，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第一面向工农兵，第二预防为主，第三团结中西医。
1952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方针。
199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明确“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
我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35岁增长到2018年的77岁。如果按性别统计的话，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比男性还要更长一些。
2019年6月，《柳叶刀》分析了1990—2017年间，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港澳台）居民的主要疾病中，传染病已经退出了前十名。
创意图片已获视觉中国授权。
来源 | 中欧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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