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错，260万变620万！

我审理过数千件民商事案件，一般而言，二审中的调解基本都是上诉一方希望获得谅解，减少损失，适当扣减一审判决金。

唯有这一次，上诉人建筑公司却心悦诚服地支付给被上诉人建材公司一审判决2倍多的金额，双方也都满意言和，达成调解。

·  这是一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二审案件，在线庭审阶段，屏幕那头分别是沈阳A建筑公司和上海B建材公司的代理律师。

两公司曾于2019年11月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沈阳A建筑公司向上海B建材公司承租扣立杆、轮扣横杆、钢管等相关设备，租赁期限为2019年11月12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庭前阅卷时，我注意到，这不是双方的第一个案子。因沈阳A建筑公司拖欠租金，上海B建材公司曾在2021年就已经通过诉讼向沈阳A建筑公司索要了截至2021年2月28日的租金及逾期利息，并得到了法院支持。如今，上海B建材公司又提起了本案诉讼，向沈阳A建筑公司索要2021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期间的租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原告上海B建材公司的诉请，判决被告沈阳A建筑公司返还拖欠租金260余万元。被告沈阳A建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从合同角度看，原告上海B建材公司的诉请并非毫无依据，因为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虽然只到2020年12月31日，但同时约定：“最终以实际使用日期为准，延长租赁期限的，本合同延续，继续按本合同约定履行。”

也就是说，从字面理解，只要沈阳A建筑公司没有归还设备，租金可以一直计算。

“法官，这个项目早就停工了，客观上已经不存在租赁关系。我们公司在沈阳，承接的施工项目工地在宁波，本来是有个实际承包人负责施工现场管理，后来建设方资金出现问题，承包人也下落不明了，现场无人看管，许多扣立杆、横杆、钢管都丢失了，设备确实是没法归还了啊。”沈阳A建筑公司的代理律师说道。

“法官，我们不同意解除合同。对方既没有返还租赁设备，也没有对遗失的设备赔偿损失，根据合同约定，对方应当继续支付租金。”上海B建材公司代理律师进行了反驳。

二审庭审中，双方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见此情形，我渐渐觉察出疑点。

第一，本案并非是沈阳A建筑公司有意拖欠租金不还，而是工程的项目实际承包人下落不明，工地无人管理，不慎丢失租赁物资，导致无法归还。随着时间的推移，租金越拖欠越多，仅仅围绕讨要租金做文章是治标不治本。

第二，这不是双方第一次围绕租金打官司了，虽然沈阳A建筑公司已在先案件中承担责任，但双方并没有完全化解矛盾，说明双方的心结其实是围绕设备本身，而非租金。如果设备能够归还，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可是设备已经丢了。

那不如换个思路解题！我豁然开朗，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我清清嗓子，向上海B建材公司代理律师发问：“这次判决后，明年还打算为了2023年的租金再来告一次吗？”上海B建材公司代理律师听完显然愣住，庭审一时之间陷入沉默。

我徐徐说：“虽然涉案合同中对于租赁期限和设备的缺损赔偿作了约定，但双方都有义务防止损失的无限扩大。对于上海B建材公司来说，不应当无限度拖延合同期限，如果沈阳A建筑公司丢失了租赁物，可以要求沈阳A建筑公司赔偿损失。”

“另外，对于沈阳A建筑公司来说，承包人失踪是内部管理问题，公司签了合同就要对外负责，积极就设备丢失的赔偿问题与上海B建材公司进行协商。”我继续补充说。

现场双方律师听后，皆是恍然大悟，已经清楚二审法院的重点是彻底解决纠纷，而不是就案论案，均表示赞同法官思路，愿意说服当事人进行谈判。这下所有人的重点，都从“租金”转移到了“设备”上来。

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我，矛盾冲突都有根源症结，民商事诉讼中的情绪对立，往往是从失去合作信赖开始的。上海B建材公司签约时是与工程的实际承包人联系，该承包人失踪后，沈阳A建筑公司没有一个代表负责统一协调，导致上海B建材公司失去了信任，认为沈阳A建筑公司是恶意拖延。沈阳A建筑公司认为自己将项目交给承包人，承包人不出面，自己无法处理，上海B建材公司是恶意诉讼。

经过几番耐心解释，双方律师都明白了，工地停工，承包人失踪，损失已经客观发生，双方要在法院主持下理性应对，重建谈判基础，达成一个共赢的调解方案。

在线庭审结束后，我又分别电话联系双方律师，明确释明了本案处理思路：第一，必须对本案纠纷做终局处理，不能放任诉讼连续发生，沈阳A建筑公司应及时清点物资，能够归还的必须马上归还，并将确定无法归还的物资进行完整统计；第二，上海B建材公司应在核对物资数量后，委派财务人员根据市场价值进行损失金额核算。本案以一揽子调解作为基本方案。

双方律师均表示，已将庭审情况反馈给当事人，各自公司的管理层也都同意，在法院主持下一揽子解决纠纷，避免后续讼累。

基本思路虽然明确，谈判基础有了，但我知道，具体方案谈起来难。沈阳A建筑公司在沈阳，上海B建材公司在上海，建设工地在宁波，大量的设备需要物流运输，现场清点需要原始凭证，遗失的设备需要估价，涉及的赔偿金额是谈判的关键。

为了让双方建立信任，我认为不能急于求成，要尊重两家公司的内部决策机制，以客观真实的数据资料作为基础，让公允的市场价格行情拉近双方距离。

最终的方案关键在前期的准备，这一过程需要专业人士进行协调引导。根据我院诉调对接机制，我委托我院原商事审判庭庭长、人民调解员赵卫平主持具体损失金额的调解方案商谈。

赵老师具有数十年商事审判经验，他接手后迅速引导沈阳A建筑公司清点工地设备，组织物流运输，完成现存设备交接，要求双方安排专员负责核对遗失设备数量。确认无误后，双方的财务人员开始进行各自的估价，并将交接情况与估价金额上报给各自公司的管理层。

调解开始一个半月后，我在办公室先后接到了双方律师电话。

沈阳A建筑公司律师说：“法官，谢谢法院的调解，我们好不容易完成了设备交接，可是对方现在要的赔偿金额太高，比我们的估价高出了80万，如果谈不拢真是太可惜了，前期做了那多工作，能不能请法院再做做工作。”

上海B建材公司律师则说：“谈到现在确实不容易，剩余租金都谈好了，现在这个赔偿金额，是我们公司财务核算的数据，公司领导觉得不过分。”

我与赵老师沟通后发现，双方对赔偿金额的差距在于几种主要遗失设备的单价差异。

我想，商事调解要尊重商事主体的理性决策，越到最后越要耐心，与其简单地要求双方各自让步，不如为他们提供权威可信的专业参考。

我有多年审理建设工程案件的经验，联系过许多审价鉴定机构。为了明确公允价格，经双方同意，我就争议的单价问题询问了几家专业审价单位，得到了基本一致的参考意见。

面对法院询价的结论，双方律师均表示信服，并得到了各自公司管理层的认可。参考意见出具后不久，赵老师通知我，双方终于谈成了，两家公司最终同意将损失赔偿金额确定至310万元，欠付租金及利息为310万元。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涉案《租赁合同》解除；沈阳A建筑公司支付租金及其利息和钢管、顶托及其配件缺损赔偿款共计人民币620万元，协议最后特别注明“双方就本案及本合同项下无其他争议”。二审的调解超越了本案的一审诉请，终局性解决了一起长达两年半的纠纷，两家公司都从一场失败的交易中得到了解脱。

大家常常认为，民商事案件是不告不理，法官要根据当事人的诉请审理案件。可当一份合同导致的关联纠纷如同滚雪球持续发生，诉源治理就是每个法官在当下案件中的责任，而不应等到下一次诉讼，留给下一位法官。

陷入僵局、信任破裂的当事人需要法院判决的利益救济，更需要彻底解决纠纷，修复被破坏的市场关系，遏制不断扩大的损失。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用专业意见促成商事主体的理性决策，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调解方案，就是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市场的争议。

我会一直记得这次调解经历，让纠纷彻底化解成为办案习惯，愿更多的诉讼消弭于前端。

文：李兴

漫画：谢佐络

值班编辑：姚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