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联华牧师的“一面之缘”

Original 2016-08-07 陈丰盛 丰盛“书”房

8月6日晚，在微信群与朋友圈里看到著名华人神学家、作家周联华牧师安息主怀的消息，在悼念之余，想起与周牧师的一面之缘。我说“一面之缘”，就是属于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点头之交，本来是没有什么可提的。但由于周牧师是华人教会中地位，对我这么微不足道的人却是印象深刻。

先说说那一次一面之缘吧！那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正在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深造的我，为着寻找温州话方言译本，在课余时间跑到香港圣经公会，去找该公会的负责人，咨询相关的情况。在等待圣经公会时任总干事接见的时候，我看到电梯里出来一位白发老人、瘦高个，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我早已仰慕的周联华牧师。那时，他已85岁高龄，精神矍铄。我们就站在门口聊了几句，他询问我一些基本情况，就算是一次难得的点头之交了。后来，听说他经常到大陆教会里访问，并留下他的墨宝，但我一农村小传道，始终没有机会与他有正式的交流机会。

再说说在学习中与周牧师的“一面之缘”。这种“一面之缘”当然不是正式见面，而是拜读他的作品。之所以称为“一面之缘”，是因为与他等身的著作相比（台湾华宣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周牧师的全集，共38本），我所读的就像与他见面一般，不值得一提。不过，还是因为他的作品给予我带来的影响，所以还是值得一说的。

1998年，我正式进入神学院就学。而在之前（1997年），我先在本牧区的短期培训班里系统学习过周联华牧师所著的《新编讲道法》。这本于1994年由江苏省基督教协会出版的著作，为当时基督教两会出版唯一一本经典的讲道法课本。那时，讲课的老师没有自己编著的讲义，就直接借用周牧师的著作，成为我们的入门书。可以肯定，约20年后的今天，想起那时的学习，仍然记忆犹新。其中那句“把每一次的讲道当作是一生中最后一次讲”，就是从周牧师的书中引申出来的：“我真感觉到讲道的重要，一个讲道人只有能把这篇讲道当作重要的时刻，才会真的讲一篇好的道出来，我不说我已经做到了，可是我这些年来，不断勉励自己。”我相信，周牧师在讲道法上给我留下的就像是“开口奶”般重要。

2014年8月，在历史研究中与周牧师也有一次“一面之缘”的机会。我从台湾历史学者吴昶兴博士处得知，周联华牧师的师母阮郇瑶师母是中华圣公会第一任华人主教沈载琛的外孙女。在写完沈主教的基本生平资料之后，我从吴博士处得到周师母生平资料《忆周阮郇瑶师母：浸信会女传道之光》一文，其中提到“周师母在1946年在沪江大学内的礼拜堂受浸，隔年1947年7月29日即与周联华牧师在圣公会的上海国际礼拜堂结婚。”文中提到一些周牧师的生平事迹。但据吴博士所示，周牧师本人对沈载琛主教没有多少了解，所以始终未与周牧师联系。

去年（2015年）下半年，由于神学院课程需要，我为学生们开了一个神学入门的课程，其中一章关于写作，购买了雅歌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乐在编写》。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书面的署名是“周联华等”。拿到书之后才发现，这是编者吸引读者的一个手法。周牧师在书中其实只写了一又三分之一篇文章：《写作人如何阅读？》一文中，周联华是三位作者之一；另一篇是《如何运用中国式接触》。这次的接触，充其量也只算为“一面之缘”，不过他的文章字字珠玑，使我获益良多。

在《写作人如何阅读？》中，周联华很谦卑地评价自己的写作：“许多作者自称是‘爬格子的人’，我却是个‘还债的人’，是为还稿债才动笔的。我曾说过自己写文章才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从没感觉自己是写作的人，如果我能写，各位也一定可以，这是我对各位的鼓励。至今我糊里糊涂写了十几本书，还编了一份教外的杂志。当有一天，我退休后，愿全时间来从事写作。”

《如何运用中国式接触》则是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文字事工的肯定，且站在华人神学家的立场上向中国基督徒作家提出基督教文字中国化的要求。他肯定：“文字的表达没有言语那么直接，但传布比较广远，好的文字经过长久的年代仍可以各处流传。”他揭露一个事实：“可惜的是，教会文字工作者，常常写的是‘洋化的中文’，讲得话也是。……直到现在，圣经中仍有很多字，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难于接受的。”他以“罪”、“因信称义”为例子，详细解释用中国人容易了解的语言表述信仰的重要性。他分别介绍台湾人、非洲人、日本人所画的耶稣像，来提出“本色神学”的重要：

“我提倡‘本色神学’，是以本地人的眼光来看圣经，以本地人的语言来写文章，彻头彻尾都是中国人的。福音若要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必须每个中国人都一看就懂，而不要用一些自以为‘属灵’，但却是洋化的字眼。”

“为什么我认为一定要把耶稣画成中国人呢？耶稣穿西洋袍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如今我们一定要为耶稣预备好一件唐装，才能换下西装。思想一定要用文字、语言表达，这件唐装，就是中国的文字和语言。”

“什么样的基督才是普世的基督？就是中国人看，是中国人；欧美人看，是欧美人；日本人看，是日本人。因为祂永远是属天国的，是超越的，祂可以是任何肤色。”

文中，周联华借用表达中国最高的哲学思想境界的“易”字的四个解释把整个基督教神学思想囊括其中，精彩地演绎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第一、“不易的”圣父——“以无易为有”的天父；第二、“神易为人”的圣子；第三、“由一易为众”的圣灵；第四、“由善易为恶”的世人；第五、“神人易位”的十字架；第六、从“有易为无”的末世。

文章最后，周联华牧师提出重申自己对中国基督教文字的期待：“中国基督徒作家必须对中国的文化思想有充分的了解，用大家所熟习的文字来介绍基督的信仰，并修正中国人不容易接受、不容易明白的词句，这样才算是真正中国教会的文字工作。”

这篇《与周联华牧师的“一面之缘”》，在许多与他有深交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值得一提。但我写这篇的目的决不是要表达与这位华人神学家有多深的交往，乃是借着这些一鳞半爪的“接触”，使读者窥见周牧师谦卑服侍主，被主所用，其影响力可谓是无远弗届。我相信，在全世界各地华人教会中，有许多人（包括牧者与弟兄姊妹）可以想起、可以描写与周牧师之间的“一面之缘”。我相信这也正是清楚阐释了《使徒信经》所宣告的“我信圣徒相通”。

2016年8月7日星期日

周联华著，《新编讲道法》，南京：江苏省基督教协会，1994年，第13页。

周联华等著，《乐在编写》，台北：雅歌出版社，1997年9月，第38页。

周联华等著，《乐在编写》，第43页。

周联华等著，《乐在编写》，第44-45页。

周联华等著，《乐在编写》，第47页。

周联华等著，《乐在编写》，第48页。

周联华等著，《乐在编写》，第50页。

注：部分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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