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创新研究专题 | “竞争性选择”：两种形式下商业自媒体的专业理念“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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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自媒体为数字内容生产带来了新的实践方式与专业理念。本文通过对“当下频道”进行田野调查，认为在平台、资本、网络舆论等多重影响下，以“当下频道”为代表的专业自媒体依然能够以“组织专业主义”和“职业专业主义”两种形式来践行“真实性”、“生产和经营分离”等新闻专业理念和职业操守。但“客观性”被“主体间性”、“介入性”等新的观念所重构，“以事实为中心的话语实践”转变为“以交流为中心的话语实践”。这种重构是媒体组织基于数字媒体职业的竞争性选择，既是经济行为，也是数字技术赋权下自媒体从业者对职业认知和专业理念的自主性阐释。

一、问题缘起：自媒体“专业主义”何以建构？

“自媒体（We media）”概念来源于Bowman和Willis（2003）对“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讨论，指公民或公民群体通过技术手段在收集、报道、分析和传播新闻信息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新闻（bottom-up news）活动，具有去中心化、草根性、民主性、协作性等特点（Gillmor， 2006）。随着自媒体商业化发展，自媒体日益机构化、专业化与职业化，由UGC（用户内容生产）转向PGC（专业内容生产）、PUGC（专业用户内容生产）及OGC（组织内容生产），成为数字新闻业多元新闻行动者网络（王辰瑶，2021）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自下而上的新兴传播力量。作为一种技术赋权下的新兴市场媒体力量，商业自媒体在新闻创新、技术迭代、理念变革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研究商业自媒体，尤其是以“真相探寻”（Rauch， 2021）为志业的专注于资讯生产的商业自媒体的专业理念建构与重构问题，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显得尤为重要。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媒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专业意识形态与社会角色分工下的职业道德规范与操守（陆晔，潘忠党，2002；黄旦，2005；李良荣，2017；胡翼青，2018），一些原则及操作规范也被中国新闻业者所接受，比如新闻真实、客观、采编与经营分开等等，一般称为新闻专业理念。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大变革，使“新闻专业主义”及相关专业理念呈现何去何从的问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挑战”、“坚守”与“重构”（吴飞，唐娟，2018）三个方面。“挑战”观认为，社交媒体、智能算法等媒介技术的迭代促使新闻工作边界模糊化（Carlson， 2018），新闻正在由一种职业行为演变为一种文化行为（常江，2019）。新闻业的“液态化”（陆晔，周睿鸣，2016）与新闻工作的不稳定性（Matthews & Onyemaobi， 2020）趋势伴随着新闻生产的去媒体化与去专业化（Anderson， 2007；Witschge & Nygren， 2009；白红义，2013；王维佳，2016；王海燕，2020），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观念在数字时代被逐步消解。有观点认为“客观性”在新闻业的日常生产实践中已经在实质上消亡，数字新闻业步入“后客观时代”（常江，何仁亿，2021）。“坚守观”认为，新闻业对于民主的公共生活来说不可或缺，因此许多媒体人与学者认为仍应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逻辑。如潘忠党与陆晔（2017）指出，“新闻专业主义蕴含理性交往模式，构成民主的公共生活……新闻专业主义仍然具有规范新闻实践的重大意义”。吴飞（2018）也认为，“无论是何种媒体体制，只要是被称之为新闻业的，都得有相近的职业规范意识”。而针对如何“重构”，学者们有多种思路。一种观点认为“客观性”的概念本身就在不断流变（舒德森，2021），“介入性”或许将取代“客观性”（常江，何仁亿，2021）成为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逻辑。也有学者提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逻辑不会随着技术的变化而改变，但“技术与业态的变化对理论的重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吴飞，唐娟，2018）。迈向2.0版本的新闻专业理念将打破“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逐渐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话语转变为公民的公共话语（潘忠党，陆晔，2017；吴飞，田野，2015）。同时，各类新闻行动主体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新闻创新实践（王辰瑶，2020），以及“事实核查”等新技术与新手段（周睿鸣，刘于思，2019）将作为数字新闻专业实践来支撑数字新闻专业理念的重构。

如果说“新闻业2.0”认为新闻专业理念话语将转变为全社会的公共话语，那么分析商业自媒体的专业实践方式与建构过程，有助于我们找到在数字新闻业中重构新闻专业理念的有效路径。因此，本研究对新经济转型、新技术赋权的背景下，资讯类商业自媒体如何实践与重构专业性，哪些动因与要素促进或阻碍了其专业性建构，以及应当以何种路径来引导自媒体规范发展等问题展开探讨。

二、理论工具：两种不同形式的“专业主义”实践方式

“专业主义”的发展历来与社会变迁和经济转型有关。在职业社会学有关“专业主义”建构过程的讨论中，Collins（1990）区分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大陆”模式。在大陆模式下，国家是主要的行动者；而在英美模式下，个体经营者有控制工作的自由。Burrage和Torstendahl（1990）确定了专业（professions）发展的四个关键行动者：从业人员、用户、国家和大学。Julia Evetts则总结了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以及短期合同和基于项目的工作增加的情况下，雇佣组织（employing organization）对专业主义建构形式的作用（Evetts， 2010）。

在新经济劳动环境中，大部分专业工作都在公共服务组织与私人公司组织中展开，用人组织亦成为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Evetts， 2010），专业主义不再是Freidson（2001）所称的市场、机构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工作的组织逻辑，专业主义被组织重新定义，包括组织和市场、管理主义和商业主义的逻辑。Evetts（2009， 2010）把这种新趋势概念化为“新”专业主义（‘new’professionalism）或“组织”专业主义（‘organizational’ professionalism），以与“职业”专业主义（‘occupational’ professionalism）形成区别。

“组织专业主义”指管理人员在工作组织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的控制话语，它结合了权力的法理形式和责任与决策的等级结构；涉及增加工作程序和实践的标准，以及管理控制；依赖外部形式的管理和问责措施，如设定绩效目标和业绩审查。“职业专业主义”则是一种在专业群体内部构建的话语，它涉及客户和雇主对从业者的信任，从业者具有工作的自由裁量权和职业控制。它依赖于专业群体共同和漫长的系统教育、职业培训和社会化，以及发展强大的职业认同和工作文化。控制是由从业者自己实施的，他们受专业协会和协会监督的职业道德守则的指导（Evetts， 2013）。

组织专业主义代表一种规范性控制，职业专业主义则多指一种意识形态控制。这两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同职业群体将在规范性和意识形态控制要素之间取得平衡。有如Fournier（1999）指出，在新的职业环境中，对“专业主义”的诉求是一种规训机制。大型商业公司往往将“自主的”专业实践纳入问责网络中，并对专业行为进行远程管理。一般来说，与商业团体相比，由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团体是意识形态控制因素比规范性更强的职业（Evetts， 2013）。但职业专业主义有关专业“特质”的美好描述也被认为是过于理想性的，专业主义也被认为是专业团体为了自身利益成功实行职业垄断与封闭市场的意识形态（Larson， 1979；Larkin， 1983）。因为当专业群体“从内部”发出并使用专业主义的诉求时，这个群体的回报（在薪水、地位和权威方面）往往是可观的（McClelland， 1990）。

规范性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如何影响新闻业专业主义建构问题，欧美学者也有相应讨论。Aldridge和Evetts（2003）认为新闻业以其强大的专业神话而闻名，但它却提供了一个有关专业主义话语如何被管理者作为一种自律形式来动员的绝佳案例。Henrik Örnebring（2009；2016）基于Evetts两种形式的专业主义框架提出了“协商专业主义”（negotiated professionalism）概念，讨论了在“新经济”工作组织变化的背景下新闻职业的四个关键的变化，认为在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新就业形式兴起、工作场所技术化，以及部分劳动力技能大规模降低的情况下，新闻专业主义是在组织规范性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互动的过程中被实践的。Kristensen等人讨论了文化记者通过组织专业主义、职业专业主义，以及审美专业主义这三种潜在竞争类型的专业主义来获得“权威”（Kristensen， 2017）与确立工作边界（Riegert， 2021）。

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整个社会新经济转型、劳动模式革新息息相关。机构化的商业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组织也成为推动专业主义建构的重要因素。职业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为分析自媒体专业主义的重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本研究将借用“组织专业主义”和“职业专业主义”的理论框架，考察在资讯类商业自媒体的机构化与专业化发展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部分理念和操作规范在实践中如何被自媒体组织重新定义。

三、研究方法：对“当下频道”的新闻民族志研究

进入媒体组织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是揭示内容生产的“秘密”，考察内容生产的组织机构，分析数字媒体变革的有效方法（Schudson， 1989；白红义，2017）。本研究采取新闻民族志研究方法，选取资讯类视频自媒体“当下频道”作为田野调查研究对象。

按照我国政府管理规定，非公资本不得涉足新闻采编播发业务。但随着商业自媒体的兴起，一批以生活服务类资讯为主要内容的资讯类自媒体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本文即以资讯类视频自媒体作为研究切口。原因有三：其一，资讯类自媒体的内容强调信息和资讯，可以归入“泛新闻”类媒体，并纳入新闻生产与新闻专业理念的讨论范畴。其二，视频自媒体的专业化水平、职业准入门槛与组织化程度较高，代表了一批新兴自媒体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趋势。其三，相较脱胎于传统媒体的视频媒体项目（如依托《新京报》的“我们视频”、澎湃新闻推出的“澎湃视频”等），资讯类视频自媒体代表了商业性创新实践主体，在内容生产传播方式、专业理念重构方面都有所突破，是新闻创新网络中不可或缺的新行动者。

本文研究对象“当下频道”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关注青年消费文化和现象的资讯类视频专业自媒体，以“一个聚焦年轻人生活方式的原创短视频生产车间”，“用视频启发不同青年圈层的好奇心、感知力和同理心”为号召，入驻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等媒体平台，设立多个固定栏目，包括“新消费”、“我们这一天This is us”、“当下乱码”、“当下VLOG”等。截至2021年10月，其每集平均播放量在150万左右，B站粉丝数达37.2万，微博粉丝101万，在量级上属于中小型专业自媒体。

作为研究对象，“当下频道”在当前国内自媒体中具有代表性研究价值。其一，如果把新闻看作“以事实为导向，其工作是根据既定原则发现、确认和传播这些事实”，以及“主要是通过与各种公共组织的互动以及与信息来源的交谈来制作内容”（Örnebring， 2016）的话，“当下频道”以事实性报道为宗旨，可以界定为一种泛新闻传播活动，并纳入新闻专业范畴考察。其二，其视频内容制作精良，达到专业水准，并在新闻创新上有所突破。其三，“当下频道”在国内视频生产圈占有一席之地，和多个平台与媒体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如B站、微博、虎嗅、澎湃新闻等。其四，“当下频道”拥有一支年轻化的专业制作团队，成员主要为90与00后，专业背景各不相同，代表着从业者中的新兴势力与创新力量。

本文研究者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在“当下频道”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田野期间和多个部门人员共同协作，深度参与了多个视频项目的生产与运营，还对其8位全职员工中的6位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对象覆盖了CEO（创始人）、PD（编导）、运营三大岗位，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四、多重权力交织下资讯类商业自媒体的生存困境

媒体的生存境遇是专业理念建构与发展的土壤。当前，资讯类视频自媒体的内容生产、经营模式、话语表达等受到政府监管、平台治理、商业力量和网络舆论等多重权力的交织影响（见图1）。

（一）平台监管：人工审查与算法技术限流下的内容空间

与主流媒体和平台型媒体拥有自建传播渠道不同，商业自媒体完全依托网络平台分发内容，受制于平台审查与监管。在政府监管与商业利益的双重压力下，B站等平台的“总编辑内容管理负责制度”与“先审后播制度”造成“一切平台说了算”现象，规制了自媒体的内容创作空间。“人工+算法”的审核机制成为流量把关人，题材空间与传播效果取决于平台的审查力度。不涉及时政成为商业自媒体的默认规则。在B站“人工审核”+“流量池叠加推荐算法”的审核机制中，如果内容首先被人工审查判定为“较为敏感”或者“不符合主流期待”，会被人丢到较小的“流量池”，只能获得较小的曝光率。反之，符合主流价值与平台利益的内容会被推到较大的流量池。

平台审查机制下的限流措施会打击内容生产者的积极性，流量的不确定性使创作者无法对内容表现做出合理预判，有时平台审核编辑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限流原因。如果想要获得高流量，自媒体必须在内容和运营上都顺从平台算法机制与审核逻辑。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下频道”制作的所有涉及疫情的片子都被B站限流。在制作“疫情特别企划”时，运营团队需要和B站人工审核编辑不断确认相关内容能否上线。此时，是顺从平台逻辑还是坚守自身的内容生产原则是考验其专业实践的重要参考。

（二）商业生存：内容价值与分发价值双重变现下的增长空间

在控制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增长是商业自媒体存活的关键。按照“当下视频”创始人的说法，商业自媒体的品牌价值体现在“内容价值”与“分发价值”两个层面。“内容价值”反映自媒体内容生产的专业能力，而“分发价值”通俗来讲就是流量，通过媒体品牌与内容的传播力来体现。运营与生产一样重要，具有不同级别内容价值的产品需要配套不同的运营策略，以实现内容价值与分发价值的最大化。据美通社报告显示，亚太地区78.6%的记者会兼顾原创内容在其他媒体渠道的推广工作（PRNewswire， 2019）。“内容价值”是媒体品牌价值的基石，而“分发价值”是媒体品牌价值变现的依据。自媒体的商业变现模式可以总结为一个公式，即内容价值×分发价值=商业变现。

但“内容价值”与“分发价值”不一定成正比，缺少“分发价值”的自媒体难以存活。以“当下频道”为例，早期较弱的“分发价值”会导致其自有IP内容更新速度慢，用户黏性不够牢固。从2016至2020年，“当下频道”都无法依靠自有IP内容盈利，得依靠外接商业定制项目来补给自有IP内容生产，直至2020年“当下频道”才实现自有IP内容的商业化发展。但“当下频道”并没有完全向资本妥协，而是在充分利用资本的基础上保留自有内容的独立性与品质。例如“当下频道”的主要栏目“This is us”的海外实拍项目成本高昂，“当下频道”通过同时接商业项目，或者在“当下Vlog”中置入广告，以平衡“This is us”的相关支出。

因此，如何让有“内容价值”的产品盈利是商业自媒体组织存活下去的基础。“用爱发电”不能长久，在坚持生产优质内容的同时提升分发能力，形成内容与分发循环增长的商业化之路是目前商业自媒体在生存压力下的出路。

（三）网络舆论：网络暴力与情绪传播下的话语空间

虽然在数字新闻业中，新闻生产体现为职业记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动态实践（陆晔，周睿鸣，2016），但在充斥网络暴力与情绪传播的非理性社交媒体话语场域中，理性的网络舆论对媒体机构起到了一定的正向监督作用，而非理性的表达和群体极化却侵蚀了媒体的话语空间。

以网民为“衣食父母”的自媒体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网络舆论的对立面。以“当下频道”微纪录片《外包的生命》为例，该片完整跟拍了三个中国家庭赴美接受代孕服务的故事，客观记录了代孕客户、代孕妈妈的各自诉求与代孕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没想到该片发布后却遭到一批持“女权主义”立场的网民的攻击，认为这个片子倡导物化女性，忽视女性权益。此外，网民不仅会批评内容，还会对出镜人员及创作团队进行人身攻击，如批评“全员洋夹土，创始人颜值不高”等。

总之，自媒体的生存空间受到平台审查、商业利益、网络舆论的三重影响。如何在平台审查下寻求更大的内容空间，在注意力经济的信息内容市场中获取增长空间，在网民的暴力表达与情绪化传播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媒体自身的专业操守是实践中的难题。

五、组织专业主义：“当下频道”的专业化生产与运营

面对在夹缝中生存的自媒体环境，实践“组织专业主义”是首要前提。因为自媒体组织的专业化运作，以及实现高效的管理，是数字内容市场环境下自媒体对内容把控和成本控制的必然选择。尤其是视频类自媒体的内容生产，需要经历多个复杂、琐碎的步骤，牵涉众多专业人员的参与。如何高效率、低成本地制作出高质量的视频内容成为诸多视频自媒体面临的问题。但是，以落实“法理形式”的专业性和为加强有效管理的“组织专业主义”实践，是否牺牲了“职业专业主义”所强调的从业者的自由裁量权和职业控制，则需要置于具体情境中去分析。

（一）制作模式：PD负责制下的T-shape中台协作

“当下频道”承袭了传统影视制作“编导责任制”，在制作模式上贯彻“PD负责制下的T-shape中台协作模式”。PD（编导，Producer Director）的工作贯穿内容制作的全流程，从采访、寻找信源、现场把控、团队沟通，到控制视频预算、剪辑成片等，是视频项目的中心人物和灵魂角色。在PD负责制下的创作团队中，T-shape中台是“当下频道”组织与协作的核心架构（见图2）。“T-shape”最早由大卫·盖斯特（David Guest）在1991年提出，指具有专业技能与跨学科协作能力的人才。T-shape中台架构意在强调专业深度与沟通协作的双重重要性。其中，技术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注重通过沟通与反馈实现高效运作。

该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这既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制度，又能够赋予创作团队一定的个性化创作空间。一方面，PD负责制是一种有效的绩效与问责制度，能够确保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具有可预见性与目标达成的一致性。PD的前期调研工作一般为一个月左右，事先要进行选题策划、调研预采、脚本撰写、拍摄行程确立等环节，以确保选题的高价值、内容的高质量、制作的可行性，防止因为内容不过关或项目中断而产生废片。在中后期，PD贯穿T-shape中台协作过程始终，以确保内容逻辑链条的完整性、前期策划与后期制作逻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此种制作模式又给予PD很大的自由裁量权，PD相当于项目负责人，对内容生产具有控制权。T-shape协作模式又有利于调动创作者个人以及制作团队的主观能动性，符合个性化优质内容的生产需求。因此，从“当下频道”制作模式来看，既加强了内容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管理，也给予职业专业主义一定的发展空间。

（二）运营模式：内容生产和运营KPI分离模式

商业自媒体内容产品的综合流量表现实际上是由生产和运营两方工作共同成就的，PD决定一支视频的上限，运营决定一支视频的下限。“当下频道”根据“曝光率”、“喜爱率”、“互动率”和“带货率”四个维度，来预测和评定一支视频的流量表现（视频发布后3—4天内的统计数据）。在“曝光率”中，以“起始留存率”代表视频内容的传播力度、“完播率”代表视频内容的传播周期，这两个指标用来衡量运营和生产的工作表现。

首先，运营工作决定了一支视频的流量起点。运营主要负责内容产品的运营和推广，其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内容运营，包括管理上片日期、起标题、设计视频封面、打标签、视频预告和捞片。在上片之前，为了预估封面和标题的效果，运营会在平台上做有成本支出的A/B Test（B站推出的有偿流量效果测试服务），测试不同版本视频封面的传播效果。在上片之后，运营会通过“捞片”的方式使已经播出的片子重新获得曝光机会。通常的手段是在B站社区、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对与热点相关的片子做再一次的营销和推广。二是媒体公关，与各大平台编辑对接和沟通，请编辑把视频推到流量池，获得更多曝光渠道。运营通过这些工作来为内容产品争取较高的流量起点，高起点意味着后续能被推入更多的流量池，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视频内容质量决定了其流量的长尾效应。这反映内容产品的保鲜期时长，保鲜期长的内容可以保证后期流量的增长曲线是比较平稳的。“当下频道”早期有些高质量的视频内容在今天仍然有流量增长，如关于冻卵、音乐厂牌、微整形等话题的纪录片。

新闻专业理念要求内容生产和经营分离，以保证内容生产不受市场因素干扰。“当下频道”采取生产和运营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分离模式，以在制度上保护内容生产的独立性和专业性。KPI分离模式中，视频的流量指标与运营的KPI直接挂钩，但不会影响内容团队的基本薪资绩效。流量如果超出预期，PD会按比例得到薪资上的加成；如果没有达到预期，PD薪资不会受到影响。KPI分离模式是以“组织专业主义”的形式来落实新闻专业性，把专业精神内化到制度中，以实现组织管理的预期目标。在创办团队看来，一家致力于生产优质内容产品的专业自媒体，保证内容产品的高质量与高价值才是长久发展之道。

（三）管理模式：外包模式下的“弱关联”弹性生产网络

新闻工作边界的模糊化曾被认为是数字新闻业的危机，却是资本主义新经济社会劳动结构转向以弹性用工与协作式生产为特征的“后工作社会”（Scholz， 2014）的一部分。作为中小型规模的商业视频自媒体，“当下频道”的生产管理模式具有“后工作社会”特征。虽然正式员工只有8位，但“当下频道”的“弱关联”弹性生产网络远远不止此数。

其一，“当下频道”把部分业务外包，外包业务签约模式灵活，可以按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专业人士。目前和“当下频道”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并按项目签约的自由职业者有十几位，包括动画师、摄影师、PD、美术等。其二，非劳动关系的实习生（包含运营、PD和摄像岗）也是团队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主要承担事实核查、搜寻视频素材、添加字幕等辅助性工作。PD实习生则会以“练习生”的身份给予培育机会，有机会在成熟期被委任独立编导工作。不少实习生在离开以后仍和“当下频道”保持长期联系，转化成“当下频道”的人脉资源。其三，“当下频道”的粉丝也属于“弱关联”弹性生产网络的一部分。与传统职业专业主义强调从业人员要独立于目标客户群体不同，“当下频道”的粉丝往往成为“协作式生产”的一方主体。有时粉丝会给“当下频道”提供一些有趣的选题，甚至成为受访对象，还有粉丝会转化为实习生进入媒体组织。

“危机论”认为，新闻生产工作边界的模糊化会削弱新闻专业性。但如果从媒体机构的组织管理角度以及媒体机构主动选择弹性生产管理模式的结果来看，生产组织边界的模糊化与劳动关系的临时性，是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运行效率，减少成本并提升利润，实现组织短期目标及推进“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有效途径。“当下频道”基于外包模式的灵活用工模式和包含实习生、受访对象、粉丝等的“弱关联”弹性生产网络，能够使其精准地实现劳动供需匹配，同时省去很多团队管理上的麻烦和费用，不仅节省成本，还能够灵活用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促进创新。此时，职业专业主义的话语被组织管理者所利用，弹性工作意义在于“选择最专业的人在最专业的项目上做最专业的事”。

也就是说，媒体组织在弹性生产管理模式下的组织专业主义实践未必会削弱职业专业主义。一方面，PD负责制使组织能够落实对内容的品控管理，以及贯彻较为集中的品牌调性；另一方面，“弱关联”的生产关系能够使自由职业者灵活选择和控制工作。虽然灵活用工存在“自主性悖论”（the autonomy paradox）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组织管理者处于控制地位，从业者会因不稳定性而缺少对工作的控制。但实际上，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专业劳动或创意劳动的自主性越高。正如Platman（2004）的研究指出，自由的悖论在于，从组织约束中解脱本身就是一种约束，因为个体被迫在充满风险的工作环境中生存，但这些人在自我表达、独立和控制方面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

综上所述，“当下频道”在新闻工作的组织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在以PD负责制为核心，落实内容生产环节的可预见性与可控性的基础上，以外包及“弱关联”弹性生产网络组织形式实践“开放式创新”，充分盘活了创作团队与社会资源，并在绩效模式上采取生产与运营的KPI分离模式，从制度上保障了内容生产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因此，可以说“当下频道”在制度层面、管理层面、组织架构层面、绩效评估层面都强调了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在“组织专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把新闻专业理念纳入组织架构与管理过程中，并在新经济劳动结构的环境下找到了商业自媒体“组织专业主义”实践的新方式。

六、职业专业主义：“当下频道”的专业理念与新闻创新

职业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群体内部能够建构一套有关新闻职业认知与行为规范的专业话语。虽然数字新闻从业群体是一个开放统一的多元新闻行动者网络，“新闻真实”依旧是主张新闻管辖权的核心，是维系网络化数字新闻业运转的价值罗盘（王辰瑶，2021）。但是，为了争夺竞争系统中的权威位置，职业行动者之间是相互驱逐、协作、竞争的关系（王辰瑶，2021），不同行动者之间对专业理念的话语表述与修辞体现出差异化竞争态势，专业记者、自媒体、公民记者都通过将自己和他人定义为局内人或局外人，作为“我们”或“他人”进行区分，以修正自己的边界（Anderson & Schudson， 2019）。作为多元职业行动者中的一方，从事新闻生产的商业自媒体需要“重构”职业专业主义话语来确认自身价值与边界，一方面通过遵守“新闻真实”的规范原则来确保资讯类媒体的身份，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进行创新来突出自身的差异化价值。我们从“当下频道”的职业专业主义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两股张力。

（一）“实践出新知”：以实践的理念来追求“真实性”

确保新闻内容产品的真实性是资讯类媒体的立身之本。“当下频道”的视频产品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力图确保“真实性”的专业操守，对所发布的内容进行事实核查、标明出处等。这样做一是为了建立品牌声誉与公信力，因为一旦出现“虚假信息”问题，会对媒体品牌造成毁灭性打击。通过对视频中所有数据、文献材料注明出处，也能说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与透明性，同时也可以规避侵犯版权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出于专业信念还是经营考量，“真实性”原则依然是资讯类自媒体遵从的专业操守。

如何在数字新闻时代以创新实践来实现“真实性”原则？“当下频道”提出了自身理念。“当下频道”的传播宗旨是“实践出新知”——以“实践”的方式进行报道，有别于传统美国新闻专业主义所提出的新闻客观性原则。新闻客观性原则要求记者置身于事实之外，客观中立地陈述客观事实或解释事实（舒德森，2021），而“当下频道”的“实践”方式则致力于打破主客观之分，实现主客体之间“主体间性”式的交流。“当下频道”以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来采访。采访团队进入“新闻田野”中，对被采访对象不是简单地访问与资料收集，而是对事件中的人或事实进行参与式观察。这种采访方式有利于避免“他者视域”，与被报道对象达成共情。例如在一期有关“字幕组”的报道中，创作团队专门组织了一个临时字幕组来体验字幕工作的全流程。视频不仅报道了字幕产业的发展现状、字幕组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还直观呈现了字幕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工作感受。这是一种对“真实性”的更高追求，不是简单地把客观和主观事实二元对立，而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挖掘其中被忽视的细节。同时，参与式观察的方式也是在告诉观众叙述者的主观在场。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纪录片大师让?鲁什（Jean-Pierre）就以民族志的理念提出“真实电影”的叙事模式，以“镜头在场”的方式记录对话。“当下频道”以民族志的叙事模式来做新闻，并不掩饰记者的主观输出，就是明示“镜头在场”，承认报道的主观性。

（二）“以交流为中心”：以“协作式生产”等方式来重塑传受关系

职业专业主义要求职业群体通过知识垄断来获取专业权威，以建立客户和雇主对从业者的绝对信任，从而使从业者能够获取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新闻工作的知识门槛太低，新闻行业从来都不能真正通过构建知识壁垒来实现专业控制，而是需要通过垄断传播渠道的途径来实现行业控制。这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不可能，重塑传受之间的关系是重构数字新闻专业性的必然选择。资讯类自媒体工作边界的模糊性比传统专业媒体更严重，“当下频道”除了以“主体间性”原则重塑报道主体与被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之外，还致力于用“协作式生产”等方式重塑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这背后蕴含着媒体职业理念的彻底转变。

“当下频道”并不把自身定位为凌驾于大众之上的精英专业角色，而是把自身与用户的关系定位为独立、平等、协作的共同体关系。用户是“粉丝”，也是“协同合作者”，甚至是具有相似价值观的网络意见表达共同体。具体体现在“当下频道”非常注重与用户的沟通，他们把忠实用户称作“股东粉”。粉丝也属于“弱关联”弹性生产网络的一部分，有机会参与内容选题、制作、事实核查等生产环节，甚至以“粉丝”的力量改变自媒体的品牌调性。例如，有一期关于“螺蛳粉”的片子就是由粉丝投稿并参与制作的，该粉丝后来成为实习生，参与了“河南假发”、“柯尔鸭”等片子的制作与运营。

此时，专业性被重构为以“信息交流服务”为核心的职业价值体系，这种力量是革命性的，瓦解了传统新闻专业理念对新闻工作的精英主义建构，媒体、被访者与用户的地位变得更平等，是对新闻工作的一种彻底祛魅。

（三）“整体平衡”：在网络意见市场中寻求“价值增量”

数字内容市场中，有价值的产品能够带来“信息增量”，实现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信息市场上人们还不知道的信息，二是提供解读信息的新视角与新观点。“当下频道”除了致力于提供优质信息产品之外，还不吝于创作团队的主观表达，每期正片后都会有PD点评，表达其主观感受与思考。创始人与团队成员在接受本研究访谈时都表示，“当下频道”不追求完全客观中立的报道立场，尊重大家不同的价值观与思想，做视频就是意在通过观点的表达与用户进行相关话题的深度讨论与交流。

“当下频道”所追求的报道平衡并不如传统新闻报道一样力求每一篇报道都客观公正地陈述观点，而是致力于追求网络意见市场中观点的“整体平衡”，追求让更多的群体、价值观、生活方式被看见。以《外包的生命》为例，在2019年视频发布前，内容市场上有关代孕过程、代孕客户多元诉求的呈现非常少。而《外包的生命》不仅记录了代孕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例如购买精子、取卵、孕妈生育等过程，同时呈现了代孕客户的多样性，在“政治正确”意见市场中给予代孕客户平等对话的机会。

因此，选题的新颖与视角的独特是“当下频道”吸引用户的关键，找准“主题”和“切入角度”来讲故事是PD的核心能力。通过这种手段追求“信息增量”当然是资讯类自媒体的经济行为。但通过寻找被广大网友及其他媒体所忽略的对象和视角，“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又可视为“当下频道”追求视角和观点“整体平衡”的职业价值追求。

（四）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关注现象背后的当代青年群体

“当下频道”的“新消费”、“This is us”和“当下乱码”等诸多栏目的最终落脚点都是关注现象背后的人本身。其创始人认为，“一个视频是一个点，十个视频可以连成一条线，一百个视频可以构成一个面，我们的视频最终是想要勾勒出当代青年的基本画像”。他用人类学中的“部落”概念来理解现代社会的“圈层”，而“当下频道”则希望能打破“圈层”之间的次元壁，“有些观众可能无法认同社会上的某种现象、人群或品类，当下频道希望这些片子能帮助观众去理解这些部落里人的想法以及他们的行为”。例如“This is us”第四季以《徐州乡宴大厨vs上海西餐主厨：你一个月的成本竟是我一年的收入？》开篇，试图对比不同职业、背景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环境。

“当下频道”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来自于创始人与成员的人文背景。“当下频道”创始人背景是人类学，第二代成员背景扩展为政治学、心理学、美术学、教育学等，直到第三代才有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编导学的成员加入。这也解释了为何“当下频道”制作团队并没有直接奉行“新闻专业主义”，而是在一种朴素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下力图关注与呈现当代青年的多样性。

综上所述，通过对“当下频道”的田野调查可知，在“娱乐性”成为注意力经济时代商业自媒体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的同时，“真实性”、“观点的平衡”，以及“人文主义”依然能够成为资讯类专业自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知。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提出的“客观性”等原则却未必被完全复制与践行，一是因为“客观性”的话语实践方式难以让自媒体突出特色，也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注重个人话语表达的市场需求；二是因为自媒体创作团队背景的多样性导致学院派的新闻实践理念未被完全接受，而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元的传播实践理念却开始“重构”自媒体的专业价值理念。

七、“竞争性选择”：商业自媒体的专业理念“重构”

通过对“当下频道”的田野调查发现，专业的资讯类视频自媒体在组织专业主义与职业专业主义的实践中碎片化地继承了部分传统新闻专业理念。“专业”概念和操作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评价资讯类自媒体组织和从业者的特质和特征。例如“当下频道”在组织专业主义实践中，以生产与运营分离制度保障内容生产的独立；在职业专业主义实践中，通过坚持事实核查以求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及追求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等。同时，自媒体组织既是部分新闻专业理念的实践者，也是新闻专业理念的重构者，其职业认知与所践行的职业操守已经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观念大不相同，特别是“客观性”原则被重构。如果说“客观性”（objectivity）是英美新闻界基于启蒙理性发明的“以事实为中心的话语实践”（Chalaby， 1996），用以对抗极端怀疑主义而提出的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而有效的标准（Schudson & Anderson， 2009），“当下频道”则以人类学的方式在数字新闻时代给出了另一种“以交流为中心的话语实践”方式，追求的是在被访者、采访者与观众之间达成某种“主体间性”式的交流。

打破“客观性”核心原则，践行以交流为中心的话语实践是“当下频道”在数字新闻职业市场与新媒体技术迭代过程中确立自身价值与边界的竞争性选择。按照职业社会学分析，新闻客观性既是一种职业规范，也是更大范围内关于职业管辖权斗争的对象（Anderson & Schudson， 2019）。对于新闻专业来说，一方面“客观性”充当了一种规范的终点，是以现代化和社会分化为能动，以历史进步为促进的“最佳实践”；另一方面“客观性”也是一种对客观新闻（objective journalism）的技术解释，这种解释视客观性为一种由技术发展以及这种技术与报纸市场整合的结合所培育的文体形式（Anderson & Schudson， 2019；Sambrook， 2012）。

以“当下频道”为代表的商业自媒体在追求“真实性”的内容创新过程中，“客观性”理念与操作方式被“实践性”、“主体间性”、“介入性”、“体验性”等新的观念扬弃也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客观性”被认为是传统专业媒体所宣扬的理念，商业自媒体要区别传统专业媒体来确立自身的价值与地位。“当下频道”以非精英的姿态，承认内容的主观性，给予用户平等的参与与交流机会，就是意在制作理念、传播关系上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其二，媒介技术的迭代使公众不再满足于专业媒体程式化的客观报道形式与文体，而是需要更直观、生动、贴近的报道方式。从报道理念和报道形式上区别于传统媒体亦是商业自媒体与其目标用户达成的共识。例如，“当下频道”有一期报道“云南咖啡”的视频被粉丝批评“太像央视的报道”，制作团队后来反思这期内容流量表现平庸的原因在于“太像主流媒体，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实际上，数字新闻的多方行动者都亟需新闻创新以获取新的新闻权威与竞争性市场地位，双方都在改变客观新闻报道形式以增强竞争力，从央视等主流媒体探索自媒体形式的记者Vlog也可窥见一斑。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商业自媒体对新闻专业理念的重构是基于数字媒体市场激烈竞争下的选择。商业资讯类自媒体对专业性的重构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这种转向是商业自媒体为了满足信息过剩环境下数字市场需求的实践策略；其次，这种转向反映了数字技术赋权下文化和时代的转向，是传受关系变革后自媒体从业者对职业认知和专业理念的自主性阐释。

随着自媒体的专业化发展，以及自媒体作为一种职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其进行职业规范与引导非常有必要。本研究认为，可以分别从“组织专业主义”与“职业专业主义”两个维度对其专业理念“重构”给予一定的引导，通过职业价值培训、建立专业行业协会等，探索建立一套自媒体行业管理与规范机制，规范自媒体行业生态。

（蔡润芳 汤乐盈：《“竞争性选择”：两种形式下商业自媒体的专业理念“重构”——基于对“当下频道”的田野调查研究》，2021年第1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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