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周国献：用摄影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周国献，一个从金融系统走出来的摄影家，专注纪实摄影近40年，用镜头记录了武汉这座城市发展的点点滴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周国献的摄影世界。

周国献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雅昌签约摄影师

多年来一致致力于摄影的创作与探索，其摄影作品曾参加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丽水摄影节、大理国际影会、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中国摄影艺术节等国际国内摄影节个展，并在武汉博物馆、卓尔书店、物外书店等举办摄影个展；先后有二百多幅摄影作品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中国摄影家》杂志、《数码摄影》杂志等报刊媒体上发表；曾荣获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提名奖、第13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湖北省2014年度摄影人物、武汉市第三届文学艺术奖等50多个奖项；65幅作品被武汉博物馆永久收藏。

采访：乐呵娜拉

受访：周国献

影像中国：首先，我们先聊聊您的摄影故事吧，您在金融系统工作，那是怎么踏上摄影之路的？

周国献：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上大学期间，同班同学有相机，非常羡慕。当时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买不起相机，但不影响我对摄影的喜爱。我经常到图书馆借阅《大众摄影》等摄影类杂志看。1985年，我开始用女朋友家的“华夏”牌国产胶片机拍摄黑白照片，利用单位的放大机，和同事一起学习放大照片和冲洗黑白照片。

按照当时我的经济条件，摄影创作是一件奢侈的事。因此，主要是给家人拍照，比如出去郊游或旅游时拍拍纪念照，给妻儿和老家的亲人拍照。

80年代用胶片机为厦门老家侄儿们拍摄的照片

我在银行工作，以前有人问我有什么业余爱好时，我说我喜欢摄影。但当对方问我，你拍了什么作品时，又没有像样的作品拿出来。

2008年下半年，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了认真思考。我似乎可以预见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结局，觉得就这样虚度一生没有意义。于是，我对自己后半生进行了重新规划，决定将业余爱好发扬光大，将摄影作为后半生的最大追求，用摄影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

影像中国：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钟情于纪实摄影？

周国献：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摄影杂志上读过一篇访谈，被采访的摄影家原来是拍风光的，有一年他回老家探亲，向乡下的父亲炫耀自己的作品和获奖情况，他父亲说：“你拍的照片是好看，但有什么用呢？”从此，这个摄影家逐步转向纪实摄影。受他的启发，我从八九十年代就特别关注纪实摄影的作品，但真正开始纪实摄影的创作是2008年之后。

影像中国：一个摄影师刚起步的时候，可能会专注于学习其他摄影师，您也是这样吗？

周国献：2007年之前，主要是休闲摄影，学习仅限于技巧方面的学习。2008年决定认真做摄影后，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一些摄影家的作品。先是纪实摄影方面的摄影家，包括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Sabastiao Salgado）、路易斯·维克斯·海因（Lewis W. Hine）、侯登科、朱宪民、陆元敏、张新民等；后来更关注与新纪实、文献摄影有关的作品，包括姜健的《场景》和《主人》，邵译农、慕辰的《大礼堂》，渠岩的人间三部曲《权力空间》、《信仰空间》和《生命空间》，王彤的《MAO ONTHE WALL》，潘钺的《红星照耀中国》，何崇岳的《计划性生育》，金江波的《繁荣？》，PIERRE BESSARD的《武汉锅炉工人》，Robert van der Hilst的《中国人家》，托马斯·乔瑞恩（THOMAS JORION）的《寂静》，MITCH EPSTEIN的《AMERICAN POWER》，GREG GIRARD的《PHANTOM SHANGHAI》等。2014年之前拍的多，学的少；2014年之后，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思考。

影像中国：您的摄影学习都经过了哪些阶段？是否也如同一些摄影师一样，拍摄风光摄影？

周国献：我的摄影学习主要是三个阶段：

1985年至2007年是旅行摄影阶段，那个时期酷爱旅游，用相机拍摄妻儿的旅游纪念照，也拍摄老家的亲人。2003年以前主要用胶片机拍摄，2003年起开始改用数码相机拍摄。2003年至2007年曾经拍摄过风光和花草，那段时间在各地旅游，拍摄过风光照片，但没有进行认真的风光摄影创作，没有为了拍摄风光作品而专程前往名山大川创作。广义地讲，我拍摄的古镇、古城、古村和老街老巷城市景观有一小部分也可算是风光摄影作品。但上述采用风光摄影手法拍摄的《大武汉》作品，我个人觉得归入文献摄影更合适。我更青纪实摄影。

2008年至2014年是传统纪实摄影阶段，题材涉及古镇、古城、古村和老街老巷，并将武汉市汉正街定为长期拍摄项目。2011年起开始在一些国际摄影节和武汉本地举办摄影个展，展览作品包括：2011年中国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摄影个展《汉正街扁担》、2012年第九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摄影个展《恩施庆阳凉亭街》和《看展览的人们》、2013年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摄影个展《扁担——汉正街的传奇》、2013年至2014年武汉博物馆《走进汉正街——周国献汉正街纪实摄影作品展》、2014年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摄影个展《江城水上人家》、2015年武汉卓尔书店《浮生四记——周国献纪实摄影作品展》、2015年武汉汉江湾壹号《印象汉正街》、2016年武汉物外书店《周国献纪实摄影作品展——百年老里分咸安坊》等（后面几个展览虽然在2015-2016年展出，但均是2008-2014年期间拍摄的）。这个阶段拍摄的汉正街“扁担”作品在2013年获得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后，广为人知。

《江城水上人家》

2014年之后是新纪实摄影、主观纪实摄影和文献摄影的探索期。这个时期的展览作品包括：2015年中国丽水摄影节摄影个展《自动售套机》、2016年第六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摄影个展《汉正街相册》、2017年第七届大理国际影会摄影个展《大武汉》。其中关注武汉工业遗产保护的作品《大武汉》荣获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提名奖。

《自动售套机》

《汉正街相册》

《大武汉》

影像中国：您都关注哪些题材？

周国献：最初对摄影感兴趣时，主要是给妻儿和老家的亲人拍照，为单位的活动拍照。2008年决定认真做摄影时，我开始主攻纪实摄影，题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古镇、古城、古村和老街老巷，我走遍了武汉市的老街、老巷、老里分（相当于上海的里弄），也拍摄了很多湖北的古镇、古城和古村。我拍摄的《恩施庆阳凉亭街》曾在第九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展出；我拍摄的《百年老里分咸安坊》曾在武汉卓尔书店和武汉物外书店展出；我拍摄的《吉庆街卖唱艺人》曾在武汉卓尔书店展出。

《恩施庆阳凉亭街》

《百年老里分咸安坊》

《吉庆街卖唱艺人》

第二个题材是武汉市汉正街。虽然我一直喜欢老街老巷的纪实摄影题材，但当我决心认真拍点什么时，突然发现有点晚了。拍武汉的老街老巷我无法超越谢国安老师等老一辈摄影家。我必须另辟蹊径。于是，我着手项目调研，并最终确立了号称“天下第一街”的汉正街作为主打摄影项目。我从2009年元旦开始拍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和汉正街的老街老巷，至今已持续拍摄了9年。我的汉正街“扁担”作品曾在丽水国际摄影节、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武汉市博物馆展出，并荣获第13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

《扁担：汉正街的传奇》

影像中国：您为什么给自己设计一个有关武汉城市影像纪实摄影文献项目？

周国献：刚才我也说过，拍武汉的老街老巷我无法超越谢国安老师等老一辈摄影家。我必须另辟蹊径。于是，我着手项目调研，并最终确立了号称“天下第一街”的汉正街作为主打摄影项目。

汉正街是武汉市的一张名片，它不仅是一条街，而是以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为中心的、包含两三百条老街老巷的商住混杂的老城区。

汉口最早是从汉正街发展起来的，汉正街也被誉为“汉口城市之根”。几百年来，汉正街一直是武汉的商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汉正街狭窄的通道、密如蛛网的街巷，使得“扁担”这个传统的物流行业得以延续几百年。汉正街及汉正街“扁担”的演变，其实是一部汉正街商业发展乃至武汉商业发展的浓缩史。

经过网络调研和实地拍摄体验，我决定从“扁担”入手，实施我的汉正街拍摄项目。

武汉人把挑货的人称作“扁担”，重庆人称之为“棒棒”。汉正街的“扁担”大多是附近省市的农民工，有的常年在汉正街做搬运，有的农闲时到汉正街挣点外快。

正如著名摄影评论家巩志明老师为我的展览作序时所说的，“扁担”和“棒棒”是一个城市最底层的重体力劳动者，也是中国当下众多的离开土地的农民融入当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2011年，武汉市政府启动了汉正街整体搬迁工程，我忽然有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我非常认同戴安·阿勃斯说过的一句话，“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的事情如果我不拍下来，就没有人会看见。”我觉得我有责任用手中的相机纪录即将消失的汉正街，为最后的汉正街“扁担”留存影像；同时希望透过我的镜头，引发社会给予农民工这个群体更多关注；也希望通过我对汉正街这个汉口最老城区的影像记录，引发社会对传统文化保护和城市改造规划的思考。

我从2009年元旦开始拍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和汉正街的老街老巷，至今已持续拍摄了近九年。我的汉正街“扁担”作品曾在丽水国际摄影节、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武汉市博物馆展出，并荣获第13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

影像中国：您是定好了选题再去拍摄，还是一边拍摄，一边想选题？

周国献：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定好了选题再去拍摄，比如汉正街项目、关注工业遗产保护的《大武汉》项目、安全套自动售套机项目、吉庆街卖唱艺人项目等。

影像中国：针对不同的选题，您是怎么设定它们的风格和画面？

周国献：2008年至2014年我从事传统纪实摄影创作阶段，以抓拍为主，眼疾手快，重视瞬间的把控，崇尚真实、自然，但不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多的是用平实的中焦镜头展示拍摄对象的自然生态。

2014年之后的新纪实摄影、主观纪实摄影和文献摄影探索期，我的摄影节奏变慢了，更喜欢四平八稳的正面拍摄，不追求决定性瞬间，不喜拍偶然的情趣巧合，但更注重细节，更注重影像质量。

影像中国：在创作过程中，是怎么做到让自己的照片不流于表面？

周国献：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注重细节，让照片耐看；二是将自己的想法通过系列组照表现出来。偶然拍到的一张好照片对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我认为成组的作品才能完整传达我的想法。

影像中国：“汉正街扁担”、“江城水上人家”、“百年老里分——咸安坊”、“吉庆街卖唱艺人”……这些作品都是以您的家乡为背景创作。家乡是不是对您的摄影创作有很大影响？

周国献：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生活和工作在武汉已经30多年。我在这里完成学业、结婚生子，我在这里结识了对我个人成长非常重要的众多老师、同学和朋友。武汉是我无法割舍的情怀。

2011年4月最后一次在湖北恩施庆阳老街创作之后，除了我的老家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溪西村寮野里，我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在武汉拍摄的。

影像中国：让您记忆最深刻的拍摄经历或者是很特别的故事？

周国献：1989年来武汉城市影像创作，经历了太多事，在汉正街三次相机被抢，拍摄老里分和工业遗产两次差点被恶犬咬，一次差点从高处摔下。但记忆最深的是与汉正街“扁担”们的友谊。

我和许多“扁担”成了朋友。他们请我到出租屋里做客，我就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其实，“扁担”们的自尊心是很强的，出租屋很简陋，一般是不愿意带人去看的，请我去做客是对我的最大信任。

后来他们又请我到他们老家去过年，去看他们在镇上买的新房，去参加子女的婚礼，跟拍他们搬家，跟拍他们返回武汉的旅程。我到湖北随州的“扁担”老家去了好几次，第一次去随州“扁担”乡下的老家就和“扁担”的儿子挤着睡，和他们用同一盆水洗脸、洗脚，后来我爱人开车送我去。有个喜欢写诗的河南“扁担”，每年都会到我家来玩，他的老婆和孩子到武汉来时，我也请他们到我家吃饭。我还推荐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教育电视台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

与“扁担”们成了朋友后，他们有棘手的事也会找我。有的托我帮助其上大学的子女找工作；有的向我反映物流公司欺行霸市的问题；有的请我去调解代理存款纠纷；有的邀我一起去找转行做个体经营的门面。有个“扁担”突发脑溢血昏迷，我为他捐款，他的家人不知道他的存折密码，我找银行行长、替他担保取出在武汉和老家的存款，最后医治无效去世后，我向保险公司施压，督促保险公司及时支付了保险金。

就这样，“扁担”们没把我当外人，使得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我不想迎合大众猎奇、窥私的心理，而力图把他们拍的有尊严。

影像中国：您有过沮丧的时候吗？能举些例子吗？

周国献：我在摄影创作方面似乎没有太沮丧的时候。摄影让我充满激情；摄影让我学会百折不饶。我去拍摄一处重要工业遗产时，两次刚混进门就被“揪”出来，第三次保安终于动了恻隐之心，让我完成了拍摄。

影像中国：以您的经验，能否给年轻摄影师一些建议或者意见？

周国献：一是不要跟风，拍自己的作品；二是认真拍几个专题，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影像中国：作为一名摄影师，您如何坚持和独立思考？

周国献：我会关注我的创作方向的重要摄影家的作品，但我力图避免走别人的路。当大多数武汉纪实摄影师热衷于街头巷尾抓拍时，我更喜欢走进居民家里去拍摄；当国内很多摄影师热衷于拍摄娱乐场所、缩微景观等的景观摄影作品时，虽然武汉也有这方面的很好的题材，但我拒绝跟风。我会借鉴成功的拍摄手法，但一定要拍摄自己的作品。

影像中国：您想过您作品的最终命运吗？

周国献：还没有认真思考过。但我坚信，我的作品至少在文献价值方面是立得住的。

影像中国：多年的摄影生涯，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国献：摄影让我活的充实，这是最大的收获。 

---

  人物   

  征稿   

编辑：蒋得好

长按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