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楠：如烟
点击标题下「忆乡坊文学城」可快速关注
我们的小学校当年叫革命一校。后来据说有一度改回了原先的旧名，叫中山小学，再后来又改成了别的名字，和另外的别的名字。到底是不是这样，我已经不得而知了。我离开它实在已经太久了，而且自从离开后，一次都没有回去过。当年它坐落在一条名曰革命街的路北，右临小城著名的博物馆，正对一条开满槐花和合欢花的小巷。小巷和革命街组成了不折不扣的钉子形，这结构牢牢地钉进了我的记忆里。每天放学后我就从那条小巷子走过，走到巷子的尽头往右一拐，拐到河滩路上。我家所在的大杂院，就坐落在河滩路边一片简易居民楼的后面。
多数时候，小巷子在我的印象中是深长而阴冷的，阴冷的感觉一大半来自路一旁那狭长大杂院砖砌的高墙，墙面上总是粘着着潮湿而散发着毒气的苔藓。上学放学的路上，我独自走在高墙旁边，好像总是顺着墙根走，尤其在夏天，墙的阴影和路旁槐树与合欢交替投下的重重树影，足以带给我需要的安适和阴凉。在院墙的那一边，是一处住家密集的狭长的大杂院，它很像一条熙熙攘攘的河流的一段，每天都翻腾着喧哗的浪花，我的一些同学家就住在里面。那份喜俗的热闹劲儿和烟火气原本是吸引我的，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曾有意从大院里穿过，可是每次走进去，从院子的这头走到那头，尤其在中午或着傍晚时分，我浑身上下总会收到太多的目光，它们来自在各家大敞的屋门内外活动或者静看的人们。我觉得那些成年人的目光是挑剔的，甚至充满讥笑的意味，带给我尴尬、畏缩、与不安。我便宁愿舍弃对大院的向往，背着军用书包从小巷子穿过，走在那面墙根底下，听着墙那一边隐约传来喧哗的声响，大多时候心事重重。相对于主街，小巷总是清冷的，树荫下的人行道上走着些不多的步履匆匆的行人，马路上偶然有谁骑着自行车飞快经过。那一天里发生在校园和家里的事，总会交替着在我的心头回闪，我以一个孩子的心理面对它们，觉得一切都纷乱如麻。有时候我走着走着便害怕起来，尤其在冬日的傍晚，或者夏日暴风雨来临前的黄昏，小巷子里行人更稀少，天边会堆积着浓重的阴云。但恐惧的感觉更多地来自与我同一方向行走的某个陌生的青年或者中年男子，他可能走在马路对面，也可能就在我的近旁，时而走在我的前面，让我看到他神秘又可怕的背影，时而落在我的后面，将充满邪念的目光锁定在我发凉的脊背上。这当然是我自己的猜想。我不知道我人生后来的一些不安全感是否与小学对面那条幽深的小巷有关，现在想来，多少会有一些关联。
记忆中，我们的小学校园是一所普通而典型的北方小城的校舍，跨进校门后，走过一条空阔的土路，就来到新建的教学楼前；穿过三层高的新教学楼，则进入后半部的老校舍区，几排低矮简朴的平房教室，一处露天大操场；经过操场旁边的一条小土路，便进入校园一角的教师宿舍区。那片老校舍区便是我踏入家庭以外的人世的最初起点，它现在正清晰地重现在我的眼前，好像一副单调苍白的图画，带着它尘土满面的旧貌：除了零星的树木、简陋的平房，就是硬硬的灰白的土路，一条条、一段段，将教室与教室连接，将操场与校后门连接，将老师与我们连接。它们在夏日的烈焰下飘荡着白色的烟尘，在雨水中又稀烂一片，承接着我们的黑胶鞋踩下去的深浅不一的印痕。冬天，被满校园里走来跑去的小学生们踩得坚硬又肮脏的积雪，将它真实的面貌深深掩埋。现在想来，柔软的痕迹也一定是有的，比如许多个晴朗的日子，头顶上那漂浮着淡淡云絮的蔚蓝色的青天，未经丝毫的污染。但校园以土路为代表的尘土满面又坚硬的旧貌，显然在我的记忆中占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
我们最初在后面的平房教室里上课。那年九月的某个下午，正在音乐课上弹风琴的老师突然被叫了出去，她回来后就合上了琴盖，说停课了。不一会儿，校园里的大喇叭响起来，播出的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哀乐。长长的哀乐播完，男播音员用缓慢又沉痛的声音宣告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然后是一个一个念过去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哀乐响起后我们便走出教室，站在了外面的空地上，聆听着回肠荡气的哀乐，和男播音员沉痛得不能再沉痛的声音。我站在大家中间仰头盯着高音喇叭，想必面色十分严峻。那一年我在一遍又一遍响起的哀乐声中，度过了不安的春和夏，曾经忧虑地想象过，如果有一天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逝世，天就肯定要塌下来了。世界的尽头就此到来。那个念头出现的瞬间我站在学校操场的一角，望着操场一头空旷的泥铸平台，和头顶上方灰白无云的天空，平生头一次体会到一份自身不可左右的巨大的恐慌。一边的篮球场上活跃着高年级男生投球的身影，身旁的400米跑道上有人在一圈一圈地练长跑，再远处，操场的尽头，白杨树在风中阵阵轻舞。我独自站在操场上望着目光所及的那一切，我每天生活的重要部分，难以想象有一天这熟悉的一切就会永远终止，内心里被一种隐秘的恐惧控制了，小小的身体暗暗发抖。但奇怪的是，恐惧和发抖又带给我某种兴奋的感觉，我开始想象天塌地陷、世界末日来临时的情形，发现竟有种不可告人的莫名的好奇和期盼。
随后的日子里天当然没有塌下来，但纪念毛主席的活动持续得很长，有一天从市人民广场参加纪念活动后返回校园，我和同学们安静地坐在教室里，班主任杨老师走进来，看着我们很不满意地说：“你看人家一班的同学们，哭得多么伤心，你们，你们怎么不哭呢？”
杨老师的话让我们感到意外，但随即就起到了提醒的作用，女同学们首先趴在课桌上悲伤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儿哭声中便混进了男同学粗气的呜咽。我曾经看到过一班的同学们哭毛主席的情景，我当时从他们的教室门口走过，见所有同学都趴在课桌上，头枕在带着黑纱的细瘦的手臂里，此起彼伏地哭泣着，像一群训练有素的小动物。他们年轻的张老师立在门口，神情严肃又满意地望着自己班级的学生，眼睛红肿着。记得，那时候的张老师是年级的少先队辅导员。
我们的杨老师那时候已经很老了。她个头矮小，身材消瘦，背驼着，声音嘶哑、苍老，一张布满纵横皱纹的脸颜色灰暗，可能与她抽烟有关。在我现在的回忆里，她整个人就像一片枯焦的树叶，任何一丝强劲的风就会把她吹得东倒西歪，随时都会把她从我们的眼前吹走。如此苍老的一个老师却算不上可亲慈祥，这使初入校园的我很感遗憾、困惑。她应该是爱我们的，但无心或者无力作出任何应有的表示。课间休息时她站在教室门外的屋檐下，抓紧时间抽烟，就像我们在不远处抓紧时间做种种课间活动。她顶着一头稀疏的泛着丝丝灰白的凌乱短发，脸微微歪着，右手夹着嘴角的烟头，左手插在裤兜里，在冬日稀薄的太阳地里站着，像一株衰老的草茎，身体因佝偻而显得蜷缩，斜眯着眼远望着我们，脸上挂着若有所思的表情。如果有同学从她面前经过，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杨老师”，她总像是猛地受了惊吓，一愣，但随即就赶忙急急回应，态度近乎殷勤地，甚至有点抱歉地，答着“哎、哎”，烟却舍不得离开嘴角。现在想来，她那时看着我们的眼神其实是敷衍的，她和我们相处的所有时光其实都是在敷衍中度过的，她沉浸在自己的某种东西里，也许是烟，也许是比烟更深藏的什么，我无从而知，当年的我年龄太小，成年后有了足够的理解力，却再也没有见过杨老师。现在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人世上，如果是，她一定已经非常老了，大约已经老到了完全无人能够理解的地步，烟却依然在干瘪的嘴边含着。对这样的一位小学老师，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我心头存留的其实是一份难以言说的感觉，虚浮，模糊，就像当年从她的指缝间飘渺上升的青烟。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份感觉对我当年的老师是否尊重，但却没有其他的什么可以取代它。
【作者简介】一楠，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艺术史专业本科。曾任职国家商务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会计硕士。全美注册会计师。短篇小说发表于国内文学期刊，散文、随笔发表于国内外文学杂志和报刊。
阅读更多文章
一楠：婚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