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我和方方共事的日子，众口铄金还是实话实说
我们无法知道的是，方方内心所受到的强烈冲击，其中有难以忍耐的伤害和不可承受的重负。
众人之恶
文/楚风
方方终于给我们杂志写了一个小说。我等这个小说好些年了，真不是假话。
2005年我才到《长江文艺》，之前当记者。八九十年代记者比较受人尊重，我也不免有点气性，喜欢你的人说你有立场，不喜欢你的人嫌你娇骄。到后来气性这东西越来越掉价，以至于我一朋友当时她是省电台的文艺记者一拍屁股辞职不干了，她说去你妈的理想姐赚钱去了。我当时就想亲爱的你除了写个本报讯嫁个人还能干什么呢。不写本报讯就嫁人，不嫁人就写本报讯吧。结果她嫁了人，我还在写稿，但是不写本报讯了，我到《今日名流》干活，写专稿，那是1993年，我和方方共事之始。
为《今日名流》写稿是件很快乐的事，只要编辑部定好选题，作为社长的方方从来不干涉我怎么写，她尊重作者。直到现在主编《长江文艺》也是如此，她非常非常尊重作者，要求编辑任何改动都要慎重。有时为了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对方言和一些习惯用语，我们是很纠结的，最后总是以作者为主。
我到编辑部时，听同事说方方近年很少在本刊发稿。这个圈子里也有些窃窃私语，好像说湖北出来的作家不太帮衬湖北杂志。我和她关系不错，于是也有同事开玩笑说让我去找她要稿。我明确表示我不去，虽然我很需要名家的稿子，除了她，别的名家我也不熟。我知道她的性格，她认定的事情，一般是不会改变的。
我也绝不会要她为我改变，而我知道，她之所以很少在本省的杂志发稿，有几个原因。第一，她的小说创作以中篇为主，中篇好看不好写，她写作数量不算大，一年就那么几个，早就被各大刊提前预定了，刊物那么多，好作家那么少，多数时候要提前一年约稿。第二，你得承认，当年很多刊物约稿远远比我们刊物下功夫，方方这个人很讲感情，一旦建立起感情就有了信任，信任又加重了感情的分量。在她处理事情的各种有影响的因素中，钱根本不是主要因素。说到这里我又要提一提她赚钱的态度。有人会说，赚钱要态度吗？对，有人不讲究，有人讲究。
她喜欢写字儿赚钱，自食其力。财务自由带来较大程度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她当年放弃电视台到作协当专业作家的原因，当然我认为主要是她才华出众，文字活儿太好了，她有本钱这样做。至于其他的方式她都不在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我告诉你她想换个手赚钱有多容易。
当年办杂志，没有一分钱财政拨款，全部资金都要靠编辑部自己找。那会儿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我们没有专门的广告部，当时已经有很多编辑部给编辑下广告任务了，但方方坚持不给指标，她主张钱是钱，编务是编务，不能让编辑为钱忙活，也不能让钱影响了编务。这真是理想主义到家了。这意味着她自己要承担几乎所有的拉赞助的工作。难道她喜欢干这个？不，我能体会她的心情，谁喜欢求人啊，不过看是为了什么，为了出一本好杂志，她愿意付出时间，付出人情。
我经常跟她一起去见我们的赞助人，当然大多数也是朋友，热爱文学和尊敬方方本人的朋友，尽管如此，和人打交道也是费心费力的，有时甚至是吃力的，她特别能忍，只要是为了她认为值得的事。但就是这么困难，她还是为杂志拉来了很多赞助。当时的政策，赞助是可以提成的，可是她分文不要，她认为这个钱是为办杂志要的，必须全部用在杂志上，当然其他同事有能力拉广告的，还是按政策走。我真是佩服她对金钱的态度，所以去年当我看到有人说方方在办《今日名流》时如何如何花费了公家的大钱时，真是愤怒难平。
还是回头说稿子的事。第三，她认为在自家的刊物上发小说，有占便宜的嫌疑，版面应该留给后辈。她当了主编之后，这事儿就更不要提了。不过她会主动帮杂志社约稿。名家的稿子是不愁了。
去年，我要评正高职称，一写申请材料，发现囊中羞涩，我没多少得奖作品。这事麻烦了，我对她说，你得给我写一个，转个载，得个奖，我也好去评职称呢，帮帮忙呗。好吧好吧，她算是松口了。前些时，她说她有个断头的小说，也就是写了一点，放下了，现在长篇写完了，把这个捡起来，给我们写一个，就是这个《云淡风轻》。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回看方方小说的原稿。
因为和一位作家共事，很容易掺和到她的创作中去，这很有趣，就像杨绛看钱钟书写小说，会得意地说，看，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谁谁。当事人自己可能还蒙在鼓里。很好玩。比如，方方写涂自强的时候，有一天，在工作群里发感叹，说不知道让他妈妈到哪里去，让她死去于心不忍啊。我还说中国的农村穷老太太能去哪里？只有去庙里求神佛保佑。后来我看到她写涂妈妈去了莲溪寺。后来听她讲，才知道她曾经资助一个保康的女孩子上学，从小学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看到她工作结婚，这个小说的很多素材来自这个女孩。不过小说家的手段太高明，就是你知道她的素材，你也无法想象她把这些素材拓展到何种深度和广度。
而这一篇小说，她报了题目以后，要我们猜，写的什么事儿？我们从题目引申了一下，都觉得可能是个轻松的题材，这几年她写的故事大多沉重，即使有喜剧的外衣，也依然是严肃的主题。这一次，她会不会换换口味？结果我们都没猜着，在这样一个明朗的标题下是如此沉重的心情。就像我们这一年来所感受到的作者的心情。
因为这一年来的事情都在网上公开，读者都知道个大概，但我们无法知道的是，方方内心所受到的强烈冲击，其中有难以忍耐的伤害和不可承受的重负，在这篇小说中，这种伤害和重负可以总结为“众人之恶”。这是一篇直抒胸臆之作，不用我做分析。但我还是可以记录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也许过个三年五年，乱七八糟的人和事，都被忘记了，但人们还会看到这篇小说，记得这个故事，记得这些人物，不是吗？
作者说这是一篇断头小说，也就是说她在某个时间点拿起笔想写这个故事。那么是哪个关键情节让她有兴趣？是“树林里小车被划伤了”这个梗吗？是什么人划的车，为什么要划车？一个作家会有我们想不到的安排，如果是这个情节梗，主人公应该是奶奶，她的故事很悲惨，展开了写，也足以反应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很多感受。但其实不是她。主人公是慧明。那么作者的本意在慧明的故事，她儿子死后又被冤枉，众口铄金，众人之恶，这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从目前看这才是作品的核心部分。
问题是写作曾中断了，她在哪里断的，我试图去找，但找不到明显的痕迹。在某个地方，突然感到笔力弱了下去，重新强起来的时候大概是重写开始了。那她为什么要重写？重写让作品的重心发生变化了吗？我是很想问一下作者的，但我忍住了，没问。我想作者一定很高兴读者认真思考她本人在小说中是如何神出鬼没。生活是生活，小说是小说。但生活和小说偶尔会重叠。朋友们不妨认真地读小说，找找生活的痕迹，说说你的答案。最后你是同情还是理解还是愤怒还是社会批判还是制度反思还是什么什么的，那是读者的事，作者所做的，只是引发你的兴趣。
我本想采访一下方方，提些问题，请她回答，这样简单明了，但这样太偷懒了，我愿意认真思考一下她，我发现这些年来她是有变化的。原先只是想当个好小说家，好多年来，她在作协院子里名气最大，但是露面最少，什么事都不掺和。写好作品，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来参与公共事务，对她来说不是难题，她的确才华过人，而且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但现在她不仅想写好小说，还想多担当一些社会责任。不是说从前不担当，而是现在会以更直接的方式去担当。哪怕会失去很多，也要做。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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