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笔下的克难房子和划火柴的聂绀弩
于黑夜，一根火柴只能烧出微小的洞，为时短暂，烧尽了，黑便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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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晨读散记
早上，边吃麦片边随手打开桌上的书，这是王鼎钧先生的自选集。读完序言就记起来，这是再版。原版属于台湾80年代初出的系列。时隔近40年，文学的价值与魅力没有与时俱减。
集中，《游踪》里的两篇短文，教我眼睛一亮。
克难房子里的墓碑
作者和友人游台湾的台南，此处是古城，据说有几幢墓碑。他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可是，墓碑不在城门下，虽然按常理，从前这车马商旅络绎通行之处，宜于立碑。也不在里头的空地上。
在哪里呢？在屋子里头。屋子并非为保护墓碑而建的纪念馆、博物馆，而是逃难来的人仓促建成的简易住处，彼时叫“克难房子”。碑，“有的嵌在墙壁里，有的立在床头上。有的被利用做煤油炉的防火板，有的正好代替一根柱子。有的房间恰把一面石碑留在中央，成为一件诡异的装饰品，使人在房间里得绕着弯儿走。”
这些克难房子，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建起来的。好地方被有胆识，手脚敏捷的先占了。好歹有了栖身之地，这土地做过刑场，后来是坟地，顾不得了。
和平时代和战争时代，人的思维，价值观存在差别，甚而相反对。在台湾立足不到十年的落难者，处于两者的夹缝，“只求活下去”这战争思维的余绪，先成了胆子大，不怕和死人、鬼火为邻。然而，又不止于此，还有认命，因之而从容。
所以，“克难”群体没有兵油子的凶悍，“他们似乎是善良的，知道如今，家家大门为看碑的人开着，任你移开菜橱去看，掀起蚊帐去看，拨开花树去看。正在烧饭或正在奶孩子的女主人头也不抬。好像来的不是陌生人。”这情景，作者说就是用硬笔浓墨很艰涩地写的“现代的碑”，碑文是“生活”。
公共汽车里一颗苹果
夏天的中午，公共汽车里的乘客，为了躲避烈日，都占上向阳处对面的长凳。长凳两端。坐着两个带着孩子的母亲。中间隔着许多陌生人。车身震动了一下，苹果从靠出口坐着的女孩子手中掉下来。色泽鲜明宜人的苹果，表情天真可爱的女孩，加上美丽的母亲，乘客们的注意力集中起来，都想把苹果捡起。“刹那间，好几条手臂次第伸直，像旧式商船上的一排桨。”妙不可言的譬喻！我读到这里，笑起来。
接下来，男乘客们都落空，苹果由坐在另一端的小女孩，以“对心爱之物的敏捷”拾起。她攫在手里，然后，站直身体，定睛看对面的女孩子。而那孩子，也一手扶在母亲膝上，注视着她。
张力无限的“对峙”：孩子和孩子；车上的人和两个母亲，两个母亲和孩子。短暂的沉默，凸显永恒的人性。
“很快，拾到苹果的一方作了决定。她一手举着苹果，一手扶住众人膝上，歪歪斜斜地走到失主面前，只听得那个美丽的母亲在吩咐：‘快说，谢谢！’孩子照说了，把苹果接过去。这一个转身扶住众人的膝盖回去。她的小手落在许多大手上，乘客们纷纷伸出手来搀她，夸奖着‘好孩子！’或者‘真乖！’”她兴奋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好容易，像经历了艰苦的奔波一般，埋头扑进母亲怀里。
读罢，深深佩服作者的功力。继而赞美文学的功德。作者五、六十年前写这些短文，费时未必很多，然而，恩惠如此绵长，把基督教的甘泉引进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心田。
二、忆火柴
在老电影看到一个镜头：老绅士划一根火柴，点着叼在嘴上的香烟，轻甩几下拿火柴的手，一朵红彤彤的迷尔火焰，摇曳，熄灭，冒出轻烟。遂想：没划火柴多少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半个世纪前的知青时代，从供销社设在村头的小卖部买的火柴，一盒两分钱。
那时，划火柴是梗在心间的意象。那时正为普希金、歌德、海涅的短诗着迷，读了《大堰河，我的保姆》，更加欣喜，又有了国产的偶像，笔记本上尽是幼稚的新诗，抒发浅薄的迷茫，愤怒，以及篱竹上喇叭花一般的自作多情。心的深处则是坚实的冻土层。一面为外部的禁锢所苦，另一面则是自惭表现力的微弱。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 打开房门/进入吞没一切的黑暗/慌忙摸遍口袋/再伸出手，盲人/一般摸索/务必找出一盒火柴/划着一根，/满室都是光明！”
所谓“划一根火柴”，有这样的寓意：乍然爆裂，浑沦的黑被烧破，从此沐浴于耀眼欲盲的光明。所指向的是写作，其实是不着边际的幻想。于黑夜，一根火柴只能烧出微小的洞，为时短暂，烧尽了，黑便合拢。彼时的火柴如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寒冷刺骨的长夜，划着一根又一根，不是为了短暂的光亮，而是温度。
但又不止于此。黄永玉先生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划为右派，发配去东北伐木场的聂绀弩先生：十几二十人抬两千多斤的木头，唱着“号子”合着脚步，“年老的绀弩跌倒在雪泞中了，大家屛息沉着地卸下肩负，围在绀弩四周……
以为这下子绀弩完了。他躺在地上，浑身泥泞，慢慢睁开眼睛，发抖的手去摸索自己上衣的口袋，掏出香烟，取出一支烟放在嘴上，又慢慢地去掏火柴，擦燃火柴，点上烟，就那么原地不动地躺着抽起烟来。”
更惨烈的事为我亲见，发生于1972年，生产大队的大队部。“阿新给抓回来了！”这新闻是前天传出的。阿新是邻村人，三十出头，瘦高个子，他并没犯过任何过错，只有“原罪”——父亲是地主。他家太穷，连买盐的钱的也没有，只好偷偷跑到广州，在火车站当卸煤的“黑工”，赚最低的工钱。
然而，没有大队出具证明而外出打工是非法的，罪名叫“盲流”。几年来他被抓三次，偏偏不安分，有机会就跑。这一次，又落进公社政法部小分队的魔掌。
今晚，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生产队长会，主题是斗争阿新。傍晚，阿新被两个年轻的基干民兵押进大队部，他坐在角落，从口袋掏出两盒火柴。然后央求民兵给他一杯水。他把一根根从火柴上剥下的硫磺放进嘴里，和着冷水吞下。
这一刻，我正走进设在大队部里头的医疗站，请赤脚医生把脉，亲眼看着乌黑的可燃物，陆续被可怜的遭难者送进肚子。直到两盒火柴被掏空，地上布满去了头的火柴棍。硫磺的滋味不好，阿新喝水时额头皱起的三道棱格外触目。最后，他长叹一声，道：“来吧！”
我把这事告诉赤脚医生。他边开方子边解释：“阿新是为挨拳头预备的。”原来，每次大队开会斗阿新，几个打手奉命，要把他修理到“躺在床上一个月起不来”，以勾拳往肋下狠戳，叫“仙人摘桃”，造成腹部的暗伤。
阿新吃了几次亏，学会这一招，用硫磺化瘀血。“吃了这么多硫磺，不挨打就发散不了，对身体的伤害更大。”医生说，还加一句残忍的玩笑：“你不打他，他跪下来求。”
我从医疗站离开时，阿新已被押进旁边的祠堂。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粗嗓门震得门板嗡嗡响，接着是口号声，拳头的噗噗声，阿新的惨叫。疾步走出，想大哭一场。
如今忆及火柴，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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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玛：比恋爱史还要混乱的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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