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远方的山楂树》剧照 图源网络
往事并不如烟——我那“麦苗韭菜分不清”的知青岁月
文/伊人下乡插队第二年春天的一天上午，大队支书派人叫我到大队部：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回城找豫剧《朝阳沟》的唱片，给你三天时间，完成了算你支持大队工作，完不成你这个知青队长就别当了。我一听，傻眼了。上哪儿找呢？当时虽说是文革后期，但文艺舞台上依然万马齐喑，《朝阳沟》虽说脍炙人口广泛传唱，但仍属“禁区”之列。“试试看吧！”我说。“相信你，你们知青门路多，一定能找到，注意不要告诉别人。”支书脸上的表情有些诡异，眼里闪烁着渴望。于是，下午我便坐上了驶往县城的拖拉机，然后转乘汽车，晚上回到了家。第三天中午，我带着人托人脸托脸找来的那张唱片，准时返回了下乡所在的村庄。几天后，我的知青队长的头衔上，便多了一个职务：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这天晚上，村头的大喇叭在照例播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文章之后，一曲悦耳的朝阳沟“上山”，将村头村尾的乡亲们从茅屋里唱了出来。大老爷们端着饭碗蹲在大喇叭下面边吃边听，媳妇们抱着孩子、姑娘们织着毛活，嘴里跟着节奏哼唱，寂寞的村寨突然有了久违的生气和久违的欢声笑语。就连我们知青点也差一点炸了锅，姑娘小伙们三三两两走上村头，有的直奔大队部而去，心里一定在想，“是不是播错了，谁那么大胆啊？”这时我心里却暗暗窃喜。殊不知，一场有惊无险的事情悄悄来临了。就在我当上团支部副书记的第三天，村民百听不厌的《朝阳沟》消失了。这天上午，支书又派人把我叫到大队部：有人告到公社说咱大队放黄色唱片，你们知青队有人知道这个朝阳沟唱片是谁找的吗？看他严肃而不无诡秘的表情，我明白了怎么回答。我看着椅子上（当时大队就那一把高椅子）坐着的公社干部模样的人，故意纳闷地说：不知道啊！没听到黄色唱片啊！“椅子”语重心长地说：“你可是知青队长，又是团干部，一定要认真查一查，查出来要严肃处理，不能让资产阶级文艺占领我们的阵地！”当时我冒了一身冷汗，尽管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后来查了一阵，横竖查不出“元凶”，一是保密工作做得好，我找唱片之事除了支书和大队会计主任，无人知晓；二是支书正准备升任公社副书记，即使有人怀疑，也没有证据，上面也不敢轻易相信。第二天“椅子”只得悻悻而回，临走时把广播员使劲批了一顿，便不了了之了。风平浪静后的一天，我来到支书家，想要回唱片回城还人家。他说：“哎呀，上面查得紧，我把它放在哪里不记得了，赔你10块钱吧，明天你找会计领。”临走时，我发现他床头上多了一个老式唱机。“五一”回城时，见到朋友的朋友，对方很是生气，说我不讲信用，索要赔偿费30元。得！我又赔了20。20元那！在当时几乎是父亲的一半月薪，让我心疼好一阵子。现在看来，这是个可笑又笑不出来的故事。后来看了电视剧《北风那个吹》，觉得支书那时的做法有点像牛鲜花，不过他是男的。豫剧《朝阳沟》中有一句唱词，麦苗韭菜分不清。说的是县城的女青年银环到农村五谷不分的窘态。其实我也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之所以当上知青队长，一是正经高中毕业，喜欢写点“豆腐块”；二是年龄最大（20岁），相貌成熟皮肤黝黑；记得第一天进村，大队支书还以为我是“带队干部”呢。1977年春天，那是我参加农村“整党工作队”（每个公社抽调一名知青）驻村后的一天中午，阳光下我正在院子里和大队学校陈校长下象棋。突然闯进来一群女学生，其中一个女孩儿一只手里拿着一撮麦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撮韭菜，拘谨地走到我面前：“听说你是城里来的知青，你能分出我的手里哪撮是韭菜哪撮是麦苗么？”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大脑至少出现三秒钟空白：“你们、你们这些小孩子啊，把我当银环了？这个……难道能难住我吗？真是……”陈大炮看我语无伦次的样子，立即站起来厉声说：“谁让你们来的！没大没小的，回去！人家老伊是工作队员，连麦苗韭菜能分不清吗？？胡闹！”一群孩子转身跑了，院子外传来她们滴滴嘎嘎的笑声。回过神来，听见老陈自言自语地说：“简直不像话，明天就得开大会批评，太没礼貌了！”然后，他顺手拿起车，将军！一下把我的象给吃了。临走时，他还劝我，别计较啊！“不计较不计较，说实话，我还真的分不清。”我看着地上的韭菜和麦苗，不好意思地说。真的？老陈好像很吃惊的样子看着我，继而，仰天大笑起来——“看来你们城里人真的应该下乡锻炼锻炼啊！”第二天，这个“新闻”就传遍了全村和学校，我也很是尴尬了一阵子。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却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的人生之路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76年清明节，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以“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叫，洒血祭英杰，扬眉剑出鞘”为代表的革命诗词，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同时也让人们在腥风血雨中看到了明天和希望。第二天晚上听到广播电台“讨伐”后，我就抑制不住激愤的心情创作了一首“反诗”《四月的春风》（现在看来诗作相当青涩和稚嫩），压在床下褥子里，等待时机发表。尽管这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但直到第二年春天，政治气氛依然没有解冻。按捺不住的我就把这首诗寄给了当时所在地区唯一的一家文学刊物。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是我意料之中的，我想我的第一次文学创作天折了。1978年春天，当我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同时，意外收到了那家文学期刊的一份“采稿通知”。奇怪的是，我却没有喜出望外——虽然我理解编辑部当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苦衷，虽然后来与那家刊物的主编成了文友。后来谈起这件事，有人嗔怪我“做事太冲动”“不计后果”，想想还真有点后怕呢。1976年的冬季征兵，按照规定，年满一年以上的知青可以报名参军。我很兴奋，因为“参军入党上大学”就是我的三大理想，而参军几乎是当时唯一离开农村走向美好未来的路径。体检、面试、政审一切合格，带兵排长很看好我：你是知青队长又是团干部，文笔又好，到部队一定有希望提干。可就在张榜前夕，大队支书（当时已兼任公社副书记）急忙找到我说：有人告你隐瞒成分，说你母亲家是地主。我说不可能!母亲家穷，兄妹多，她从小被送给了人家收养，这件事母亲档案里清清楚楚。支书说，那你赶快回去，让母亲单位开个证明，尽快赶回来兴许还来得及。当我开好证明返回县城时，已是夜幕降临，开往乡下的班车早就没有了。我就在月明星稀的冬夜步行70多里，黎明时分回到了大队。可是到了张榜公布那天，我还是失望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成分问题只是个幌子，真正的原因是省里一个领导的侄子把你给“顶”了。那是我对权力的淫威第一次有了深切认知。事后支书和我有过一次谈话，大意是征兵的事情对不住你，我也很无奈......大约两年后,征兵的那支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下乡的公社入伍的3个知青，仅活着回来一个，那两位都“光荣”了。其中一个是我的好友，董庄大队知青队长，另一个就是把我“顶"掉的那位。噩耗传来，我百感交集，这件事对我来说，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想起托尔斯泰关于“幸福”和“不幸”的那句名言，引申来看，有的幸福或幸运，不幸或万幸，都是有缘由的，所谓“天道有轮回”是也。三年的知青岁月虽然没有达到“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境界，但教我认识了社会，看到了世态炎凉，也学会了明辨是非和理性思考。这是四十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春天的故事”。往事并不如烟，历史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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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伊人，50后，河南开封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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