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北大人的心境，我行我素，虽千万人吾往矣 | 二湘空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燕园1981 Author 地理81 邓郎
1980年代的北大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下）
文/邓郎
敦煌
莫高窟，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瑰宝。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听说，文革高潮时的1966年夏天，一群兰州的红卫兵斗志昂扬，气势汹汹要砸了莫高窟。到敦煌先要乘火车到柳园，然后下车步行70华里才能到敦煌。这一带是典型的沙漠气候，很少降雨。可是，就在红卫兵们列队从柳园向敦煌前进的途中，遭遇百年不遇的冰雹袭击，被砸得鬼哭狼嚎，中途折返，莫高窟幸免于难。冥冥之中，自有佛助。我缺乏艺术细胞，不敢对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妄加评论，倒是觉得鸣沙山和月牙泉这一对恋人，实在是自然奇迹。
好像除了中国的传统绘画、书法、瓷器和印章，世界上许多伟大艺术都直接来自宗教。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宗教信仰并留下洞壁画。人类是拥有自我意识的高级生命，自我意识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生命和死亡的意识和纠结。什么是活着？为什么会死？所有宗教都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人类渴望永生，所以宗教提供天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解脱（佛教）、长生不老（道教），同时也提供了生存的意义：为了进入天堂；为了往生极乐世界；为了得道，这些都是宗教对个体给予的永恒承诺。千古艰难唯一死，说穿了，宗教是人类面对死亡的训练和准备，并且常有混淆生死之间界限的功能。西方的修道院，中国的苦行僧，都远离尘世，都把生存需求降低到极限，几乎达到生不如死的境界。
人生最大的矛盾就是欲望和实现欲望能力之间的紧张。很自然的，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增加实现欲望的能力和手段，二是控制欲望。由于人类欲求无限，水涨船高，所以方法一永远是暂时的满足，控制欲望才是最终解决方案。
西方文明在200 多年的短短时段内把实现人类愿望的手段发展到极致，许多古代完全不敢梦想的东西都成为今天的日常现实。一个普通现代人可以享用的物质资源可以轻易超过一个古代帝王，这是惊心动魄的巨大成就。然而，人类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多少。不论个体人生多么灿烂辉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我们最终要直面死亡。
没错，人类正在用技术手段尽量延长寿命乃至达到长生不老，先不管可能性多大，假如人类真可以长生不老，那估计自杀率会直线上升。没有死亡作为终极归宿和挑战，则生活、生命可能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意义和理由。
感觉好像基督教是个立体的空间世界，有天堂、人间和地狱上中下三层；佛教是前后相关的时间世界，前世、今世和来世。除了侍候主，永远快乐之外，基督教对天堂描述甚少。在这一点上，佛教的转世更有吸引力，换个活法，再过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直到大彻大悟。人们对天堂是很陌生的，对世上的好日子、好命运却是直接感受的。
我震撼于宗教的伟大魅力，但就是信不起来。听说，出国的留学生，信教的（基督教）不少，理工科居多。不管传教士多么苦口婆心，我却无动于衷。但也被震撼了一次。
2004 年夏天，在圣地亚哥会议中心的台阶上，我忽然被人叫住，一位近20年没见的北大同学, 一位达尔文的坚定追随者，变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跳跃有点大，我有些蒙圈。老同学和我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我很理解他的选择，但自己无论如何越不过信仰的龙门，并且非常庆幸以杰斐逊为代表的美国国父们主要是自然神论者（Deism，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但之后就是甩手大爷了），他们非常理性而坚决地把上帝排除在美国宪法和政治运作之外，否则，美国就没有宗教自由了，而法律在上帝面前也会形同虚设。道理很简单：上帝是绝对的，而政治是要妥协的。只要上帝在，一切都要屈从。我相信，真正的信徒会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和安慰。
几年后在北京见到另外一对非常优秀的北大同学夫妻，也是非常美好的人和虔诚的教徒，相亲相爱几十年，夫唱妇随，女儿优秀。我已经毫不吃惊，只为他们高兴了。也许是巧合，这几位信教老同学都住在德州。
这里妄言宗教和上帝，不敬之处，恳请海涵。
阳关
敦煌之前去的阳关。阳关距离敦煌市大约50公里。伟大的阳关只剩几个荒漠中的土墩子。雄关漫道真如铁，只被沙打风吹去。阳关的苍凉在张京梅同学的《青春无悔》中有非常厚重的描述。好像面对亘古和永恒，我当时觉得在沙漠中渴死，也是不错的死法。离开阳关，好像大家都很严肃。车开出20公里，忽然就看见树了，好像还是果园，所有人立即精神大振。不久居然听到了水声，竟然还看见一个大水塘！从那一刻起，不论男女大小，所有人都疯了一般，包括团长陈新权。我们从高高的沙岸一次次往水塘里跳，大家都湿透了，没人在意。刚刚面对过沙漠的人，看见了生命之水，对比太强烈，反差太大了！那是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反应，对水，对生命的拥抱。
研究生论坛的经历
大概是84年底，北大研究生会举行了一次哲学问题讨论会，好像在三教。我在会上放了一炮，掌声还挺热烈。刚刚走下讲坛，邓杰（法律81）立即过来跟我说，“你可真敢说!” 我马上知道有些出格了，不过也没有太在意。坐回观众席，我发现一位高高瘦瘦的人也从观众席出来，和几个主办人出去了。一会儿，几个主办人开始就我的观点展开批评和辩论。我觉得很正常，自由辩论嘛，不过三个人轮番批驳我的观点，有些奇怪。
过了几个星期，研究生会学习部长马伯强（物理79）找到我，就那天的辩论进一步交流。我的理解是，伯强兄支持我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但不认同我在公开场合以那么激烈的方式表述。我非常感谢他这么负责任，还专门找我回顾问题，并提出中肯建议，不过也有点发懵。后来，谜底揭穿，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当天，观众席上有两位校外人士，认为我的观点很离经叛道，遂做了总结归纳，逐级上报，惊动了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打电话到北大，提出质询。北大领导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打了一闷棍，遂展开调查。结果，镜头回到当晚。我看到的那位高瘦的人离座出去，他是当时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是一位政治敏感度极高，谋深虑远的人物。他当晚正在写硕士论文，忽然觉得得去学习部主办的论坛看一眼，这也是我的幸运。结果就听到我的一番“高论”，立即觉得不妥。扫视全场，当即发现有两位年龄比较大、明显不像是北大的人士，心叫糟糕。并立即起身，把主办者（马伯强，陈坡等）召集出去，请他们组织对我错误观点的批驳，这才有后来三人对我观点的辩驳。
所以当北大校方开始调查这起飞来麻烦的起因时，直接找到他本人。他当即回复：“我们在现场就认识到了这位邓同学观点的错误，立即组织了对他错误观点的逐条批驳，并且获得了更多的掌声。如果有任何不利影响，已经当场肃清。”北大党委据此回复上级，理直气壮。而我则茫然不知，躲过一劫！ 真是缘分，后来与这位师兄成为终身好友，“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不胜感慨！
《走向未来丛书》
1984年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北大影响很大。编者、作者都是一时之选。第一套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本：《增长的极限》、《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和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主编金观涛（化学，65级）对中国历史的解读让人耳目一新。此前他和夫人刘青峰（中文，64级）在《十月》上发表的小说《公开的情书》已经轰动一时。
1985年五月底，《走向未来丛书》编辑部要举办一次《作者、编者、读者座谈会》，机会实在难得。北大的票不多，我找神通广大的老齐（海滨）要票，他让我去问问研究生会学习部的负责人王培，结果我又因此结交了一位终身好友并且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知。
记得第一次见王培，是中午，他从22楼研究生宿舍的一楼上铺跳下来，跟我说没票了，让老齐自己想辙吧。知道他是计算机系的，不知怎么我就问起了一个数学问题，结果被王培颠覆了我的认知。那种震撼，至今记忆犹新。王培是我见过的逻辑思维最清晰的人物，没有之一。多么复杂的问题，被他剖析之后，都一清二楚。
比如，有一次听吴国盛讲“超越层次”，又说层次是平权的，听得我一脸懵B。当场李书磊就问：既然层次是平权的，那为什么还要超越？吴国盛说：我说不清楚，让王培讲吧。于是王培开始阐述他对层次的认识，大概如是：研究任何事物、现象，都有一个适当的层次，并非越高越好，不能总是上升到政治高度。从微观到宏观，看待事物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需要不同的观察手段和角度。根据需要选择一个最佳层次，有时要超越，有时要降低。大概如此。当时听完，如饮醇醪，如沐春风，通体舒泰。以后和王培交流，类似的感受多多。王培的讲稿，后来整理成一篇短文，叫《层次问题》，由齐海滨发表于他主编的北大校刊《红楼》版。那期校刊我保留了很久。
王培是当今世界通用人工智能（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博士导师就是《一条永恒的金带》的作者侯世达教授（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对了，王培和讲哥德尔定理的严勇，是《一条永恒的金带》中文版（专业版，不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简版）的主要翻译者，后来二人都到了Bloomington 印第安纳大学跟随侯世达读博士。我去Bloomington 看过王培，其实那里最著名的是金赛博士（Kinsey）的性学研究。
王培在那里读完博士，博士毕业论文获大奖，严勇中途离开，去斯坦福读MBA，路上在我那儿住了一个晚上。记得严勇跟我说，做科学研究与为人类做贡献没什么关系，无非是让自己过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严勇是78年全国数学竞赛第二名（第一名上海李俊），免试入北大数学系。是北大最早一批穿牛仔裤、弹吉他的人。他弟弟是北大数学系85级的，和我很熟，毕业前失踪。严勇斯坦福毕业后回国工作，据说在深圳找工作时，穿着牛仔裤，背一个黄书包，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履历是北大博士，斯坦福MBA，大家以为他是骗子。
王培在20年前，就已经设计（创造）出能做梦的人工智能。纳思（非公理化推理系统，Non-Axiomatic Reasoning System，NARS）是王培设计的一个通用人工智能系统。他把“智能”定义成“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条件下的适应能力。他设计的人工智能可能开始很笨，但拥有一项必须是智能才有的禀赋：会学习。不像阿尔法狗（Alphago，打败所有围棋高手的机器人，它的创始人之一，Shane Legg，是新西兰人，曾经是王培在纽约时的研究助理）只是一组计算机程序。能否学习，造出新的东西，是鉴别有无智能的主要标志，就像一个小baby，开始什么都不懂，但注定发展壮大。王培的理论，可以创造另一种文明，听上去有些吓人。按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组织都是水平不等的人工智能。比如北大就是一种人工智能个体，我以为她80年代的智商比现在高。
书归正传。王培没有票，老齐让我和丛书副主编陈越光联系。好像丛书的扉页上有编辑部电话，我试着打了几次，最后在40楼终于打通了。话说当年的北大打电话太不方便了，幸福全靠自己动手：交通基本靠走（有一辆自行车已属奢侈），通讯基本靠吼，泡妞基本靠吹牛（知识就是力量，其它一无所有），炫富的王八蛋基本没有。没想到我居然用公用电话就找到了陈越光，问他我们是否能去，陈越光非常热情，干脆利落地说，非常希望海滨和你们能来，到门口找我就行。
我就和老齐、王培和顾昕（生物80）一起去了，好像是在军博附近。见到了许多著名人物，老齐把我们介绍给金观涛、刘青峰、尹蓝天、樊洪业等人。吃饭时，我和王培、陈恒六一桌。记得陈恒六一直在谈爱因斯坦文集，对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推崇备至。我一不小心，把菜撒了王培一裤子，王培一笑置之。
出席活动最大的收获是每人发了全部两套丛书！老齐还顺便邀请了金观涛夫妇到北大座谈《走向未来丛书》。过了几天金观涛、刘青峰、樊洪业（三人都是《公开的情书》中的人物）等真到了北大开了讨论会。我也在讨论会上胡扯了两句，说你们几位引领风气之先，开蒙启智，从《公开的情书》到《走向未来丛书》。如果说《公开的情书》还是烟锁池塘柳，那么《走向未来丛书》就是炮镇海城楼了。说得金观涛哑然而笑，刘青峰直翻白眼。权当笑谈。《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到1988年一共出了5 套，对国人思想解放，放眼世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当代中国史上笔酣墨饱的一页，非常值得研究和纪念。
《走向未来丛书》在北大带起一轮讨论热潮，产生了一种“沙龙”现象。一般是周末，几个好友相约，到某人家中讨论问题，由此我也结识了不少本校和外校的高人，像人大法律系的周大伟。82年77、78 级毕业纪念，捐献蔡元培、李大钊铜像典礼，盛况空前。负责人是潘维明（中文78），我在场，有幸见到了好几位只在书本上出现过的传奇人物，像罗章龙和刘仁静先生！何其难得，何其荣幸！
说到底，当年北大的交流环境堪称无与伦比。王培、高柏（东语79）、齐海滨出国后都说，在美国也没有碰到像80年代中期北大那么好的交流环境：一群中国一流的学术精英，在一起自由碰撞，指点江山。我在讨论班上，交到了几位终身好友，三十多年来，一直联系紧密，收益良多。至今想来，还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排球，足球，中日围棋擂台赛
自从80年3.20“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之后，几乎赢了就要聚集到楼下，31、37、38、39、40、41、42、43 楼在一起，自然围城一个天井，楼上开窗喊一嗓子能吵醒半个北大。然后出校门绕北大喊一圈儿。有一次去了清华，喊清华下来；还有一次走到了人大，喊人大下来。记得没几个人下来。可能清华、人大都觉得北大学生是吃饱了撑的。
和体育没关系但闹得很厉害的一次是北大宿舍要11点熄灯！是84年冬天吧？这不要命吗？读到高年级基本都是夜猫子，11点关灯几乎相当于21世纪的断网！记得许多人打着火把走了一圈儿，逛到北大中关园，最后还是回宿舍睡觉。学校似乎没有改变决定，大家也就认了。
85年中日围棋擂台赛时，所有人都盯着电视，整个北大都在下围棋。第二次聂卫平连过五关，赢了藤泽秀行后，北大又疯狂一次。那是老聂的人生巅峰，他带着中国围棋队队友江铸久，刘晓光等来北大和同学们见面，场面极其热烈，主持人谭军（ 中文81）最后嗓子都哑了。我得到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老聂说藤泽秀行等日本围棋大师是很好的朋友，擂台赛只是切磋技艺，不要看得太重。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足球，当年的中国队（荣志行，古广明，刘力福，沈祥福等组成），是49年以后直至今日中国最好的足球队。十分怀念观看他们每一场比赛的时光（当年北大宿舍每层楼只有一个电视，还不一定干活，一回头，全是眼镜。所以有个对联：今世进士尽是近视。下联不知），永远遗憾他们没有去成世界杯！
我有一次站在游行队伍外边看着异常激动乱喊乱叫的人群觉得很可笑。几分钟后，发现自己居然也在游行队伍中，同样激动着，喊着同样的口号！倏然而惊。第一次切身反省个体和集体的行为差异，切实感受群众运动的冲动和可怕力量。
多年后在纽约曼哈顿42街上，一个冬天傍晚，天擦黑，下班正准备上地铁。不知怎么回事，就有三个人在接近地铁口站成一排，其中一个递给我一面小旗子，我也就不由自主顺汤顺水进了一个游行队伍开始跟着喊口号。忽然想起多年前的北大经历，马上问身边一位像是来自中东的兄弟：咱们这是游行反对谁呀? 对方一摊手：我也不知道（“Hi Brother, what are we demonstrating against?” “I don’t know either!”）。我立即撤出队伍走人。
有鉴于此，我对全民公投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作为一个大集体的全民，非常容易受一个事件，一种情绪的影响和操控，大众经常按情绪投票，而不是理性判断，所以投票结果很可能违背民众自己的利益而不知。美国从来不搞全民公投（聪明），欧洲的公投经常事与愿违。
《绝对信号》
好像是83年，在办公楼礼堂看的。是北京人艺来演的，绝对震撼！和北大同学一起观看这样的剧目，是锦上添花的享受。有这部剧垫底，多年后听到编剧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真没太吃惊。
北大武术协会
82年吧，搞得轰轰烈烈，非常热闹。太极、八卦齐上阵。请的都是校外武术名家作指导教练。我学的是12谭腿，每天练习，一度居然也能踢到自己的脑门儿。记得还请来几位武术大师来北大做报告。比如太极大师马礼堂老，当年已经80高龄，中气十足，讲施展太极斗日本兵的故事。何江是主持人，校领导郭景海（学生工作部长）也在。何江一会马老，一会老马，把郭部长气得直瞪眼，跟我说：怎么能叫人家老马呢？那表情我现在还记得。
军训
军训只有两周，正步走，队歌，步枪射弹打靶，记忆里非常美好。记得还请来一位军政大学（国防大学的前身）的专家讲解当代世界军事冲突与格局，在办公楼礼堂，非常精彩。他说道，就最近的情况看，当今世界总是非正义战胜正义，侵略者打败被侵略者，强国打败弱国，当时掌声雷动。我们班长（现役军人）还以为我们喝倒彩！
北大同学乐于助人
记得84年5月，我在海淀偶然碰到人大附中高三的同学在高考体检。班长好像叫赵泽红，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小姑娘。跟我提个要求，他们很想知道北大各系的情况，便于高考报志愿，好像当天下午就是限期。我立即跑回图书馆，一通忽悠介绍，居然在30 分钟内拉了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心理、地质等好几个系的同学，大多不认识，一起骑车到人大附中那个班，和他们座谈，介绍各系情况。后来他们班有好几个考到北大。而班长赵泽红，是北京当年的高考状元。
用一幅对联（平仄不调，大家对付着看，就是表达个意思）总结一下一个80年代北大人的心境：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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