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科学威权

拙见说：转基因技术不应该交由类似科学家以意见领袖的姿态去实现“二级传播”，他们只是负责提供事实和理论，去抵达公众心中的“是什么”，而不是在“政治”和“专业”当中失去方向，试图站队。全球关于转基因的讨论迎来了关键一幕：代表人类科学发展最高水平的百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向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出一纸檄文，敦促他们立即停止反对生物工程改良作物，尤其是黄金大米的行动，并且呼吁各国政府反对绿色和平组织与此相关的一切举动。 一群优秀大脑的公开呛声，让科学界和绿色和平的冲突暴露在公众视野。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讨论，从来都处在持续分歧，少有统一的状态，而这次来自科学群体的驳斥，似乎给“挺转派”添加了自信的砝码。 然而，科学界的集体行动仍然不一定会转变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普遍态度，深究这次发声，更像是一种政治式的站队。 我们先来搞清楚风波始于何处。双方发声的焦点，是以黄金大米为代表的转基因食品推广上。一直以来，绿色和平组织都反对黄金大米，认为转基因后富含胡萝卜素的黄金大米不能真正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甚至对经过批准的田间试种和研究项目进行非法破坏，譬如在2013年8月，一批受绿色和平组织支持的人群破坏了位于菲律宾的一处黄金大米试验田。科学界反对绿色和平对经由生物技术改良作物以及食物的持续抵制行动，于是一纸檄文，公开抬杠。 但是这次抬杠只是有关转基因长久不息争论的一个片段，原因大概是有限的转基因科学技术与人类对未知的恐惧有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试想一下，近年来，几波围绕转基因的社会热点，几乎都是在重复这样的过程：研究者花费了漫长时间和严谨实验以证实转基因的安全性，但反转方只需要轻声一句“无法排除尚未发现的潜在危害”，就足以在不花费任何成本的前提下，唤起公众对转基因的安全担忧，以及对阴谋论的高度警惕。 在舆论场上，为转基因正名是徒劳的。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在于发明创作，服务实践，他们应致力于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工作。在专业以内，譬如转基因技术的改进，修正，他们拥有足够和权威话语权。当他们参与到公共事件中，以联盟反对的形式出现时，就要倍加谨慎——他们拥有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却不能试图去驾驭公众的知情权和判断力。 如果是发起人，199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获得者理查德·罗伯茨教授本人公开反对，我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但当科学家联盟演变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甚至升级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力量时，性质就已经发生变化。 理查德·罗伯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给国内药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发去邀请，只是没有她的邮箱。试想一下，如果屠呦呦教授同签名，中国会有多少人倒向相信转基因食品。于此，我没有能力告知大家转基因食品的好坏与否，只是这种扩散的过程令我感到忧虑。 人类使用转基因食品的进程其实也是一种民主进程，当一个新型技术成为科学家们站队的理由时，这无疑也是另外意义上的威权。

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曾提出“创新扩散”理论，他认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项创新，例如他研究的衣阿华州杂交玉米的扩散，最后都是通过在一个社会体系的成员之中流通，才得以成功。转基因技术不应该交由类似科学家以意见领袖的姿态去实现“二级传播”，他们只是负责提供事实和理论，去抵达公众心中的“是什么”，而不是在“政治”和“专业”当中失去方向，试图站队。

 一方是代表科学界的最高水平，一方是到处捅娄子的环保组织，后者常常给前者带来舆论的困扰，引致转基因技术推广举步维艰。在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中，专业人士更应秉持应有的谨慎和克制。长期从事转基因科普工作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对媒体说：“还是要做长期的仔细扎实的科学普及工作，转基因事业才可能在中国发展。” 转基因需要未来，公众要更好地认识转基因，都离不开科学界的研究。事关所有公众的食品健康安全问题，公众一切的质疑、阻碍和恐惧都是正常的。用科学之剑去搏击流言蜚语只是逞一时之英雄，但以科学之道去促进人类知识进步却是永恒的使命。

拙见观察员：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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