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就要来了，我们就要告别贫困了吗？

距离2020年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届时，我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各地早已挂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标语，贫困县陆续“脱贫摘帽”。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832个贫困县，少数条件较好的县在2016、2017年率先摘帽，2018年预计有280个左右的县达到脱贫条件，到了2019年可能就是330个左右，剩余最困难的县是少数，将在2020年脱贫摘帽。

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对摘帽县和脱贫人口的扶持政策要保持一段时间，巩固脱贫成果。越是到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越要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脱贫有实效、可持续、经得起历史检验。

中国关于扶贫的“战场”正式开辟于1978年。彼时，国家统计局以年收入100元（约为现在的2500元）为标准，划定了贫困线。此后中国扶贫大体走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79年至1985年的“制度性变革推动扶贫”阶段、1986年至1993年的“政府主导型大规模开发是扶贫”阶段、1994年至2000年的“八七扶贫攻坚”阶段。2000年以后，中国扶贫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扶贫开发”的第四阶段。

中国的扶贫成就也常常引来惊叹，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40年的时间里使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回顾过去，最初的贫困线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0元人民币”，后来贫困标准随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几经变化，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新的贫困人口”，甚至连2020年的目标也是“现行标准下”的脱贫。新的调整必然带来新的贫困人口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贫困可以消除，可以减少，也可以增加。（《为什么扶贫几十年，穷人反倒“越来越多”？》）

这里需要了解两个概念——“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前者根据收入、消费、基本生活状态等制定，后者则根据整体人群收入而确定，比如以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一旦平均收入上升，贫困线也跟着上升。绝对贫困标准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变的，相对贫困标准则会不断变动。如果一个国家整体收入高，相对贫困线就高。中国一直所使用的，正是绝对贫困标准，比如经常提到的“年均收入2300元”。

李实认为，“2020年中国是否能消除贫困，取决于到时候是继续沿用既有扶贫标准，还是建立新的扶贫标准。如果按照现有贫困标准，到2020年以后消除绝对贫困没有太大问题，当贫困发生率低于1%以后，基本就算消除贫困了。

“新的扶贫标准则可能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也可能是‘多维贫困’的概念。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对贫困理解就不一样，贫困标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如果采用多维标准，或者再提高贫困标准，消除贫困就变得非常困难。如果采取相对贫困标准，更不可能消除贫困，因为相对贫困是伴随收入分配不平等而来的贫困，只要存在社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相对贫困就会存在。”

一个社会永远消除不了相对贫困，只能制定各种各样的再分配政策、保护性措施，帮助相对贫困人群跟上社会发展节奏，使他们的经济状态不至于不断恶化。

贫困如此“顽固”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贫困的元问题究竟是什么？

解答多种多样，比如生物性的能力强弱、生存性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取向、社会阶层固化……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解释了在生存性的伦理基础上，竞争是如何产生出差异，这种差异又如何在政治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中固定下来，被一部分特权阶层所垄断。

▲ 卢梭及其作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 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Marc Michel Rey

在原始社会中，采集、狩猎能力强意味着更高的存活可能性，这类人积聚了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斩获了族人的权威与崇拜。政治权力形成以后，处于权力中心的集团和个人拥有更多物力与资源，为维护既得利益，必然会设置障碍堵塞下层上升通道，不平等就这样产生并巩固下来。

而在中国这个尚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中，贫困的元问题更为特殊，它突出表现为该贫困地区现代性伦理的缺失。缺失的产物就是“现代化的穷人”，他们不具备现代性伦理思维的思考方式，沉浸在一套传统的、自洽的生活方式中。尽管当地人或许满足于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然而在现代化的逻辑与趋势下，这种低物质均衡的生活意味着孩子没学上，卫生状况堪忧。

李小云认为，扶贫的元方案在于，有没有可能让一个特别传统的群体发生改变？一个人改变容易，但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中的一个群体就很难改变了。对很多处于前现代的群体而言，难就难在如何让他们接近和把握现代性伦理。（《李小云：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

参与扶贫实践二十余年，也在云南边疆河边村实践了数年，李小云发现，扶贫的挑战在于区域性贫困，而非个人贫困。现在扶贫遇到的最大挑战在于深度性贫困的地区和人群，即，问题不在于个体，而在于贫困的群体。

当一个群体已经进入现代化，里面的个体如果被落下来，跌入贫困，这其实不属于贫困问题。个体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他可能是因为懒惰或疾病，但他所在的群体整个富裕起来了，帮扶他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对区域性贫困的治理就很难。也许是因为地区差异、文化差异，贫困的村庄里，劳动力走不出去，也没有资源被引进来，基本上维持在一种前现代的状态。这些地区普遍达不到现代化的福利标准。

解决路径之一是“把现代化的理念嵌入乡村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超越一些文化的细节或冲突，找到一种共通的东西，既能让一个群体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又能跟上现代化。

韩青认为，“之前的7亿人脱贫，不一定全得益于扶贫政策，其中也包括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近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多是因为外出打工，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受益者。如果在扶贫上过于自信，就会变成的‘致命的自负’，迷信行政干预的力量，不可为而为之，导资源浪费。”他还认为现实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人力、土地、资金、智力等耗费，比如近百份需要填写的扶贫表格。而且任何信息的获取都有成本，也有误差。比如，如何计算一户人家的确切收入？也许他们一年都没有工资性收入，家里却有几头价值数万元的牦牛，这算不算贫困？

他指出：“扶贫政策的真诚毋庸置疑，扶贫干部的努力也值得尊重，但人世间很多美好的事情，只靠真诚和努力是无法完成的，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扶贫，而是减贫。扶贫侧重于政府的行动，主动为之，而减贫依赖于政府的智慧，因势利导。在扶贫过程中，要梳理经验、需要权利视角、民间参与，还要有科学精神。”

再回到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到时候会是一个没有贫困的时代吗？

李小云认为，2020年实现的是“贫困人口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消失”，是以每年2300元纯收入为统计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而贫困本身仍会以各种面貌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在李实的描述中，2020年以后的贫困将会是“相对贫困”、“多维贫困”与能力上的贫困。“多维贫困”是诸多与生活水平相关的因素的匮乏，如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的稀缺；能力上的贫困则是直接对准贫困的原生性，更要去关注如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营生、摆脱贫困的能力。

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非贫困的终结，贫困依旧存在，亟待新的解决方案。

在南都观察2018年的夏季论坛上，多位扶贫领域的专家、学者指出，首先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切实发挥兜底效应，通过低保使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确保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随着绝对贫困的消失，下一步就要确定新的帮扶对象，制定标准识别贫困人口，以提高应用人力物力的效率。扶贫的重心要偏向“防贫”、“助贫”，从源头出发，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通过提供营养与有质量的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儿童摆脱贫困的能力；推动平等就业，促进贫困人口就业，打通贫困人口的上升渠道，使他们有机会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等收入群体中的成员。

过去一年，这些是我们对于“贫困”问题的部分观察和讨论，并举办了一场主题论坛。2020年只是众多时间节点中的一个，它即将代表一个巨大的成就，也会是我们面对“贫困”问题的一个转折。当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纷纷走出贫困，“相对贫困”依然潜伏其中，我们会一直关注这个瞩目又深远的问题，它与平等、发展、参与有关，也与我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