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户籍制度 | 古代的人口登记有多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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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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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国家资源就是人口,人口的多少与国家的强盛水平息息相关。对外,人口数量决定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对外扩张的能力。对内,人口数量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徭役,决定了国家的基础财富水平。
隋唐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日臻完善。隋朝曾按照户籍登记的相貌与本人进行核查,用以清理人口信息,史称“大索貌阅”。可见《长安十二时辰》中所演的唐朝户籍登记有外貌,并且外貌是管理人口的重要凭证一说是经过严格考证的。
最近刷爆朋友圈口碑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以其精良的制作、最大程度的历史还原度,提前锁定年度最佳古装剧。剧中曾多次提及长安的人口户籍资料,在当时,靖安司(剧中设置为长安城的情报机构)便已经实现了对人口资料的全面掌握。
在剧中,姚汝能比对怀远坊供奉名录和长安人口户籍资料,锁定了嫌疑人。在比对户籍资料时,甚至能详细追踪到个人地址搬迁。嫌疑人的破绽就在于没有在新造的户籍册中更新相貌信息。
唐朝难道也有户口本?户籍也能追踪到人口搬迁?还要登记个人相貌?朝廷能随时调用个人信息?有这么先进吗?
▲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姚汝能判断嫌疑人的信息未在“市籍清册重造”之后更新,“不是伪造户籍,就是冒名顶替”。© 长安十二时辰
▌人口登记与户籍制度的意义
说起户口与户籍登记,所有人应该都不陌生,那些年为办理户口相关事宜而跑过的路,是每个人刻骨铭心的记忆。且不论户口在塑造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不可否认,户籍登记是国家进行社会和人口管理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手段。然而,人口登记与户籍制度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中国自古就有一套复杂而成熟的人口登记和户籍管理系统。
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国家资源就是人口,人口的多少与国家的强盛水平息息相关。对外,人口数量决定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对外扩张的能力。对内,人口数量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徭役,决定了国家的基础财富水平。搞清人口数量是统治者最基础的需求,是土地分配、征收赋税、兴办劳役的依据,同时利用户籍登记制度,统治者可以对人口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采取道德教化和经济剥夺,并且限制不利于稳固统治的人口迁移和阶层流动。
简而言之,古代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人口的占有和支配。
▌中国的户籍制度古来有之
中国最早的人口普查和登记来自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根据《史记》,大禹为了治水而进行人口调查,“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当时登记的人口为1355万人,赶上如今的一个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虽然不可能核实数据的准确性,但是这也体现了中国开展人口登记的实践之早。
如果说大禹有传说的性质,那么到了商代,甲骨文就有关于人口清查统计的明确记载,“惟殷先人,有册可典”,有了对人头的统计,可以视为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期,朝廷正式设立了专门管理户籍的官职——“司民”,其主要职责是掌理户籍、计点民数,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对人口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已包含居住地、性别和生死等情况。这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制度性的、经常性的户口调查登记。三年一次的调查频率已经非常高,后世也基本延续了三年一审查的惯例。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各国越发重视人口。齐国宰相管仲倡导进行常态的人口统计,并且还非常注意查明人口素质,例如每个农民能够提供多少口粮、有专门技能的男女人数、不务正业的人有多少,甚至鳏夫、寡妇、病人等有多少都要记录。
而秦国的商鞅变法第一次将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功能结合起来,将人口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地编制起来,并且把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等十三类分别统计,使得人口数量和质量等关键国情信息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也助推了秦国的强盛。
▲ 商鞅的“什伍制度”成为一种全民相互监视的制度,其连坐形式被形容为“把人民关进权力的笼子”。正是这种鼓励告密的机制,将秦国打造成一个绝对掌控在君主手中的社会,国家的意志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 历史的拐点·商鞅变法 / CCTV纪录
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延续了商鞅的户籍制度并且更加完善。首先规范了登记户口的程序,即户主申报和地方典老审查核实相结合。同时要求生死变动都要及时更新。秦朝按照郡、县、乡、亭、里来进行行政区划划分,其中乡、亭、里直接按照户籍编制来管理民众。户籍登记内容也更加细化,包括姓名、性别、职业、住所、身高、身体状况、婚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生死、迁徙、逃亡等情况。
两汉时期户籍制度基本也是对秦国的延续,并持续完善。第一次要把个人的相貌特征登记在册,便于进行身份核查。对比起来,现在的户口本信息其实还更加简略一点。
插一段题外话,同时期的西方也已经有了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的实践。耶稣诞生在驻马店,哦不,是伯利恒的马槽,而不是他母亲的常住地拿撒勒,是因为他母亲被要求赶去户籍所在地的伯利恒参加犹太人全国性人口普查。玛丽亚刚到伯利恒就生了耶稣。换句话说,如今伯利恒成为基督教圣地也是托了人口普查的福。
隋唐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日臻完善。隋朝曾按照户籍登记的相貌与本人进行核查,用以清理人口信息,史称“大索貌阅”。可见《长安十二时辰》中所演的唐朝户籍登记有外貌,并且外貌是管理人口的重要凭证一说是经过严格考证的。
唐代户籍制度的新发展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第一次明确了城邑和乡村的分野。延续了几千年的城乡户籍区隔由此拉开序幕。唐朝还把户籍重新分类,分为编户和非编户,后者又包括贱民、释道人士和士兵。于是户籍就有了严格的三六九等的区别,和社会阶层相挂钩了。户籍还规定一次出三本,分别留县,并送州和户部各一本。可见中央的户部理论上可以随时获得每一户人口的信息,对应于《长安十二时辰》中,在靖安司中可随意调取闻染的户籍信息。
另外剧中还有一个细节,闻染父亲参军所以他的名字在原籍被除名,这是因为原来的商籍和士兵不是一个户籍类别,的确需要重新登记。电视剧中故事设定非常合理。
▲ 剧中调取户籍信息的剧照。© 长安十二时辰
宋代的户籍制度延续和加强了城乡分别治理,强化了户籍的等级差别,不同等级缴纳的赋役不同。
明代户籍制度的最大创新是把人口登记和土地登记分开,同时采取措施将民众限制在土地上,不得擅自流动,增强了户籍对人口流动的制约。明朝另外一个壮举是,明太祖发动了一次全国人口的“点闸对比”,给每一户编制户贴,填写户籍全部的详细信息,非常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
巧合的是,这次普查发生在1370年11月(洪武三年),跟如今逢十年在11月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刚好对上了。这场声势浩大而又体制完备、内容翔实的“摸家底”运动,比1790年美国和1801年英国举办的国情普查早400余年。当然英美资本家是不能明白小农出生的朱元璋对搞清自己家底的渴望是多么强大,以及中国古代的行政动员能力。
▌人口普查的瞒报错报
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历史时期,要全面而准确的统计人口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由于技术和交通的落后以及观念的问题,古代人口登记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为了少交赋税就会有刻意的人口瞒报,同时因为主要重视男丁,而可能对妇幼人口形成漏报等。
古人也想了很多办法来监测和核实户籍,包括前面提到的“大索貌阅”。
其中还有一个比较别致的办法就是将户籍与科举制结合起来,按照地域人口来分配考试名额。也就是说,人口越多,越多机会中举子和秀才,也间接提高了中状元的可能性,由此鼓励地方不瞒报人口。
这与当今美国鼓励居民参加人口普查从而提高社区福利的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今天中国按户籍地进行高考名额分配的争议性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2010年,美国一处小镇,学生们为当年的人口普查造势。此次普查问卷采取了“大表配小表”的形式,人口普查主要查数字,社区调查则主要为了调查美国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后者的数据具有明确的公共服务属性。 © 杨晨 / VOA
▌户籍制度的延续与影响
纵观中国的户籍制度历史,这不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包含着传承与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不同时期的户籍制度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今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城乡分化、人口流动、户籍与高考绑定等,都是相当长时间内的历史性问题,它们既是我们灿烂农业文明的象征,也是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的延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新型人口管理思想的演进,相信这一切也将会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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