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中国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吕利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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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00年底进入老龄化社会，受上世纪后半叶大规模人口出生的影响，我国未来30年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发展。从规模上来看，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人数在2050年左右达到峰值以后会逐步下降。未来30年，应对老龄化的压力会逐步加大，挑战十分严峻。
放眼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基本都是发达国家，法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体现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由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生育率在短期内很难大幅度提升，很难靠多生孩子的方法解决老龄化问题。
在国家统计局新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后简称《公报》）中，展示了中国人口在2018年的最新基本情况。2018年的中国人口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解读？
▌中国将可能在十年左右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2018年年底，中国人口数为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预计2019年年底或2020年年初，中国人口将进入14亿时代。从1981年总人口达到10亿人以来，中国每增加1亿人所用的时间分别为7年、7年、10年和14年，增长速度逐步放缓。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中国人口规模将在2025-2030年间达到顶峰14.42亿，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在十年左右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并在本世纪末降至10亿人左右。中国人口世界第一的头衔很快将被印度所取代。很长时期里，我们都笼罩在人口增长失控的威胁下，现在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
《公报》还显示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2.495亿人，占总人口的17.9%，超过0-15岁的未成年人口数量和占比（2.486亿人，17.8%）。60岁以上人口规模首次超过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规模。
中国在2000年底进入老龄化社会，受上世纪后半叶大规模人口出生的影响，我国未来30年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发展。从规模上来看，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人数在205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4.8亿人）以后会逐步下降。未来30年，应对老龄化的压力会逐步加大，挑战十分严峻。
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9.58%，比上年末提高了1.06个百分点。但和前几年城镇化率的速度相比，近几年每年增加的百分点略有下降。
由于大量流动人口无法在流入地落户，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8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仅有1.02个百分点，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的幅度略小。根据城镇化率指标可以大致估计，2018年约有1790万人口常住地从农村变为城市，而实现户籍地从农村变为城市的人口规模为1650万人，两个数据之差（约140万人）大致可以认为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这些人的居住地实现了城乡转移，但户口和所享有的配套福利仍然在农村，这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半城市化”现象。
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在2014年达到峰值2.53亿人，2015年年底的统计公报中全国流动人口规模首次出现下降，如今有2.41亿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经历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但在2014-2018年间共减少了1200万人。人口迁移流动是当前人口空间和区域分布的主导因素，与经济活力、社会治理等密切关联，人口流动变化影响深远。
▌人口规模增长缓慢或下降会导致经济低迷吗？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著作中将“人口增长”列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大特征之首。而公众普遍关于人口规模增长放缓乃至下降趋势的担心，首先来源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忧虑，认为人口规模减少会导致以下问题：一是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商品价格上涨；二是花钱的人少了，需求不振；三是会降低对资本的需求。
经济学家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汉森在上1930年代提出了“长期停滞理论”，指出人口增长是提高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凯恩斯和汉森用 “长期停滞理论”解释了19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失业增加和投资减少的现象，认为人口增长放慢是罪魁祸首。他们还用这一理论解释了19世纪美国经济的崛起，认为这与当时美国人口快速增加有关系。
▲ 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电影院。在经济萧条的时期，人们的收入和对未来的一些预期随之降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转而投向廉价商品和文娱消费。 © buffaloah.com
排除一些特殊时期以外，自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人口快速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规模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缓慢，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经济萧条和失业剧增的现象是否会在中国上演？换句话说，人口规模下降会导致中国经济低迷吗？人口学界和经济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经久不衰，但远没有定论。
关于人口规模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争论，还有另外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对人口负增长持乐观态度，上世纪这一立场的拥护者对于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人口暴涨及其前景十分悲观乃至恐慌，坚定地站在人口控制的立场上，支持家庭计划政策抑制人口增长。相关学者和社会人士提出的人口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论述现在读来仍值得借鉴。从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人口负增长有其积极的一面。随着技术发展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未来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可能会减少，过多的人口反而会导致失业。
另一种立场是中间派，认为人口增长不是生活水平低、不平等的首要原因。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和区域分布是更重要的问题。这也引出了与人口结构和分布有关的两个重大问题：城镇化和老龄化。
▌人口流动成为人口分布的主导因素
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的城乡、区域分布越来越被重视。从全国来看，由于国际迁入、迁出的比率尚小，人口规模基本取决于每年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也就是自然增长。对于特定的地区而言，人口的迁入和迁出则是人口规模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比如一些中西部省份湖北、四川、重庆等，2000-2010年间常住人口下降超过100万人。这些地区的人口负增长是因为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虽然当前我国总人口还在增加，但一些地区的人口规模已经开始下降。2017年年底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因为人口调控出现人口规模下降，东北三省也因为人口自发的流出而出现了人口规模下降。
由于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有学者称中国人口的城市化为“半城市化”，这一格局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的城镇化仍然是不稳定和不彻底的城镇化。《公报》显示，户籍人口城镇化比常住人口城镇化低了16.2%，结合往年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尽管近几年政府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市民化，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鸿沟仍然难以缩小。
▲ 中国有2.47亿流动人口，受影响的儿童数量是1.03亿。这些流动人口的孩子里，有的是流动儿童，有的是留守儿童，他们其实是一个群体。在所有儿童中，这些孩子大约占38%，8个孩子里大约有3个是流动或留守状态。在这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其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 © 新公民计划
▌流动人口规模降低了，中国人不爱流动了吗？
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自2015年以来持续下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的流动意愿降低了？
根据我们此前针对流动人口规模原因所做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可以解释近几年流动人口规模下降的现象：第一，本地就业农民工增多，这与近年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有关；第二，带户口的迁移有所增加，这与近年户籍改革的推进和落实相关；第三，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下降，尤其是15-25岁之间的青年人口规模下降较快，这个年龄段是新增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从而影响了流动人口的供给。
未来有一些因素可能会让流动人口规模反弹：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未来一段时期，15-25岁的人口规模会增加，青年流动人口规模也会随之增加；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也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再次外出；如果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也将推动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总之，人口迁移流动与人口年龄结构、各地经济发展差距、政策等紧密关联，未来的发展具有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基于许多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人口迁移的强度与经济发展、城市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大趋势上来看，中国人口迁移强度还将继续增加。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国内迁移的总强度属于中等，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此外，参考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历程，中国人口迁移的表现形式也将更加灵活多样，国际迁移、国内短距离迁移以及跨省长距离迁移等也将更为突出。
▌我们该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放眼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基本都是发达国家，法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体现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由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生育率在短期内很难大幅度提升，很难靠多生孩子的方法解决老龄化问题。从政府到家庭、个人，未来几十年要面临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 2010年10月，上海，公园中的老年人。随着人均寿命大幅提升，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保险负担剧增的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 图虫
尽管普遍对延迟退休年龄持有不同的态度，但长远来看，这是必然趋势。到2050年，我国老龄化压力最大之时，80后、90后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独身子女，既要为自己父母的养老焦虑，也会为自己将来的养老焦虑，全社会会出现较强的恐老情绪。人们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但进入老龄社会以后，这种恐惧提前到来，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压力。
老年生活的规划和安排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都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就个体而言，可以通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延缓衰老，保持更长时间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还可以重新定义老年生活，老年人并不等于体弱多病和社会负担，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获得价值感和提升幸福感。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当下许多健康的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比年轻人更高。就社会而言，可以培训更专业和可靠的照护人员，提供更人性化更个性化的养老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