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觉得自己的家似乎就在北京”。但随着年龄渐长，中考临近，他们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考学、生活。
而在那个被称作“老家”的地方，他们“回去像是客人”。从随父母“迁徙”的流动儿童变成留守儿童，亲戚没什么来往，邻居几乎不认识，感觉手机才是“亲人”。他们正在被割裂的家庭关系里，经历青春期的成长与迷惘。
桌游室讲解员要孩子们选一张纸牌，来诠释“满意”。15岁的林晓峰选了“两个人微笑亲吻”的纸牌。“他们的笑容让人感到满意，他们是亲人。”他说。玩游戏的都是返乡上学的孩子，这个暑假，他们回到了北京的“家”。过去一年，他们离开在京打工的父母，独自返乡上学。他们曾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的同班同学。这12个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大部分跟着父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觉得自己的家似乎就在北京”。年龄渐长，当中考、高考越来越近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上学、生活。而那个被不少人称作“老家”的地方，只是个“长满很高杂草”的院子，他们“很少回去”、“自己回去像是客人”。眼下，他们必须得习惯在这里反客为主，从随父母“迁徙”的流动儿童变成留守儿童。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林晓峰，更是需要孤身一人在老家读书生活。“不习惯，不习惯离开父母。”他轻轻摇头，又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似的，抬头告诉我，“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有手机陪着我。”那里面，有他热衷很久的电子漫画书《斗罗大陆》。“一个人偷学了武功秘籍，跳下悬崖，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在那个世界里可以成为神。”他很少笑，但此时抿着嘴腼腆地笑了，并重复道，“他在那里可以成为神，敌人和对手都打不过他。”手机很快把这个少年带进了“另一个世界”。他偶尔会在QQ空间里截图，晒自己的游戏段位排名。打游戏、看漫画除了让他“感觉很开心”，也会让他有一种相似的“强大感”，能让他自信起来。他曾想把打游戏当成未来的职业，成为人们现在常说的“电竞选手”。但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反应不够快。“需要脑子和手速都得快。”朋友告诉他。
▲ 电竞选手们。
郑大成是林晓峰在北京最好的朋友，曾在同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读小学。这个暑假，郑大成几乎每天都要去林晓峰家，从早上九点一起玩到晚上九点。他们一起打手机游戏，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和电竞直播，吃汉堡包和鸡翅。这些尽管是林晓峰爸爸打工的快餐店剩下的，但在老家他们很难吃到。两人很少出门玩，“不知道去哪儿”。2018年暑假，他俩曾从五环外的家结伴乘公交，去看鸟巢。那是在北京出生的林晓峰十多年里唯一去过的北京景点，他很喜欢。被父母告知要返乡上学时，林晓峰问妈妈：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去？妈妈没有正面回答：哥哥还没结婚，你还在上学，只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肯定是不够的。爸爸50出头，20年前来北京打工，现在是汉堡店外送员，每晚十点到第二天上午十点上班，没有休息日。妈妈做保洁，一周上六天班。讲解员要大家选出可以用来诠释“依赖”的纸牌时，他搓动手里的纸牌，犹豫不决。最终，他选择的纸牌，印着“两个拥抱在一起的小孩”和“两只小鸭子跟着鸭妈妈在水里游”图样。同样选择“鸭子”纸牌的同学解释，“这是对父母的依赖。”▲ 在“依赖”的命题下，林晓峰选择了“鸭子一家”的纸牌。但在过去一年里，独自返回距北京1000公里车程的河南老家上学后，初中生林晓峰更依赖的是手机和充电宝。不管去哪儿，都会揣在口袋里，经常掏出手机贴在眼前看。手机之外的世界，于他“太无聊了，不知道干什么”。林晓峰唯一用尽全身解数去反抗的事情，是保护自己的手机。回老家时，爸爸给了他一个二手智能手机，但回去不久被班主任没收。后来，他又得到一个只能打电话、发短息的“老年机”，林晓峰觉得“这完全不能接受”。他省吃俭用，每餐只吃一个三块钱的馅饼，用两个月时间，从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899块钱，买了新智能手机。通过打游戏，内向的林晓峰在新学校里认识了新朋友。五一假期，妈妈第一次返乡看儿子。林晓峰把新手机藏进沙发坐垫下，但“运气怎么就那么差”，还是吃饭时偶然被妈妈瞟到了，“严刑逼供”手机哪里来的，并要带回北京。林晓峰吓坏了，“死皮赖脸”地向妈妈求情：再给我玩一天吧。获准后，他趁机把手机藏到了柜沿上，妈妈翻遍家里所有地方，没有找到。林晓峰暑假一度不想回北京——哪怕这样意味着两个月的时间都要自己独自住在老家的房子里——他认为回去后手机肯定是保不住的，“每天的生活没什么意思”。“手机能永远陪着我，但是父母不能。”林晓峰说，自己很理解今年5月因为被老师没收手机而跳楼的那个学生。因为做游戏时反应不够快，他不得不接受“惩罚”——回答一个“真心话”：如果用一个动物或植物来形容自己，会选择什么？他皱着眉头沉默，两只手在桌子底下抠着手指。“猿人。”沉默了十几秒钟后，林晓峰小声说。周围人疑惑地看着他。“因为都是人。”他解释。“嗯，因为都是人……”何冉重复了一遍林晓峰的回答，若有所思地点着头。她是“新公民计划”机构发起的流动儿童返乡追踪项目负责人，连续追踪林晓峰及同期返乡的同班同学一年多，并和同事组织了这次暑期活动。在追踪的返乡儿童里，林晓峰是何冉最担心的。她不知道他能不能先把初中这三年坚持下来，“以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很难”。何冉曾两次到林晓峰老家了解他独自返乡后的生活。去年五月，她跟林晓峰穿过被繁密的柳条挡住的路，不时担心杂草丛生的脚下会不会突然有蛇出现。他们停在一个红色铁门前，铁门里面就是林晓峰在河南的“老家”。初中周末不允许寄宿，每周五放学，林晓峰都要自己从县里坐两小时大巴，回到镇上这个两层的空房子里。第一次独自回老家住时，林晓峰很紧张。坐上大巴车，他就打开手机导航，想着要下车的地方，但玩着手机睡着了。等他醒来，天已黑。他慌张地给司机报了一个地名，问“我家到了没？”“过了。”司机说。林晓峰下车，给在市里上班的哥哥打电话。5小时后，近半夜12点，哥哥在不知名的村路上找到了林晓峰。“我特别害怕我哥不来接我。”林晓峰说。这次之后，他每次坐车回家，再也不玩手机，再也不睡觉，一路盯着窗外。不只不认识路，这个北京回来的孩子在老家也没有认识的人。爷爷奶奶已去世，其他亲戚没有什么往来，邻居他几乎一个都不认识。进屋后，他会下意识地一直拿着手机。“在这里要不是玩会儿手机，聊个QQ，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周末，林晓峰会从镇上的超市花12元买两袋水饺以及零食，熬过两天。家里没有烧水壶，他就从来不喝水。父母哥哥都不常打电话，整个周末通常没有人和他说话。尽管带了几本书回家，他很少在家里写作业。“回到学校，有同学给我抄我就写。”课堂上，在北京成绩就“很差”的林晓峰越来越听不懂。他非常明白父母送他返乡的目的：考学。他曾努力过一段时间，想好好学，可每次考试，他各科几乎都不及格，甚至有的只得二三十分。何冉走访学校时，正好撞班主任的“枪口”上——林晓峰和室友刚被查出来偷偷抽电子烟：这家长是怎么当的？把孩子自己扔家里，啥也不管，学习这么差，作业也不做，我都不知道该找谁，你们为什么要把他送回来啊？班主任更气：“你们现在把他送回来丢在家里，也考不了学！你觉得他能考高中吗？”林晓峰很害怕接到考试成绩单，“害怕家长说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觉得学习是一件“很有压力”、说多了“又很烦”的事情，“老师讲的听不懂，越来越不会，越来越不愿意学，就恶性循环”。压力很大时，他会打游戏或听歌，歌单里有流行歌《勇气》、《山丘》，也有《洪荒之力》、《菊次郎的夏天》之类的纯音乐。周末在老家，林晓峰都睡在客厅沙发上，只有那里可以连上旁边那栋房子的网络信号。他依赖手机入睡，“害怕黑天，有时会熬很晚，睡不着就玩手机，玩到困就睡了”。第二次暑期活动，何冉和同事想要和孩子们做“我的打游戏之路”、“什么是爱情”、“怎样看待性”等主题的分享讨论。林晓峰对面黝黑壮实的男孩，板寸头上绑着一条引人注目的黑色发带，上面印着白色大字：活在当下，及时行乐。他是林晓峰的小学同学冯虎。小学二年级时，他经历了从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的转变，现在又再次返回安徽上学，成为留守儿童。“我都不知道那天站在学校门口的会是谁，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他告诉何冉。冯虎也是独自返乡上学。县城的寄宿学校周末同样不允许留宿，妈妈想了一个办法：叮嘱老家的七个兄弟姐妹，每周轮流接冯虎放学，并住在对方家里。为了能把儿子“管得严一点”，妈妈托关系给他安排上了县城一所“魔鬼化管理”的学校，宿舍楼安装着密集的防盗网。妈妈还特意跟学校门卫打好“招呼”——把小儿子看紧一点，因为她的大儿子当年上这所学校时沉迷电子游戏，翻墙出去上网，曾经辍学。2018年3月，何冉开始追踪林晓峰所在的六年级班级。这43个学生，从一开始不知道自己要返乡还是继续留京上学，到有25个学生启程返乡，再到返乡后孩子们经历的求学“阵痛期”，何冉发现：“不管返乡之后是什么环境，半个学期的时间，他们都适应了”。她觉得这种“适应”，需要打个引号，“其实是你要生存下来，就要适应，要适应孤独，适应自己学习不好，适应抽烟，适应寄人篱下，因为没有选择”。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这些青春期孩子适应了网络世界。手机成了他们的“刚需”。他们不仅打游戏，大多会下载火山、快手、抖音、QQ等软件，注册账号时，通常会选取关注“交友”、“恋爱”。一旦在网上聊得来，有些孩子会考虑是否要跟对方见面，有的还会把认识的网友介绍给其他同学。
▲ 弱光下的“恋屏族”。
何冉了解到，有学生甚至曾跟校外成年人谈恋爱。她很担心这一点，“这个年龄阶段生理和心理会发生很多变化，他们正在一些危险的边缘试探，而他们的父母却没有意识去关心这些”。这些独自返乡的学生和父母之间，家庭关系正被割裂为两种使命：父母在城里努力挣钱；孩子好好考学，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而这种观念和地点上的“割裂”，也让这些学生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林晓峰返乡后很少跟父母打电话，尤其不愿意联系妈妈，她总会“唠叨”很多关于学习的事。跟爸爸联系多一些，也是因为他会用微信，可以给自己转账。他感觉和父母的关系“更加冷淡”了，“见不见面都无所谓了”。他喜欢学校吵吵闹闹的感觉，那会让他“一点也不孤单”。“在当下陪伴的人很重要。”林晓峰说。也有家长试图战胜这种“割裂”。比如林晓峰的同学梁飞燕的妈妈，很早就决定要送女儿回老家安徽读初中。她早早打听好老家学校用什么教材，并买来让女儿提前适应，还通过关系，把女儿送进县城最好的初中。然后，她跟女儿一起回老家陪读：既然生了孩子，就要好好教，好好养。这意味着她要和还在北京建筑工地做小包工头的丈夫长期分开。她开始出现一些焦躁：给他打几个电话都不接，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于梁飞燕的妈妈，还有她的爸爸而言，他们返乡后，北京的家就相当于没有了。”何冉说。梁飞燕和林晓峰班上同学的父母，或是建筑工人，或开滴滴、卖菜、骑三轮车送货、清运小区垃圾，或开小超市谋生。在来北京打工赚钱的十几甚至二十年里，他们通常在北京生养了一两个孩子，而孩子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爸妈告诉我我不是这里的人，不能在这上学。”这是何冉从学生那里听到最多的。她觉得，很多学生其实并不太明白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林晓峰直到现在也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不能留在北京上学。这个暑假开始前，何冉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林晓峰被学校退学。她劝说林晓峰的父母不要没收儿子的手机，先让他回北京过暑假。他们答应了。
▲ 返乡孩子在桌游室参加暑期活动。
这是林晓峰返乡后第一次回来，明显长高了。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他并不清楚，只有自己的一些想象：“可能不只有学习这一条路，王宝强是一个草根，他会一些武术，拍武打片，也成明星了。还有短视频里有唱山歌的，拍了一些视频，然后就成为‘网红’了”。回北京后，林晓峰希望可以留在这里，“因为能和家人和同学在一起”。玩游戏时，坐对面的男生和林晓峰选了一样的纸牌。被问到选择的理由，他突然反问：“和家人在一起还不满意吗？还要怎么样？”*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林晓峰、郑大成、冯虎、梁飞燕为化名；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倦怠社会》（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图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