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那些在人们视线之外的中国孩子 ｜ 《寂静的孩子》
在袁凌看来，留守儿童的困境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诸多问题的叠加，相互影响，但内在复杂性公众往往无从得知。他希望打开一个窗口，让人们走进孩童的内心世界，而非将他们置于社会性的框架下，变成社会学的分析工具。
“他们没有机会愤怒，缺少渠道发泄，交流辩论、质疑抗议”，久而久之，困境中的孩子就陷入了寂静的状态。
大泉沟在祁连山北麓，属肃南县，在它的前面，一座4500米的大山令其与外界隔绝。一年中，只有一个来月没有雪顶。
在大泉沟的尽头，住着一个被病痛折磨的三口之家。女儿杨霞莉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妈妈，爸爸常年打工养家，妈妈发病时，会经常抱着弟弟，穿着条内裤，在冰天雪地的村子里胡跑。
2016年11月，非虚构作家袁凌要去到雪山脚下，探访这位叫杨霞莉的孩子。这是袁凌过去四年常做的事，为了写就一部名为《寂静的孩子》的非虚构著作。
2015年后，曾关注体制、乡村边缘人的袁凌将目光转向中国城乡儿童的生存现状。在公益机构资助下，他与摄影师赵俊霞深入乡野，此后又自己做了一年多在城市近郊区的采访，共走访了21个省市（包括众多偏远地区），捕捉了过百位乡村孩子的面孔和命运。2019年6月，这部耗时4年的非虚构作品出版。
袁凌说，此书试图突破公众对留守儿童概念化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关心，令人切实体会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困境，“了解他们更复杂、更复合的处境”。
有读者发表这样的感慨：“夜读，几令人抑郁，觉得身边世界不真实。”
▌关心孩子的生存样式
《寂静的孩子》分成了异乡、阴影、大病、留守、单亲、远方六个部分，记录下36个流动儿童家庭、近130位孩子的个体故事。
社会学视角的分类并不是袁凌有意为之，他说自己只将这些一个个小故事分成六辑交给了出版社，由出版社取名。在他看来，此书更重要的，是呈现一个个孩子本真的生活状态，那些受困于政策、贫穷、疾病、单亲的个体遭遇。
全书以上海、北京两个移民家庭的异乡生活为开篇，讲述了流动儿童们在异乡求学的坎坷。在上海地铁8号线重点的某小区单元楼一层，住着一对母子。妈妈蒋小三是一位在来自安徽的裁缝，靠给人做针线谋生。儿子政宇是浦江文馨打工子弟学校的五年级学生，爱好英语，周末经常在妈妈工作的地方或商城里蹭Wi-Fi看英语动画片，学习《冰雪奇缘》主题曲。
过去八年，蒋小三每天早上六点起身、八点开工，每天持续工作15小时工作，晚上十点半收工，十一点半睡觉，为的只是能继续在上海谋生开足马力。而在政宇遥远的记忆里，爸爸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因夫妻关系不和，多年前，爸爸早已离家远去。
▲ 左：大年初二的晚上，政宇在楼下燃放了一把烟花棒；右：政宇的妈妈在工厂中做衣服。 © 寂静的孩子
勤奋仍旧未能让这对母子在上海扎根。2017年，政策变化之下，由于没能缴纳社保和缺乏居住证，上到五年级的政宇为了顺利升学，不得不返回老家。决意回去陪同儿子的妈妈最终因生活没能成行，母子分离，政宇成为留守儿童。
社会政策的变化令流动儿童变动不居，但这远不足以概括袁凌记录这些孩童的初衷。袁凌说，写作时，他一直弱化作品的社会学色彩，着眼于一个个孩子的生命状态，“关心孩子的生存样式，对人性序列的研究”——“这是文学的追求。”
▌复杂困境下，记录家庭的样态
《寂静的孩子》通过大量平静的文字、细节的刻画展现了不同孩子的生存的窘迫状态以及暗流汹涌的精神危机，虽未对问题有鞭辟入里的深度分析，故事却娓娓道来，字字深入人心。
在袁凌看来，留守儿童的困境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诸多问题的叠加，相互影响，但内在复杂性公众往往无从得知。他希望打开一个窗口，让人们走进孩童的内心世界，而非将他们置于社会性的框架下，变成社会学的分析工具。
事实上，留守儿童的困境往往很复杂。在袁凌看来，一方面，“因为留守，孩子必然无法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要么父亲一方在外头，或者母亲在外头打工，只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样态”。
另一面，如果夫妻长年不在一块儿，则容易引起家庭破裂，“这在留守儿童中很普遍”——因为父母长期分居，往往追寻各自的“需求”。而家庭关系破裂又令留守儿童进入单亲家庭。一些个案中，父母甚至离孩子而去，令孩子沦为孤儿，在学业、心理成长、人格完善上出现危机。
同时，他们也容易进入一个特困家庭，“如果再生病的话，就更需要他的父母在外打工赚钱，更回不来了”。
类似的困境在袁凌书中并不鲜见。在南疆的一个村落，由于本地缺少活计，父母大多都前往阿克苏一带打工，一两个月才能回趟家。当地村小六年级的班主任发现，由于这种聚少离多，父母关系日趋脆弱，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平均下来，每五个孩子就有一个单亲”。
乃比江·肉孜的父母是在两年前离婚的。母亲在阿克苏打工摘棉花，总是不回家。父亲则在近处打零工，在一个铁矿上做清洁。回家的时候，两人吵架，母亲离开，没有提出带走肉孜，另嫁他人。家里的一切都停留在母亲临走前的样子，愈显凋敝。
妈妈没有回来看过肉孜，也没有买东西寄过来。有时想到妈妈，肉孜会觉得怨恨。之前的古尔邦节，妈妈回村子走亲戚，来看了肉孜，他觉得很幸福。但这份幸福很快变为酸楚——因为妈妈并非专程来看肉孜，也没带礼物。
班主任对父亲的印象不好。他从不去参加家长会，老师问起，就说儿子没告诉他，但这和肉孜的说辞不符。在村里，父亲常常穿着破旧的西装牛仔裤，裤子拉链都没拉上。
母亲离开后，肉孜的生活“有了很大不同”。父亲从曾经住的正房搬到偏屋，一眼望去，没有成形之物，只有一堆褴褛，混杂着核桃、蛇皮袋、一张蒙尘的喜帖，和几本维吾尔童话书。在做饭上，父亲并不比肉孜在行，打零工的他没有确定的回家时间，多数时候要肉孜做饭。爸爸没空时，他还要帮家里看两三头牛。
肉孜会用毛蒿作引火的燃料，俯在地上，用父亲的打火机就可以熟练点火。被铁锅压住的火光，映出肉孜额上的抬头纹，拾掇柴火的手长满老茧。而父亲的腰部也因繁重工作剧烈疼痛，有一种感觉，生活在这个男人身上已经结束，不知道剩下的躯壳还能维持多久。袁凌记录下这种沉重的生活和它所携带的生命形态。
所以，关于留守儿童问题，它远不止文字传达的概念，而是多个复杂困境交叠在一起，撕裂磨蚀着附着其上的个体。本书记录的，正是孩子们“内心的世界，内在的声音”，并非将他们视为一个个问题。
▌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
但消音正在发生。
近几年，精准扶贫正大力展开，但还不足以完全解决儿童面临的各种复杂、结构性的贫困问题，尤其体现在亲情和心灵世界的多重缺失。在一些城乡边缘地区，不少孩子和家庭处于因病返贫的境遇中，或因各种原因处于视野之外，无法得到政策的庇荫。
比如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缸窑岭的一个村落，一个以矽肺病为关键词的地域。当地四处住着因矽肺病消沉的家庭和孩子——男人们在早年下矿做工，体验了繁荣过后，如今开始承受因吸入大量粉尘导致的矽肺病。
绝望的呼吸令袁凌心境难平。在袁凌眼中，这一个个绝望的个体展现出的是一个封闭式的中国，他们“自生自灭”，缺乏社会的关照和心理疏导，生存状态几乎寂静无声的，“声音无法被听到，也没有人去试图让他们去说出来，往往就显得非常的安静”，更透着哀婉。
这种安静是危险的。“他们没有机会愤怒，缺少渠道发泄，交流辩论、质疑抗议”，久而久之，困境中的孩子就陷入了寂静的状态，而这种形态实际与20世纪中叶美国所撰的《寂静的春天》一般，“是很不正常的”，所有这些淤积的情绪均有可能在成年后一触即发，最终形成反噬社会的报复性力量。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袁凌过往的调查报导《高墙下的留守》中已经得到证实。此文记录了南方某城市的监狱里，一个个蹲守的犯人，他们是飞车党、是抢劫犯、毒贩、人贩，以及盗贼……而此前，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张丹丹对留守儿童进行过深入分析，她发现，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
但袁凌强调，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大部分时候，“这些情况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
6月，《寂静的孩子》面世，进入豆瓣读书的“一周热门图书”，并在好书榜、华文榜等多个图书榜单中名列前列……这似乎是一个好迹象，至少它在浮躁和越发阶级固化的社会中荡起一丝涟漪。
这当然很重要，在袁凌看来，它似乎唤起社会对孩子们真实状态的一丝关注，而他们和我们的距离，也正如袁凌所说：“并不遥远……一旦我们打开眼睛和耳朵，会发现世界不再寂静，布满了条条奔腾的瀑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