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小镇青年”：无法就业，却梦想改变世界
提起印度这个国家，很多人就想到爱好和平的印度教徒、嬉皮士、包办婚姻这些概念。然而，他们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正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紧张的社群关系或失业危机。
印度有近7亿人在25岁以下，大多居住在小镇和村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生和长大，是Facebook和TikTok的忠实用户，梦想着拥有一流的电子设备和改变世界的机会。但在现实中，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属于“三不人群”：未受教育、未能就业、无法就业。
这是印度记者司妮达·普娜姆在《印度青年狂想曲》一书中对他们的概括。她在书中揭示了印度人口红利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只有不到17%的印度毕业生可以马上就业；只有2.3%的劳动力接受过正式的技能培训；要让数以亿计的年轻人受到教育并获得就业机会，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普娜姆发现，这些所谓印度历史上最全球化的年轻人，见识到了现代和自由的生活方式，都将金钱和名望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继续延续着祖辈的价值观，因循守旧、信仰神灵。
在《印度青年狂想曲》这本书中，普娜姆追踪了一些她在报道中遇到的年轻人，写成了七个年轻人的追梦故事，他们当中，有的功成名就，有的一事无成。这些人和她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有相似之处——她曾在印度东部小城兰契生活，那是她的梦开始的地方。
《南都观察》特约撰稿人、印度当代社会观察者罗瑞垚日前专访了普娜姆。
南都观察：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关注印度的“小镇青年”？
普娜姆：印度有近7亿人符合“年轻人口”的定义，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人，而是生活在小镇或村庄，可能之后搬到一个大都市。在很多维度上，他们构成了推动印度向前发展的引擎——作为选民、消费者或是劳动力。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很好奇这些年轻人的想法。
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自己的经验，我也在一个小城市长大，以前我对自己想做什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但我非常清楚，我想离开，去一个更大的地方，它能为我提供更多的自由和机会，使我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从事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这两个原因引导我写了这本书。
南都观察：印度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但你书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男性，并且主要集中在印度北部。你如何选择你书中的人物？你认为他们何以作为“印度年轻人”的代表？
普娜姆：这本书的主题是印度的年轻人，我试图从头到尾都遵循同一个概念：这些年轻人在生活中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都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克服它。
写这本书之前，我一直在做记者，这些年轻人也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每当我到小镇或村庄时，我留意到那些我遇到的人们往往落入了同一个类别：绝大多数是年轻男性，谈论着他们想要的生活。在印度的公共空间中，除非是在大学之类的地方，否则你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很善谈，会主动与我攀谈，谈论着“我想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类的豪言壮语。
我记录下这些时刻，并且不断回想，我意识到这些人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们的生活中都面临着难以逾越的困难——比如经济状况、社会等级、阶级地位等。我想弄明白，他们到底是如何从此刻的位置上升到自己所构想的“人生巅峰”的。于是我又回去找到他们跟访。
印度北部碰巧集中了无数这样的年轻人。这里男女比例高于印度平均水平，并且在识字率、就业和社会进步方面明显落后。这些也是我在工作中经常去到的地方，我并没有特意地为了这本书而寻找人物，而是在全职工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源，花了四到五年的时间来创作。
但是我几乎没有花任何精力去“寻找”采访对象。因为我发现，像这样的人到处都是。我最终写了那些花时间与我交谈，或者接我的电话、发信息更新进展的年轻人。我认为，所有印度的年轻人都会多多少少在他们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南都观察：在你的观察中，印度的年轻女性是否也正在寻求行动上做出改变？
普娜姆：是的，并且变化非常明显。这种改变可能不会像男青年的变化那样显而易见，因为她们的起点相对来说要低得多。比如说，她们可能都没有读大学的自由，或者没有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工作的自由。
她们中的大多数（除了像我书中写到的参与学生政治的女大学生辛格之外的人），正在为更小的、个人层面的自由而战，而非走出家门改变外部的世界。这本《印度青年狂想曲》恰巧写的是那些拥有改变政治可能或印度全球地位的野心的年轻人，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
南都观察：你在书中写到了几个投身政治的年轻人。在你看来，印度的年轻人是否具有改变印度政治版图的潜力，还是仅仅被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普娜姆：很大程度上，他们确实是政治博弈的筹码。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任何政党都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构成了选民的大多数。目前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就非常强调在年轻人中引起共鸣，通过社交媒体来传递信息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当你与印度年轻人交谈时，他们对政治有很大的兴趣。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仅限于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们的意见，或在社交媒体上“打倒”某人。对他们而言这就是政治。也有一部分人想积极参与其中，通过选举成为某个政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或者决定谁能上台执政。正如书中所写的，这并不容易，印度政治中仍然保留着牢固的等级观念，并且与阶层、种姓等政治身份紧密相关，更何况还牵扯到资金问题。所以年轻人确实很难在地方政治中夺得一席之地，我也看到了很多政治梦想随着时间而破灭。
南都观察：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印度年轻人，他们一方面体会到了更自由、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仍然愿意屈从传统的家庭、宗族观念。你如何理解这种矛盾？
普娜姆：对于大多数印度年轻人来说，无论他们是住在德里、兰契，还是住在农村，那种经济独立或与父母分开居住、且因此免受家庭压力的青年文化，仍然是一种极少数人拥有的特权和自由。
印度仍然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在印度，那种将家庭置于个人之上的观念（要比中国）影响大得多，而且相当牢固，好像永远不会消失。家庭对个人的控制力，以及宗教和种姓的影响力都非常大。
大多数的印度年轻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都有一个明显的对立，他们想为世界上最好的科技公司工作，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电子设备，但是在性别、家庭角色或宗教方面，他们的观点和此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事实上，这些传统宗教和文化的力量对印度社会的塑造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而全球化、科技和民主这样的因素，它的出现甚至还不到一个世纪，所以它很难彻底推翻传统。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南都观察：在过去几十年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确实有很多印度年轻人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比如“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崛起和它批量制造的中产阶级。但随着疫情影响和经济增长放缓，你是否认为印度“小镇青年”的上升通道正在变窄？
普娜姆：事实上，大环境的“螺旋式下降”在新冠疫情的前几年就开始了。这包括印度经济增长的放缓，就业机会的减少，目前，印度正面临着一个大规模的失业危机。但我认为，它并不是疫情引起的，甚至都不是因为疫情而加速，而是在疫情之前已经加速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在2000年左右，媒体开始出现一些声音，预测印度将成为亚洲的下一个超级大国。很多人都在谈论它的人口红利，以及它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预测。西方当时想做的是把印度作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但印度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这种预测落空了，甚至印度自身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也并不尽如人意。
而目前印度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提出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要像中国一样，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印度经济的发展，因为班加罗尔的软件外包产业事实上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我认为，随着未来印度的发展进程，那种学习英语、学习计算机、出国的渴望可能会出现小幅度的逆转，我不知道这种逆转会把印度带向何方，但它已经在发生。
南都观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何印度的年轻人还拥有像你书中描述的这种“改变世界”的野心和信心？
普娜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见过的有些年轻人，他们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一直找不到工作，但当我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自己“想开一家公司”！最坏的结果就是，他又再回到原地。
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在过去的10到20年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以前因为背景和出身很难在生活和事业方面取得突破，对政治、经济或文化产生影响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实际上“逆袭”了（比如书中写到的WittyFeed创始人）。印度的民主尝试也取得了一些成功，我们有很好的种姓预留制度（注：在政府和公共领域为低种姓群体提供教育、就业等方面的专属份额），有很多促进社会福利的直接政府补贴。
关键在于，这种在过去几千年来支配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确实在逐渐松动，但它松动的程度与最底层的人向上跃升的需求并不匹配。年轻人会相信，他们有真正的机会去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因为印度不再像几千年前那样，由一个人的种姓、性别来完全决定他的社会角色。但是，这种传统等级社会的控制力量仍然存在，在一些情况下，民主结构和制度仍然不足以保护支持这些年轻人，所以最终，这么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中，很多人都会幻灭。我的书中描述了很多这种愤怒和挫折感，正是来自于这种矛盾。
南都观察：从去年开始，印度媒体报道了很多“抵制中国产品”的声音。据你观察，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印度年轻人对中国的真实看法？
普娜姆：在上一个财政年度（2020年3月—2021年3月），中国制造的智能手机销量仍然在印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说明了此前政治动员（的结果）。我认为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情绪是在不断变化的，一般的印度人其实并不仇恨中国。
我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发现了很多元的看法。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肯定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的地位，因为他们很多人希望印度能做到这样。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更深一层的经济焦虑，因为他们会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威胁。
每隔几年，你都会看到一些印度“反对中国产品”的示威游行，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没有人真正把它当一回事。但去年的边境冲突，确实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印度的民族主义，再加上已经存在的经济焦虑，才出现了一些比如从楼上扔（中国品牌）电视的事件，和试图禁止中国智能手机的呼声，但这并没有发生。
我遇到很多印度偏远村庄的年轻人，他们会去德里学习中文。甚至像北方邦的小城市，也开设了教授中文的机构，我希望人们保持这种好奇心。但是，曾经“北京-班加罗尔”之间那种频繁交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南都观察：这本书出版之后，你从印度和海外的读者那里获得了什么样的反馈？
普娜姆：我在印度收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馈。确实有很多读者给予了《印度青年狂想曲》很大的认可，但同时，也有一大部分人不认同书中描述的印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形象，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海外读者中，除了一部分特别关注印度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印度在发生什么，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印度的农民抗议是当代规模最大的抗议行动。
他们对印度有一种非常过时、片面的刻板印象，可能提起印度这个国家，就想到爱好和平的印度教徒、嬉皮士、包办婚姻这些概念。他们也许也对印度紧张的社群关系或失业危机有所耳闻，但那是一个很笼统的认知，他们不会意识到，有些人正在努力突破这些束缚，以及这些人正在如何改变印度的结构。
有些读者非常震惊和不安，甚至不愿意相信我，会与我辩论。这说明，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书写当代印度，来塑造海外读者对印度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