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关闭国家行政学院说起：高等教育为何难逃精英化？
刘羽丰，法国巴黎政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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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精英高等教育的长征中，每一步都是表面上程序公平的考试，但这场贯穿学生整个青春期的消耗战，无疑被累积效应主导着。拥有更多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在每一处门槛都能持续为教育投资更多的家庭，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优势，远远胜过那些在每一处门槛中都有着重重顾虑和限制的普通家庭。
在他从这所学院毕业的17年后，距下次总统大选还有12个月，2021年4月8日，法国总统曼努埃尔·马克龙宣布关闭国家行政学院（l’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ENA），并将以一所新的公务员学校取而代之。
这三个大写字母对所有竞逐政治生涯的法国人而言都意味着一股魔力。ENA创立于1945年戴高乐政府时期，旨在训练高级文官，每年只招收一百多人。其校友不仅叱咤法国政坛，更对商界也有巨大影响。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4位总统、8位总理以及众多部长毕业于此学校，更不必说无数高级官僚、企业家或金融精英。
这次关闭学校被认为是公务员制度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部分。2018年，为了回应法国“黄马甲”等民间抗议活动，马克龙承诺将关闭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如今这一承诺终于实现。他公开宣布，此举将为法国民众提供更有效和更透明的公共服务，以避免行政管理者与民众的现实诉求脱节。
然而，对于政商精英们远离社会现实、官僚体系难以回应实际诉求、乃至于阶层间愈发牢固的鸿沟等重重问题，关闭国家行政学院会是一剂良药吗？
▌阻碍社会流动的顽固堡垒
正如拥戴马克龙的进步主义者们所宣告的，法国在四月初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黄马甲运动开始的解体国家行政学院的倡议，发展为一种席卷整个“公务员摇篮”体系的举国骚动。在4月8日这天，在法国扫除的不平等比过去整个世纪都要多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仅仅是围绕着一所学校发生的。
国家行政学院的校友网络包括但不限于前述的第五共和国8位总统中的4位、8位总理、以及法国政商两界的无数精英。它是一个历来饱受诟病的精英阶层的闭环，校友们往往单靠文凭和社交圈子便可在政商界平步青云，被批评为维护精英政治和阶级再生产的工具。
它“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的马太效应，早被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引用一首1789年的小诗揭示：
“靠着精美的钱币，尊贵的孩子们
在学校，仅一跃，便飞向鸢尾花徽。”
在过去几年追求社会平等的草根黄马甲运动中，法国社会对国家行政学院的不满日益积聚。去年疫情爆发后，法国官僚系统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无能和失职，最终把民众的愤怒推向顶峰，马克龙当局随即作出公务员改革和关闭国家行政学院等一系列回应。
▲ 在过去几年追求社会平等的草根黄马甲运动中，法国社会对国家行政学院的不满日益积聚。 © France Bleu
一些评论将关闭国家行政学院的决定视作“自上而下的革命”“反阶层固化的尝试”。但是，这种乐观的看法并未将这所学府的弊病置于整个法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之中去理解。精英高等教育形成了一座堡垒，不断地选拔、训练并输出政商两界的社会精英，或者说，“再生产”社会精英。这被布尔迪厄形容为“国家魔法”：它看似公平、仅为教育目的而存在，但实际上却在为下一代的政商精英们铺平道路，以便继承他们父辈的财富、声望和地位。
关停一所学府远远无法撼动整个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弊病。倘若说此举还有某种对不平等宣战的“象征意义”的话，也早就被马克龙当局在决策上的拖延行为所消解了：2016年，还是总统候选人的马克龙不断为自己的母校辩护、暗示他无意像左派那般废除国家行政学院；两年前黄马甲运动达到高潮，马克龙的支持率跌至谷底，他务实地表态“考虑关闭”；但直到今年4月，他才终于宣布了关闭的决定。这番姿态表明，在讨好选民和维护精英团结之间，犹豫的当局无意真正改革，只是在蔓延的不满情绪及连任压力下才不情不愿地做出抉择。
为什么旨在促进公平与进步、形式上也看似公平的高等教育，反过来维护了精英阶级，沦为阻碍社会流动的顽固堡垒？这个问题显然不止适用于法国社会：在美国，堡垒是“哈耶普斯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在英国是“G5（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日本是“旧帝大（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在中国则有“C9（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它们的地位各不相同，却都受到精英主义的批评、又都长久地支配着这些国家的政商两界。
▌与法国社会紧紧捆绑的名校
国家行政学院就是“深层政府（deep state，指民选政府背后，由官僚、财阀、军事工业复合体等团体所组成的，幕后实际操纵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样的指控比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流行的阴谋论要靠谱得多，因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校友们对法国国家机器的掌控早已深入骨髓、人尽皆知。
1944年，法国从德军占领中光复。新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是，由于在二战中迅速投降，屈从于德国的维希政权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接管了官僚系统。因而战后，法国绝大多数公务员都多少有着与纳粹合作的历史污点。国家行政学院在战事结束后应运而生，旨在培养一批新的高级公务员以重建政权。
时任副总理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是创立国家行政学院的主要推动者。光复时的法共拥有十万余名游击队员、遍布全法的党组织、以及坚持抗击纳粹的名声，在临时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共产党的主持下，国家行政学院被赋予了平等主义的色彩：政府中的高级职务将不再属于那些凭出身和人脉在晋升体系中平步青云的名门子弟，公平的考试将一视同仁地从工人阶级与政商精英的孩子中选拔有志于公共事务的青年。
然而承载了美好愿景的国家行政学院，终究无法在更广泛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独善其身。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是国家行政学院最早的毕业生之一，其早年经历描绘了一幅精英子弟无论政权和时代为何，皆可飞黄腾达的图景：德斯坦的父亲埃德蒙·德斯坦自战前便长期担任法兰西殖民地金融银行行长兼尚奥纳市的市长，历经第三共和国、维希政权、德国占领、临时政府和第四共和国，其地位毫无动摇（还获得了一枚维希政府的勋章）。靠着父亲的资源，在维希政权时期，少年德斯坦远离政治，在极富盛名的路易大帝中学高中毕业。1944年巴黎解放前夕，德斯坦果断参军加入戴高乐麾下。战后，他回到路易大帝中学，参加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预科班并被录取，最后靠着一道行政命令（允许综合理工的学生不经考试即可录取）于1949年进入国家行政学院，一跃跻身公务员系统的顶层。
追求公平的理想被赤裸祼的不平等淹没。公务员选拔中对精英阶层有所偏袒，新成立的国家行政学院似乎仍然没有对这个现象带来改变。因为原本便富有或身居高位的家庭本就拥有更多资源以适应制度调整乃至时局变迁，他们大有五花八门的合法手段给孩子赢取美好人生的门票。
置身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体系中，国家行政学院在选拔、教育、和输出学生这三个阶段中，都难逃被这一体系吸纳的命运，反而巩固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看似仅以考试为门槛的选拔流程，实质上偏袒巴黎政治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跨过门槛后学生即跻身于精英子弟的圈子，仅修习政务理论而远离理论本应服务的社会现实，营造出孤芳自赏的氛围；毕业后学生们无需自证能力，仅靠一纸文凭和精英圈子的社交资本，即可在政商两界如鱼得水，更不必说“国家职系”（Grands corps d’état，一种遴选高级公务员的制度）仅从这些名校中招募。
正式或非正式的对精英阶层的偏袒和阶级再生产，让这所学府对法国社会的影响不只在于培养了多少位总统，更使它在事实上与整个精英阶层紧密结合。这种结合的程度之深让布尔迪厄感叹：在这类顶尖学府的公平问题上，想在媒体报道或学术研究中找到有意义的材料宛如大海捞针——因为社会的绝大多数领域都被它们的校友掌控着，而绝大多数校友又不会冒着自身文凭贬值或不合群的风险而揭露其弊病。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对国家行政学院的改革难之又难，因为官僚系统的所有部门都充斥着它们的校友。
▌“潘多拉的希望”：表面公平的层层考试
当潘多拉开启她那个著名的盒子时，疾病、懒惰、自私等种种邪恶尽数涌出，只有一样东西留在盒中——希望。这份希望是让一切邪恶得以横行人间的根源：因为恰恰是那种“美好终要战胜邪恶，一切苦难都将终结”的天真企盼，让人们自愿屈从于可预见的折磨，而不选择反抗或逃离。
为什么人们会容忍精英阶层独占优质教育资源的现实？因为整个教育系统中的每一个门槛都以考试这种看似公平、机会均等的方式呈现，似乎寒门学子日积月累的努力能够消除他们同精英子弟的差异，但层层选拔堆积起来，却形成了实质上难以逾越的阶级高墙。那种虚幻的希望，诱使人们情愿忍耐他们本可以联合起来抵制的、人造的苦难。
国家行政学院的入学考试竞争极为激烈，不止检测学生在法律、经济、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的知识，还以面试考察“综合能力”“个人素养”乃至社交技能。暂不论面试主观成分较高、常被批评者们认为偏好上流社会的爱好和习性，即便是门槛和考题一视同仁、毫无歧视的笔试，也绝非普通出身的孩子单凭个人努力便能保证胜出的。
参加入学考试的法国学生通常首先要就读于巴黎政治大学等名牌大学开设的国家行政学院预科班（Prép'Ena），才更有可能通过激烈的筛选；某些大学中，甚至一整个硕士项目都旨在准备考试。这些大学的入学选拔同样采取看似程序公平但竞争极度激烈的考试，且由于起点的问题，实质上并不公平。
于是学生们往往要先在名牌高中就读针对名牌大学的预科班（Prépas）。最好的大学预科班其入学选拔依旧激烈，于是学生们又需要在名牌初中就读针对名牌高中的预科班。即便不在预科班中搏杀，这条漫漫长路上的每个考试，也都是学生及其家庭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的门槛。
这场通往精英高等教育的长征中，每一步都是表面上程序公平的考试——每次考试自然都不会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来评分——但这场贯穿学生整个青春期的消耗战，无疑被累积效应主导着。
拥有更多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在每一处门槛都能持续为教育投资更多的家庭，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优势，远远胜过那些在每一处门槛中都有着重重顾虑和限制的普通家庭。更不必说这其中还存在着隐性的对“上流爱好”的偏袒；以及有足够资本的家庭可以直接跃过这场消耗战。
这一切听上去都相当耳熟，以重重考试为门槛的精英高等教育见证了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正如在中国，即便同样参加高考而不考虑出国等其他选项，即便小升初、中考、高考和各种分班考等每处决定教育资源分配的门槛都同样公平，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都享有补习班乃至家教、得到更好照料、受到更好氛围熏陶、乃至（因学区房）坐拥更多公共资源的学生，在层层积累下自然更容易在决定性的高考中表现优越。
每一处门槛在形式上的公平，就成了那种制造虚假企盼的潘多拉的希望——“寒门学子苦读考上名校”的故事在30年前或许还不在少数，但当越来越多的家庭都可以合法地对每处考试门槛进行物质投资时，相较于学生的社会阶层出身，他们个人努力的回报便愈发渺小。
当然，不以考试为主的选拔制度同样弊病重重，例如英美的申请制同样因阶级固化而饱受诟病。但显然，堆叠考试的应试选拔制度并不足以实现教育公平的承诺。或许以考试为门槛符合我国或法国国情，但之所以会产生“小镇做题家”的说法，恰恰是因为高考并没能真正考察所有人在现代意义上的学习中付出的努力——有人能通过其他投入而减少自身努力，小镇做题家才成了一种现象，他们只能通过极端的，不符合精英阶层观念中“教育本真意义”的自虐努力来在竞争中胜出同样没有资源的同辈，然后被精英阶层嘲笑。
有哪个国家不宣称其教育制度旨在促进社会公平呢？有哪所顶尖大学不宣布自己承担了弥合社会鸿沟的社会责任呢？
然而，上述的分析已经指出，这些大抵皆是幻影。布尔迪厄用“国家贵族（Noblesse d’état）”的概念来比喻当代名牌大学，他强调高等教育必须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等中来考察，因为大学并非“创造”，而是“再生产”着既有的精英阶层。他反驳了“救世学校”的信念，即相信顶尖大学及其学子可成为社会进步的引擎。实际上，这些学校往往只是吸纳既得利益者的孩子，授予他们若干头衔，作为文化和社会资本，再确保他们能够继承父辈的财富与地位罢了。
除了前述层层考试门槛的积累效应，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是精英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领导力、艺术修养、国际视野……名牌学府往往强调此类通常冠以“综合素养”之名的品质。参加过某某青年领袖峰会、某某跨国义工活动的学生在精英高等教育中显然更加受欢迎。
更隐秘的，则是对那些与学业无关的、需要物质投入的“课外知识”的奖励，即那类只有家境优渥的孩子才能充分发展的高雅兴趣如帆船、古典学和大提琴。并不是所有课外的见闻都属于受奖励的“知识”，对菜市场各种蔬果鱼肉价格了如指掌的孩子，显然不会像把伊利亚特、侘寂美学或卡尔维诺写进作文里（而几乎没去过菜市场）的孩子那般取得优势。
这些精英子弟独享的优势已经被内化为“才华”“素质”而难以被察觉到其不公的本质，但稍加审视即会发现，对这类品质的崇尚并非源自“德智体美劳”这类“全面发展”的初心，而只是对上流社交活动的追加承认。
基于这一不自觉的偏袒特定品质的意识形态，名校系统性地将精英阶层的孩子吸纳进来。名校的学位和文凭则被布尔迪厄讽刺为“圣职授任礼”，即以实质意义甚少的手段（如进行庄严而独特的仪式，把某所学校的学生称作国家栋梁、乃至用毕业证书本身作证明）将精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赐予名校毕业生一种他们“自身并不具备的威严”。最终在输出学生时，毕业生们在圣职授任礼中获取的符号资本将转化为实在的社会认可，加上校友网络与名校崇拜等因素，他们很容易飞黄腾达、继承父辈地位而成为新一代精英。
之所以从“鸡娃”到“做题家”的种种教育话题在近几年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并不是因为教育体制突然漏洞百出，而是因为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蹒跚前行的阶段——不是教育体系的毛病导致了社会问题，而是阶层固化和更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使教育体系难逃被同化和改造的命运。
《小舍得》绝佳地描绘了看似公平的考试选拔行为，如何服务于巩固既有不平等的现状：在小学阶段，主角两家人便从财力到社会资本尽数动员，为孩子争取名牌补习班名额。背后的逻辑便是，名牌补习班能确保孩子在小学的考试竞争中取得优势，便能跻身重点初中而在中考中更有优势，便能跻身重点高中而在高考中更有优势——与上文描绘的通往国家行政学院的考试长征如出一辙，而这种现象恰恰是最近十年间才被广泛意识到的。
▲ 教育问题其实就是社会问题。阶层固化和更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使教育体系难逃被同化和改造的命运。 © 小舍得
这部剧有一句台词恰是布尔迪厄想表达的意思：教育问题其实就是社会问题。然而在现实里，温情与亲情并不能像剧中那般疗愈教育不公、更无从扭转教育精英化的陷阱。
▌我们能逃出这些魔咒吗？
精英高等教育的弊病可以这样总结：由于坐拥更多资源的孩子无论在考试制还是申请制下都更有优势，于是顶尖大学反倒成了保证精英子弟继承优渥地位的坚实堡垒；此前的一切基础和中等教育都转变为精英教育预科班，启蒙青少年的任务退居次位，竞技场变成中小学的全新角色，要求家长提供持续投资以竞争教育资源。于是在社会功能方面，大学阶层再生产和阶层固化的效应，超过了其贡献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逃出主流的层层应试教育，探索其他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可能？
实际上，主流教育体系之外的“替代教育”的历史，甚至比义务教育还悠久。因为不需要多么博学睿智，人们就可以发现以考试为纲、以文凭为导向的现代教育的弊病。在国内，“在家上学”、各种“新式学校”、出国留学或学习艺术也为逃离应试教育提供了诸多选择。
然而有质量的替代教育同样是家境优渥者的特权。能让孩子“亲近自然、敞开心扉、全面成长”的私立新式学校，学费门槛高企自不必说，“在家上学”则直接考验着家长的文化水平或聘请家教的财力，艺术或出国的道路更需要长期地投资于培训班、中介与专门机构。一篇媒体报道了带孩子“退出内卷”、前往大理追求新式教育的家长，下面一条高赞评论一针见血：“去大理也是一种内卷，卷的是家庭条件。”即使这些替代教育成效显著，也不过是为阶级固化和精英的再生产开辟另一条道路罢了。
在个人层面上逃离教育不平等绝无可能，因为问题并非出在选拔-授课-获取文凭的现代教育制度本身。“内卷”“鸡娃”的含义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别的家庭奋力投资于教育竞争时，松懈便意味着在严峻的社会压力下被淘汰。在没有觉察到教育问题同社会经济问题的紧密关联，进而对整个教育体系作全面的反思之前，解脱不可能存在。
1968年，日本大学生占领学校、打出“帝大解体”与“自我否定”的口号。在激进学生的眼中，一纸和平宪法并未让这个国家真正远离昔日的军国独裁体制，旧帝国大学（战后成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名牌大学）在自诩民主的新政权中依旧让财阀的孩子成为财阀、政客的孩子成为政客。日本高等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只有身为体系受益者的大学生敢于自我否定，让精英教育自行消亡，才能将社会从阶级固化中解放。半个世纪后，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将这番激进思潮化作凶手谋杀全日本显贵子女的动机。
红色的1960年代近乎偏执，其遗产至今众说纷纭，而且多数精英终究难以自我批判。但精英高等教育这座不平等、阶层固化和精英再生产的堡垒，确实需要更广的觉醒与更大的魄力才可能推翻。只有敢于触动那些教育弊病背后的受益者们，乃至阶层固化的既得利益者们益，才有可能让已然成为家境竞技场的教育系统回归它们培养人才、促进社会流动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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