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昂贵的商品房，为何很多人忍受得了糟糕的物业？
建立业委会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民主实践，是公民参与的一个样本。通过业委会代议制度，避免或减少物业对“公意”的偏离，使小区的运作走向民主化、程序化和规范化轨道。小区的公民参与程度和规模，是衡量小区自治水平的重要尺度。小区如此，其他更大的组织亦如此。
炎炎夏日，晚上十点，小区的住宅区猝不及防地停电了。如此闷热的天气，停电了真是要命。邻居们在业主群里不断催促着物业，要求赶紧修理。物业经理在群里回复大家，已拨打电力客服，很快就会有人过来维修。四十多分钟后，小区才恢复供电。
正常情况下，几百户居民的小区都会有一个专职水电工。这个小区之前也有，但工人几个月前离职了，物业拖拖拉拉仍未聘请新的水电工。原本只需要几分钟维修的线路短路问题，愣是舍近求远折腾了大半个钟头。
业主们在群里接着吐槽：这是物业的问题。有人继续呼吁：需要赶紧成立业委会，这物业没人管都无法无天了。
这并不是一个新建小区，小区早在2006年就已经交房，之前也成立过业委会，但随着业委会主任和个别成员搬离小区，这四五年来，业委会名存实亡，一切全由物业说了算。
许多小区交房10年后会爆发出各种问题，本小区也不例外，比如监控坏了好几个、电梯时不时罢工、用水高峰期高层水压不足、外墙个别地方脱落、外墙渗水等；除此之外，物业的管理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聘请的保安和保洁不足、小区里到处都是广告但广告收入全进物业腰包、小区停车场外来车辆经常占用业主车位……
2013年，父亲在该小区购置了一个二手房，价格并不便宜。父母在这里居住，我每年也会有两三个月时间在家。在家期间能直观感受到小区管理混乱，不在家期间一看业主群也是各种心塞消息。三天两头就有业主在投诉各种问题，一有人抱怨就应者云集，物业总是“挨骂一下才动一下”。小区居民喊了好几年组建业委会，但一直“难产”。
因为疫情，我在老家待了大半年时间，刚好获得了一次很好的观察机会。
小区有6栋居民楼，400多家住户。小区一层都是架空层，很适合纳凉，每天有不少老人家带着幼童在此纳凉。我经常与老人们聊天，老人家都对我很热情。但很少看到年轻人出现在小区的公共区域里。有时年轻的爸妈也会遛娃，对于我的主动攀谈，态度常常是不冷不热，我也很知趣地不多打扰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于地域认同的传统邻里关系已经开始瓦解。新式楼房取代了庭院式开放式的空间，家家户户鲜有串门，一回家就家门紧闭，只是偶尔在小区公共区域相遇有个点头之交。总的来说，当下的邻里关系趋于冷漠疏远，邻里互动减弱。这也不全然是一件坏事，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从人情关系进入契约关系，对私人空间、私人感受等的重视，也是人格独立、精神自立的一种表现形态。
但在小区的老人身上，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传统的邻里温情。小区里的几个老人彼此熟识，在子女去上班后，她们也会相互串门；一边遛娃，一边有聊不完的贴己话。老人之间也有传统邻里的互助、团结、信任：你帮我买菜我帮你看娃，得空时一起结伴逛街，时不时相互赠送一些小物品……
小区实质上形成了两个社交圈。年轻人对于线下的交往和互动比较冷漠，宅在家里就能解决的事情他们会尽量避免出门，他们主要出没在小区的业主群里；与之不同，老人家多少仍保留着乡土社会的交际习惯。
可为什么这两种社交模式都无法催生出一个业委会？
这就牵涉到我们对小区的理解。小区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也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单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邻里关系的另一层涵义是公民之间的一个组织化社会关系。
针对当代邻里关系冷漠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舆论上有人呼吁，邻里之间要互帮互助、要有情感有温度，社区也会组织一些增进邻里情感的大型活动，比如“百家宴”、集体包饺子包粽子等。这类举措虽然有其价值，但究其根本，它所倡导的是传统人情社会邻里关系的传承和延续，人与人之间依旧是基于地缘关系和私人关系交往，并根据远近亲疏的不同而实行差别化对待。
小区里的大爷大妈因纳凉而建立起来的情感，就属于这一类交往。邻里之间组织化社会交往和公共联系依然是匮乏的，无法对抗物业的“乱作为”。
这部分功能就需要由业委会来承担。小区内各利益主体通过召开业主大会、举行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作为一个“准代议机构”，管理小区公共事务，监督物业行为，维护业主的正当权益。业主们监督业委会，业委会监督物业，小区的管理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民主实践，是公民参与的一个样本。通过业委会代议制度，避免或减少物业对“公意”的偏离，使小区的运作走向民主化、程序化和规范化轨道。小区的公民参与程度和规模，是衡量小区自治水平的重要尺度。小区如此，其他更大的组织亦如此。
从这个标准看，我所在小区的公民参与程度和自治水平都很低。年轻业主们经常在群里抱怨物业不作为，吐槽小区管理一团糟，大家都知道当务之急是成立业委会，制衡并监督物业，但大家口头上嚷嚷，一到具体行动就开始推托。
上一届业委会之所以名存实亡，就在于年轻人集体缺席，几个退休的大爷凭借热情在操持，但缺乏相关的公民训练和知识储备，有心无力，随着业委会主任搬家，业委会也就“雨打风吹去”了。
退休后的父亲一直是小区里的积极分子。解散前业委会是他跑前跑后一个个联系前业委会委员才实现的；去年他牵头筹备新业委会，可惜最后投票率不达标，新业委会“流产”，按规定只能半年后再申请；这一回父亲再次积极为小区出马，但基本还是几个老大爷唱主角，我在家就做父亲的后盾，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俩有两个共同感受：第一，民主真是一门实践课，但它在基层还是过于“陌生”了，很多人习惯于被管、习惯听天由命，只要能凑合，就得过且过。可如果不亲自参与，就无法参与民主实践，也无法享受到民主的好处。
我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住所，业委会就非常专业、成熟，青壮年挑大梁，小区任何收入支出一目了然，业委会积极监督，小区任何大的决定都由业主投票表决……专业的业委会与专业的物业配合良好，小区管理井井有条，也帮助房产保值。
另外一个感触是，青壮年业主对组建业委会的“只说不做”，固然与当下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繁琐的业委会工作中有关，但它本质上折射的还是大家公共参与意识不足，以及普遍性的“政治冷漠”。“各人自扫门前雪”“枪打出头鸟”“搭便车”等心理还是占据主流。
在开篇提到的停电风波中，因为小区的公共区域没有停电，不少业主就跑到一层的物业用房吹空调，我也不例外。在小区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回看到这么多年轻人，他们多是带着孩子来纳凉。借着大家吐槽物业的话头，我想这是鼓励年轻业主们积极参与业委会组建的好时机。
结果并未达到预期。有两个人说自己太忙了，没空参加；有一个客套地推托，自己对于业委会什么也不懂，还是有劳我们这些“专业的”多费心了；有一个对物业不满已久，说这个小区没救了，他已经打算把房子挂牌出售；另外一个搭腔说，他买的新房子明年交房，入住后把这个破小区的房子赶紧甩卖……大家闲聊二十余分钟，我愣是没为父亲拉来一个援助。
事后我向父亲表达了失望情绪。父亲早见怪不怪，反倒挺乐观的。父亲说，小区居民的公共品格和公共情感不会凭空产生，等新业委会成立，把该做好的做好，大家察觉到差别，就会发现民主管理的好处，才会乐于参与，民主的能力就会慢慢培养起来。
只是，如果小区没有父亲这样的积极分子，难道大家只能一边吐槽一直忍受着糟糕的物业？有权利不行使，能反对却选择犬儒，请来的物业就会“反客为主”。很多事情都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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