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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焦虑下沉，谁为孩子的假期教育买单？
作者：姚祥，公益人
全文26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
“在外挣票子，回家修房子，留下老人与孩子”的顺口溜仍旧被当地人提起，家长们也不想给孩子们用手机，然而他们常年漂泊在外或早出晚归，因此只能通过手机与孩子沟通——这是他们唯一的“情感联系”。
假期漫长、缺乏陪伴和监督，家长开始担心自己的孩子沉迷手机。意外的，课外补习不仅能把孩子“关起来继续学习”，还能创造一个暂时“没有手机”的环境。
城市家庭往往能找到价格合适、兴趣对口的辅导班，但在乡村，一些家长有了新的焦虑——就近的镇上不一定有辅导班，即使有，也不一定合适，要么质量不高，要么课程不全；送孩子去县城补习的话，孩子不一定有人照顾，交通或住宿也是新增的开支。难道自己的孩子在假期只能玩手机吗？
▌“质”与“量”都不够的乡镇辅导班
张艳玲家住重庆东北部的一个乡村，村子距离小镇大约一公里。“90后”的她是一名微商，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的收入。长期留守农村，这已经是让她“满意”的收入了。除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她还要照顾念五年级的侄子小军——小军是张艳玲的哥嫂的儿子，和张艳玲的丈夫一样，哥嫂也在外打工。
在她看来，周围人的收入水平其实都在增高，家长们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对各类辅导班有着真实甚至迫切的需求，但镇上辅导班的类型和数量都太少了，“现在镇上只有一家舞蹈班。以前有一家跆拳道（的辅导班），小军还去上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继续开了”。
“小军一回家就玩手机，我又要照顾自己的娃娃，有点忙不过来。”张艳玲说，“假期那么长，我们都希望小军能选一个他喜欢的课外辅导班，但是镇上没有，今年就没有去。”她还表示，周围孩子的父母基本都外出打工了，孩子大多由爷爷奶奶照顾，又有农活要忙，所以课外辅导班在村里的需求其实比较大。
镇上只有一家舞蹈培训班，价格大约600元一个月，这是张艳玲能承受的。除此之外，就只是偶尔在暑假时会有一两个不太正规的语数外等辅导班。“有些是过来兼职的老师，有些是没有资格证的幼师。”当地学校的老师也有在自己家里为小军补习过奥数，但小军并不感兴趣，后来就没有上了，如果还有跆拳道的话，“估计他会很喜欢”。
小镇距离县城有十多公里，如果去县城上辅导班，每天往返很不方便，家长也不放心孩子的安全。
在另一座乡村里的“70后”刘明飞，同样为孩子的假期犯难。
刘明飞与妻子在当地做生意，经常凌晨三点就起床，晚上七八点才回家，经常无暇关注女儿的学习。尽管家离镇上较近，但并没有让他满意的辅导班。“镇上的辅导班全是跳舞等类型的，语数外之类的辅导班只有中学才有。”他觉得已经上六年级的女儿需要的不是舞蹈培训，女儿成绩不怎么理想，需要文化课的补习。
“连吃饭的时候都在玩手机”，由于假期经常不在家，孩子一般是和爷爷奶奶住，手机成了女儿每日的陪伴。
刘明飞特别希望女儿能去县城的中学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只能看孩子的成绩”。女儿对课业辅导也没有什么意愿，手机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学习，尤其在假期，刘明飞觉得孩子都玩“疯”了。
▌辅导班有市场，但大学生返乡创业难
曾在重庆一个镇上做过几年乡村工作的张萧表示，目前镇上对课外辅导班仍旧是一个“放养”的态度，课外辅导班并未纳入到乡镇教育体系建设中来。
这种情况下，课外辅导班的设立完全由市场因素决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辅导班要么质量参差不齐，要么经营时间不长。
以刘明飞所处的小镇为例，2017年该镇有35176人口，如果按照8:1的比例来换算（每8人中，有1人处于小学阶段的），有约4397人在小学阶段。一家舞蹈类的辅导班并不能满足上千学生或其家庭的辅导需求。
林晨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创业，目前已经在4个乡镇上开设了吉他培训班。“比较火爆，一般会有几十人。针对孩子的需求，我们也开设相关文化类的课程辅导。”
有人指出，这种现象会让“唯成绩论”的教育观蔓延到乡村，让孩子学习负担过重。对此，位于重庆的“雨中骆驼公益”以抽样的形式访谈了张艳玲所处村落的17位家长，其中88%的家长希望在未来的公益活动中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文化课辅导，有58%的家长表示希望培养孩子一些兴趣技能。相比课外兴趣，“分数”在家长的观念中仍然最重要。
针对这一现象，林晨分析道：“这与乡村地区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陪伴以及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对家长来说，“分数”仍旧是突破城乡壁垒的最直接工具，虽然他们的教育观念相较于上一代已经大为改观，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仍旧避免不了过分重视孩子的成绩。
尽管有市场潜力，但林晨也遇到了经营发展的困难，尤其是老师难招聘、流动性大，年轻人们更愿意去城市。也因此，林晨的辅导班的规模还比较小。
▌谁为孩子的假期教育买单？
如果说商业的路线还有众多障碍，公益的形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今年7月，雨中骆驼公益联系到重庆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想申请借用学校的场地用于当地学生的支教。校长表示，在假期，学校是不允许公益支教的，因为涉及到人员管理、安全保障等问题。在上学的路上，还存在下河游泳造成溺亡等安全隐患，因此学校在原则上不允许暑假期间的大学生支教活动。另一方面，当地教师在假期都有其他的事，校方也无法管理。
2017年，县城某中学便发生过支教的大学生下河游泳而溺亡的事情。而在张校长看来，支教可以找当地村委会，这样的话安全也比较有保障。
商业性质的培训经营困难，公益性质的支教又受到阻碍，关于教育的焦虑从城市下沉到农村，解决方案却没有跟着下沉。“在外挣票子，回家修房子，留下老人与孩子”的顺口溜仍旧被当地人提起，家长们也不想给孩子们用手机，然而他们常年漂泊在外或早出晚归，因此只能通过手机与孩子沟通——这是他们唯一的“情感联系”。
去年，一块“可能改变命运的屏幕”引发热议，辅导班或乡村学校用互联网传授知识，是当前较为直接的手段。但从长远看，政府应加大对乡镇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如修建乡镇图书馆、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与教学硬件环境等；另一方面，社会公益力量也应持续介入，如壹基金的壹乐园、途梦的“远程职业教育”等公益项目都有利于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缩短城乡教育水平，从而有效的缓解家长们的对孩子“分数”的焦虑。
*以上涉及人物均为化名；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中信出版集团）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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