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们如何制造假币、防范假币？
杨津涛，前媒体人、历史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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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缺少稳定货币政策、不法分子制假牟利，以及普通百姓被迫私铸三重原因下，古代假币一直较为泛滥，无法禁绝。
身处互联网时代，我们几乎遗忘了假币的存在——日常生活已经很少接触纸币，消费、转账、发红包，完全可以线上解决。而过去几千年里，中国古人的经济生活是一直与假币为伴的。
从古装剧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剧中人拿铜钱或银子在店铺买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方便快捷。如果有机会穿越回古代，你会惊讶地发现，市面上的铜钱不管新旧、面值，还是轻重、大小都不一样，你拿在手中的一吊钱，商家未必照单全收；白银的使用比铜钱更为复杂，各地银锭含银量不同，跨地交易必须重新换算。这种货币体系给造假者留出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铜钱私铸多种多样
铜钱是中国古代使用最多的一种货币，它兼有虚值货币和称量货币的双重特点。比如任何一枚小平钱，理论上的面值都是“一文”，可重量千差万别，从1克到5克都很常见，实际价值并不相同。假如一件商品定价20文，两个人分别拿着20枚1克的铜钱和20枚5克的铜钱，商家肯定更愿意接受后者。
有心人发现了其中“商机”，于是搜集较重的铜钱，将它们融化为铜，或者私自开采铜矿，在荒郊野岭、湖中大船上设立作坊，铸造劣质铜钱，从而有了历史上常说的盗铸或私铸。
绝大多数时候，铸币是国家的专属权力，盗铸钱、私铸钱即等同于假币。西汉初年，朝廷为解决钱币不足问题，曾允许民间自行铸币，很多人为牟取暴利，大量铸造所谓“荚钱”——像榆荚（榆钱儿）般轻薄。秦朝的半两钱每枚重8克左右，化成铜浆后，足够重铸4—6枚荚钱。
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推行五铢钱后，币制走向稳定，但制假现象一直存在。尤其经过三国两晋的动荡，到南北朝时期，币制又趋混乱，政府和民间争相铸造“恶钱”（指劣质钱币）。比如宋孝武帝铸造1克左右的四铢钱后，“民间盗铸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老百姓在利益的驱使下，纷纷剪掉秦汉钱币边缘的铜，然后混杂上铅和锡，铸造假币。
在唐朝后期、北宋后期，朝廷大规模铸行乾元重宝、崇宁重宝、崇宁通宝等“当十钱”，即规定每枚大钱面值等同于10枚小平钱。由于此类大钱的实际重量仅相当于3枚小平钱，使得毁小钱、铸大钱可以获得3倍以上的暴利。北宋末年，宋徽宗曾一次赦免十几万名制造假币的犯人。
有意思的是，外国也会私铸中国铜钱。爪哇、日本、安南等国为方便与中国贸易，或满足本国经济需要，都曾仿制中国钱币。爪哇仿制的北宋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等，在该国使用了数百年。15—16世纪，永乐通宝通过赏赐、贸易等途径传入日本，因其铸造精美大受欢迎，催生了大量私铸。
▌纸币与白银也能造假
在古代，与铜钱一起流通的还有纸币。北宋的交子、元朝的交钞、明朝的宝钞都有相应的假币。为了防伪，古代纸币采用专门的纸张、印鉴，以及复杂的图文设计，可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假者依旧大行其道。明朝初年，江苏句容有一个名叫杨馒头的人组织团伙，让银匠负责制版，然后在生产纸马的人家进行印刷，伪造出的大明宝钞几可乱真。
到明朝晚期，铜钱铸量不足、纸币彻底崩溃，白银逐渐成为通用货币，伴随而来的就是“伪银”横行。明人张应俞在《杜骗新书》里列举了各种不同名目的伪银及特征，如所谓“鼎银”是以纹银五钱和汞五钱半混铸而成，与纹银的不同只是“色略青些”；又如“钞仔铜”是“用铜一两，入银三分”铸造而来，呈现“死鱼白，无青白之色”。伪银种类之多，“非言语笔舌所能形容”。在张应俞看来，“凡四民交易，止可用七程以至细丝，更低者不可用也”。这就是说，元宝之中，铜、铅、铁等廉价金属杂质较多，含银量在70%以下者即可归为“伪银”（又称“赝银”），属于实实在在的假币。
利用伪银购买商品或实行诈骗的案件，在明清时期屡屡发生，以至市面上出现了不少教人分辨白银成色、识别伪银的专著，如冯琢珩《辨银谱》、宁寿堂《银谱》等。
▌以严刑酷法打击私铸
私铸钱在市面流通，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商家面对粗制滥造、异常轻薄的各类私铸钱，为保本不亏，只能将原本定价20文制钱（即官铸钱）的商品，涨到30文、40文，乃至更多。
西汉经济在荚钱的冲击下，物价飞涨，1石米的价格涨到上万钱，是正常年份的300多倍。北宋私铸大钱盛行，除加剧通货膨胀外，“民间尽将小平钱销铸当十钱，致民小钱数少，买卖沮滞”，意即老百姓纷纷把小钱囤积起来，改铸崇宁重宝等大钱，导致市面上小钱不足，日常交易难以进行。
不同于私铸钱的正常流通，伪钞、伪银主要被用于行骗。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讲过一个案例，说四川一个富户常让老仆帮忙管钱，有一次老仆拿回5000缗钱引，被发现都是假币。钱引是南宋时期四川使用的一种纸币，5000缗理论上等于500万枚小平钱，可谓是一笔巨款。
甚至有人铤而走险，在向官府纳税时使用伪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当时“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即是说奸人不仅用伪银骗百姓，还用来糊弄官府。
为打击制售假币，古代朝廷制定了诸多严刑酷法。汉墓出土的《钱律》说，“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即对私铸钱币的主谋和从犯全部处死。《唐律》规定，私铸铜钱的人，流放3000里；准备了造假工具，还没开始铸币的人，徒刑2年；正在准备造假工具的人，杖责100下。
在明朝，“凡伪造宝钞，不分首从及窝主，若知情行使者，皆斩”，胆敢伪造纸币，无论首犯、从犯、窝藏犯，还是明知假币而使用者，都要被斩首。相比之下，对于伪造白银的惩处要轻很多，最高刑罚不过是判处徒刑3年。这是因为宝钞、铜钱属于法定货币，白银不在此列。
为给制假者“釜底抽薪”，历代朝廷都实行“铜禁”，尽可能地把黄铜资源控制在手中。比如，唐宋时期禁止私人采铜，不允许私铸、私藏、购买铜器，违者会被处以杖刑、徒刑，甚至发配。
历代的严刑酷法、原料管制，都没能真正战胜假币。到了晚清时期，私铸铜钱、铜元、银元等更是大行其道，在各地市场上，每100文铜钱中常常有七成以上都是私铸的恶钱。
▌假币横行的根源是朝廷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人们制造假币的主要原因都是谋利。但古代朝廷不同于现代政府，他们铸造铜钱、发行纸币都没有严格的计划，很多时候为与民争利，不惜故意铸造恶钱或超发纸币。
西汉初期，刘邦铸造的钱币沿用秦朝“半两”之名，但大幅减重，开了荚钱的先河；后来汉文帝铸造的半两钱也仅重4铢（秦朝法定重12铢）。三国时期，蜀汉铸造“直百五铢”，孙吴铸造“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妄想让一枚重量不过相当五铢钱数倍的大钱，等值于数百、乃至上千枚五铢钱。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全力推广“大明宝钞”，规定1贯宝钞等同于1000文钱。由于发行无度，宝钞急速贬值，到了明朝中期，1贯全新的宝钞只能当10文钱花，1贯破旧的宝钞不过值1—2文钱了。在北宋，交子原定三年一界，回收旧币，再发新币。但神宗时该制度即已无法维持，出现两界交子并行的情况。徽宗时期更加无序，仅1103年一年，就加印1000多万贯交子。
朝廷压缩工艺、成本，带头铸造恶钱，一方面降低了造假门槛，使不法分子能轻易造出与官铸无二的假币；另一方面也使民间私铸铜钱或盗印纸币，成为一种抵御剥削的策略。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很多时候，朝廷铸币量不足，往往导致通货紧缩，而私铸钱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市场需要。
综而言之，在朝廷缺少稳定货币政策、不法分子制假牟利，以及普通百姓被迫私铸三重原因下，古代假币一直较为泛滥，无法禁绝。这说明，要想整治假币，必须先了解并尊重经济规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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