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宠物主人来说，最危机的时刻到来了？
小规模的疫情，我们还能够指望基层防疫人员的“善心”，还能对“人类的同理心”抱以希望，而一旦疫情大规模爆发，还有谁会在意“别人家宠物”的死活？
当前，很多人面临着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如果自己被隔离，养的宠物怎么办？
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因为在奥密克戎流行的阴影下，我们被“隔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主人很有可能是安全的，因为绝大部分病例都是无症状，但是，宠物面临被灭杀的危险越来越大了。
看到一份来自廊坊的红头文件，标题很长，关键词是“关于迅速开展阳性患者户内豢养动物扑杀工作的紧急通知”。文件明确指出，“各属地要积极对接专业扑杀动物，迅速组织入户扑杀工作。”（注：3月30日该文件在互联网上流传后，被紧急叫停）
这个文件使用的是“户内豢养动物”，而不是“宠物”概念。它可能既包括农村人养的鸡鸭，也包括城乡居民养的宠物，只要人查出阳性，“户内豢养动物”就要灭杀。
这应该是国内第一份明确要求灭杀阳性患者所养宠物的文件。
此前吉林省发布的一份文件，也含糊提到这个问题。吉林省司法部门联合发布的“依法打击妨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罗列了很多妨碍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其中第八条提到：“拒绝封闭、封存物品，控制、扑杀染疫动物”。
吉林的说法比较含混，因为“染疫动物”，应该是指动物感染了病毒，目前我们还没看到宠物感染新冠（只有在皮毛上查到“阳性”）。如果主人阳性，宠物算不上染疫？可能还需要认定。
当然，吉林的通告仍然有让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因为它把宠物等同于“物品”，并没有考虑它任何的特殊性。
这就是最新的“文件”。毫无疑问，宠物主人面临的“政策环境”，比2021年更危险了。如果说2021年我们保护宠物面临“无法可依”的状况，到了2022年，“灭杀宠物”似乎更具合法性。
2021年的模糊地带，正在消失，但是这种透明化是朝着更加可怖的方向。
▌2021年的失败：没能形成全国规范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主人在去酒店隔离的时候，能够带上宠物一起。这种“温情时刻”曾经发生在2021年初的上海，在今年这一轮疫情中，已经很难有这样的奢望了。
2021年，我们看到过几次对宠物灭杀的新闻。
在哈尔滨，一位养猫的市民，自己查出阳性，猫被执行安乐死了。主人后来依法投诉，防疫部门最后的解释是，在宠物身上检测出了阳性。
在上饶，有一位宠物主人被集中隔离，防疫人员灭杀宠物狗，但是由于监控记录下的视频过于凶残，引起轩然大波，最终相关部门也道歉了。
在成都市郫都区，有一对情侣先后被查出阳性，他们养的三只猫被灭杀了。此事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讨论，最终当地防疫部门和这对情侣沟通，达成了谅解。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对情侣症状都非常轻微，而他们的猫咪，则永远消失了。
查询2021年的案例，我们会发现，灭杀宠物，基本上都是“基层防疫部门”擅自做主采取的措施。在成都，灭杀猫的事件发生后，有不少市民拨打市长热线反映问题，发现并没有“全市统一行动”。
我获得的一份区一级的“防疫紧急预案”显示，该区文件专门提到，如果社区集中隔离，如何安置宠物的问题。2021年底成都理工大学东苑一度成为高风险区，社区组织了志愿者和宠物店，照顾那些主人集中隔离留在家中的猫狗。
2021年既让人悲伤，也让人有一点欣慰：几乎所有灭杀宠物的地方，最终基层或者更高一层的部门，都表达过“歉意”。这种道歉，大多并不承认灭杀本身是错误的，只是承认行动过于简单粗暴，或者是碍于舆情所做的敷衍。
这是因为在法律上，本来就还有含混的地方。保护宠物的人们，能够找出的法律依据，无非是“要对宠物灭杀，需要市级部门同意”，而执行灭杀的往往是基层，拿不出市里的指令。
法律上的根本尴尬是，中国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生猪屠宰条例》等等法律，并没有一部《动物权益保护法》。在法律上，宠物（伴侣动物）并没有获得特殊性。
野生动物有严格的分级保护机制，野猪大搞破坏，但是你不能随便灭它，直到它的数量庞大到从保护名单中消失；而“动物”和“牲畜”，则只是养殖业的分类，在灭杀的时候，不会考虑人的情感。
因此2021年中国宠物主人的全部努力，可以归结为寻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下的疫情中保护宠物的“办法”。比如，宠物身上检测出阳性，主人检测出阳性而宠物没有，或者主人也没有阳性，只不过是因为“密接”“次密接”导致的集中隔离，应该如何对待宠物？我们需要一个刚性的、统一的应对指南。
疫情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我们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操作规范，不能不说是相当遗憾的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某种偶然性，基层的善心，防疫人员大发慈悲，或安排志愿者或宠物店来适当救济。
这种悬浮状态，让人十分不安。有不少宠物主人因此陷入某种恐惧中。据说一个保护“毛孩子”的方案是，当社区出现疫情时，坚决闭门不出，和宠物生死待在一起。还有一个方案，一旦自己确定被集中隔离，就把猫放出去，让它变成“野猫”，获得一种逃生的可能性。
这种做法实在太过悲凄，对防疫也没有任何好处。如果猫身上真有病毒，放出去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宠物主人的“悲情”，更多是一种防御状态下的抑郁情绪，人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办法，陷入完全的无助状态。
吉林和廊坊的相关文件，不仅加深了这种“无助”，更让危险变得明朗化了。小规模的疫情，我们还能够指望基层防疫人员的“善心”，还能对“人类的同理心”抱以希望，而一旦疫情大规模爆发，还有谁会在意“别人家宠物”的死活？
▌我们配得上“文明”吗
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感叹，英格兰的《动物权益保护法》比儿童促进法诞生得还早。在认识到要保护儿童之前，英格兰人就意识到保护宠物的重要性，而被保护的宠物，不但包括猫狗，也包括蜥蜴之类，只要成为“宠物”，就应该和“动物”区别开来。麦克法兰认为，爱护宠物，是英格兰率先进入“现代世界”的标志之一。
中国人当然有着养宠物的悠久历史，在南宋，据说高官家的猫走丢了，还重金悬赏。不过，中国平民家庭普遍养宠物，还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开始的。
在大城市，宠物的数量激增。因为处在“现代”境遇下的中国人，也开始感受到那种现代性孤独。疫情开始的时候，媒体报道过不少宠物陪伴主人度过艰难时光的新闻。在大城市，很多年轻人甚至不想谈恋爱，因为猫和狗能够为人提供更多安全感。
当然，浏览过去几年的新闻你会发现，宠物激增带来了不少问题。流浪猫变得越来越多，而宠物狗咬人、遛狗不牵绳或者不捡粪便的行为，也让人愤怒。在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存在一种憎恨宠物的情绪。
我有时候怀疑，那些灭杀宠物的“具体执行人”，可能就是憎恨宠物的人，疫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泄怒火的机会。上饶打狗的视频中，执行人对狗的暴力行为，让人严重不适，那是“明显的施暴”。
说到底，我们面临的，永远是这种中国式的拷问：人都兼顾不过来的时候，我们还顾得上宠物吗？我们很善于排出先后次序，宠物就成为紧急状态下的最先的牺牲者。
乌克兰发生的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做法。乌克兰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中国差得多，所面临的是战争带来的死亡，也要比新冠病毒可怕得多。但是，你如果用心，会看到不少人照顾宠物的照片。
人们在逃难的时候，带着自己的猫和狗。有一位乌克兰女士，逃到靠近波兰的边境，她带了好几条狗，那些狗是她收养的，都是有残疾的，但是在炮火下，主人没有抛弃它们。前几天看到一篇动人的文章，基辅在公布伤亡的时候，也公布了动物园中动物的伤情。
有一位朋友，准备夏天到澳洲生活。因为澳洲把中国列入“狂犬病疫区”，朋友的猫不能直接从成都运过去，她准备“曲线救猫”，先托朋友把猫运送到荷兰，在那里寄养6个月，再接到澳洲。
这样非常麻烦，也要额外花不少钱，但是她谈起这些非常平静，就像谈论自己的家人一样——到秋天就能和猫团聚了。她告诉我，有不少外国人，疫情前在中国工作生活，收养了宠物，疫情发生后来不了中国，正在想办法寻找能带宠物离境的志愿者。
在你艰难的时候，不要抛弃它，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爱。
这让我相信文明拥有某种力量。文明人可能会受到欺负，但是“文明”仍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对宠物主人来说，2022年会更加艰难。我们“无法可依”，有时候也孤立无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除了“战斗”，你也别无选择——为你的猫和狗抗争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