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留下的非洲边界争端，如何用和平方式解决？
关培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
非洲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废除边界只是“异想天开”，而调整边界也将引起无休止的混乱和冲突。这种认知使大多数新独立国家从废除或调整边界，转变到维持边界现状的立场上来。
俄乌冲突爆发后，世界各国态度不一、舆论喧嚣。2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肯尼亚驻联合国大使马丁·基马尼就肯尼亚和非洲各国的历史情况发言。
他提到：“肯尼亚和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是在帝国终结时诞生的，我们的边界不是我们自己划定的，而是在伦敦、巴黎和里斯本这些遥远的殖民者大城市划定的，完全没有考虑到被他们分割的古老民族。如果肯尼亚在独立之初，选择在民族、种族和宗教同质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几十年后仍将处在血腥的战争中。”
在基马尼看来，肯尼亚同意并接受所继承的边界，是多年边境冲突后权衡利弊的抉择。尽管在当前民族国家体系下，民族和国界很难调整，但非洲国家仍可以追求本大陆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一体化，而不是建立一个充满“怀旧情绪”或“陷入历史情结”的国家。
因此，他表达了以下的立场：“我们必须完成从死亡帝国余烬中复苏的过程，而不是陷入新的霸权和压迫中。我们反对基于任何基础，不论是民族、种族、宗教还是文化方面的民族统一主义和扩张主义。”
实际上，非洲是世界上边界和领土争端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却甚少受人关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与邻国存在规模和程度不等的争端，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和随意划界，帝国主义国家退场后，非洲各国被迫成为这一后果的承担者。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非洲在不断爆发的边界冲突中逐渐调整观念和政策，从希望废止帝国主义国家强划的边界，到力求在非统（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解决，再到愿意接受国际法院的审理和裁决，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边界冲突，越来越深刻地成为非洲国家的共识，这也是基马尼发言立场的根源。
非洲的历史经验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启发，为我们如何看待边界冲突与思考冲突的解决办法，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在被殖民前，非洲国家和人民根本没有边界的概念。这首先是由于非洲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小。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非洲没有像欧洲或亚洲那样为占领土地而激烈斗争，自然也没有严格划界的内在需要。其次，被殖民前的非洲人民主要是游牧民族，部落经常迁徙，逐水草而居，这使得任何边界概念都显得多余。再加上地形复杂，缺乏测量的资料和技术，非洲很难划定边界。
殖民主义国家在侵略和瓜分非洲的同时，也将边界概念引入了非洲。根据殖民国家的异同，非洲的边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不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划分势力范围，通过武力征服和缔结条约等方式，将非洲的土地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保护国”而划定的“势力范围线”；
二是同一殖民国家内部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对其辖下的领土划定的“行政管理线”。
换言之，非洲的边界线从产生时起，大致被分为“势力范围线”和“行政管理线”两类。
殖民国家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线”和“行政管理线”时，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对自然地理、人口、语言、部族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们较少考虑非洲人民的意愿、当时当地的现实情况及自然条件，更多是从自己的实力和利益出发，经过反复博弈或利己考量而划定。有些边界线，甚至是殖民国家在对所要划分的土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直接在地图上勾勒出来的。
当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曾公开承认：“我们在白人从未到过其地的地图上画线，彼此分配山河湖泊，所遇到的小小障碍是我们从不确切知道它们位于何处。”
这使得非洲国家间的边界线要么是按经纬度划定，要么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定。前苏联外交官、非洲问题专家阿纳托利·葛罗米柯曾指出，44％的非洲边界是按经线或纬线划分的；30％的边界是用直线、弧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分的；仅有26％的边界是由河流、湖泊或山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
▌历史边界与民族问题
非洲被强行分割，导致过去本属相同种族或部族的人们分属于不同的国家。非洲许多国家边境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寻求分裂的问题，而这种分裂行动往往会受到相邻同民族国家的支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该少数民族所属国与其邻国关系的紧张。
而另一些敌对的部族或种族却被划分在同一实体内，被迫组成一个新的国家，导致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内乱不断，难言发展。
此外，殖民时期划定的非洲边界是大体上的划分，并没有将所有边界都划分清楚。这既是为了避免殖民列强当时的争夺，也是为了将来继续扩张。
因此，非洲边界存在从未正式划定的地方，也存在因为缺少足够的文件或文件的含义不够明确而造成争议的地方。这使得非洲国家在独立以前就发生过不少边界争端。旧有的争端在非洲国家独立以后继续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构成了现实的边界争端。
除了殖民侵略的历史根源外，部分非洲国家过度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对资源的争夺、国家间关系的恶化或为了平息内部的反对而转移视线，也成为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爆发的现实原因。
非洲普遍存在的边界和领土争端，以及由此导致的战争，不仅严重破坏了非洲的稳定和团结，而且也影响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并为大国插手非洲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时期，都对殖民主义国家强加的边界抱着否定的态度。
1958年12月在加纳阿克拉举行了第一届非洲人民大会，会中做出的《关于边界和边界划线以及联邦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废止帝国主义列强为分裂非洲人民而划定的人为边界，特别是把同种族集团从中隔开和把同血统人民分裂的边界；在近期内，并在符合有关国家人民真正意愿的情况下，发出呼吁，废除或修改这样的边界。” “废除或修改”边界的立场在1960年和1961年的第二届、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上进一步得到确认。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些非洲国家在取得独立后，很快提出了改变边界的要求，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边界和领土问题。
1958年，埃及与苏丹爆发边界危机；1959年，突尼斯对尚未实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于1961年7月侵入阿尔及利亚边境；1959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建议多哥独立后与加纳合并，造成加纳和多哥关系恶化，边境事件时有发生；加纳和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之间因部分边界的划线问题引发争端，导致加纳自1963年起关闭了边境。
1963年10月，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爆发边界冲突；同年12月，尼日尔与达荷美（贝宁）因对尼日尔河中莱泰岛的争议而发生危机。1964年7月，刚取得独立的马拉维对整个尼亚萨湖提出主权要求，致使坦桑尼亚和马拉维之间关系紧张。
尽管上述边界问题没有引发特别激烈的边界争端或冲突，但边界问题的频繁发生，及其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和不稳定，逐渐使大多数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改变了对殖民边界的看法。
非洲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废除边界只是“异想天开”，而调整边界也将引起无休止的混乱和冲突。这种认知使大多数新独立国家从废除或调整边界，转变到维持边界现状的立场上来。
他们不再一味追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同一民族必须在一个国家内”，而是尝试在尊重国家独立时已有边界的基础上，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通过建立特别委员会加以调解、由争端方直接谈判、通过非统成员国家杰出领导人斡旋、与非洲其他次区域组织合作等方式解决争端问题。
▌诉诸和平解决
在1963年5月的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上，不少国家领导人主张维持边界现状，承认非洲现存的一切边界和现有的一切国家。
对殖民边界的态度的转变，直接反映到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大会及其制定的宪章和1964年第一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的决议中来。
1964年的决议不仅指出，“边界问题是造成不和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强调“非洲国家的边界在它们独立时已经明确形成”，因此成员国必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规定，并“郑重声明，所有成员国保证尊重非洲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决议还要求各成员国在发生纠纷时，应在非洲范围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在这个理念和相关原则的指导下，非洲统一组织也为推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加纳与上沃尔特争端的解决以及妥善处理西撒哈拉问题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开始，非洲国家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的策略发生了变化：在主张政治解决的同时，接受并引入国际法院的审理和裁决的模式。
出现这种转变，首先是因为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非统在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中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其次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法院中非洲国家法官所占席位明显上升，一些不适合国际社会现实需要的原则和规定被逐渐淘汰；一些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特别是有利于各国建立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关系的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也逐渐确立并实施。
不过，国际法院在解决此类争端时也有明显的局限，表现在管辖和审判范围、法律适用性、以及法院强制执行能力等方面。此外，国际法院还面临如何走出强权政治阴影的困境。
总体来看，尽管非洲存在普遍的边界和领土争端，但始终在探寻更完善的解决方式。且值得一提的是，西非国家间的此类争端大都通过国际法院的判决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同时，相关国家在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前，大都就向国际法院提交争端达成了特别协定，在这些特别协定中对国际法院在审议和判决该项争端中的法律适用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既保证了通过法律方式有效解决争端，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相关国家的主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