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讨论“女性权益”
作为一种公共讨论，可能我们更需要做的，不是去争辩“女性主义”应不应该，姿态怎样，而是跳出女性或男性的身份，去共情他“人”。
“女性权益”无疑是近两年来最受热议的社会话题之一，但它也经常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这是按性别来划分阵营的，男性不可能真正支持女性的权益诉求，而女性则应该天然地支持女性。然而，现实比这复杂得多了。
曾有不少老读者跟我说：“你写的各种话题我都感兴趣，唯独女性话题看不下去。”至于看不下去的原因，则种种不一：有些人是看不惯一些女性主义者的姿态；有些人认为在现阶段，“连主流男性都没得到权利，哪里轮得到女性”；有的人憎恶女性权益诉求造成社会对立，“无论谁犯法就该被抓起来，这和男女没关系，最讨厌借任何事挑动两性对立”；还有人认为女性相信“西方那一套”是被洗脑了，没有独立思考；也有人嘲讽我一个男人谈女性权益“很可笑”，是在“讨好女人”或赚取流量，动机可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每一类人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这其中最常见的，可称之为一种审美式反应：有些人虽然支持女性权益诉求，却不喜欢一些女性主义者“太激烈”——他们不反对女性权利诉求本身，但要求你姿势好看，讨厌你反应过度、歇斯底里。一方面这种观点无视了历史上的进步常常是过激运动的结果，“姿势好看”往往不能撼动原有的顽固结构。另一方面，吊诡的是，这种看法厌烦女性主义者的情绪化，但他们自己的反应本身也是出于一种直觉式的情绪化反应。他们相信现在的女性主义活动已经走火入魔，而他们自己“不反对女性权益诉求，但反对那种‘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女性权益’的专断”——然而这种专断本身，其实并非女性权益诉求的特征。
另一种观点是，争取女性权益是好事，但得“慢慢来”，属于“第二阶段”的事，好比盖楼要先打好地基，否则就本末倒置了。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心态，似乎觉得在目前阶段，这种“权利”是一种资源分配，“正常人”都还没得到，就轮不到更边缘的群体，诸如女人、残疾人等等。连很多女性都接受了这一套，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将人群分优先级的预设，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女性的权益被排在“正常人”之后，但实际上争取权利，并不是一个先后的问题，而是同一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由于“权利”被视为有限资源的再分配，女性权利诉求也就被认为是“不正当地”获得了更多（可能原本属于他人的）利益，“她们在要求一些过分的特权”，难免引起其他人的不平乃至眼红，“激化社会矛盾”。不少女性和我说，自己周围的男性都很好，彼此相处得很愉快，也因此，她们不能接受现在把男女搞得很对立的女权话语，转而主张“真正的女权”应该是促进男女互相理解、互相欣赏。换句话说，她们寄望于实现社会整体框架的和谐，也就是不打破鸡蛋就能吃到煎蛋。
既然相信自己的权利诉求在现有框架下就能得到充分满足，那么很自然地，很多人进而认为“中国已经两性平等了，比国外好多了，不需要闹女性权益”。不止一位女性明确跟我说，真的没感觉到有什么性别不平等，所以无法理解现在很多的女权主张，觉得要么是在夸大其词，要么就是在要求特权。
这么想的人，往往是一些大城市里生活优渥的女性，她们的成长环境可能确实比较宽松，甚至颇受优待，因而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断言不存在女性被贬低的现象，态度甚至比男性更坚决，因为女性的身份反而使她们感觉自己天然正确，可以无所顾忌——出于同一逻辑的相对看法，则是身为男性言说者，“你永远无法共情女性的感受”“你说的都是代表男性立场”。
其实，能否共情，不在于女性还是男性的身份，而是个人视野。大城市不少生活优渥的女性是真的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所以丰县事件才让那么多人震惊；但从另一面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社会的碎片化相当严重，每个人看到的现实迥然不同，很多人之所以争吵不休，原因就在于误以为彼此谈的是同一件事，但其实并不是，以至于连对话的基础都没有。本来一个人就难免受自己的视野和环境所限，如果你又完全接受而没想过走出舒适圈，那么对“被限制”的感受也不会太明显，只有当你尝试超出这个边界，向前走得越远，感触才会越深。
当下的很多女性主义者似乎在潜意识里相信，实现女性权利的最大阻碍来自前现代理念，尤其是那种结构性的男权传统，只要打倒它就能万事大吉。但实际上，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后现代理念有时也会成为对手。和一般人设想的不同，反对女性权益的既不一定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更不一定“愚昧无知”。
一种看上去“反女性主义”的声音认为，一个人不分性别，无须他人指点，有权自己决定怎样过好自己的生活。有一位就在网上如此宣告：“我认为我首先是一个有自由意志和血肉之躯的活人，化妆与否这事，穿不穿高跟鞋这事，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选择，都是为我自己的舒适便利、身心健康、美学品味、社交生活服务的。
宣称女性已经被男权社会系统性戕害到了丧失整全的自主意识，以至于都不能用基本常识来清楚地辨别和断定自己（应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连无伤大雅的日常穿戴都要摸着良心自我省察一番，这不是在坚固，而是在贬抑和幼化女性个体。那么下一步如果是由女权理论家挥斥方遒来规定什么才是真为女性好，以及如何以正确的姿势爱美，是不是又回到了熟悉的配方？”
不难看出，这种声音相信每个个体有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既不感觉受到了系统性剥夺，甚至也反对将女性生命中的一切艰难都归咎于此，进而相信一个女性尊重男性、喜欢孩子也是她自主的人生选择，不应该被污名化为“被男性社会洗脑”，当下的一些女权诉求不过是“宣泄你未竟青春期的愤怒，以及为一件自己并没有付出什么努力的事情感觉良好”，反倒印证了男性群体对女性的某些偏见。
这无疑是相当犀利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此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们还在为之争取的东西，我已经得到了。”本来女性主义的诉求正是为了让个体可以自主地做自己，在这一意义上，这一声音本身就是女性主义的，它反对的，其实倒不如说是女性主义理念的意识形态化。
这种意见主张不是在性别二分的框架底下看待社会问题，而是不分男女都看作平等的个体，拒绝任何群体化的标签，就像撒切尔夫人那句名言：“没有所谓‘社会’这回事，只有一个个的男女。”根据这种个人主义，你的每个决定都是自主做出的，也就得自行承担责任：“你就是你，单数的、理性的、有完全责任的你，你不是什么70后、80后、90后、00后……任何年代都不能背锅你的无知与懦弱，也不能买单你的傲慢与偏见。”
这可能是性别和权益诉求发展的方向，不是作为女性或男性，而是作为一个“人”去追求人的自由发展。然而在现阶段，它还是有一点“何不食肉糜”的超前，还有太多的女性在结构性的不平等中被歧视、被打压、被剥削。
▌什么样的女性权益？
虽然这两年女性权益活动看起来声势浩大，有些人甚至断言它已经成了一种霸权话语，但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就不难发现，它其实距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众连“女性权益”的确切内涵都存在着广泛的误解——讽刺的是，某种程度上正因为这种误解，才让人产生了一种它已经席卷舆论场的错觉。
本来女性主义就有诸多面向，到现在仍然处于各执一词的状态，没有人能说，“只有这样才算是女性主义”。所谓“田园女权”可能是最遭男性厌恶的，但在一些真正的女性主义者看来，那根本不能算是“女性主义”。
在各国女性主义兴起的历史上，女性内部一直都会存在各种复杂多元的声音，有时甚至发展到对立的地步，特别是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彼此的立场常常迥然不同。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将之归结为男权文化的结构性特征：“比起男人的厌女症，女人的厌女症更加麻烦，因为女人的厌女症是自我厌恶。理解了这一点，许多谜都能解开。比如：为什么女人之间围绕男人相互对立？为什么说女人的敌人是女人？为什么母女关系复杂纠结？等等。”
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来做判断，但当一个社会日渐多元化发展时，随之会带来一种不可避免的割裂：哪怕都是女性，但人与人之间的经验难以共通，一个人为之气愤不已的事，另一个人可能毫无感觉；你还在竭力去争取的权利，她/他却可能觉得早已获得，甚至不理解你为什么要那么激烈，正如前述的大城市中产女性很难想像丰县母亲的处境。
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永远是困难的，但这正是当下所欠缺的。在我所看到的现象中，人们与其说是“反对女权”，倒不如说是无法理解另一个人的处境——有时甚至自认很理解对方的处境，但还是遗憾地相信她们被“带歪了”“走岔了”，行为是不理性的。但假如你能真正代入那些呼吁者的感受，或许会发现，她们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在干什么。权利是每个人都有的，女性争取权利与男性保留权利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厘清边界。
当一个社会逐步实现现代化，个人权利意识的兴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下的女性主义也是由此衍生的，只不过主体是女性而已。作为一种公共讨论，可能我们更需要做的，不是去争辩“女性主义”应不应该，姿态怎样，而是跳出女性或男性的身份，去共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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