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华 | 与柄谷行人一起重读《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赵京华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新译本前言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新译本前言赵京华

三联书店新近上市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依据“岩波定本”重新翻译，对内容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删去了此前依据1991年英文版所增设的第八章“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并移除了原英文版序言和中央编译版的中文版再版作者序。该书对内容的反复增删体现出柄谷行人思考角度的不断变化，即由“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到“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再到从“民族国家的实体性”角度对“文学与民族主义关系”这一视角进行反思与批判（这一系列的变化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影响颇有关系）。《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版本的历次增删不仅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发展，也恰恰说明了该书在思想上的复杂性。今天的推送为该书的译后记，译者赵京华老师在此提供了阅读这部著作的两条线索，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文学与现代性及民族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从而在这个文学衰落的时代重新思考文学的位置。

本书书名后面标出“岩波定本”，意在区别于日本讲谈社1980年第一版，也试图强调这个译本与三联书店2003年中译初版的不同。

这是一部文学批评上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经典，仅从书中附录的日文版后记和世界各语种译本的序言就可知晓。在日本国内，它有两个版本系列。即，由1980年讲谈社的单行本和1988年该社文库版所构成的系列，其中文库版重印不下三十次。另一个则是岩波书店的系列。2004年岩波书店开始编辑出版《定本柄谷行人集》，该书列入其中，作者对此作了大幅度调整、增补和修订，几乎成了一本新著。2017年，又被列入“岩波现代文库”继续重印。我也是鉴于此“岩波定本”的改动之大和内容之新，而有了重译的打算。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三联书店2019年版。

本次新译以岩波定本为底本。详见“每日一书”。

就是说，2003年三联书店推出的该书译本，也是由我翻译的。当时依据的自然是1980年讲谈社版，同时也参考了1991年的英译本。说到该书的中文版，一样也有两个系统。三联书店的系统，由2003年版和2006年重印本（板式不同）以及这个即将问世的“岩波定本”构成，这应该是中文读者比较熟悉的一版。另一个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系统，即由2013年版和2017年收入《柄谷行人文集》中的重印本两版构成。我在这两个系统的每次新版和重印之际，都有必要的增补和校勘。因此，译文上略有不同，翻译准确度和行文流畅度自然是新的更为成熟。但是，依据的是同一个讲谈社版，故内容上没有大的变化。

而这个“岩波定本”则变化很大，尤其在内容上。这又可以话分两头，一头是原书的改变。1980年版由六章构成，而现在这一版则增加了“类型的消失”一章（第七章），并收录了日文版后记和世界各语种译本的序言，另外增加了注释和明治时期文学年表。而更主要的变化，是作者时隔25年对原版做了大幅度的内容修改，特别是构成本书核心议题的前三章，即风景的发现、内面的发现和所谓自白制度。现代文学中的主体、第三人称客观描写，还有文学中自白制度的诞生，这些在前现代文学中绝无的表现手法是怎样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和个体独立意识的出现而作为一种制度被创造出来的，则通过修改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呈现。25年前的一些直觉性的感悟，在如今的新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条理化，反映了作者此间思想的飞跃性发展和理论逻辑分析的深化。我说这几乎成了一本新书，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另一头是中文译本的改变。2003年三联书店版虽然是依据1980年日本讲谈社版，但当时根据作者的建议，曾增加了两章。即，1991年英文版增补的第七章“类型之死灭”和新设的第八章“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并收录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英文版所写“重叠的现代性镜像”序言。2013年的中央编译版也曾经根据作者的意见，增加了一个中文版新版序言。而现在这个“岩波定本”中文本，则严格按照岩波书店的定本来翻译，除去了第八章和詹姆逊的序言以及中央编译版的中文版再版作者序，并基本上重译了这部经典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读者可以将此作为柄谷行人的新作来阅读，也可以比照此前的译本来体察作者思考的演进和观察问题的视角变化。

关于这本著作的内容构成和学术思想价值，我此前曾经写过译者后记（见2003年三联书店版）加以介绍和分析，有心的读者可以参考。而自中文版问世以来，本书在汉语读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一如它在世界各地拥有强大的影响力那样。据我了解，书中有关现代文学“风景的发现”，即认识论上的“颠倒”装置以及这个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制同时发生并形成“共谋”关系等思考，得到了汉语读书界的高度关注和高校在读博士生的广泛征引，直接影响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考方式和阐释构架的转变。2005年底，也就是此“岩波定本”出版后一年，我曾就本书的多重内涵和作者本人认识的变化，发表过一篇题为《与柄谷行人一起重读〈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的文章。现全文重录于下面，以期给汉语读者提供进一步的阅读参考。

一部名著往往可以包含多重的解读可能性，这不仅在读者就是在作者那里也是常有的事情。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文艺随笔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初版于1980年，至今历时25年。在日本包括原版、文库版和文集版已经多次印行，1993年于美国出版英译本之后，开始越出国境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继德文版和韩文版之后，又有了这部中文版。这部诞生于东亚日本的批评著作，经过穿越北美、西欧的“旅行”之后，又绕回到包括了韩国和中国的东亚来，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遇到不同语境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而发生多种多样的阅读可能性，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到了最近连作者本人对自己书中说了什么也有些动摇不定了。

2004年岩波书店出版了5卷本的《定本柄谷行人集》，其第1卷收录的便是这部早期代表作。作者借编辑文集的机会重读《起源》后，写下一篇《重读之后痛感“近代文学”已然终结》的随笔。文章不长，全文抄译如下。

我是不去读自己所写的东西的，因为觉得与其如此，不如去写新的作品。可是偶尔也有不得不重新阅读的时候，尤其是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出版英文本之际。

简单说，我在此书中指出∶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东西(如文学中的风景、言文一致运动、小说的自白等)，都是某个特定时期(明治20年，1890年)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装置而已。

这种想法是在1975至1977年于耶鲁大学讲授明治文学时产生的。如果不是在那样的地方(外国)，我恐怕不会有上述思考的。当初写作此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要在美国出版。因为书中讨论的主要是与日本的文学状况相关的一般常识性事项。

所以，到了1983年有人要英译此书时，我便踌躇起来了。虽然最后同意他们去翻译，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做一些修改。可是，后来译者那边一直杳无音讯，到了1990年前后英文翻译稿突然寄到我手上来，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要是坚持对原作加以修改的话，译者又要返工而多费周折的。考虑到这一点，我放弃了修改全书的计划，只补充一个新的章节加了若干的注释并写了后记。

现在，我对自己的旧作很有些不满。原因之一，就是出版英文本的时候，我更多地考虑到文学特别是言文一致以后的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问题。这恐怕是受到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或者90年代初学术思潮的影响所至。因此，在英文本序中，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另外，在稍后《起源》被翻译成德文、韩文和中文之际，应译者的邀请我分别写了序言。面对未知的他者(各国读者)，又让我不断思考起自己的著作究竟写了些什么。

然而，去年计划出版《定本柄谷行人集》我又重读一遍《起源》，感到现在自己的关注重点与此前已大不相同。或者说我又回到最初写作此书的观点上去了。比如，当今的民族主义并不需要文学，新的民族之形成也不必文学参与。民族主义虽然没有结束，但现代文学已经终结。我深深感到，现代小说这东西实在是一段特殊历史下的产物。

这样想来，我在1970年代后期追问现代文学的“起源”时，实际上这个文学已在走向终结了。如果没有感到其“终结”的到来，何以会去其追问它的“起源”呢？总之，我再次感到“作者很难读懂自己的著作”。(载2004年7月18日《朝日新闻》)

这篇文章里，柄谷行人虽然最终意在强调“作者很难读懂自己的著作”，但还是清晰地记述了他对《起源》一书，其自我认识的变化过程。他至少向读者暗示了阅读此书的两条可能的线索。一是从当初的写作意图来讲，他是在1970年代末于美国这一“外部”的场域获得了从“起源”上观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视角，又在与保罗·德曼等耶鲁学派解构主义运动成员的交往中发现了颠覆“文学现代性”的方法。据此来分析成立于明治二十年(1890)前后的“近代文学”，发现并证实了下面这样一些事实，即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无庸置疑的“现代”“文学”等概念并非普世性的价值观念，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客观描写、内心自白、言文一致的口语化书写语言等等，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19世纪中期以来起源于西欧而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现代性”文学的一种“装置”（制度）。发现了它的起源就意味着可以预见到其“终结”，《起源》一书当初就是要指出这个“现代文学”正在走向终结，如同现代性思想和社会已经在1970年代前后发生转型一样。这可以称之为从“文学与现代性关系”的视角来阅读的线索。二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柄谷行人接受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及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觉得《起源》一书虽然当初没有自觉到，但实际上包含了文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上所发挥作用的内容，是可以做新的阐发的。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这一视角来阅读此书。而且第二种阅读线索在整个1990年代都得到了作者的刻意强调，我们看柄谷行人所写的英文本、德文本、韩文和中文本的“序言”就可以明了这一点。

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名著，不同的读者可以有多样的解读，甚至原作者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问题是原作者到了最近又对第二种解读线索表示了“不满”，强调自己的认识回到了当初的写作宗旨上。作为中文本的译者，这使我感到应该对此有所交代，因为我的“译者后记”（2003年）依据柄谷行人当时对第二种阅读线索的强调，而突出了《起源》一书在解构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上之共谋关系的一面。记得有一位同行朋友在看了那篇“译者后记”之后就曾对我笑曰∶原作的意味很是丰富，虽然时有难解而不甚明了的地方，读了你的译后记就觉得问题很是清晰了然了。对于我们不懂原文的中国读者，你的解读可是至关重要呀。这朋友的笑谈是在肯定还是否定，我当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现在，读到上引柄谷行人的文章，才恍惚略有领悟。作为译者所提供的一种解读线索说不定会遮蔽原作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呢。

正因为如此，我在上面特意全文抄译了柄谷行人最近那篇随笔，希望能给中国的读者提供更多的解读《起源》的背景资料。不过，有一个翻译过程中的细节还是应该交代几句。当1999年前后我接受北京朋友的建议，开始与柄谷行人联系此书的中文本翻译事宜时，他就主动建议要把发表于1992年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文收入中译本。原因是，这篇批评雅克·德里达只局限于西方谈“语音中心主义”，强调在18世纪的日本也出现过试图摆脱汉字文化压迫的日语语音中心主义的文章，与《起源》一书在内容上有密切联系。今天想来，这篇文章与英译本作者序(1991)的写作同时期，正是柄谷行人参照“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来重读自己的《起源》之时。到了1999年前后建议收此文于中译本，说明他依然期望读者从“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这一阅读线索来理解该书。也因此，有了我那篇中译本“译者后记”。至于他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产生“不满”，则是在那之后。

2000年6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应邀来日本法政大学与柄谷行人同台讲演。安德森的讲题是《被创造的“国民语言”――不存在自然生成的东西》(Nothing Comes Naturally∶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s”)，柄谷行人的发言则是《语言与国家》(两人的讲演同时刊载于《文学界》2000年10月号，东京)。我们仅从安德森的讲演题目就可以看到，时隔十几年之后，其思考的框架依然是文学语言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从内容上看也只是增加了有关泰国、菲律宾方面的资料，论证国语与国家民族的语言未必一致，实际上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就是说，现代国语国民文学并非自然生成之物，而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工塑造出来的。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载体，国语保证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而柄谷行人则在上面提到的那篇《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旧稿基础上增加有关现代资本主义“三位一体”(资本、国家、民族)牢固结合的自创理论，实际上对安德森1983年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置疑。他认为这一理论单纯强调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情感“想象”即“表象”的方面，而忽略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结合所构成的“实体性”方面。虽然可以说明远离现代性中心的地域(印度尼西亚等)其民族主义兴起的基础和原因，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今(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一轮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再需要“文学”的参与而是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联系在一起。恐怕正是对文学与民族国家或者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了这样一种新的认识，才导致柄谷行人在2004年重读《起源》时，开始强调自己“又回到最初写作此书的观点上去了”。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想象的共同体》

以上，我就《起源》问世25年来原作者对自身著作认识的变化过程做了简要的追溯和梳理。那么，所谓“两条可能的阅读线索”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于原作呢？这就不是译者所能回答的了。其实，读者是尽可以放开视野去自由阅读的，如果上面提供的材料能够刺激汉语读书界读者的思考而做“积极阅读”，那已经是喜出望外的了。另外，还有一个侧面值得我们留意，那就是柄谷行人在书里书外前言后记中给我们提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2003年“中文版作者序”指出∶“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的确，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文学向其固有力量的回归将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宣告了“近代文学”的终结，是否意味着诞生于19世纪中叶以小说为中心的国民文学，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已然消失而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呢？又比如，上面抄译的柄谷行人文章在谈论“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时强调∶“当今的民族主义并不需要文学，新的民族之形成也不必文学参与。民族主义虽然没有结束，但现代文学已经终结。”确实，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而东西两大阵营土崩瓦解之后，新一轮的民族独立和少数族群分离运动已不再依靠文学的力量。那么，曾经具有“想象”民族创生国家功能的文学将被宗教或者别的什么取代吗？今天的“文学”是否只剩下了“审美”、“娱乐”、“游戏”――消遣的功能？在民族国家还远未退出历史舞台的现在，“情感教育”――从感情上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团结――是否还可能是文学的功能之一，虽然不必是以往那样惟一的功能？我想，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课题，值得我们与柄谷行人一道去深入思考。

最后，衷心感谢陈言女史帮我仔细校读译文，纠正了许多错讹。同时，也感谢作者柄谷行人先生和三联书店冯金红女史的信任，依然让我来承担这项愉快的翻译工作。

赵京华

2019年01月12日

于北京太阳宫三杨斋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保马”，感谢“保马”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陆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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