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
[日]柄谷行人 著
吉琛佳 译
2024年7月
艺文志｜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本人为什么不游行
柄谷行人1
今天我想要谈的，是“日本人为什么不游行”这个问题。另外我也想借此探讨，现在的日本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正在美国洛杉矶。有日本的熟人给我发邮件时问道：“美国现在混乱得很，你那边不要紧吗？”原来是那时有反战人士遭到杀害，事件在日本也有报道。然而在我执教的大学内外，每天都有游行示威活动，范围遍及全美。而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美国好像压根没有发生什么反战运动似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那时形成了很明显的舆论氛围，下一次总统选举时，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候选人肯定是当选不了的。果然，奥巴马后来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因此，虽然朋友担心我这边的情况，我反而觉得日本的情况才是需要担心的。当时以英国（他们的首相布莱尔支持布什）为首，欧洲各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这在媒体上也有所报道。亚洲各国，像韩国、印度等地，也有游行示威活动。然而，日本却似乎看不到类似的情况。日本此时违背了战后宪法宗旨，首度向海外派兵，从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然而街上却几乎没有反对运动。从外部视角看来，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事实上以冲绳为首，日本各地也有过一些游行活动，但从外部看来，只能说其规模根本毫不起眼。
日本社会从某个时候开始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政策是由选举政治决定的东西，通过游行谋求变革不符合民主原理。人们觉得只有尚未确立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需要通过游行来进行决策，发达国家则没有这个必要。这种论调是从1960年安保斗争那时开始出现的。但是久野收曾经强调，如果缺少了议会外的活动，则议会民主制便无法发挥功能。在维持着议会民主的欧洲诸国里，游行是家常便饭的事。然而日本却几乎没人参加游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有人说，那是因为游行太老套了，也有人认为随着互联网之类的普及，如今人们有了更多抗议的手段。现在确实鲜少再发生巷战或武装示威了，然而在今日西方社会，古典的游行依然盛行。即便看上去再怎么没有效率，游行还是有效果的。美国大规模的反对伊拉克战争游行，促成了如今对战争的批判。然而日本却几乎完全没有游行。而且时至今日，对小泉政权这个支持美伊战争的急先锋，日本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批判。尽管如此，媒体却欢迎奥巴马的当选，并且盛赞美国的民主主义。
所以，日本之所以没有游行，并非因为互联网发达的缘故。比如韩国的网络普及率就比日本高多了，然而卢武铉当选总统的那次选战，就被认为是靠着网络的力量而取胜的。也就是说在韩国，网络是组织游行的宣传、联络工具，而在日本情况则是反过来的。在日本，人们只是在网上发表一番自己的意见，就感觉好像已经采取过行动，不去参加游行了。所以我们不能说那是网络或媒体的变化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说回2003年，当时从外部来看，日本的这种死寂，这种政治上的无动于衷，是极为异常的现象。日本不是专制国家，却胜似专制国家，仿佛真的存在对民众的压迫。这跟日本成为监控社会的问题又是两回事。比如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勒兹曾经预测法国和美国将会成为监控社会。事实上确实如此，然而法国和美国依然有游行。日本却没有。所以日本的现状不能用监控社会、管控社会的理论来说明。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觉得不能不去追究其原因所在。
在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以前读到过的一些发人深思的内容。和辻哲郎在《风土》（1935年）一书中，曾经回忆了他1920年代前半期的德国留学经历。在德国，共产党和国粹党常常会上街游行，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却与在日本截然不同。
共产党的示威运动日，一个窗口挂出红旗，而到了国粹党的示威运动日，则隔壁的窗口会悬上帝国旗，明确表明其态度；或者在示威运动之际常能欣然以一兵一卒的身份参与其中，并将此视为公共人的义务，这些都是民主主义所不可缺少的东西。然而在日本，民众中没有这种关心。这样一来，政治就化作单纯只是某些为统治欲所驱动者的专业。尤其突出的奇特现象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大众运动，其实只是“领导者”群体的运动，被领导者基本不参加或者说只有极少一部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运动空洞无物，但由此可以明白，正如日本民众在公园被破坏时所采取的态度一样，他们把公共事务只看作“别人的东西”，因此对于像经济制度改革这类公共问题也不会由衷地表示关心，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把“家”的内部生活搞得更加丰富多彩。2
我之所以会记得这段议论，是因为读到时大感意外。在我原先的印象里，和辻哲郎明明是一位保守的、反西方的思想家。此外，我会想起这个，还在于从那个时代之后，和辻所指出的现象基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和辻写的是1920年代前半叶的德国，当时无论纳粹还是共产党都还只是少数派。然而他对于那个时代的德国和日本所讲的，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依然有效，这一点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我是1960年开始上大学的，参加了1960年的安保斗争。说起安保斗争，人们会觉得那主要是全学联那样的学生运动，其实当时有上百万人参加到游行中。各个阶层、群体的人都加入进来了。当时的我以为游行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其实纵观日本历史，如此多人一同参与游行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丸山真男和久野收等人对这一状况感慨万分，他们在文章里写道，市民社会终于在日本形成了。而我们这些学生呢则相反，看了他们写的东西觉得真是无聊透顶。我们会把他们的那种想法贬斥为进步主义、现代主义而加以嘲笑。自那以后，嘲笑丸山真男一类知识分子的倾向一直存在，并在1960年代末被称作全共斗运动的时代里达到高潮。然而到了这个时候，1960年曾有过的那种一般市民参与的大规模游行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学生和新左翼活动家成为主力，并且随着运动的衰退，游行的参加者越来越受局限。与此同时，游行也渐趋暴力化，变得不是普通民众可以参加的那种游行了。用和辻的话来说就是变成仅仅只是“领导者群体的运动”了。在这个意义上，新左翼那种激进的游行压制了一般群众的游行示威。但是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存在一般群众的游行，游行示威才变得愈发激进。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和辻在七十多年前说的话至今仍然有效。这么看来，从昭和初期到今天，社会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变化。因而我们不能把现状归罪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或是大众社会、信息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即便有这些方面的因素，我们仍然要问相比其他地方，为什么这种情况在日本更为明显。和辻哲郎拿游行作为例子，是为了说明日本社会“缺乏对公共领域之关心”的特点。他从如下方面寻找这一现象的原因。简单说来，在西方，人们是纳入城市共同体里的，通过城墙与外界隔开；而在日本，个人存在于“家族”之中，因而对公共领域无甚关心。在西方社会，个人即便在家里的时候也并非是私人性的。属于私人的仅有卧室部分，外面的走道也是公共的地方。所以卧室才会配有门锁。与之相对，日本人则居住在篱笆所围成的家族中。城墙内部，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联合一切力量保卫自己的生命。危及公共利益不仅意味着对邻近的人们有害，而且也意味着危及自身的生存。于是共同事业成为生活基调，规定了所有的生活方式。义务意识在一切道德意识的最前面。同时，覆盖了个人的共同事业又唤醒了强烈的个性，个人权利便作为义务的另一半与义务同样处在意识的前面。所以，“城墙”与“锁”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象征。3
对于只知守“家”的日本人来说，不管谁当领主，只要不威胁到他的家，便是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好吧，即便受到威胁，这种威胁也是可以通过顺从忍耐来防止的。也就是说，不管被迫从事何种奴隶式劳动，也不可能从他那里把“家”内部亲密无间的生活夺走。与此相反，城墙内部的生活如果屈从于威胁往往意味着人们将被夺走一切，所以只能走联合起来斗争防御的道路。这样，前者伴随着对公共事务的不闻不问，具备着较强的顺从与忍耐的性格，而后者在对公共事务上显示出强烈关心和参与的同时，发展了尊重自我主张的意识。民主在后者才能真正成为可能。不光是议员选举在那里才具有意义，而且通常说的民众“舆论”也在那里才得以存在。4
和辻认为日本人对公共事务毫无关心，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为是“私人性”的。“私人性”与“个体性”是两回事。在西方，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反过来强化了人的个体性。相反，“个体”在日本是很弱的。在日本常有人说要尊重个性，但这个话的意思其实是要尊重私人的东西。因而他们作为个体是柔弱的。说到自由城市或者市民社会，人们往往倾向于从个人出发开始思考。然而事实上，欧洲的城市是从行会或同业工会这样的团体出发而形成的。就是说所谓的城市，并非众多个体的集合，而是同业工会等团体的联合。城市便是这样的联合体，是这种关系网络的总和，而个体也从中得到培育。所以说个体从根本上便不可能对公共领域漠不关心。附带说一句，和辻不但把日本与西方做比较，还将之与中国比较。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是作为民间同乡团体的联合而成立的。国家仅仅只是作为官僚组织存在于其表层罢了。“民众无需借助国家权力，仅靠同乡关系便能巧妙地展开大范围的交易。因此，无政府的特征并未妨碍其经济上的统一。所谓国家就是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官僚组织，而并不是国民的国家组织。”5当然了，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在一些方面基本是不变的。比如说，现在的中国是共产党治理，然而其相当一部分经济力量实际来自客家人、华侨等遍布全球的关系网络。在观察中国时，必须注意到这种二重性质，那是跟日本很不同的地方。其实最近有其他人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在《法律与成规》一书中，宫崎学使用了“个别社会”这个说法。社会学里有部分社会与全体社会的区别，而宫崎则是独特地将部分社会称为个别社会。这个部分社会也并不是指构成全体的一部分，而毋宁说是独立于全体社会，并与之相抗衡的那种部分社会，宫崎特别地将其称为个别社会。在政治学里，我们把习俗、村落等存在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种种集团称为中间团体或者中间势力。中间团体、中间势力原本是孟德斯鸠的观点，但宫崎说的个别社会与之意思基本一致。不过宫崎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从“法律”和“成规”的视角来区分全体社会和个别社会的。比如说，农村共同体也好，像宫崎所举的黑道组织的例子也罢，个别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为所有人遵循的规范。宫崎把这种规范称作成规（掟）。成规虽然不像法律一样得到明文规定，也没有惩罚规则，人们却不会轻易违背。因为一旦做了成规所禁止的事情，便会受到所谓村八分6那样的对待。相反，法律则是确立于个别社会之外，不存在通行之成规的地方。比如在民族国家这样抽象的“全体社会”里，人们所共有的规范便不是成规，而是法律。举例来说，家人间发生争执的时候，不管如何拳脚相向，一般来说也不太会去报警吧。大家一般会在家族内部，或是亲戚熟人之间解决。只有实在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会报警，也即诉诸法律手段。同样作为共同的规范，个别社会的成规和全体社会的法律在这方面存在着区别。然而在宫崎学看来，这种区别在日本社会里并不成立。他说这是因为自治性个别社会在日本势单力薄。究其原因，在于日本从明治以来，封建时代的那种自治性个别社会发生了彻底瓦解，所有人被吸收到全体社会中，实现了急速的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则相反，现代化是以自治都市、合作社、行会等其他联合体得到强化的方式逐渐发生的。所谓的“社会”，指的便是这样的个别社会所组成的网络。因而社会被与国家相区别，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日本，由于个别社会极其羸弱，社会的领域与国家别无二致。宫崎学进一步指出，统治着日本的既非国家也非法律，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世间”。自主性的个别社会解体以后，日本成功地快速实现了民族国家建设，并发展了工业资本主义，然而这套做法在如今的全球化进程里已经行不通了。反观中国，强势的个别社会—比如“帮”和亲族组织—一直都阻碍着国民（nation）的形成。中国的现代化因此比较迟缓。然而中国却存在着超越国境的个别社会网络。在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反而成了一种有利条件。而日本在这方面的缺失正逐渐成为一种不利因素。这便是宫崎学所做的探讨。宫崎学的这些想法，跟和辻讨论的内容是重合的，这一点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吧。此外，宫崎认为日本社会的特征形成于明治以后，在此期间，以往封建时代存在过的自治性个别社会全面解体了。在这一点上，其实他的想法与丸山真男异曲同工。丸山真男没有使用“个别社会”这个概念，但他将同样的事物称作“自主团体”，或是借用孟德斯鸠的说法称之为“中间势力”。关于这点我们稍后再作说明，这里首先想要说的是下面这点。一直以来，人们都把丸山真男当成现代主义者、市民主义者来对待，将他看成进步知识人的典型而打发了事。但是他所讲的东西，并非必然就是“进步主义”性质的。比如他曾指出，在西方确立了“学术自由”这一传统的并不是进步派，而是那些既有势力，即中间势力。
[明治政府]在创造臣民、使他们一律在国家权力面前俯首帖耳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像样的抵抗便成功了。在这一成功的背后，国家极早便垄断了教育权这一事实具有关键的意义。国家对国民实施义务教育，如今已是现代国家的常识了。但像日本这般轻巧顺畅地实现教育垄断的国家却是极为少有的。这是因为欧洲有着教会这样极为庞大的历史实体。教会处于国家与个人之间，被称为自主团体，也就是说它并非由国家创设，而是独立于权力的那类团体的典型。教会在传统上一直主导着教育事业。于是无论在哪个国家，围绕着教育权，教会与国家之间都展开了激烈对抗。然而日本自德川时代开始，佛教的寺院便已经完全成为行政机构的基层。也就是说在日本，寺院早已不是自主团体了。正因如此，从寺子屋教育向国家教育的转换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实现。此外对于国家权力的全能化倾向，欧洲的自治城市和地方公社构成了与之对抗的要塞，采取建设自主乌托邦的举措，而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城市几乎全都是行政城市，连德川时代乡村中仅存的一些自治，也通过町村制改革而完全被官治行政的基层所吸收，所以中央集权国家一旦建成之后，能够称得上自主团体的、可与国家相对抗的势力几乎完全没有。这一点同样致使无自由的平等化、帝国臣民的均一化得到了极为快速的推行。（《思想与政治》，《丸山真男集 第七卷》第128—129页）
日本的个别社会、中间势力十分薄弱，这使得中央集权化成为可能。然而与此同时，这又使得个体也变得非常弱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完全不存在个人主义。比如和辻就有过如下论述：现代日本并非没有个人。然而这种个人除了自家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他们没有公共关切。也就是说，这样的个人是“私人性”的。
在这点上，丸山真男同样展现了深刻的洞察（《个体析出过程的种种模式》，《丸山真男集 第九卷》）。他将个人从传统社会（共同体）中析出时的模式以上图的矩阵来进行考察。这个图是以“联合”sociative还是“非联合”dissociative作为纵轴，以对政治权威的向心式centripetal还是离心式centrifugal态度作为横轴的坐标轴，来考察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个人对社会所采取的态度。其结果如同该图所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的民主化的个人，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参与集体性政治活动的类型。而2的自立化个人的类型，则自外于集体性的政治活动。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互相联合起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平时不会特地参与政治活动，却也并不拒斥政治，而是一旦有事时便会参加。因此，1类型的人们大多倾向通过中央权力实现改革，而2的人们则对保障市民性质的自由抱有关切，热衷于地方自治事业。接下来的类型是3的私人化，私人化是民主化的反面，然而与自立化也有所不同。要解释的话，3就是拒绝一切政治活动，据守自己私人世界的那种类型。用和辻的话来说，他们对自家围墙之外的事情一概不关心。在文学领域来说的话，那便是“私小说”了。最后一种类型是4的原子化个人，也跟3一样是从政治性、集团性活动中分离出来的存在，然而与3不同，他们缺乏属于私人的内核，是一些一味追随大众社会、随波逐流的个体。丸山真男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私人化的个体虽与原子化的个体类似（两者都对政治漠不关心），然而前者仅仅关心属于私人性的事务，而后者则是流动的。前者从社会实践中抽身隐遁，后者从社会实践中转身逃走。这种隐遁取向，是与社会制度中官僚化的进展相呼应的。“原子化的个人一般对公共问题不甚关心，但正是这种不关心往往会突然转化为狂热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他们为摆脱孤独和不安而焦虑，正因为如此，这种人才会全面归依权威主义的领导，或是忘我地投入到那种国民共同体、人种特质永存观念所表现出的神秘‘集体’中去。”（同前第385页）也就是说，私人化的个体类型不参与政治，而原子化个体类型则会在“过度政治化和全然的漠不关心”之间摆荡。后者便是大众社会中个体的存在形式。丸山脑海中所浮现的，想必是那些被法西斯主义所吸收的大众吧。如果我们基于丸山的图示来重审前面提到的和辻的想法，便会得到如下结论。和辻所说的，存在于“城墙”之内的、为公共性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诞生的那种个人，属于类型2自立化的个体；而存在于“家族”内部、对外毫无关心的个人，则是类型3那种私人化的个体。然而即便在西方市民社会里，19世纪之后也出现了类型3的个体，到20世纪出现大众社会之后，更是出现了4那种类型。和辻离德归国以后，纳粹便执掌了政权。当然，丸山真男并不是说这四种类型的人真实存在。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属于某一个类型，也不可能一辈子都不改变，总会同时保有各式各样的要素。而且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只属于某一种类型。不管在哪个社会里，都会同时存在着好几种类型的人。然而哪种要素占了支配性的地位，会极大地影响一个社会的面貌。丸山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近代化是自发形成、渐进展开的，那么2和3便会占较大比例；相反在后发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会有更多1和4的类型。另外一般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以及大众社会的发展，类型4会愈发强势。包括日本在内的“后发国家”在近代化时，往往会有很强的1的倾向。比如韩国等地就是这样。而在如今的韩国，2、3的倾向，继而4的倾向也逐渐增强了。但是2至今仍旧可说是很强势的。与之相对，日本的特征则在于2的弱势以及3、4倾向的强势。也就是说自立化的个人类型十分少见，而私人化类型的个人特别多。在日本，人们在表现得个人主义的时候，其实是在变得私人化。也就是说他们成为3那种类型，不进行公共性的政治参与。早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日本便能观察到“大众社会”的现象了。就是说，4的要素向来是很强的。那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丸山真男在其他论文里做过如下解释。
无庸赘述，为了迅速应对国际压力和“不落后于外国”，在日本建立统一国家和强制实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的，接着它又被马不停蹄的近代化—官僚机构的统治一直延伸到基层的行政村，完成以轻工业和军需工业为机轴的产业革命—所承接，这一过程在社会层面之所以可能，其秘密就在于遵循自主特权的封建—身份制中间势力的反抗极其微弱。明治政府必须先于开设帝国议会而创设新的华族制度（生造出来的贵族制，该词本身便是种矛盾修辞），从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亦可知，像在欧洲所见的享有社会荣誉的顽固的贵族传统、自治城市、特权行会以及拒绝外部权力干涉的寺院等对抗国家权力的社会堡垒，原本是何等的脆弱。前述“立身出世”的社会流动性出现极早，其原因就在于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近代日本是暴发的社会（统治阶层中多数人就是由暴发户构成的），无民主化的“大众化”现象，也随着技术的普及而较早便为人们所注目了。7
就是说，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实现现代化，其秘密便在于封建—身份制的中间势力之抵抗极其微弱。与之相关的是如前所述，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国家不费吹灰之力便掌握了教育的权力。使这成为可能的，是德川体制之下，佛教团体向纯粹行政机关的转变。佛教在16世纪末发生转向，向国家屈服。与此同时，自由城市（一向宗的堺市、法华宗的京都）已然几近崩坏。日本也曾存在过的城市（市民社会），在那时便基本都解体了。但是可以说，在京都和大阪，多少还残存着一些当时的市民社会的传统。
中间势力不仅存在于欧洲，也同样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和印度世界，对现代国家的集权化产生了抵抗作用。现在的话，去看一下阿富汗和伊拉克便可以了解。伊斯兰教各派都从国家中独立出来，然后借助于此，各部族也都实现了独立。这种情况下，便很难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统一起来。
丸山真男虽然被认为是进步主义的启蒙派，却重视那些不得不说具有封建性质的旧势力，认为他们的抵抗是不可或缺之物。这看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其实如果对孟德斯鸠的想法有所了解，便不会觉得特别惊讶。孟德斯鸠是法国大革命以前的人，经常被拿来跟卢梭比较。卢梭正是布尔乔亚（市民）革命之代表，而孟德斯鸠则是代表所谓贵族（封建领主）阶级的人。但是，孟德斯鸠有一些卢梭不具备的重要认识。
人们一般会把政体区分为共和政治、君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但在孟德斯鸠看来，这种区分并不重要。君主制若是不存在制约权力的中间势力（贵族、神职人员等），便会转变为专制政治。就这点而言，共和政治也别无二致。事实上，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恐怖政治”便是其明证。另一方面，能够抵御专制政体的，也正是中间团体、中间势力。孟德斯鸠在贵族和教会那里发现了这些势力。换句话说，正是在那些被当时的启蒙派看成前朝遗物而加以非难的东西之中，他发现了抵御专制政治的关键所在。
总结一下讲到现在的内容，大略如下。在日本，因为不存在个别社会、中间势力，也即不存在社会维度的抵抗，所以统一的国家得以迅速形成，工业化也得以快速推进。然而这种好处却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们不得不以其他方式来偿还。
丸山真男以上述图示的方式考察了明治以后日本发生的现象。个人化以私人化的形式得到了实现，这事放到小说领域来说的话，便是私小说了。日本的批评家长久以来一直都在批判私小说，说那是对西方小说的误解和矮化。但是那并不是什么单纯的误解。按照刚才的图示来看，西方的现代小说是基于2成立的，而日本并不存在2那样的基础，所以立即便转变为3那种类型了。私小说的基础是“私人化”，而斥责这种私人化倾向的，则是昭和初期风靡于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小林秀雄曾经如此写道：“自从马克思主义文学输入日本以来，作家等对于日常生活的反抗首次成了至关重要之事。输入的东西并非文学的表现手法，而是社会思想。这说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思想难以消解为作家的个人技法，而是具有绝对性的、普遍性的特质，这样的东西输入文坛，对于我国的现代小说来说可谓前所未有的事件；文学界中继此而起的种种混乱，若抛开这一事件史无前例的特征不谈，便难以得到说明。”（《私小说论》，1935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从3到1的转变。然而这仅仅是一时的现象。没过多久马克思主义者便遭到镇压，纷纷转向，这时候人们不是转为2，而是更多变成3乃至4的类型了。换句话说，就是变成私小说或是大众小说的类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的类型重生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共产党重又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这不仅是否定3的，而且连2也一并加以否定。对此，战后的作家们是进行了抵抗的。他们是一些在战争期间从1转变为2类型的人们。在战后，他们一方面抵抗1那种共产党的运动，另一方面又在与私小说，也即3那种自我封闭的倾向作对抗。这种二重性直到1960年代依然存在。这便是日本“战后文学”的特征。为什么是1960年代？因为一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共产党此时丧失了权威。换句话说，1的类型被否定了。1960年代之后的新左翼更注重的是个体性的因素。换言之，2那样的形态成为主流。然而在1970年代之后，运动在以1的形态变得过于激进的同时，其遭到的挫折又强化了向3转变的倾向。更进一步说，那与其说是在向2变化，倒不如说是在向4转变，也即朝向大众社会、消费社会的个人及其代表文化转变。自那时起直到今日，3和4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人们若不是变得极度私人化，就是变得极为原子化。然而，我们并不能将之视为大众社会、消费社会的一般情况。正如我已经数次重申的那样，尽管无论在哪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但却不能完全归因为这些因素。在我看来，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还是得去日本现代历史的独特性中寻找，这一独特性便在于，现代日本国家的成立，是建立在对中间团体、个别社会的摧毁这一基础上的。这一过程不只发生在明治时期，而是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个别社会和既有势力，纷纷作为可能威胁到国家、国家利益的因素而遭到责难和压制。比方说工会（国劳8和日教组9之类）、创价学会10、部落解放同盟11、朝鲜总联12、大学（教授会）自治……这些非难往往打着推进全球化的旗号。到了2000年，这些个别社会、中间势力基本已尽数瓦解。加之小泉上台之后，将所有与之对抗的势力称为“守旧派”从而否定了它们。让我试着回顾一下到那时为止的经过。刚才讲到丸山真男在1960年目睹了群众广泛参与抗议游行，认为市民社会已经在日本成形了。然而实际上，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与之相反的事件。在与安保斗争相同的时期里，存在着巨大的劳动争议事件（三池斗争13）。这场运动失败的结果，是工会运动，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和弱化。包括我自己在内，新左翼中存在以学生运动的视角来理解安保运动的倾向。这也是因为新左翼基本上不是别的，就是学生运动本身。然而，安保游行之所以规模空前，并非由于学生的参与，而是工会，也即总评14的缘故。国劳尤其作用重大。事实上，国铁的政治性罢工对于政府的打击是极为深重的。因此，如何才能搞垮国劳，后来成了国家与资本的课题。当然不止国劳是他们的问题，日教组也是问题。这些“中间势力”存在于各地和各领域，然而在安保斗争以后，日本的国家和资本势力开始试着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来压制它们。这样的政策其实是奏效的。到了1970年代的学生运动，也即“全共斗”运动的时候，学生虽然展开了活动，然而除了三里塚斗争15之类的例外，这些活动几乎完全没能与工人运动产生联动，也完全未能与农民运动串联起来。从这点上说，法国等地的1968年革命是非常不同的。法国的1968年倒不如说跟日本1960年安保斗争中的状态比较类似，参与者有工会，有共产党，也有社会党。夹杂在这些之中的，是学生的先锋运动。那并不是学生群体的单打独斗。可以说正是女权主义者、少数族裔等种种彼此对立的势力四方辐辏，才有了1968年的革命。当然，那也是基于城市公社运动的传统而存在的，而日本则不具备那样的传统。但是我感觉，1960年的时候那种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也难怪丸山真男他们会如此感慨万分。但到了1968年，运动中便缺少了1960年时存在的一些事物，那便是“中间势力”。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在安保斗争中吃了亏的日本资本与国家势力，铆足了劲要把它们给悉数铲除。然而看一下1980年之后的情况会发现，或许“中间势力”仍在日本残存着。比如1990年以后，新自由主义一词开始普及。但事实上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便以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的形式出现了。它在日本的代表则是中曾根首相。他主导了国铁的民营化改革，而这实际上便是国铁工会（国劳）的解体。国劳既然是劳动总评议会（总评）的核心，那么其解体便意味着总评的解体。到了1990年，总评便消亡了。于是，长期以来得到总评支持的社会党也就消亡了。紧接着发生的，是对日教组的打压，以及教育系统受到的管制。所谓的大学民营化实际上是大学的国营化。到那时为止，即便是国立大学也是自治运营的。也就是说，那属于一种封建式的中间势力。民营化了以后，这一自治集团便瓦解了。私立大学也是一样。随着国家增加对大学的财政援助，国家对大学的控制也增强了。再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公明党16参加联合政权而实现的对创价学会的收编。创价学会多年以来倡导大众福利和反战，而在成为执政党后对这些主张开始有所保留。这样一来，宗教界的中间势力也受到了压制。还有一个遭压制的就是部落解放同盟。部落解放同盟的活动不仅仅针对部落，他们还支援所有遭受差别待遇的少数群体的抗争运动。另外，他们还具有抑制右翼的力量。可以说正是解放同盟变得无力化之后，歧视性的运动才开始纷纷出现。在1990年代里，上述这些中间势力纷纷在媒体的宣传活动中受到攻击，它们被指责是封建的、不合理的和低效的存在，会导致在与外国的竞争中失败。这些非难很难反驳。说实话，大学的教授会是很陈腐，而国铁的服务也确实糟糕。解放同盟也因为纠弹斗争17而恶名远扬。值得批评的问题确实数不胜数，想要为之辩护难如登天。然而应该要指出的是，“中间势力”本来就是这样的存在。比如在孟德斯鸠看来能够作为中间势力保全民主主义的贵族和教会，也都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些势力在法国大革命中尽数瓦解，也是在所难免的事。一旦人们众口一词加以责难，他们也就难逃土崩瓦解的命运。但这样一来，能够抵御专制的社会集团便也不复存在了。到2000年，日本的中间势力已基本全部瓦解了。这时小泉政权便得以粉墨登场。他把那些中间势力的残党称为“守旧派”，力图将之清除殆尽。刚才提到在孟德斯鸠看来，没了中间势力，社会便会成为专制国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之后，日本便成了一个专制社会。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呢？其中一个明证便是，日本社会不存在示威游行。如今这个专制社会，并非什么专制君主或者军事独裁者所统治的社会。与那种专制国家相比，日本既有国民主权的体制，又实行代议制民主。那为什么这是一个专制国家呢？为了了解这点，我们有必要思考一番代议制民主。在这种制度里，国民能够通过大选来决定立法和行政的权力。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在代议制中，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投票。但在投票时，每个人都舍弃了其作为具体的个别社会存在，仅仅作为抽象的个人而存在。人们各自在密室一般分隔开来的地方，在选票上写下名字，他们不能与其他人接触。按照刚才的图示来说的话，人们都是处于4的状态。那么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到底身在何方？在代议制中，国民仅仅是以“支持率”这样的形式存在的。那是一种经过统计学方式处理的“幽灵”一般的存在。比如在电视节目行业，收视率占据支配地位。我们并不知道具体谁在看电视，但统计学式的数据却支配着其运转。国民虽然是主权者，但无论哪里都并不存在明确的个人。存在着的只有像收视率那样看不到真人的支持率。每个人各自从被给予的几个候选人和政党中进行选择。然而，这真的是政治参与吗？每个人可以做的仅仅是选出一个代表而已。照孟德斯鸠看来，代议制是一种贵族制，甚至是寡头政治。与此相对，他认为民主的本质在于抽签。也就是说民主制所要求的，是行政中权利在事实上的平等。代议制其实是贵族制乃至寡头制，时至今日，这一点反倒更为露骨地展现出来了。比如日本有权势的政治家许多是官二代、三代或者四代。他们都是各个地方上的豪强显贵那样的人物。在这一点上，现在其实跟德川时代没什么不同。甚至德川的时候还更好一点呢。德川时代虽然也世袭，实质上却是基于养子继承制的。此外在幕府老中的选拔标准上，相比各藩的规模和等级，更看重的是大名的个人能力。相比之下，现在的代议制又如何呢？现在的首相连“未曾有”的读法都不知道，这可真是未曾有之事。当然了，即便会读也没什么两样，因为他只是照读官僚写的稿子罢了。也有些政客因为批评官僚而收获喝彩，但到头来，他们也只是追随其他政府机关和官僚所做出的决策。因此，当前的日本已经被国家官僚和资本完全控制，故而可称为专制国家。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逃脱专制国家的摆布？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去寻求代议制之外的政治行动。前面已经说过，代议制不过是可以选择代表的寡头制，并不是民众可以参加的民主制。我认为民主并非议会政治，而只有通过游行这种议会外的政治活动，民主才有可能实现。有些人会说，既然已经有了议会选举，那么再想以游行来改变政局，便是违背了民主。然而如果仅有议会制度，民主便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也总在发生抗议游行。他们的选举运动本身就是类似于游行的活动。正是游行一类的行动，维持着民主制的运转。1960年6月，在首相官邸连日遭到大规模的示威群众包围时，岸信介首相曾这么说道：在后乐园球场里，看球赛的观众可有好几万呢。他言下之意是，这些“无声之声”全都是我的支持者。诚然，参加游行的人只占少数。就算参加者再多，跟电视节目的观众数量比起来，也不过九牛一毛。但是，只要有这样的游行，就可以说作为主权者的国民是存在的。因此，在其他国家里，人们不仅去选举，还会去游行。在日本则没有这样。刚才已经讲过，这是因为中间势力、个别社会已经瓦解了。这才出现了如今否定游行的风潮，认为去游行是幼稚、愚蠢的行为。另一方面，如今不少人即便想要游行也做不到，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1960年代的日本之所以游行频仍，是因为工会势力强大。以工会为核心，为数众多的团体和个人才得以聚集起来，对于私人化了的个人（类型3）来说，仅仅是去参加游行这件事便已意味着巨大的跨越。至于4那种原子化类型的人，则根本不会去游行。因为他们觉得公共事务与己无关。他们关心公共问题的时候，也就只有针对外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的时候了。但是在日本，那也不会以游行的形式公开化，只会在网上闹闹罢了。那么，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是否天生柔弱不堪，是不是精神上就有这样的特征？我觉得不是的。无论在哪个国家，从团体中剥离的个体都会是弱小的。相反，参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自主团体”，也即合作社、工会和其他各种联合体（association）的个体则是强大的。常有人说日本人在外国会聚在一起。但是并非如此。日本人其实是不喜欢团结的，反而更想要跟外国同化。因此他们作为个体十分弱小。一旦有个事情也只会暗自流泪直到入眠。而别的国家来的移民则不然，他们之间关系紧密，并拒绝被同化。因此，他们作为个人也是非常强大的。2那种类型，也即积极参与结社的个人并非从来就有的。他们毋宁说是在结社中形成的人们。也就是说2的类型并不只是纯粹的市民，而总是属于某个联合体的。相反那些私人化的个人由于彼此孤立，因而在政治上只能是十分脆弱的。刚才讲到过，对于日本人之所以不去游行的现象，有些人将其怪罪于大众社会和消费社会，也有些人认为那是因为现在已经有网络等其他政治活动和发言的手段。然而这些情况在其他发达国家同样存在，无法专门用来说明日本的情况。比如在那些2的类型（倾向于结社的个体）原本就很多的地方，互联网可能会具有推动人们结社的功能。然而像在日本这样的地方，互联网却只能促使“原子化的个体”类型不断增殖。那些匿名发表意见的人们不会在现实当中与他人接触。一般来说，匿名状态下得到解放的欲望一旦与政治相结合，我们就要警惕这些力量加入排外的、歧视性的运动之中。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从政治上来看便是法西斯主义。然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除了听之任之别无他法。在2channel18上，你是不能尝试去说服别人的。这一空间或说结构规定了其中的主体。最好的证据便是，一旦人们脱离匿名状态，他们的意见就会变得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明现代日本的状态，而应将其看作政治上的失利导致的专制国家状态。而只要事情确实如此，我们就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谋求改变才是关键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去形成个别社会，组成联合体（association）。无论什么样的结社当然都没问题。那也可以是小规模的集会（寄り合い）、交流会（連絡会議）一类的形式。如果没有这些团体，个人就只能是十分弱小，变成3或者4那样的类型。最后，我想谈一下在这个问题上作为日本的例外情况的冲绳。美伊战争时，冲绳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这并不奇怪，冲绳是有美军基地的地方，而且冲绳还一直受到国家的不当对待。但是，这些并非他们去游行的全琉球是明治之后被纳入日本统治的。冲绳并没有所谓的“德川时代”。因而自主的共同体氛围在冲绳依然很浓厚。直到如今，像模合（もやい，类似日本本土的赖母子讲19）这样的信用制度依然在那里通行。另一方面，冲绳由众多岛屿组成，不同的岛相互厌憎。大家虽然在面对日本本土和美国的时候会同心协力，但平时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像这样大家都属于某些个别社会，属于这种“具有成规的自律社会”的情况，是不是反倒是给了每个个体以巨大的力量呢？我是如此认为的。以前，这一主张用在京都的情况上也是成立的。比如说在东京，学生运动和游行在1970年代前期便已偃旗息鼓，然而那在京都却持续到1980年代。京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里还留存着一些城市共同体的传统。这并不总是“进步主义”式的东西。包括寺庙及受歧视部落在内，京都那时明显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中间势力。然而1990年以后它们逐渐没落，才终于成了今天这副光景。我之所以要谈游行，当然不是为了号召通过游行来发动革命，也不是要倡导以游行来改变社会。我要说的是，游行的行为本身便是有意义的。游行的存在，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一个国家不是专制国家，而是贯彻民主的。最后，我想再重新思考一下“游行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日本宪法的第二十一条中有“集会、结社、表现的自由”，却并没有出现游行这个词。这是因为游行被包括在集会（assembly）之中了。然而在日本，人们习惯于区别游行和集会，就有了不必要的混乱。像是有人以为集会允许但游行不可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混乱，我想不用游行或集会，代之以assembly这个词。事实上，议会同样也是assembly。assembly就是“聚集”的意思，用日语来说的话就是“寄り合い”（集会）。近代以前就有集会了。不仅在日本，无论在何处，都是自古以来就有集会的。它到后来发展成了议会（assembly）。因此，游行、集会和议会是同源的。卢梭曾说道：“只有在assembly里，人民才能作为一个主权者来行动。”（《社会契约论》）这里的assembly不是代议制的议会。这是因为，代议制议会已经失去了“团伙”所具有的直接民主的要素。照卢梭看来，代议制下的人民只有在投票时才成为主权者，在那之后便沦为奴隶了。“所谓的‘代表’是一种现代才有的东西。在古代的共和国，乃至在君主国里，都绝对不存在什么人民大众的代表者。”刚才讲到，代议制是一种类似于贵族政治的东西。那么，卢梭所讲的那种人民作为主权者参与的assembly，或者说直接民主，究竟在哪里存在着呢？如果以为那是古代雅典的民众大会之类的东西，可就搞错了。那只有少数市民才能参加，占多数的女性、奴隶和小孩都被排除在外。顺便一提，苏格拉底遵照代蒙（daimon，精灵）的叮嘱，不去参加民众大会，而是在广场（agora）上跟人讨论问题。或许，只有在那里才有真正的民众大会，有真正的直接民主。卢梭曾说：“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民的assembly总是统治者的畏惧之所在。因此为了不让聚集起来的市民好过，他们会在在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极尽检查、妨碍与干扰之能事。”（出处同前）卢梭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这种人民的assembly，除了街头的游行、集会之外没有别的可能性了。事实上在日本，游行一直都受到阻碍与讥诮。为什么？因为那里才有真正的assembly，那才真是“统治者的畏惧之所在”。总之在日本要实现民主，除了进行游行之外别无他法。这并非意味着游行就能改变社会，而是若不游行，日本社会是不可能改变的。
注释
1.战后日本著名政治学者，社会评论家。
2.《风土》，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8—149页，译文略有改动。
3.《风土》，第146页。
4.《风土》，第148页。
5.《风土》，第114页，译文略有改动。
6.农村社会中对破坏成规的成员所采取的制裁行为，一般会采用全员与该对象断绝任何交往的方式。
7.《日本的思想》，宋逸民、吴晓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第32—33页，译文略有改动。
8.全名为国铁劳动组合，日本国有铁路及其后续的JR集团的员工工会之一。成立于1946年，1987年日本国有铁路分割民营化并改名为JR集团，而国劳则并未改名。
9.全名为日本教职员组合，是日本学校教职员工会的联合体。以改善教职工待遇、提升教职工地位、增加职工人数、改善教育条件为主要目标展开活动。成立于1947年，为现有的教职工工会中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一个。
10.于1930年创立的宗教法人团体，创始人为教育家牧口常三郎与户田城圣。教义主要受佛教日莲宗的影响，以传播法华经思想，实现世界和平等为宗旨。1962年创设公明政治联盟，在两年后成立公明党参与日本政治。
11.以解放包括部落民在内的所有受歧视人群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团体，设立于1946年，前身为1922年在京都成立的全国水平社。部落问题是指明治后长期存在的，针对一部分原贱民或朝鲜人聚居区居民的系统性歧视现象。
12.全称为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是一个位于日本的朝鲜人组织，自我定位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旅日公民团体”。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此组织被认为在事实上承担着维持日朝两国外交关系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成员曾涉嫌作为谍报人员参与多项反日活动，该组织被日本公安厅列为“有过暴力主义行为前科，未来有再犯可能性的团体”之一。
13.指1959至1960年发生在九州地区三井三池煤矿的大规模煤矿工人罢工斗争事件。为反对三井矿山公司以经营合理化目标而做出的裁减工人方案，三池工会组织了全面罢工与之对抗。在罢工过程中，日本财界各方倾全力支持三井矿山，而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则全面支援三池工会，故而运动被三池工会称为“总资本与总劳动的对决”。罢工持续将近一年之久，历经工会内部分裂、警察的武装介入和总评的妥协，最终以工会方面的失败告终。
14.全称为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成立于1950年，是日本各类工会的全国中心。1989年后与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等四个全国中心合流，发展为日本劳动组合总连合会（简称为“连合”）
15.指1960年代后半以来，为反对在千叶县成田市农村地区建设新东京国际机场（通称成田机场）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活动。斗争的参与者除了在该地拥有农田的当地农民以外，还广泛包括各派新左翼运动家，尤以中核派与第四国际日本支部为主。直到2021年7月，作为反抗主体的三里塚芝山连合空港反对同盟仍在进行活动。
16.由创价学会所支持的日本政党，是符合日本法定立党条件的唯一宗教政党，曾在1993、1994年间参与非自民、非共产八党派联立内阁，后又于1999年开始参与小渕第二次改造内阁，并自此与自民党长期合作。除去2009至2012年政权更替后的下野期间，公明党长期作为执政党的一员参与日本政治。
17.指部落解放同盟相关人员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一旦认定某行为涉嫌歧视，同盟人士会召唤行为的实施者及其上级，以确认事实的名义加以严厉谴责，令其进行自我批判、纠正对部落问题的认识，并对歧视进行谢罪和补偿。由于过程漫长且手法严苛，纠弹斗争往往使实施对象产生心理阴影，乃至罹患精神疾病。这使得同盟的外部支持率急剧下降，并招致运动的退潮。
18.2channel，日本代表性的匿名网络论坛，由西村博之创建于1999年。
19.赖母子讲（たのもしこう），又叫无尽（むじん）、无尽讲（むじんこう），冲绳等地称为“模合”，是一种存在于日本民间的互助性金融制度。在其基本形式中，首先需确定参加的固定会员，每位会员每次缴纳一定金额出资，该笔资金由会员之一全额获得。这一过程反复进行，每次由不同会员轮流获得全部出资，直到所有人都领过为止。此后再根据会员意向重新开始新一轮。从原则上看，所有会员的支出与收入是完全相抵的，但在某轮里率先获取出资的会员，相当于可以事先得到后来出资所需的储备金，该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有着相互扶助的意义。
本文选自《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感谢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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