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美国总统当选人乔·拜登（Joe Biden）任命凯瑟琳·戴（或称戴琦，Katherine Tai）为美国贸易代表。如果提名得到确认，身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律师的戴也将成为首位担任总统首席贸易顾问的有色人种女性。
拜登已经提名了数位有色人种和女性担任国家高级职位，包括由退休的陆军上将劳埃德·奥斯汀三世（Lloyd Austin III）领导五角大楼，拉丁裔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泽维尔·贝塞拉（Xavier Becerra）领导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领导财政部等。华裔美国人凯瑟琳·戴再次成为团队一员，为其增添了多元主义和女性主义色彩。作为未来美国贸易办公室的新任领袖，其个人的特殊身份及专业技能无疑将对中美贸易乃至全球贸易带来影响。
图为凯瑟琳·戴；图片来源：Nikkei Asia。
45岁的戴琦是华裔美国人，父母皆为台湾移民，也被台媒称为“台二代”。相比于其种族和女性特征，民主党更加强调她适合贸易谈判代表这一角色的技巧和经验。戴琦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1996年至1998年，她曾以耶鲁大学中国学者的身份于中山大学教授英语，普通话流利。2007年至2014年，戴琦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中国事务的贸易执法首席顾问。竞选期间，各界纷纷对拜登经贸团队的关键人物予以揣测，但拜登竞选团队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一度接触为拜登竞选提供咨询的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试图探出“未来经济领域关键决策者”的口风，但所有人都拒绝对相关议题发表评论。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认为，拜登团队对关键经济人物的“沉默”意味深长，似乎是要刻意保守秘密。在对外贸易领域，有关拜登的贸易代表人选，CNBC、路透社（Reuters）等媒体曾普遍看好于2013-2017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总顾问珍妮弗·希尔曼（Jennifer A. Hillman）、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贸易副代表的米里亚姆·萨皮罗（Miriam Sapiro）等人。例如，具有律师背景的迈克尔·弗罗曼在2013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曾主导过对前苏联、中欧与东欧的经济政策。在奥巴马的竞选过程中，弗罗曼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民主党内的深厚资历可能会帮助弗罗曼在制定经济政策上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但与此同时，他在花旗的经历使其被贴上可能更重视大企业利益的标签。环保组织在批评弗罗曼秘密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便指出，“弗罗曼以牺牲合理的环境和气候政策为代价，照顾他在华尔街和公司董事会里的朋友”。另外两位在贸易领域表现出色的女性珍妮弗·希尔曼和米里亚姆·萨皮罗也曾备受关注。珍妮弗·希尔曼的职业生涯主要围绕着WTO展开。自1993年起，希尔曼负责在《纺织品和服装协定》通过之前就美国所有双边纺织品协定进行谈判。1995年，希尔曼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席法律顾问，监督完成执行《乌拉圭回合协定法》。其后，她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成员，负责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中作出裁决，并进行保障措施调查。此外，她还在2005至2012年担任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的七名法官之一。米里亚姆·萨皮罗曾供职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监事会、希望工程董事会、世界银行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调解员小组等部门，担任美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萨皮罗专注于跨界交易、诉讼和监管问题，就美国贸易和投资政策为公司提供包括贸易谈判、关税豁免和知识产权诉讼等方面的法律咨询。萨皮罗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并于2010-2014年担任奥巴马政府美国副贸易代表和代理贸易代表。2016年，萨皮罗在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工作论文《美国大选笔记：2016年后的贸易政策》（US Election Note: Trade Policy After 2016）中强调《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USMCA）对于稳定美、墨、加三国合作的重要性，维护了区域价值链的安全与稳定，可以有效促进制造业回流至美国国内。但萨皮罗在承担副贸易代表职责时饱受争议，常被指责在贸易领域资历微薄。凯瑟琳·戴几乎未进入中国媒体乃至外媒的视野，在路透社预测文章的结尾，凯瑟琳·戴的名字和其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现任贸易顾问、曾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中国贸易执法工作的身份和经历被一笔带过，处于预测名单中最不起眼的位置。因此，最终贸易谈判代表的人选可以说是超出了主流媒体的预料，而这也更加凸显出戴的独特之处。纵观几位被看好的贸易代表人选，其对贸易政策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共性，戴也不例外。作为更具专业化、执行力特征的贸易代表，戴也将服务于整个美国贸易政策，与主流观点保持一致。从最终的提名结果来看，相比于政治资历，拜登更看重未来贸易代表的专业技能和谈判经验，尤其关注WTO和USMCA在塑造公平贸易规则中的作用。戴不仅是女性还是有色人种，充分体现了民主党对少数族裔的保护和重视。而在贸易经验上，戴则具有在WTO、USMCA等重要贸易协定中的谈判经验，可以说是希尔曼和萨皮罗在贸易谈判领域经验的有机结合体。不仅如此，戴在WTO与中国进行过直接“交锋”。在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事务贸易执法首席顾问期间，美国于2012年就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向WTO提起诉讼，最终2014年WTO判定中国违规。奥巴马政府在WTO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几乎都由戴琦一手经办。对中强硬论在议会中几乎成为超党派共识，戴也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在议会积累了6年人脉的她表示，“在对中政策上，议会拥有强大的政治支持。”戴就曾经参与并积极推动《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该法案禁止进口由中国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力生产的产品。凯瑟琳·戴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讨论2019年美墨加（USMCA）贸易协定。图片来源：CNBC
同时，属于民主党的她曾公开承认，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方面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戴在美国国际法学会8月份举行的一个小组会议上表示，“我认为，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在贸易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策上，以及在推动我们真正需要解决和思考的实质性问题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戴还在美国进步中心（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次活动中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各种对抗性和挑衅性的策略，但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仍然是防御性的，依旧是对中国贸易行为和后果的被动反应，而“主动进攻必须是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盟友以更快、更灵活的方式展开激烈的竞争，最终能够捍卫我们开放的民主生活方式”。在戴眼中，中国应该被通过一种有说服力地（forcefully）方式用战略性眼光（strategically）去对待。各路媒体在预测时甚少对凯瑟琳·戴予以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戴没有当过副手就直接进入内阁的做法并不符合常理，再加上其个人相对低调，极少暴露在聚光灯下，有关其个人贸易倾向的态度少有踪迹可寻。卡托研究所赫伯特·施蒂费尔（Herbert A. Stiefel）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分析师莱斯特（Simon Lester）就戴最近对中美贸易、WTO、USMCA、争端解决机制、供应链等贸易问题发表的一些言论进行了文字记录。但这些都只是在非正式讨论中提出的一般性、概括性想法，相对宏观且中庸，并不是专注于特定议题或就特定国家的政策观点。这使其在美国贸易团队中显得颇为低调甚至“神秘”。未来，在政治资历雄厚的拜登外交团队中，没有担任副贸易代表就直接扛起领导大旗的戴能够在贸易政策上有多大的存在感也尚不可知。但这或许成为了戴的优点，即她在贸易政策上甚少个人色彩和偏好，也就自然较少受到党派和利益集团的影响，而是服从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整体，成为高效专业的“执行派”。想必这也是她能够获得民主党和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人“喜欢”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卡特勒（Cutler）所说，“在中美双边贸易紧张局势继续加剧之际，戴带来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她形容她的前同事是一个“问题解决者和直率的人”。首先，在人员任用上，拜登更加重视专业、中立、善于调节两党以及国内矛盾并且能够维持平衡的人才。贸易谈判代表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影响力，但是其主要还是负责贯彻和执行贸易政策，在谈判中为美国获得更多的利益。相比于戴女性、华裔、名校的个人特征，其在谈判和法律中的专业技术与能力仍是问题的关键。在贸易政策方面，戴恰恰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者。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和另外九位女性议员在11月24日一封致拜登的信中赞扬了戴的“经验和外交能力”，表示她特别有资格处理加拿大和墨西哥在USMCA中以及中美贸易紧张关系方面的问题。博纳米奇（Bonamici Praise）给予戴超高评价，“她的外交技巧和专业知识为她赢得了国会、劳工和环保领袖以及整个贸易界的尊敬。”莱斯特曾在提名公布前在博客中写道，“下一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工作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接受它的人将需要足够的经验和客观的态度，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提供方向。我们需要一个知识渊博、务实、非意识形态、熟悉关键国会成员和外国政府官员、不与特殊利益密切相关的人”。而从最终的提名结果来看，凯瑟琳·戴完全符合这一期待。其次，USMCA强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数字贸易等议题，是美国理想中“公平贸易规则”范本，在具体规则和谈判方式上USMCA将成为未来美国贸易谈判的样板。美国人对USMCA的看法与他们对整体贸易的看法密切相关。80%的人认为该协议将对美国有利，而13%的人预测将是不利的。萨皮罗就对USMCA予以高度肯定，指出其较NAFTA在劳工、环境、知识产权、数字贸易议题设置上具有先进性与可执行性，一方面有利于美国各种规模的公司扩大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业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这三个国家形成更加统一的标准。因此USMCA会发挥其模板作用影响美国未来的贸易政策谈判，戴琦在USMCA谈判中获得的经验与优势，特别在劳工问题上获得的谈判成果是拜登提名她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人对USMCA的看法；图片来源：盖洛普，2020年2月。正如拜登过渡团队的说法，戴的专业知识将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为美国工人提供支持。戴也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需要与其国内产业战略相协调。任用戴而不是其他有大企业背景的经贸界人士也是为了让美国国内工人吃上一颗定心丸。在与特朗普政府就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谈判期间，戴给许多议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银行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曾公开鼓励拜登选择戴，称她为这一角色“做了独特的准备” “她为美国工人争取利益的记录表明，她知道如何捍卫对美国家庭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她与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在一项贸易协定中为美国工人制定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并在两党的支持下使之成为法律，”参议院财政委员会Ron Wyden也表示。戴琦推行了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她的支持者说，拜登可以将这些标准应用到未来的谈判中。最后，拜登相当重视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希望充分发挥戴在WTO中起诉中国和在USMCA谈判中积累的经验，赢得未来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民主党人无疑是支持贸易的，支持贸易也意味着肯定特朗普时期签订的贸易协定和谈判结果的有效性，也即拜登所说，政府在评估特朗普政府与北京达成的协议时，他不会立即取消对中国的关税。戴也表示，特朗普的关税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无论谁赢得选举，未来几年都将不得不应对这段时间业已形成的贸易格局。贸易代表个人无法从根本上左右美国整体贸易政策，但戴作为贸易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和重要的决策影响者在整个美国经贸团队中有其特殊意涵。她不一定真正懂得中国，但台湾出生的华裔身份不可避免地带来多重影响。拜登这一“老谋深算”的任命可谓一举多得，既通过任用华裔体现了对中国的重视，直观上看似乎是在传递对华友好态度；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对台湾的关照；再加上戴自身相对低调，媒体曝光率并不高，使外界难以对其贸易偏好进行揣测。如此种种，都体现出拜登正在以一种极其隐蔽、巧妙的方式对中国施压。2020年1月15日星期三，在华盛顿白宫东厅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副总理刘鹤握手。
美国主流精英的共识是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的发展，但应当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化。如今，贸易在美国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大约80%的民主党人和78%的共和党人认为，贸易更多的是一种增长机遇，而不是来自进口的威胁。通过在WTO框架以及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中塑造国际规则以促进美国的出口，提升美国制造的竞争力。而在处理与中国贸易的问题上，民主党内普遍支持应当终止使中美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让步，而是更多利用知识产权、反补贴的、国有企业等标准规范中国的行为。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 Power）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21年1月/2月刊发表题为“乐观进取的力量：美国的优势和拜登的机会”一文，她指出新任美国政府不应在口头上强调抽象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应当用实际行动再次向世界展示美国在解决关乎数亿人生活的问题上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而戴恰恰是这样一位实用主义践行者，她的提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戴在法律领域的专业素养向国际社会传达出美国希望以规则为导向重塑世界贸易秩序的决心，祈求美国的国际领导力能够再次获得盟友以及全世界的信任；戴的华裔身份则向中国传递了美国同样希望妥善处理中美经贸问题，避免世界经济因中美贸易战陷入长期混乱和失序的谈判意愿；而戴在环境、劳工等特定议题中展现出的卓越谈判能力则是给国内民众吃下一粒定心丸，缓和阶层矛盾、重建国内各阶级对贸易的信心。全球贸易格局经历了深刻的调整，美国对待贸易的思维也随之改变。不需要老一套的沉闷思维，下一任贸易代表必须能及时察觉到这一细微的变化，并有能力让美国顺应时势而不至于陷入自耗。随着戴逐渐走向美国贸易政策的中心，她将不得不进一步淡化个人色彩，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观点，就政策方向做出明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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